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民主一定要搞，但中国不能乱

从1988年底“倒赵风”刮起来之后，到1989年4月之前这段时间，赵紫阳的处境愈加艰难起来。作为主持中央工作的总书记，他不但要勉力推进阻力重重的政治体制改革，设法阻止李鹏等人利用治理整顿之机开改革的倒车，而且还要同时应对来自两个方面的政治压力：一方面，他要承受来自党内保守势力的攻击，顶住“倒赵风”的压力；另一方面，他还面临社会上广大知识分子要求政治民主化、要求言论自由的压力，他必须作出恰当的应对。党内党外这些压力交织起来，像一张复杂的网，困住了赵紫阳，使他无论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都会遇到不同方面的掣肘。

1989年1月2日，《人民日报》以《完善民主安定秩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治理整顿在稳定中求得发展》为题，发表了赵紫阳在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他强调说：“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抓紧经济建设的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地、扎扎实实地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需要有不断完善的民主，同时我们又需要有安定的秩序，以使经济文化建设能够顺利进行，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动荡和混乱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这段话，集中地体现了赵紫阳那个时候的基本思想。

但是，形势的发展，并没有如赵紫阳所期望的那样，逐渐稳定下来。进入1989年以后，国内各种政治势力更加活跃，各种民主化的要求进一步发展，并逐步走向了高潮。

1月6日，在两年以前的反“自由化”高潮中被开除中共党籍的方励之向邓小平发出公开信，要求值建国40周年和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在全国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1979年被判有期徒刑15年）以及所有类似的政治犯”。

2月13日，由诗人北岛发动北京文化学术界和知名人士，联名公开致信全国人大和中共中央，响应方励之的公开信，参加签名的有吴祖光、冰心、萧乾、金观涛、李泽厚、包遵信、苏绍智、王若水等33人。

2月21日，留美学者陈军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呼吁将大赦魏京生等人的问题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议程。23日，陈军与北岛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成立“1989大赦工作小组”。

2月26日，著名学者许良英发起首都科教界人士致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参加签名有钱熙照、王淦昌、施雅岚、于浩成、李洪林、张显扬等42人。信中提出四点要求，一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改革要同步进行；二是切实保证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特别是保证公民的言论、出版、新闻自由权利；三是释放一切因思想问题而被判刑或劳动教养的青年，不再因思想定罪；四是增加教育和科研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生活待遇。

3月14日，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再次征集43位知名人士签名，发出致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公开信，要求释放魏京生等。

与此同时，受整个知识界民主气氛高涨和师长们的影响，各高校的学生们也开始不稳定起来。“1989年3月底，共青团中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对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首都23所高校思想状况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目前大学生群体呈现为一种带有较强惯性的‘亚稳定状态’，在外部的强烈刺激与频繁冲击下，仍有发生大规模学潮的可能性；局部的、与实际利益相关的动荡很难完全避免。”（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97－98页。）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提出的关于推进政治改革和民主政治的要求是合理的，他们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也是必须肯定的。而且他们的政治要求（“全盘西化”除外），与赵紫阳、鲍彤和他们部下的看法几乎完全一致。如果时机得当，工作得当，这种民主化要求对高层形成的政治压力，将会成为党内改革派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助力。但是，从当时党内高层的局势看，时机恰恰并不“得当”。党内保守势力利用治理整顿使改革倒退，同时刮起“倒赵风”，已使赵紫阳逐步陷于被动。社会上民主大潮的兴起，为保守势力攻击赵紫阳，反对政治体制改革又提供了新的口实和机会。他们紧紧盯住赵紫阳，试图利用他对民主浪潮的应对失据，借机发起致命的一击。

而高层中这种复杂的局势，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是并不了解的。他们不了解中共高层复杂的政治格局变化，和当时所面临的保守势力卷土重来的危险，也不了解赵紫阳当时的处境，和他的苦心。他们不知道，有可能事与愿违，在当时情况下，民主化的大潮越高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越迫切，也就越使党内高层的政治局势向不利于改革派的方向发展，赵紫阳所面临的局势也就愈加复杂化。

