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80年代的政治改革为什么会失败？

1980年代这场发生在中国的政治改革，尽管它是由中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表面上看也是由执政党中央主持的，但也只进行了一年半的时间。它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是当时中共党内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实力对比和相互博弈的结果，也是党内保守力量力图扭转十三大改革开放方向的结果。

第一，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态度的变化是关键因素。

在80年代的中国搞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是个关键因素。70年代后期，再次复出的邓小平逐渐在中共党内树立起了自己的权威。这种权威虽然远不如毛泽东当年那样“绝对”，党内还有陈云、李先念等老资格领导人与之分庭抗礼，但随着邓推动经济改革的发展和深入，他的权威日重，邓在党内的话语权逐渐大大超越了其他元老，成为中共党内第一人。当时，由于对改革开放的态度不同，中共党内形成了以主持一线工作的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力量，及以陈云、李先念及后来的李鹏、姚依林等为代表的两支不同的政治势力，被外界称为党内的“改革派”与“保守派”。而主张既要搞改革开放，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邓小平，就成为凌驾于两派政治力量斗争之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砝码。

邓小平是80年代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者和推动者，他为这场改革确定了目标和内容，也划出了底线。而他选定来设计和操作这场改革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却并没有使这场改革局限于邓所主张的行政改革范围，而是把改革的重点放到了推动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上来。当1989年初夏，邓小平认为是赵紫阳主持的政治改革催发了民主大潮（学潮），赵有可能利用这场民主大潮，进一步推动政治改革，甚至有可能危及到中共的一党专制的时候这就触犯了邓的底线。

作为改革开放推动者的邓小平，与党内元老陈云、李先念等保守势力，在对改革的态度上有着很大差别，在个别时候甚至是对立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和他们后来在对待六四学潮和扼杀政治改革问题上站到一个阵营里。因为，在维护共产党一党专制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态度并没有差别。这种结合，反映了党内传统的政治势力不甘心放弃旧的统治方式，坚持维持极权统治的坚定态度。

邓小平与赵紫阳这两种政治改革“路线”之间的重大差别，是邓小平出手中止这场改革的根本原因。虽然这场改革是邓自己提出并发动的，但当他一旦发现它的主持者赵紫阳已经走得太远，赵主张的民主和法治的“路线”可能危及到中共一党独裁体制的时候，他只有与党内保守势力联手，将它扼杀掉。

第二，党内高层保守势力的强大。

中外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是在改革力量与反改革力量的博弈中进行的，都会遇到守旧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抗和阻挠，这种情况已经被历史所反复证明。

回顾1980年代整个改革历史，可以看到，当时党内高层中保守和反改革的力量是强大的，他们对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阻挠也是不遗余力的。1986年底胡耀邦被迫辞职和“反自由化”的风潮之后，邓力群手下的一些左派就开始往主持政治改革研讨的赵紫阳、鲍彤及中央政改办身上泼污水，说这是在搞“自由化”；后来又是邓小平看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稿后，说“是不是也搞了点三权分立”；就是到了十二届七中全会上，对《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争论仍然很大，思想难于统一，赵紫阳不得不放弃了在全会上通过这个设想的想法，最后改为“原则同意”。

中共十三大换届后，在主持一线工作的五位政治局常委中，有了两个极为顽固的保守势力代理人李鹏和姚依林，这使党内保守势力有了直接插手，影响、干预赵紫阳主持的中央工作的可能，高层内部保守势力与改革力量的斗争就开始更加表面化，尖锐化。1988年下半年在“价格闯关”问题上的争论、“倒赵风”的刮起，以及后来围绕对学潮问题处理上的争论，都表明了这一点。赵紫阳是中国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线操作者和主持者，党内保守势力知道，要扭转改革的方向，必须把赵搞下台。中共十三大上，保守势力推出的总书记人选邓力群被差额选举差掉，他们认为是赵紫阳搞的鬼，心中更加怨恨赵。他们知道，只有搞掉赵紫阳，他们的代理人才能掌控中央的领导权，扭转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因此，他们从没有放弃搞掉赵的努力。

