白毛女的第一位扮演者王昆女士最近去世，翻开一些与她有关的历史记忆文字，重新思考中共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政治对文艺的影响，或政治对文艺的利用，能使我们看出许多问题。其一是党的文艺成为一种准军事文艺，按王震的说法，枪杆子达不到的地方，笔杆子能刺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笔杆子里面则出真理、出仇恨、出阶级力量；其二是，地主阶级成为中共斗争的第一对象，延安文艺座谈会是1942年，当时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但中共精神世界里，打击地主，却是第一任务，而按左翼文人刘白羽的说法，白毛女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的第一个婴儿。
延安文艺工厂不是一个欢乐工厂，而是仇恨制造工厂。毛泽东为什么在文艺座谈会上反资产阶级小情调？因为市民文艺多是爱恨情仇，是世俗生活的真实场景，但革命不需要世俗生活，革命需要制造仇恨，使虚拟的仇恨取代人们对现实的真实观照。现实生活中，有多少地主是靠暴力掠夺或欺骗农民得到财富的？中共完全可以通过调查得到数据，每一个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现实生活得到感受，但这些都不是延安人需要的，毛泽东的延安党需要的是激发百姓与战士革命激情的文艺。
文艺情感，一种虚拟的“现实”，被做成了历史的真实，也被制造成固化的意识形态，即，地主即敌人，对地主的斗争就是对敌斗争，最终是要消灭敌人，保护杨白劳与喜儿这样的受苦受难的人民。
我们要思考这样一个史实：当时中共在延安占领多年，大量的中共党员深入到农村，并有一系列针对地主的镇压与分田地的行动，但中共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案例（更没有相关数据），以证明地主罪大恶极，人们不仅没有看到地主的罪恶，反而知道镇压地主的惨无人道，上篇文章里，我讲到，毛泽东女儿李讷去看打地主，被吓哭了，这使毛泽东看到了革命力量的“过分”，所以开始改变方式。革命的邪恶不会通过文艺方式来揭露，但地主莫须有的罪恶，却通过文艺方式大加渲染、制造。
《白毛女》是被制造出来的，是中国政治文化需要的结果。
人们能够知道的，与白毛女有关的是一则流传在晋察翼边区的白毛仙姑的故事，这个故事1944年由《晋察冀日报》记者李满天告诉周扬，故事里说，在河北平山的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位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仙姑法力无边，能惩恶扬善，扶正祛邪。一般这样的传说出现，会引发大量的迷信者前往奉香膜拜，以求赐福祛病。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政治嗅觉灵敏的延安文艺人，找到了一个好题材，唯物主义者们不相信迷信，但却可以找到仙姑传说背后的阶级因素，为什么会有一个女人住到山里庙里？必然是阶级压迫的结果，乡村社会里，穷人举债、富人逼债，甚至逼出人命的案例总是有的，占人田地、欺人儿女的事情，也不可能没有出现，所以传说加上乡村社会的恶性案例，就可以编成一部反映阶级情感、激发人民仇恨的剧本了。
我们看《白毛女》剧本各幕主题词：序幕：压不住的怒火、第一场：深仇大恨、第二场：冲出虎狼窝、第三场：要报仇、第四场：盼东方出红日、第五场：红旗插到杨各庄、第六场：见仇人烈火烧、第七场：太阳出来了、第八场：将革命进行到底、尾声：百万工农齐奋起。
一起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一起可能通过法律追究责任的伤害，最终变成一场宏大的仇恨大戏，戏的最后，是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是百万工农齐奋起，与地主阶级进行一场血拼。制造仇恨的目的，是分裂人民，分裂人民的目的，是中共获得革命的力量，革命的资本，革命的动员，革命的最后胜利。
白毛女剧本的出现，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里程碑式成果，也是革命文艺思维的必然成果，而白毛女剧本里，中共形成了革命斗争的逻辑的固定模式。