这种局势，使赵紫阳、鲍彤和党内的改革派们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方面，他们不愿意反对和压制当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提出的推进政治改革和发展民主的要求；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如果任由这场大潮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的动荡，和引发党内保守派的反噬。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将意味着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被中止甚至倒退，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将会毁于一旦，也意味着赵紫阳和他的部下们政治生命的终止。因此，赵紫阳、鲍彤们的选择，只能是一方面强调“要扎扎实实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又要大声疾呼“中国需要稳定”，希望将民主化浪潮纳入秩序的轨道。赵紫阳在新年茶话会上所说的“我们需要有不断完善的民主，同时我们又需要有安定的秩序，动荡和混乱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这段话，自然而然地成为赵紫阳、鲍彤们应对当时民主化浪潮的指导思想。

民主化浪潮的发展，同样也刺激了邓小平和老人集团。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说：“十三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一方面人们要求民主，要求加快政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另方面十三大以后政治改革没有什么行动，这就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人民的要求，特别是知识界的要求同党的想法差距很大，矛盾很大。宣扬引进西方议会制的言论也出来了。……校园也十分活跃，各种各样的沙龙、论坛，也有过激的言论。一些思想偏激的知识分子纷纷到大专院校发表煽动性讲话。方励之在国外还直接点名对邓小平进行人身攻击。这些都给借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的人一个口实，拿这些事向老人们挑动，使邓和老人们神经更加紧张，认为政治方面不能有丝毫松动。”（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二版，第281-282页）

3月3日上午，邓小平和赵紫阳进行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时间存疑。据《邓小平年谱》下卷和《邓小平文选》第3卷记载，是在3月4日。但据笔者的传达记录所记，是在3月3日。因为此后的4日上午，赵是在中南海勤政殿开会）。赵紫阳向邓小平谈到了当时国内各种政治倾向的问题，邓小平说，不要在这些问题上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也不要采取过分措施。闹过头了再采取措施。触犯法律我们再采取措施，不然就是一种政见。在中国，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要给外国一个信号，在稳定的前提下，中国才会改革。中国不允许乱。

赵紫阳说，有人说中国有言论罪，是不是划一个界限，违法与不违法，包括结社、出版。邓小平说，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违法的就要取缔。中国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外国资金也不会进来了。我们在这方面控制得严一点，不会影响外商来华投资，恰恰相反，外商会更放心。我们要让国内外明白，加强控制是为了稳定，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邓的这段谈话后来经整理，收入《邓小平文选》第3卷，题目为《中国不允许乱》）

邓小平与赵紫阳这次谈话，很快在中央政治局成员当中进行了传达。

3月4日上午，在中南海勤政殿，赵紫阳召集胡启立（中央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小组组长）、芮杏文（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小组副组长）、阎明复（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鲍彤（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等人，讨论了最近的政治形势和民主政治建设问题。在讨论中赵紫阳表明了他的态度，他说，对待现在有人搞的所谓签名问题，已经签了的不要管，以后要打招呼。他表示不赞成所谓“大赦”，不赞成迎合“民主化的情绪”。但他提出，要从正面高姿态地把民主讲清楚，我们的着眼点还是工人、农民。我们要坚定看到这一点，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中国要搞民主问题，但是要把民主、改革引入正途，而不是歧途。知识分子生活问题是个大问题，光学专家王大珩每月300元都生活不下去，要想办法。

赵紫阳说，小平的思想是不能乱。我们要搞民主，但是不能孤军深入，政治改革要为经济改革服务。民主的进程不能停顿，要在十三大的基础上解决民主的理论，民主和四化的关系，民主和四项原则的关系。我们是一个东方大国，民主化进程不能导致个人主义，导致个人主义，对社会发展很不利。