1988年底到1989年初，当邓小平提出的旨在打破物价双轨制的，由市场决定价格的“物价闯关”遇阻，赵紫阳被迫承担责任之后，党内保守派元老李先念、王震等人抓住机会，开始在邓小平面前大进谗言，要求邓撤换赵紫阳，刮起“倒赵风”。特别是1989年4月学潮起来之后，李鹏，姚依林利用邓小平害怕民主大潮、担心危及党的统治地位的心理，先是推动邓给学潮定性，然后又一步步把学潮推向死胡同，导致邓最后做出武力镇压的决定。他们站在与赵紫阳的“民主和法制”主张对立的立场上，以赵紫阳“支持动乱”为由，借助邓小平的力量，搞掉了赵，也打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第三，党内中高层普遍缺乏“从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的思想基础。

80年代政治改革的失败原因还有重要的一条，是执政党内的思想准备远远不足，全党，特别是党的中高层干部普遍严重缺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从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的思想基础，因而改革没有得到全党，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理解和支持。

当时党内的中高层干部，大都是在中共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下被培养和成长起来的。他们习惯于“阶级斗争”，习惯于“党的一元化领导”，习惯于“舆论一律”，习惯于依靠行政手段而不是法治手段去进行国家和社会治理，习惯于原有的那套高度集权的一党专制体制，习惯于同这种体制相适应的那一套理论、观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领导”与“执政”、法治与人治、专制与宪政等理念方面的意义与区别。一句话，当时在党的中高层干部中，还基本上没有现代政党所应有的执政意识，远没有形成进行政治改革所需要的思想基础。

1987年6月之后，政治改革开始在党内下“毛毛雨”，重新发表了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工作也大大加强。但是，从赵紫阳的“5.13讲话”，到10月的十三大召开，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总共只进行了短短的五个月。强大的历史惯性、体制惯性和思想惯性不可能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得到扭转。此外，受几个月前还在进行的那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影响，政治改革刚刚还是政治禁区，“自由化”的帽子还在党的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和一些保守派领导人手里拿着，准备随时给人戴上，这就使得“宁左勿右”的思想在党内仍然有巨大的市场。

十三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在赵紫阳的主持下开始实施，受到党内相当一部分中高层领导干部的明拖暗抗，阻力重重。特别是在党政分开、建立公务员制度、新闻改革、社会团体独立化、人大中的党派活动、以立法方式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等方面，不能不说是步履维艰，有的甚至被篡改或变形。一些改革措施首先党中央各部门就不配合。这些阻力，最根本的，是观念和利益的问题。几十年传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观念，强大的体制惯性，及权力集中于党组织给党的各级干部带来的利益，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改革的阻力。

第四，赵紫阳主持中央工作的权力并不稳固，且有脆弱性。

从表面上看，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持者赵紫阳，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掌握着主持中央工作的大权，但实际上，在中央高层，他的力量十分脆弱。80年代党内高层的特殊情况和政治态势，决定了以他为首的改革力量无法真正掌握中央的人事权、决策权和执行权。因为，赵紫阳要推行任何重大问题都要经过中央常委讨论，必须得到邓小平的支持，而且都要通过中央各个职能机构去执行。

作为党内最具权威的元老，邓小平是凌驾于改革派和保守派之上的一个特殊的存在。80年代前期，赵紫阳与邓小平的配合基本是默契的，在邓的支持下，赵紫阳的经济改革操作也是成功的。赵紫阳在十三大后虽然当了总书记，他要把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下去，仍然需要邓小平的支持。没有邓的支持，赵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当然，从实际情况看，在1989年初以前，邓小平对赵也一直还是支持的。
但是，并不是有了邓小平的支持，赵紫阳就可以放开手脚，没有顾忌了，邓小平对改革的支持也要受到他身边保守派元老的制约。而且邓小平的支持，有他的政治底线，这个底线，就是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不能危及党的统治地位。由于邓小平在“垂帘听政”，赵紫阳在实施改革过程中，要时时顾忌到邓小平的这个底线，防备保守势力的明枪暗箭，这就使他不可能放开手脚。

从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以及《李鹏六四日记》中可以看到，十三大后进入中央常委的李鹏、姚依林这两个党内保守势力在中央常委中的代理人，时时在对赵紫阳虎视眈眈。1988年“物价闯关”失败以后，他们就试图以“决策失误”为名嫁祸于赵紫阳；从学潮一开始，他们对赵紫阳的主张就是持怀疑和不合作的态度；他们通过各种小动作，以各种方式对邓小平的决策施加影响，企图借用邓小平的力量搞垮赵紫阳。在这种情况下，赵紫阳的位置不可能是稳固的。他做任何事情，都首先要考虑到邓小平的反应，考虑到会不会被保守势力抓住把柄。他必须十分谨慎小心，用“如履薄冰”来形容也不为过。

