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赵紫阳担纲启动政改方案

上篇提到，从1986上半年开始，邓小平在内部讲话和同外宾谈话中，开始反复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经济情况的汇报时，就要求中央书记处“考虑一下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允许用年把时间搞调查研究，把问题理一理，把主意拿好，然后再下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4页）

此后，邓小平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胡耀邦开始动员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的力量，收集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资料，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1986年9月13日上午，邓小平听取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再次讲了几点意见。他说，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党政分开；其次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第三是精简机构；第四是提高效率。邓小平强调，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好处，决定问题快，如果过分强调搞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7－178页）赵紫阳接着说，从最近材料看，对政治改革有三种主张：一是主张搞多党制，改变一党执政；二是主张首先解决权力机关与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三是主张首先解决党政分开的问题。邓小平说，那就由紫阳同志主持议一下。

邓小平的这个决定出乎大多数人意料。按理说，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涉及党和国家政治制度和体制的全局性大事，应该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直接主持，而且胡所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已经对这项工作有所准备。可耐人寻味的是，邓小平这次却没有按常理出牌，反而把它交给了总理赵紫阳。有人曾经问过赵，为什么要你来搞这个研讨小组？赵紫阳的回答是：“小平同志让我做，我就做呗。”为何如此，目前也没有公开权威的解释，只能做私下的猜测，也许是因为邓在此时已经下决心十三大要胡耀邦下台了。

1986年9月18日，赵紫阳召集拟议中的 “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几位成员开会，研究如何开始研讨工作。这次会议，宣告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工作在赵紫阳的主持下正式启动。时任总理办公室负责人、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鲍彤列席了这次会议。会后，赵紫阳给邓小平和中央常委写了一封信，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成立中央政治体制研讨小组，成员为五人，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等四人；另外加上彭冲，因为彭冲是主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

第二，这个小组定名为‘研讨小组’，是因为它不是权力机构。研讨小组的职责是：为政治体制改革探讨思路和设计蓝图，提供中央政治局常委决策。要在明年10月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把有关政治改革的头绪理清楚。

第三，在小组下设办公室，人员力求精干。办公室应当组织一批人认真地阅读材料，自己也应该认真阅读材料，并选择其中最重要的材料向小组推荐。应当有计划地召开一系列座谈会，自己也要座谈，并把议论的主要内容向研讨小组报告。

第四，办公室由鲍彤、严家其、贺光辉负责。负责人以后还可以增加，但不超过七人。授权办公室挑选10到20名有研究能力者组成工作班子。将来确定专题之后，再组织专题研究班子。

第五，办公室成立之后，即应紧张工作。在最初的1个月内，要搜集国内外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种议论，提出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和重点的基本看法。研究的着眼点应是：一、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二、有利于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这封信是赵紫阳在会后委托鲍彤起草的。据鲍彤对笔者回忆，赵紫阳当时还和他说：“原来这个小组的名字叫‘中央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是我建议还是叫‘研讨小组’好。我们这个小组只研讨，不决策。”

10月4日，鲍彤召集小组办公室的几位负责人开了一个办公会，研究了各方面的具体工作，商定由各方面推荐研究人员。10月6日下午，研讨小组的成员胡启立、田纪云在中南海听取了鲍彤等人所作的研讨小组办公室筹备工作的汇报，并对办公室的工作方式和研究进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10月7日，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召开了组建后的第一次全体人员的会议。除了几位负责人外，有借调到位的六名研究人员参加。这时，笔者因在中央党校读研究生期间曾对政治改革问题有较多接触，经曾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陈一谘推荐，也加入了这个团队，并在这次会上第一次见到了名闻已久的鲍彤。

在这次会上，鲍彤首先宣布了研讨小组办公室正式成立。在介绍了研讨小组的组成和任务之后，他说，紫阳前几天在研讨小组成立的会上说，“这件大事解决了，可以去见马克思了”，可见他对这件工作的重视程度。今天宣布办公室成立，要立即展开工作。这个办公室，从现在开始到明年“十三大”，生命大概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我们要拿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起草出文件，并经中央政治局、中央全会通过，提供给“十三大”，时间紧迫。