杨白劳是佃农，欠了地主黄世仁的债，这在乡村社会中是常见的经济纠纷，自从人类发明了借债还本付息，就会出现还债或欠债，处理的方式一是通过固定资产抵债，二是重新立约，确定还期，还有就是告官，让恶意拖欠债务者下狱。黑社会的方式或是伤害债主，或是伤害无法付债者。
延安文艺人不会通过法律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法律的方式是告诉黄世仁与杨白劳，如何处理民间经济纠纷，让黄世仁不通过逼债逼出人命，而杨白劳不因为逃债而自杀，并让自己女儿被抢走抵债。当然延安革命文艺也不会倡导黑社会的方式，那就拍成了香港电影。
革命文艺思维是，地主必然会作恶，必然会抢走穷人女儿喜儿，拆散喜儿与其男友大春的爱情，并强占喜儿，迫使喜儿怀孕，逃走，在山庙中成为白毛仙姑。地主必然作恶，就会有穷人必然革命，参加八路的大春并没有去前线与日本人厮杀，而是回到村庄，减租减息，要求地主向农民让出一部分利益，这既有利于中共得到人心，也有利于中共抗战，因为后方财力供应，是中共最终胜利的基本保障（这无疑暴露了中共八路军的一个巨大的秘密，没有上前线，却在后方发展扩大自己的势力）。
大春代表革命力量，对地主的镇压，也就成为必然。
1942年5月，中共文化界只会记得这一时间有一个延安文艺座谈会，但有多少人会记得日本军队在这一时间对太行山的五月扫荡？会纪念这次扫荡中牺牲的中共高级将领左权及其他牺牲的官兵？
我们看一则回忆：
1942年5月，日军纠集3万多重兵，对太行山根据地进行残酷的“五月扫荡”。左权同志（他当时是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就是在日本鬼子包围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华北局机关，他指挥总直机关突围的时候不幸牺牲的。那年秋季以后才算是缓和下来。（亲历太行整风原太行区左权县委书记杨蕴玉访谈）
日本人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扫荡，毛泽东的延安中央并不介意，没有任何反击，也没有任何抗议，更没有任何文艺表现，或发动文艺工作者写作战歌，激发军民抗战热情，这一切都没有。有什么呢？有延安整风，有提升共产党员修养的训导，当然还有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时，中国的国家任务应该是抵抗外敌侵略，但毛泽东却能探讨文艺问题，革命文风问题，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毛泽东心中，并没有国家敌人，而是视日本、国民政府与共产党为三国，在三国时代，毛泽东如何联合、如何规避战争，保全自己并最终获得胜利，是第一要义，文艺要有政治使命，要成为一种武器。
白毛女还泄漏了中共延安时代另一个秘密：中共无意于法治民间社会，或和解民间冲突，而是激发民间仇恨，撕裂人民，利用民间旧有的仇富心态，让普通农民与地主成为阶级斗争的双方。时隔45年，王震还在首都文坛的一次会上讲道：“毛主席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之后，革命文艺开始大普及。”“马健翎的《血泪仇》、《穷人恨》是新秦腔，剧情十分感人，我曾看过多遍。欢迎国民党被俘官兵参加我军时，曾给他们演过这些剧目，连这些被俘官兵都看得泣不成声，边看边高呼：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看完《血泪仇》后，我还特意给作者写信表示祝贺。”
19岁就在延安扮演喜儿的王昆和成功地扮演了恶霸黄世仁的陈强以及参与作曲的著名音乐家刘炽，曾一同在延安杨家岭深情地回忆说：《白毛女》第一场就在这当时落成不久的中央礼堂上演，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都看了戏。演出很成功，观众反响非常强烈。随着剧情推进，连毛主席都不住地擦眼泪，观众哭成了一片。194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传达了中央领导的三条观感：“第一，这个戏非常合时宜；第二，艺术上很成功；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歌剧《白毛女》与革命圣地延安的红色情缘：作者：忽培元）