中央各主要部门负责人不得力，是赵紫阳推行政治改革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十分头疼的问题。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辞职以后，掀起了大规模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党内保守势力借机掌控了中央各要害部门。十三大前后，赵紫阳为了改变这种格局进行了巨大努力，比如借助邓小平的力量，改变了长期由邓力群掌管宣传舆论大权的局面，撤销了邓主管的中央政策研究室等，但中央组织、宣传等部门由保守势力所掌控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那时候，中央组织部长是宋平，宣传部长是王忍之，都是保守势力的主要干将。赵紫阳没有，也不能形成自己的改革派的核心班底。在保守势力的压力下，他既不可能大张旗鼓地安排自己瞩意的改革派干部担任关键部门的重要职务，也没有可能把那些占据重要岗位但成为改革阻力的干部撤换掉。1996年在接受杨继绳采访时，赵紫阳说：“重要人事问题不是我这一层所能定的，耀邦时也是如此。有时连参与意见的机会也没有。‘六人小组’也没有决定权。他们只能到几个老人那里听取意见。小平、陈云两人达成一致意见以后就能定下来。邓小平认为这个人不错，就调上来，认为不行，就让下去。毛主席当年也是这样。‘赵孟能使贵之，亦能贱之。’这是东方政治，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这是无法改变的。我当总书记，组织部长我能动吗？宣传部长我能动吗？不能。”（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547页）

第五，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改革派没有得到社会力量的响应和支持。

由于在当时条件下搞政治体制改革的特殊敏感性，赵紫阳一方面要防备来自党内各方面的明枪暗箭，同时也要防止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吊高社会上民主化的胃口”，影响社会的稳定。因为一旦过分“迁就民主化的情绪”（邓小平语），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就会成为党内保守派攻击、甚至中止政治体制改革的口实，甚至影响到他个人的地位的稳定。

正是因为考虑到这种情况，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操作不得不相对封闭，再加上保守势力的虎视眈眈，又必须和邓小平“保持一致”，这些因素致使赵紫阳、鲍彤等政治改革的主持者没有，也不可能把有些改革措施的意图对党内、对全社会公开，说得那么明确、那么直白，致使社会上的改革力量对此缺乏了解，朝野严重缺乏互动。

从另一个角度说，由于中共高层政治生活的不透明，社会上的多数知识分子和民众并不了解赵紫阳主持的执政党中央内部围绕改革产生的激烈斗争，不了解赵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所面临的艰难局面，和他所起到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反而对赵主持政改的推进缓慢有怨气和不满。这就使赵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得不到社会上的广泛响应和支持。1988年底到1989年初，社会上的激进民主派发出一个又一个的上书、呼吁，使得主持中央工作的赵紫阳受到日益加大的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他面临“倒赵风”，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压力下，他不得不谨慎小心应对；另一方面，他又要面对社会上日益高涨的民主要求的压力。这种压力，既是他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助力，但也是他作为执政党的总书记，必须维持社会局面基本稳定的一道难题。这个时候的赵紫阳，用一句中国俗语来形容，真的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中国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主要是由的党内各派力量对比等客观原因所致，但也有其指导者主观方面的因素。虽然这些因素不可能改变事情最后的结局，但对改革进程和事态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是赵紫阳对邓小平过于信赖，对邓的态度转变估计不足。上个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赵紫阳是依靠邓小平的信任和支持，从四川到北京，从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一路走过来的。长期的改革实践中邓小平对他的支持，似乎使他对邓产生了一种过份的信赖。他自信自己是了解邓小平的，邓小平对他也是了解的。虽然他知道，邓对他的支持是有底线的，他也自信自己能把握好这个底线。但从当时和后来披露出来的实际情况看，他还是过高地估计了邓小平对他的信任，过高地估计了他主持下的中央对整个局势的掌控力。实际上，以往邓对他的支持，不是对他个人的支持，而是因为他能坚定地执行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主张。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他会不会继续得到邓的支持，要看他主持的改革实践会不会触及邓的政治底线。当1989年5月局势的发展触及到了邓的底线，邓就果断出手，在镇压了那场学潮，中止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赵紫阳也因抵制戒严，反对武力镇压，而被邓小平废黜。