鲍彤还说：研究可以无禁区，但是宣传有纪律。政治问题很敏感，我们要强调保密。紫阳讲了要“滴水不漏”，因为我们现在是中央正式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班子，如果中央还没有决策就泄露出去，会造成党内社会上的混乱。谁泄露出去谁就要负责任。

中央政改办的工作地点，设在了北京地安门西大街38号，中央办公厅招待所（现金台饭店旧址）。刚开始时，研究人员包括我在内，只有七个人，其余六人为孙方明（来自中宣部，原任朱厚泽部长秘书）、吴国光（原人民日报评论员）、迟福林（原国防大学教师，中央党校研究生）、吕长春（原国务院办公厅工作人员）、李丹钢（原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工作人员）、周大力（原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人员）。另有陈一谘、陈福今（原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工作人员）负责日常组织工作，起着秘书长角色，鲍彤合称他们为“二陈”。
中央政改办全室工作人员划分成联络、信息、秘书和行政四个组。笔者所在的秘书组负责编发两种内部刊物。一种是对中央高层的，叫《研讨情况》，由鲍彤亲自签发，到研讨结束时，共编发了80期。另一种是对内作为研究参考的，叫作《内部资料》，由“二陈”签发，前后共编发92期。

政改办第一阶段的工作，就是集中力量，收集和研究国内外各种议论，提出对政治体制改革涵义、重点的初步看法。

从10月10日开始，政改办连续密集地召开各种座谈会。据笔者的记录，在第一阶段研讨的一个月时间里，由中央政改办主办的各个方面的座谈会共8次，11个半天，到会并作发言的有官员、学者、基层干部等各方面人士近百人次。另外，还派出有关人员参加了外单位的几次座谈会。吴国光在他的书中记述说：“每次座谈会之后，政改办都整理出相关的材料，上送中央研讨小组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用周杰（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话来说，这是‘给领导下点毛毛雨’，让他们逐渐了解社会各界对于改革的看法，熟悉有关政治改革的设想。”（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第72页）

在这段时间里，政改办还坚持在每周的二、五下午召开内部例会。每次例会都事先确定一到两个主题，到会人员以座谈的形式发表意见。讨论没有什么框框，也不分上下级，可以插话、争论，有时候甚至会发生小小的辨论。

针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这个题目，鲍彤数次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实现从革命体制到建设体制的转变。建国37年来，这个转变并没有完成。1954年宪法，1956年八大决议，都没有预料到几年后发生文革，为什么？就是没有看到，也没有实现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的转变。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但也没有提出这个转变。革命体制最根本的特征是什么？是高度集中，是群众运动。我们现在所有的体制都带有十分浓厚的这种色彩。现在必须实现从武装斗争、群众运动的体制转到正常的建设体制上来，使社会的每个细胞都能发挥它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对我们的政治体制自我重新认识。党要重新认识，政府也是这样。

在最初的几次例会上，大家重点围绕“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目标和重点”进行讨论。关于涵义，大家的认识逐渐集中到鲍彤提出的“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转变”这个提法上来。还有人提出了党要“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问题，也引起了大家的共鸣。经讨论，这“两个转变”基本上成了大家的共识。关于目标，形成了“远期目标是高度民主、法制完备；近期目标是提高效率，走向制度化”的意见。至于主要内容，大家比较一致的是党政分开，机构改革，干部制度改革；当然也有不同意见，比如有的人提出要从党内民主着手，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也有人说，应该通过贯彻落实宪法，实行司法独立，新闻自由，保障公民权利，等等。

鲍彤是中央政改办的主要主持者，也是办公室的灵魂。他长期工作在中央最高层领导人身边，对现行体制的了解可以说比我们中任何一个人都要透彻、深刻得多。在研讨第一阶段，他几乎参加了所有的座谈会和政改办内部例会。每次会上，他总是以其睿智的语言和顺手拈来的事例典故，或是引领话题，或是插话补充大家的看法，或者在会议结束时，画龙点晴，对大家的看法作出小结。他的发言，经常会有一些奇思妙想，给大家以重要启发，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大家都很爱听他的发言。

