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赵紫阳要“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

1988年整个夏天，赵紫阳都在忙于落实邓小平提出的加快价格改革步伐的意见，多次召开各种会议，研究制定价格改革方案。所谓价格改革，就是将计划经济模式下国家统一管理价格的体制，转变为市场自主调节的价格体制。与此同时，对于如何解决当时由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经济乱象如企业缺乏监管、地区间的壁垒等，赵紫阳也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在这段时间，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后来成为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主题的一部分。这一思想，不是他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那几个月来他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早在1988年4月26日，赵紫阳在和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鲍彤的谈话中，首次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最近我在考虑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的问题。这是个重大问题，其中既涉及宏观又涉及微观。微观上要有法规、监督与及时对政府和企业行为做出规范，宏观上要规定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要有制度规定什么是合法什么是不合法，规定上级不能侵犯哪些权利，下级不能侵犯哪些，比如地方大包干以后可能出现地区封锁操作市场的问题。要有法规和制度条条，否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初期那些混乱现象不可避免。应该组织专家研究和考虑。

5月9日晚，鲍彤在赵紫阳的住处汇报工作的时候，赵再次讲到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问题。他说，中央政研室要研究这个题目。现在不要忙于谈具体内容。要研究一下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这个概念能否成立？如果可以成立，大体上有几个方面的工作，恐怕会涉及建立新秩序、所有制关系、利益关系、法制的规范和保证作用等等。提出这个概念有没有好处？请大家提出总的看法来论证一下。

5月30日，在研究价格改革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赵紫阳讲了与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有关的十个问题。他认为，这里面既包括物价、工资、金融和流通体制、企业效益、廉政建设、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等问题，也涉及观念、经济和政治制度、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和行政法规等。他说，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经济欣欣向荣，而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么多？就是在对计划经济进行改革以后，商品经济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

从赵紫阳的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于中国的改革有了进一步的思考。中共十三大以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开始向纵深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起步，文化、教育方面的体制改革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赵紫阳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这个思想，是试图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对已经提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等改革的方针政策进行整合和概括，提出一个总方针、总思路，以更主动、更全面地统领和指导改革全局。在他看来，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全面系统的改革。商品经济(或称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中国各方面改革的基础和前提；而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则是商品经济制度建立和完善的保证。以“建设商品经济秩序”立论，不但可以推动商品经济机制的形成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且可以同时带动政治、社会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

从5月中旬开始，鲍彤就按照赵紫阳的要求，在中央政改研究室布置专人就商品经济秩序问题进行调研和收集资料。5月15日，他在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召开的全国政治体制改革座谈会上，第一次系统谈到了他对“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题目下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题目的思考。

鲍彤说，在中国，建立商品经济秩序有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叫做经济体制改革，一个叫做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要在这个大题目下考虑我们的一切工作。他认为，这个大题目包涵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比如政府行为规范、企业行为规范、政企关系规范、中央和地方关系规范等等。在这些行为规范当中，有法律法规，有制度规定，也有人们自觉的行为准则；这些规范，有靠国家制定的，也有在经济、社会运行中自发形成的；有靠国家的强制力约束的，有靠市场和社会规则约束的，也有靠人们自我约束遵守的。而这一切，都要从发展生产力的标准、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标准来考虑。这些规范，涉及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道德文明建设等等。而建立这些规范和严格按照这些规范运行，并实行强有力的监督，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最根本的内容。

6月25日下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开会，按照赵紫阳的部署，讨论了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问题。鲍彤根据他这段时间来的思考，首先谈了看法。他说：

紫阳出的这个题目很大，几乎可以覆盖我们现在做的一切。它到底应该包涵哪些内容，应该怎么着手去做，现在还看不太清楚。我们要抓紧进行研究，看看到北戴河会议前后，我们能搞到一个什么程度。

改革中的社会利益变动，引起人们对一些方面的期望值过高。现在改革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分配不公问题。当时提出先富起来的口号，没有想到现在出现这种现象，和我们原来想像的先富起来的情况不一样。改革初期没有思想准备，现在成了社会问题。

又比如政府廉洁问题。当初提出搞活经济时，也没有想到出现经济生活中这么多消极的东西，贪污、勒索、受贿，这些问题应该怎么看？到底在商品经济发展中，这种现象是必然发生的还是可以避免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廉洁的，但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腐败？它是在什么社会条件下会出现的问题，是否商品经济发展起来，某个阶段不可避免的出现这种现象？
又如缺斤短两问题。在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中，商业信誉是至高无上的。在我们这种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社会，却是“无商不奸”。现在我们刚刚开始搞税法，但税制还没建立起来，税务人员执法不公，商人几乎百分之百偷税。搞典型抽查，查谁不查谁全看关系。在“国家利益”名义下，在“严格法制”名义下，干的恰恰是违反法制的事。而商人认为偷税漏税天经地义。在商人行为、政府行为都还没有规范化之前，这些问题都会存在。