作家丁玲在一篇文章中回忆歌剧《白毛女》演出盛况时说：“每次演出都是满村空巷，扶老携幼，屋顶上是人，墙头上是人，树杈上是人，草垛上是人。凄凉的情节，悲壮的音乐激动着全场的观众，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掩面呜咽，一团一团的怒火压在胸间。”
我们根据所有当时媒体人、文艺人的回忆，都可以看出，并不是农村地主的真实邪恶，使农民们愤怒，而是由于延安文艺工作者创作了黄世仁的邪恶形象，造成人民群众对地主的仇恨，虚拟的黄世仁，虚拟的仇恨，变成了真实的仇恨，继而转化成打击地主的行动、力量。
据当时媒体报道，歌剧《白毛女》在延安演出30多场，场场爆满，这还是在抗日战争没有胜利之时，而抗战胜利后，《白毛女》在土改运动和解放战争中，充分发挥了艺术作品的感染力量，成为发动群众开展反霸斗争和土地改革运动的最生动的教材。一些村子在看了《白毛女》演出后，很快发动群众展开了反霸斗争。一些知识分子也撰文叙述《白毛女》对自己阶级感情变化所起的重要影响。有的部队看了演出后，战士们纷纷要求为杨白劳、喜儿报仇，掀起了杀敌立功的热潮。“为白毛女报仇”一度成为部队杀敌立功的口号之一。
白毛女演出团队，完全是一支精神部队，不仅在革命根据地演出，还能到国统区演出，因此有许多人扮演过喜儿，一位名叫孟于的女演员回忆，联大文工团1946年7月到张家口怀来一带演出，有一次演到杨白劳自杀，喜儿长跪不起，台下一片哭声，最后演到斗地主之时，更是群情激昂，观众向台上扔石头土块，扮演黄世仁的演员陈强眼睛就被打肿过，甚至还有战士看到愤怒时，端枪要冲杀黄世仁的扮演者，幸好被及时制止。
共产党人从来不讳言自己的“文化阴谋”或文化战略，延安文艺人与官方媒体公开承认，歌剧《白毛女》之所以在广大群众中反响强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最大限度地调动起了观众的“仇恨”情绪，为阶级战争积累心理能量准备必要的心理资源，使受其感染的观众群起而“复仇”。
党报如此总结：1945年上半年，抗日战争已接近胜利，在这紧要关头，要夺取执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最后胜利，对于中共这样一个相对弱小的非执政党而言，如何正义而有效的动员和组织占人口总数80%的贫苦农民并将其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力量成为关键。于是，中共继续发挥文艺的宣传鼓动作用，将下层民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作为团结教育人民的有力武器，歌剧《白毛女》就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白毛女这戏，不仅是反映出农民的遭难和解放，更重要的是指示出解放的道路，——中国人民由自己的斗争经验所认识的真理：在无产阶级和它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就保证了反动派的旧中国不能不灭亡，人民的新中国不能不胜利。’……它指着胜利的道路，号召我们前进。”公盾：谈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改编，《人民日报》，1967年6月11日。）
中共太弱小了，所以要激发仇恨，分裂人民，让地主与人民成为不同的阶级，通过斗争、革命，来改朝换代，以地主为代价，获得民心，诱惑农民为土地而战，为复仇而战。
农民看过白毛女后，对地主产生了仇恨，那么，人们要问的是，如果没有艺术的激发，农民对地主并没有如此深仇大恨，更不会要对地主阶级进行打击或消灭。
历史确实是人民创造的，当人民被洗脑，当人民被制造的仇恨蒙上了双眼，历史就这样被创造了出来，最终，整个农民阶级，甚至整个中国，都要因此蒙耻、蒙难。从地主那儿夺来的不义之地不义之财，还会被公权力剥夺，农民不仅会永失地权，还会永失人权。今天我们看到的农民苦难的种子，都在秋收起义、井冈山上、长征路上、延安窑洞培育、种植，现在人们吃的，都是那时种下的苦果。
又一次文艺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还会出现白毛女这样政治经典作品么？还会激发人民对某一阶级的仇恨，并进而引发一场革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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