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党政分开必须从改革组织制度入手

第一次向研讨小组汇报之后，政改办研究工作的重心，仍然是研究党政分开问题。而要实行党政分开，不仅仅要讲党的转变职能，更重要的，是要有组织形式的改革加以保证。研讨中大家都感到，政治体制改革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涉及到中央和省级的领导体制。这方面不有所动作，其他改革很难展开和深入。

1986年12月27日上午，政改办召集例会，主题是：党内民主和党内高层的制度改革问题。次日晚，鲍彤在325小会议室，紧急召集孙方明、吴国光、黄海和我几个综合组的人开了个会。鲍彤说，紫阳确定，研讨小组一月初要听一次党内民主问题的汇报。现在专题组的研究刚刚展开，还不成熟。我们办公室要研究一下，有几个什么急迫的问题需要汇报。现在看来，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硬件上动手不可，不然光搞软件，一遇到旧的组织机构就会碰回来。他要综合组先考虑一下，准备起草一个汇报提纲。

29日上午，全室研究人员再次召开紧急会议。鲍彤向大家通报说，紫阳昨天上午讲到，元旦以后，要把十三大、七届人大与改革有关的问题汇报一次。这次汇报是我提出来的。这两个大会很快就要开了，不预做准备不行。今天我们就研究一下，有哪些问题特别急迫，目的是从实际出发，有可能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先提出来，不要考虑与现行规定冲突不冲突。思想上不通我们可以做思想工作，但组织上不行，要做调整。软件硬件都有，关键还是硬件。

在这几次会议上，陈小鲁、黄海在前几天办公室分组对这方面研究的基础上，作了主题发言。政改办的同事们又做了补充。

鲍彤在大家谈过之后，也谈了他的看法。鲍彤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关键在硬件。如党政分开，是权力、职能、机构、方法上的分开，但关键是组织机构的分开。仅仅提出职能分开，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权力分开的提法太敏感，也不确切。组织机构十分重要，实际上是一切成规的固定化，是载体。

鲍彤进一步说，党政分开，关键在各级党委。他建议，中央的先不说，省以下各级的常委会可以考虑取消，发挥全委会的作用；只设一到两名副书记、十几、二十名委员，两、三个月开一次会。这样，它就不会成为一个权力中心。市长、副市长可以多开会，具体事务放在政府。全委会的书记不由中央和上级提名，由全委会选举，报上级备案。书记只管党务和召集会议。市、地、州、县可以立即取消常委会，省一级涉及干部调整，可以考虑有个过渡。

鲍彤还说，民主这个题目，必须从制度着手解决。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选举。解决了这个问题，民主、监督就都好解决了。一个省的省委委员不能自己选出书记，还要上级来提名，那我们这个党的水平也就太可卑了。省委书记选的准不准并不涉及全局，只是地方性问题，可以设想，五年解决到县一级，十年解决到省。这样，党内民主监督问题就能得到有效解决。

12月29日下午，综合组开会，在这几次会议讨论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汇报提纲的初稿。晚上政改办再次召集会议，对这个初稿进行了研究。讨论中，许多同事提出初稿中的内容太过庞杂，有些面面俱到。鲍彤表示同意这个意见。他说，我看这次汇报，重点是解决地方党组织的形式问题，和选举问题。如市县级可不可以不设常委，代表大会人数是否可以减少，这些都关乎党政分开的组织形式。关于党内民主，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是首要的。基层组织明年自己选怎么样？县一级五年以后可不可实行民主选举？他特别强调说：组织形式不解决，党政分不开；选举问题不解决，党内无民主。

会上，也有不同意见。贺光辉（中央政改办负责人之一，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就提出，按照鲍彤的改法，那“省委就不处在领导地位了”。鲍彤反驳说，“不对，是省委书记不直接领导省政府了，省委还是领导的，因为政府领导人是省委委员，是共产党员。”贺光辉又针对选举提出问题：“基层选举如果选出了方励之这样的人怎么办？”鲍彤回答说：“方励之如果不够党员条件，可以开除他。如果够资格，那就不能剥夺他的被选举权！”鲍彤强调，社会上不同的利益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也会有不同利益，必然会表现出来。说是全党一致，全国人民一致，实际上是有不同利益的。要承认这种不同，通过制度的方式让它表现出来。

1987年1月4日下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在中南海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听取办公室的汇报。到会的除了赵紫阳等研讨小组的五位领导人外，还特邀了邓力群、高扬（原河北省委书记，此后不久任中央党校校长）二人参加。其他各专题小组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为什么要邀请不是研讨小组成员的邓力群参加？笔者和许多同事一样有此疑问。可几天后，当我们了解了当时中央高层的政治态势之后，也就释然。就在这次会议举行的时候，胡耀邦已经在邓小平和老人集团的压力下提出辞职。反自由化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已经展开。而反自由化的主将，就是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力群。我理解，紫阳此时要邓力群列席中央政改研讨小组的会议，大有深意，也许是要当场听听邓力群的意见，以便将可能出现的“政治改革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类的指责化于无形。