那么下一步发展还会出现什么问题，使群众对我们不满？现在看得到的，可能是劳动制度改革，工人失业，企业真正到了自负盈亏那一步就得这么干。我们现在企业机制的改革还没有到位。一旦到位，遇到的根本问题就是企业的承受能力问题。紫阳最近反复讲到这个问题，所谓改革的承受能力，归根到底是企业的承受力。而要提高企业承受力，就要把企业抛到商品经济的大海里，到市场上去竞争。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一步。一旦走到那一步，劳动结构优化，出现工人待业以后，又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这些问题，到底在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还是可以避免的？紫阳曾经讲过，现实中各种让人不满的现象，大体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根本不可避免的，一种是经过进一步改革可以解决的；有的本身就不合理，但是有其必然性；还有一种是合理的，但我们的观点不适应，把它看成是不合理的；有的靠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解决，有的靠社会主义制度是解决不了的。要具体进行分析。我们讲的商品经济新秩序，涉及广泛，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都包括在内。但主要的是什么问题？我看不仅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秩序，甚至观念与现实的和谐，也是秩序的一部分，也要一起来考虑。

研究商品经济新秩序，就是要研究这些问题。要把现在和今后可能出现的各种现象，放在历史环境的背景下，结合改革的发展进程来加以研究，说明人们普遍关心的东西。

在讨论中，大家又对鲍彤的发言进行了补充。有人提出，不仅有体制的转变，产业结构、社会结构转变，还有一个从小商品经济向大规模、现代化商品经济转变。没有这个转变，从人治向法治转变就不可能。资本主义的这个转变，是在现代化商品经济基础上实现的。现在我们封建垄断和大垄断构成并存，国家要引导、调整的不是市场，而是地方政府行为，要真干就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攻坚，有几种前途。第一是走上坦途；第二是混乱，甚至发生高通货膨胀率；第三是流产。看来，前一种可能性较大，但需要有明确的认识和正确的决策。

7月28日下午中央政改研究室例会，再次讨论商品经济秩序问题。讨论中有人谈到，计划经济的核心是权威，商品经济的核心是信用。现在经济生活中大量发生违约、毁约、破坏合同造成的磨擦，根子在哪里？需要研究。

接过这个话头，鲍彤作了发言。他说：为什么现在搞了法制，反而使人感到不公正了？表面上看过去贪污腐化没有现在这么严重，但人民公社下的问题还少吗？超经济的平调（编注：在计划经济时代，各种物资按照行政命令方式可以随意调动，这违反市场经济规律）、侵占现象很平常，只不过是在公有制的幌子下。出污泥而不染的情况很少。贪污而有效的政府或许还可以接受，贪污而无效的政府就让人更难以容忍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也不能理想化。

从1988年5月中旬开始，赵紫阳主持下的中共中央的注意力主要在物价问题上。这一期间，赵在讲价格改革的同时，不断强调价格改革的配套问题，强调必须通过配套改革为价格改革创造必要的条件。实际上，他讲到的为价格改革配套的一系列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说，也都是建立商品经济秩序的基本内容。

中央北戴河办公（指中共中央、中央国家机关在每年夏季例行到北戴河避暑办公，俗称“北戴河会议”）开始以后，7月16日，赵紫阳找温家宝（中办主任）、鲍彤、张岳琦（中办副主任、赵的大秘书）、龚育之（中宣部副部长）等几个人，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问题。这期间赵紫阳讲了下一步中央工作的大体安排。价格改革方案基本确定之后，要开中央工作会议，回北京开。要为会议搞一个方案，搞一个说明，讨论大家对价格改革提出的问题，紫阳要讲一讲。中央三中全会可能在10月份开。赵紫阳要鲍彤组织人手，为中央政治局起草一个工作报告稿。

这个会上，赵紫阳谈了他对起草三中全会报告的想法。他说，物价改革本身三中全会可以不讲，主要是讲物价改革的条件。物价改革要深入，其他措施要跟上，其他跟不上，物价改革就不可能深入。关键是党组织的保证作用，思想团结、步调一致、严格纪律，廉洁问题包括公开监督、公平分配。思想政治工作也要做一个题目。至于商品经济新秩序这个问题可以提一下，但研究恐怕还不够，进一步展开有困难，好些问题可以从这个角度讲一下。配套改革要讲必要性，关键在哪里，承受能力有多大。