二是改革力量对围绕改革进行的党内外斗争复杂性和残酷性认识不够，准备不足。十三大的召开，和各项改革方案的提出，一开始民心还是比较顺的。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价格改革遇阻，政治改革也困难重重。经济虽然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但物价上涨幅度仍然较高；价格双轨制的漏洞、对公权力缺乏制度约束和舆论监督所滋生的腐败，引起民众强烈的不满情绪；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为人们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但也让一些人产生了对民主发展的急进要求，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加。

对这种情况，赵紫阳、鲍彤和他们的部下们看到了，并组织了社会突发事件问题研究，也预见到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但现在回头看，当年对这项工作似乎重视程度不足，没有把它作为一项重中之重的课题抓紧抓好。而且，对策性研究也没有开展，特别是没有对可能出现的党内矛盾激化做出预测，并把它与社会动荡的过程与后果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做出真正能对解决社会动荡、同时也避免党内矛盾激化提供操作层面上的应对预案。

当然，这些只能是后话。当时党内高层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和赵紫阳、鲍彤们面临的政治环境，使他们不可能放手把党内高层斗争摆到桌面上，在政改研究室这样一个中央正式机构中进行研究。当时出现的“小舰队”说法，已经让赵紫阳、鲍彤们警惕、避嫌，“动乱问题研究”没有展开和抓紧，没有与党内斗争相关联，大概也与此有关。

三是在舆论宣传指导方面发生失误，一些关键时刻导致不良后果。中共十三大提出的“政治公开”原则，从方向上说是正确的，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但是，在复杂的改革过程中，透明度、公开性又是一把双刃剑，在某些情况下会造成相反的“给改革添乱”的结果。现在回过头来看，在改革过程中，公开化也要有所选择，有所为有而所不为。但遗憾的是，由于条件、环境、经验的限制，改革的领导者们当时都对这种“双刃剑”的作用认识不足，从而导致了在一些关键时刻上的舆论引导失误。1988年8月，政治局通过了“物价闯关”的决议直接发布了会议消息，结果导致全国性的抢购风潮，“闯关”不得不中止，为保守势力刮起“倒赵风”提供了口实；1989年5月16日，赵紫阳与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引发严重后果，问题也是出在由中央电视台全文播出上，当时恰恰是学潮的关键时刻。如果这个讲话仅仅在会见时讲一讲，或在报纸新闻中提到几句，也不至于引起那么大的社会反响，以致一些保守派元老找到借口指责赵紫阳，促使邓小平下决心拿下赵紫阳。

赵紫阳领导部下们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后来处理1989年学潮的过程中，出现一些失误，也很正常。他毕竟是人，不是神，这些失误多与他的性格特点有关。赵紫阳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对党内权力斗争的尖锐、复杂与不择手段有深刻认识，但他在进入权力核心之后，却从不用“阴谋论”来看问题，不愿意用政治权谋去解决高层中的矛盾。他处理工作中的问题往往对事不对人。他对自己的政治对手也总是宽容、大度，不愿意将一些矛盾公开化、尖锐化。在当时复杂的高层人事关系和政治斗争中，他往往因考虑到“避嫌”、“影响”而放弃主动进攻。特别是对邓小平、陈云这两位“老人家”，他从不愿意伤害他们，即便是有不同意见，也往往采取策略的方式提出，争取求得他们的支持。在与邓或陈有分歧，而且已经证明赵的主张正确时，赵也从不利用这种机会，去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即使在担任中央总书记之后，他仍然不想主动抓权，建立自己改革力量的班底。

当然，对于当时党内保守势力过于强大，也许赵紫阳当时的一些担心和顾虑不无道理。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失败，根本原因是出在党内政治力量的对比上，改革力量不够，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赵紫阳这种性格弱点对他主持的政治改革，对后来学潮的处理，也不无影响。鲍彤后来曾经对笔者说：“紫阳作为一个从政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当总理、当总书记是游刃有余的。但他在性格上也有一个弱点，就是缺乏主动进攻精神，缺乏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大刀阔斧、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大胆争取的精神。这种性格上的弱点，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可以评价为‘忠厚’，但对一个政治家说来，在关键时刻可能就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