会上，鲍彤代表政改办作汇报。赵紫阳和与会的其他人员仍然是围绕汇报，夹叙夹议。

当鲍彤谈到建议取消省以下各级党委的常委会时，赵紫阳问：我们现在有没有专职常委？专职常委指省以下各级党委常委会中不兼任政府或其他国家机关、政协职务的常委。赵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担心如果取消地方各级党委的常委会设置，会有较多干部需要安置。

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曹志答：很少，全国只有几个。

赵紫阳说：哦，那么涉及干部安置的人就不多了。在市一级日常矛盾少一点，交通也方便，开全委会比较容易，省里要经常开全委会怕是不行，像新疆，南疆、北疆那么远，日常工作就难处理，不好办。如果全委会不常开会，就不光是日常工作的问题，比如干部问题，就是大事。市里可以搞的简单一些，现在常委经常开会，也没有那么多大事可议，就议很多具体事。另一方面，就是如果没有常委会，权力就集中到书记手中了，这好像也不行。

赵在这里担心的，是如果在省一级取消常委，由于地域过广，省委委员人数都是几十人，又分布在全省各地，经常开全委会有困难；在此情况下，如果不设常委，全委会又开不起来，就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书记专断了。这不符合加强党内民主的方向。
邓力群说，可以减少全委会人数，搞个十几个人。

赵紫阳说，全委会要真正发挥作用，人数要少。

赵紫阳考虑了一下，接着说，我看市里肯定可以取消常委，县里也可以，省里还是需要研究。市、县搞那么多层次干什么？

邓力群插话说，解放初期县里一般没有常委。薄一波说，历史上的情况要考察一下。过去省市也只有一个书记、一个副书记，后来省里也成立书记处，加上宣传部、组织部，进城以后又有统战部。党政真正要分开的话，就不能搞的人太多了，人越多越办不了事，一个和尚有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你们的想法很大胆。赵紫阳接着说，扩大委员的人数，本来是为了扩大民主、发扬民主，可是实际上人一多，反而无法发扬民主，不好议事了，后来就变成了安排。

薄一波提出，地委是不是一级？许多地方没有条件，不能够搞市辖县，地委一级的职权相当大。

赵紫阳说，地委实际上是一级。为什么地委有八九个委员，不设常委就可以办事，市一级就不可以这么办？一搞市管县，地变成市了就要设人大、政协等，还要设常委。既然地委可以不设常委，市里就一定要设？为什么不能只设七、八个委员？

田纪云提出，关键是省市委管不管干部，管干部就要经常开会研究，那就不能总开全委会。鲍彤说，监督干部要靠别的办法。

鲍彤在汇报中谈到建议取消党组。（按照中共党章规定，党组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在同级国家机关、大型国营企业中的派出机构，实际领导政府部门和所在单位的工作。是党委控制政府部门、国企，“实现党的领导”的基本组织形式。各级政府中党组的委员会制与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冲突，是造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和行政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薄一波说，不设党组我赞成。党外人士可不可以当省长？包括中央部长，多一点不可以？谁说不是共产党员就不能当官？（鲍彤插话：我完全同意。毛当主席时，有十一个正副部长、两个副主席是民主党派。但不能勉强。）现在共产党把官位都占了，又要搞点民主，就搞比例，搞了些劳动模范、少数民族等等。党政分开以后，共产党的领导应该在哪一个方面表现？要讲明确。只有党员才能做官，就是党的领导？那是党员专政！而我们不能是共产党员专政，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

鲍彤的汇报特别强调了选举改革问题，并就此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实行差额选举，取消代表比例，改革提名制度等等。这时赵紫阳强调，选举制度，一个是基层选举，一个是全国选举。基层选举确实值得注意，不仅是县级选举，也包括学校。选民一定要认识你，否则不如不选。省一级，可以通过代表会选举，基层可以直接选举。要解决代表性问题，例如一个机关里有三千人，一定要求选一个女藏胞，这又何必选呢？指派、特邀就是了嘛。指定选举，搞到基层不行。

邓力群插话说，中科院搞差额选举，在所里实行非常好，在院里就很难搞得好。因为所里的人都相互熟悉。

赵紫阳说，代表比例这个问题很大。你要选举，又搞个比例，我们也会反感。你要搞比例，可以在选举之外另特邀一些代表。如果每个单位都搞得那么细，比例规定的过死，怎么选举？是个嘲弄嘛。现在学生闹事，当然是自由化泛滥，受西方民主影响，但是我们的选举办法也实在太出格了，学生第一次行使当家作主权利，就做不了主，这不行，要改革。选举也搞指令性计划，流弊太大，引起反感。