按照赵紫阳的意见，这次会后，由鲍彤领衔，成立了十三届三中全会报告起草组。起草组的成员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几经调整。最后确定的人员是：鲍彤、袁木（时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郑必坚（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龚育之、张岳琦、陈进玉（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主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贾春峰（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魏礼群（时任国家计委体改法规司司长、政策研究室主任）、陈群林（时任中共中央政改研究室秘书长）、李元（中央政改研究室行政改革局局长）、孙方明（中央政改研究室综合局副局长）、黄海（中央政改研究室成员）、何家诚（时任中共政改研究室综合局副局长）、吴稼祥（时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任职）、吴国光（中央政改室研究员）、吴伟等17人。在这些人中，大部分是十三大报告起草组的原班人马。

7月29日、7月30日两天，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举行会议，讨论报告的思路。鲍彤在发言中谈到了党和政府、群众的关系、政府的廉洁和精简、思想政治工作、群众团体的改革、差额选举问题等问题。他强调说，现在是改革的关键时刻，对全体共产党员是一场考验。中央希望掉队的人少一点，但是肯定有掉队的，企业有破产的，腐败官员要被清除。官员中也有落后的和先进的。不能够按歪门邪道去搞，搞商品经济要按照商品经济的要求去搞，形成平等的市场竞争机制。那些要升官发财的人，搞歪门邪道的人，是走不通的，最后一定会被淘汰。在完善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观念要实现转变，民主要增强，要形成竞争。

就在起草组按照既定的思路，初稿已经基本形成的时候，1988年8月30日下午，文件起草组再次举行全体会议。会上，鲍彤传达了前一日中央财经小组会议的决定，他说，物价改革的方案有变，要推迟出台。紫阳讲现在不稳定，现在大中城市出现挤兑、抢购现象，要出安民告示。明年改革的重点，转到治理环境、整顿和建立商品经济秩序，深化和展开价格改革所必须的配套改革上来。我们的报告起草也要进行调整。

鲍彤介绍了这个决策变化酝酿的经过，接着他说，物价改革要不要搞？肯定要搞。但是现在遇到复杂情况，一是挤兑，二是官倒，三是中间环节，四是地方政府。所以，才确定明年主要是整顿秩序，治理环境。现在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过渡当中，在许多方面缺乏规范，有人打擦边球和利用制度的空子谋取利益，发生老实人吃亏的现象，各种变通、灵活口号不径而走，你吃大锅饭他也要吃。光讲顾大局、靠觉悟、道德不行，要明确规定，什么允许，什么不允许，该禁止的要明文禁止，中央和地方权和利要有制衡。现在地方权力太大，真正权不在企业，国务院条条削弱了权力，反而加强了块块。官倒、官抽、官加，利用种种权力谋取利益，问题很大，比产品调拨时还严重。产品经济的控制手段放松了，新的商品经济的手段又没有建立起来。地方以此为扩大基建规模的来源，很多用超经济手段提取，把企业搞得很苦。在政企不分情况下一旦放开，就成了各级政府利用和扩大手中权力的机会。所以中央提出治理环境、整顿秩序，进一步实行政企分开、搞活企业。宏观调控也要立法。实际上，现在我们施行的各项措施，都是改革深入，也都是商品经济秩序的建设过程。

从9月初开始，鲍彤带领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对原有的以“物价闯关”为中心的文件写作思路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把起草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和建设商品经济新秩序问题上。

1988年9月15日至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共中央、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各省市的书记、省市长参加了会议。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的全体成员作为会议的工作人员，旁听了这次会议和此后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并分别参加了各组的讨论。

9月18日、19日晚，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利用中央工作会议的间歇时间，两次开会，传达赵紫阳在会议期间对修改三中全会报告的意见。赵紫阳说，要把工作会议上提到的几个问题加进去，重点强调一下。一是要讲改革深化的问题，把价格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结合起来讲；二是环境要治理，但环境中出现的问题不是改革带来的，而是转轨过程中产生的，是旧体制的弊端在新形势下的发作。治理整顿中要用到行政手段，是为了改革创造更好条件。改革的方向要坚持；三是除了讲纪律外，党的领导，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党支部的堡垒作用，党员的模范先锋作用都要写充分。四是思想工作、政府廉洁、党的作用、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等等都要考虑到改革的需要，有利于集中全党意志，增强全社会的凝聚力。此后，起草组再次对稿子进行了讨论，鲍彤又作了最后的修改。23日，稿子报送给赵紫阳。9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赵紫阳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稿。
9月26日至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全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代表中央政治局作的工作报告。会议公报说：“全会同意中央政治局对我国当前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批准中央政治局向这次全会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全会确定，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