10月16日的会议上，鲍彤谈的是对中共这个体制的再认识。他说，过去战争年代，我们只有一个中心——党，把其他组织看成是这个中心联系群众的纽带，工作靠的是群众运动。现在我们成了执政党，掌握了国家政权，就要把战争体制、运动体制转变成正常体制。现在我们要的是稳定，是在稳定中的发展。可这个现行体制，它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因素，怎么可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的稳定？搞什么都是“大搞群众运动”，用运动的方式、打仗的方式搞建设，这样不行。

他说，在现代社会里，每一种社会组织都有自己的功能，可我们经常是不去用这些组织 （这里说的社会组织，指各党派、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各种NGO组织、企事业单位，直至基层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等） ，非要自己把它们的事都包揽起来，另搞一套。这些年来，我们是在按照自己的模式去构造一切社会组织，使各种社会组织退化成了一种单细胞动物，从上到下都一个模式，而不是要各种社会组织各有特点，各司其职。社会组织功能的分化本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

他回忆说，1980年他刚刚到赵紫阳身边担任秘书作时，赵紫阳问他，政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鲍彤回答说是秩序。鲍彤解释说，在政治这架机器当中，各种社会组织都有自己的位置，承担一定的功能，运行中必须遵从一定的秩序。这本是常识，而在中国，现在却成了需要启蒙的东西。我看，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常识，改革就是回归常识。

随着讨论的深入，讨论的议题逐步集中到党政分开上来。许多人认为，现实中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执政党组织凌驾于国家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之上的现象十分严重。中共在各级政府部门中设立党组管理行政事务，党的组织部门直接管政府干部，政法委直接管案子，等等，都是以党代政的表现。邓小平曾说，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大家对此都有共识。无论说到哪个方面的问题，几乎都可以同党的领导体制挂上钩，都需要首先解决与党的关系问题。所以，党政分开成了后来几次例会的主题。

10月30日的例会，鲍彤在大家的发言之后，对党政关系问题也谈了看法。这个发言，可以说是对大家近来讨论的一个总结，讲得十分精彩。由于讲话较长，本文只摘录其中一部分：

“关于党政分开的涵义。我赞成‘党政分开’这个提法，因为党和国家机关的性质和功能都不同，应该区分开来。它的基本涵义，是把党的领导职能与国家机关治理国家的职能（特别是政府的管理职能）分开，以理顺党和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机关的关系，特别是党和政府的关系，使之制度化、规范化。

党政分开，利弊如何？大家讲了许多利，可否概括为这样几条：（1）有利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领导威信；（2）有利于国家机关建立正常的指挥系统和提高效率；（3）有利于以此为契机，推动整个政治体制改革。

利弊问题，可以再加深一层，想一想有没有危险？想得严重一点：有没有失去领导地位的可能？说得平稳一点：会不会削弱党的领导？

我认为，削弱党的领导现象，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但不是由于党政分开，而是由于党政不分。党委书记直接干预某项目的人、财、物，把自己降到了计委或经委工作人员的地位。党委书记办案，降到了法院审判员的地位。

现在和将来能够从根本上动摇我们党的地位的因素，不可能产生在党外，只可能产生在党内。在党已经执政并成为无可匹敌的政治力量以后，如果党内有腐化、官僚化的因素，如果听其蔓延滋长，那才是最可怕的危险。文化大革命乱了十年，党的主席可以任意处置国家主席，是党外人士搞的吗？不是，完全是党的内部出了问题。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党政不分，党的权力化、行政化。

讲到这里，需要把‘党政分开’的依据搞清楚。我认为‘党政分开’的基本依据就是‘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具体来说，就是（1）党的决议要通过法律程序，才能成为国家生活的大政方针；（2）党要支持各种社会组织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充分独立的活动；（3）一切党组织、党员的活动都必须既符合党章，又符合宪法和法律。

‘党的领导’这个概念也需要搞清楚。实现了大政方针，就是起了领导作用。比方说，党在政法方面的大政方针是什么？照我看，最重要的是健全法制，法院独立审判，公检法相互制约，大家依法办事，使之制度化、规范化，等等。”

鲍彤的这个发言，还谈到了实行党政分开的有利条件、党政分开的具体内容、具体步骤等问题。会后经过整理，刊载在了政改办上送给研讨小组各成员的内参《研讨情况》上。对后来党政分开的专题研讨，起到了引路的作用，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