那么中国民主搞什么？赵紫阳自问自答地说，一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二是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三是人民参与、公开、监督，四是以法治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但也要限制滥用权利。结社、新闻自由这些问题，我们的看法现在和知识分子有矛盾，我们不能让。阎明复建议说，紫阳是否在五四讲一讲中国民主的方向，现在知识分子担心的，一是人事的突然变化；二是改革受挫；三是知识分子跟着干倒霉。对签名事件要淡化，要培养忠于共产党的不同声音，民主的旗帜，不能让方励之拿走。

赵紫阳接着说，是否搞些小组写些东西，讲讲中国改革的各个方面。在四中全会上要讲这个问题，同时要抓紧立法。可以看出来，目前的民主化是个大浪潮，因此一开始就要有个态度。要有对付混乱的办法。经济问题，有人想不用经济方法去解决，想引到政治上面去。我们要坚定，实事求是，给社会一个说法。

当时，按照党章关于中央全会每年两次的规定，十三届四中全会已经在筹备之中。中央初步确定，会议在4月17日到21日召开。在中央政改研究室传达赵紫阳3月4日讲话的会上，鲍彤说，四中全会主题是教育改革问题。但在四中全会紫阳的报告中要讲一讲政治形势，我们要准备这篇讲话。我们研究室要有相当一部分人投入这项工作。这个讲话，要有相当的理论高度，相当实感的操作性，给人感到是深思熟虑的考虑，中共中央的主张是正确的。

3月初，在鲍彤的主持下，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报告起草组成立，由15人组成。其中中央政改研究室参加8人，陈群林、陈小鲁、孙方明、唐欣、吴伟、王绍贤、沈荣华、白惠敏。中办调研室陈进玉、李英堂、罗建平3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小组（十三大后成立）郑必坚、龚育之、贾春峰3人，再加上鲍彤。

3月6日上午，中央政改研究室内部研究了四中全会讲话的起草问题，鲍彤在会上说，我们的文章在开头，可能要有一段讲十年改革开放，要感谢社会各界对党和政府的支持，为保持社会稳定做出的贡献。要肯定我们的社会基本是稳定的，继续发展还需要继续稳定。稳定是今后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不能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还要讲一下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和民主的长远目标。我们写这个东西，要把紫阳最近讲话的精神写进去，党的建设，突发事件，廉政和法制两手抓，多党合作，都要放在一定的位置来讲，这些是党内形成共识的基础。

6日下午，起草组举行第一次会议。鲍彤在会上说，到底从什么角度能把紫阳最近时期的讲话精神串起来呢？上午我们议论了一下，能否从稳定的角度，小平最关心的是稳定问题。如果在一些大的政治原则上，能够统一党内高层的认识，形成基调，那么五四大会上的稿子也就出来了。

3月10日上午，四中全会文件起草组再次开会，讨论和拟定报告提纲。鲍彤在传达了3月3日邓小平与赵紫阳的谈话之后说，在改革这场大变动中，我们的社会还是基本稳定的。报告要说明稳定与发展、改革的关系，把两方面都讲透。从改革开放的发展讲稳定，说明有稳定的环境，发展可以快一点，环境不好就可能要放慢步伐。

会上，大家也都发了言，对起草这个文件提出了一个基本思路。3月14日下午，起草组讨论了已经初步拟出的提纲。鲍彤在会上讲了大体的进度要求，他说，这个稿子应该在4月6号的常委会上通过一下，然后可能要开政治局会议。在这次讨论中，大家都从各自的角度，对于稿子提纲提出了自己看法。此后，3月15日、16日、25日、27日、4月3日，10日，起草组又多次开会，反复讨论修改已经成形的稿子。

在4月3日、10日的起草组会上，鲍彤都各有一大段谈话，对起草组关于四中全会报告稿的基本思路做了概括，同时也可以说是间接表明了赵紫阳对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基本态度。