赵紫阳说这次十三大的代表选举也要改革，不能再搞比例，那是与群众的民主愿望完全背道而驰的，是对他们的愚弄。薄一波强调，紫阳是实事求是的。不要有条条框框，要适合我们的发展阶段，按实际情况办。

这时，胡启立举了安徽一家食品厂的例子来批评比例代表制，说，那个厂子只有400多人，被要求选两个少数民族人士当人民代表，全厂只有4个回族人是少数民族，这4个人的表现恰恰又都不太好，厂长只好站在票箱前喊，凡是投汉族票的无效，结果一半人弃权。赵紫阳评论说，出发点是好的，办法很笨，效果不好。胡启立则说，这个问题不过关，明年会出大事情的。

赵紫阳说，这次要你们提前汇报，就是考虑到十三大的问题。代表的名额已经分下去了，回头看看还有什么问题，能不能改进一下。接着，赵紫阳又补充说，选什么人上面不知道也不行，候选名单还要上报，只是推荐候选名单，但最后一定要服从选举结果，服从选举人意志，不能再用任何办法强奸选举人的意志。

赵紫阳提出，另一个问题是差额选举，怎么报批好？实行到什么层次？这时，胡启立建议，报批的名单就是差额行不行？鲍彤马上赞成，说是个好办法，办得成，行得通。笼子和鸟一般大没法飞，是等额选举，笼子比鸟大一些，是差额选举。赵紫阳也赞成差额报批，说，可能是个好办法，群众可以在十五个人当中选十个。现在搞民意测验，就是要看看人们喜欢哪一个。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可以通过选举来尊重民意？可能有些结果不那么理想，也可能更理想。其实，哪个同志都是好同志，为什么一定要选这个不要选那个？选择范围大一点也是可以的。有些事上级不一定看得那么准，笼子大一点好，选举的机会均等，选谁是谁，并不是哪个人是陪榜的，都有机会。这样更可能实现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中共各级党代会代表和各级党委的选举，自毛泽东以后均是由组织部提出等额的候选人名单，经上级党委批准后，实行等额选举。在这个时候要想根本改变，完全实现由选举人自由提名是根本不可能的。此时鲍彤提出、赵紫阳同意的候选名单差额报批、差额选举已经是一大进步。）

赵紫阳又进一步阐述他对差额选举的想法，说，省长提名副省长，干脆提两个候选，由人大代表表决，你可以选择嘛。这不影响党的领导。这个办法可以考虑，又是差额选举，又是事先经过领导批准的。然后赵紫阳强调，我们现在的选举一定要改革，不然会出大问题的。选举变成指定，还不如不选。你要让他选，又不让他作主，不行。

赵紫阳提出，有一个问题，涉及到十三大，你们汇报提纲里也没有讲。我考虑无论如何今后要发挥中央全委会的作用，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和常委之间，今后要更好地发挥中央全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简称）的作用。围绕发挥全会作用，全会的组成在十三大要不要有所改革？这个问题政治局要讨论，政体改办也可以议论一下，提一些办法和建议，比如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是多一些好还是少一点好。还有，现在的组成格局，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不光是个年龄结构问题，还有你们的提纲中讲的代表问题，委员、候补委员的问题。

对于紫阳提出的问题，鲍彤建议说，中央候补委员不需要那么多，中央委员100人，候补委员20人。要改变一个观念，省、部领导不一定要进中委、候补中委。赵紫阳赞成并举例说，八大之后江西的杨尚奎同志，一直不是中委，当时的解释就是说，省委第一书记不一定是中委。这要变成习惯。

对于政改办建议的削减委员和代表人数，赵紫阳评论说，中国的人大现在只能开群众大会，（全国人大有代表近3000人）就是改到1500人也不能半年开会，半年休会。有那么个大会堂，干什么用啊。王汉斌插话说，当初确定人大代表名额时，就是根据大会堂的座位来定的，坐满第一层。赵紫阳说，人大的改革时间比较充裕一些。薄一波说，我们不得不这样办。要把一些人拿下来，要做许多工作。一些不合理的东西，考虑到实际情况还很合理，要慢慢来。赵紫阳继续说，我的意见是要把常委会建设好，扩大，不再安排荣誉性职务，可以在实际上真正起到人大的作用。另外，每年再开三千人大会，体现人民大团结。后者是形式的，再加上前者，不是形式的，不是更好吗。常委中要真正增加一部分能议事的人，提高素质，这是真正的议事机关。说人大是橡皮图章，应该是人大常委会的橡皮图章，而不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橡皮图章。

会议进行了三个多小时，还有些内容没有来得及汇报。赵紫阳宣布休会，“先到这儿，找时间再议。”赵紫阳又对鲍彤和政改办的研究人员们说：“你们可以找几个同志，集中议一下十三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