鲍彤说：我们要给出两个方面的信号，一是不全盘引进西方的制度，二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不能停顿，要扎扎实实有保障的推进。两方面都要讲明确。总题目是在社会稳定前提下，积极稳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这段时间来，中央常委的讨论可以概括为几条方针。第一，中国当前压倒一切是要稳定。第二，中国不能全盘西化，不能拿西方的尺子观察中国问题。第三，一定要在稳定和秩序的前提下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第四，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当前要围绕在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以及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两个问题上。老百姓的要求，一条是忧国忧民，要求把改革建设搞得更好一些，一条是从自身出发，要求权利得到保障，生活得更舒畅一些。第五，党在维护稳定和推进民主的时候，要走在前面。要讲明，我们对目前民主状况并不满足，人民的要求也正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宪法反映了我们的主张，有了宪法，还要有各种具体的法律配套。决策民主化，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鲍彤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在争取民主过程中，各国都有教训，搞得好，会成为稳定的力量，搞不好会成为破坏稳定的力量。稳定是为改革建设提供有利条件，看起来缓慢一些，但可能更顺利一些。以少的代价换取大的发展。用一天，一个月的尺度来看，不会有大的变化，但长时间看，是前进的。中央决心把重点放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方面来，放到保护公民的权利方面来。要保障公民权利，防止侵犯公民权利，也要防止有人滥用权利。这不仅仅是口号和意愿，也不是个认识不认识、给不给的问题，而是要取决于社会条件和法制建设的进程。

鲍彤认为，过去革命是破坏，现在是建设的过程。过去在五四的民主自由口号下我们破坏了旧制度，现在是在这个口号下，协调整合人民之间的关系。民主和自由是加强协调的手段，要达成和谐的目的。过去突出的是对抗斗争，现在突出的是妥协谅解。要讲让步，讲理解，用民主的手段达成协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的事业主题变了，由革命转变为建设；主题变了，民主观念、功能都要更新。要使党内外都懂得，民主本质上是建设的主题，不是破坏的主题。利益调整，不同声音，要靠民主来调整。过去靠民主的武器夺取政权，现在要靠民主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民主处理得好，就会成为稳定的力量，处理不好，就会产生动乱。我们的办法是秩序的民主，法制的民主，有过程的民主。我们党还没有学会在和平执政条件下，用法律武器进行合法斗争。这时，陈群林插话说，现在一讲稳定就是没有不同意见，就是舆论一律。这不对。一定要讲稳定，但这种稳定不是舆论一律、鸦雀无声的稳定，而应该是活跃的，健康的，能协调各种利益的稳定。

鲍彤继续说，要鲜明地表明一个态度，党应该成为稳定的力量和推进民主的力量，不能把积极因素看成是消极因素。党要在维护稳定，民主方面带头做表率，认真建设党内民主。在这样的形势下，党组织要在稳定大局中起作用，对党组织提出更高的要求。党的纪律要搞好，不能搞自由主义。党自身稳定了，社会稳定就有了保证，党的民主搞好了，社会民主就有了希望。党应该成为生动的，活泼的，积极的，健康的力量。

为赵紫阳起草的这个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报告，稿子是写出来了，但中央常委和政治局未及讨论，形势就发生了重大变化。4月15日，前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学潮骤起。拟议中的四中全会因此而推迟，而赵紫阳、鲍彤们试图用这个讲话，再做一次稳定局势的最后努力，也落空了。

在共和国遭受了那场血的劫难之后的6月23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会上代表政治局作报告的总书记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他讲的也完全是另外一个调子。赵紫阳在这个会上被戴上了“支持动乱，分裂党”的帽子，撤销了总书记职务；鲍彤则已经被关进了秦城，等待他的是一场不公正的审判。他们所主持的这次以推进民主为目标的政治改革，也由此被划上了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