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突厥汗国复国
调露元年（679），东突厥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反唐，掀开了东突厥复国的序幕。温傅、奉职二部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以阿史那可汗家族为号召，单于大都护府治下24州东突厥降部皆起而响应。唐先后派萧嗣业、裴行俭率兵讨击，奉职被行俭擒拿，泥熟匐被其下所杀，以首来降，暴动被平息。永隆元年（680），温傅部又立阿史那伏念为可汗，寇原、庆二州。唐再派裴行俭等讨之，伏念执温傅以降，暴动再次被平息。但由于唐在处理伏念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采取杀降政策，斩伏念等54人于都市，导致了更强烈的反抗，突厥阿史那骨咄禄再次招集亡散，于永淳元年（682）重建东突厥汗国。
东突厥汗国从永淳元年（682）复国，至天宝四年（745）灭亡，共经历了60余年，其兴亡及与唐朝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682-692），东突厥汗国重建时期。这一时期阿史那骨咄禄在位，唐朝高宗、武后当政。永淳元年（682），阿史那骨咄禄在黑沙城重建东突厥汗国，建号颉跌利施可汗，开始全面恢复东突厥汗国旧业。首先，还牙于郁都斤山（以黑沙城为南牙，郁都斤山为北牙）；恢复与阿史德氏的联盟，以阿史德元珍为谋主，任阿波达干，掌兵权。然后，向南对唐朝，向西对西突厥，向北对铁勒诸部，向东对契丹、奚二蕃展开全面攻势。但这一时期东突厥汗国的主要成就是迫使唐朝采取守势，保护本土，而无法翦灭重建的汗国，东突厥汗国因此得以存在并发展巩固。其次是削弱西突厥阿史那可汗的统治，为控制或插足西域，实现统一东、西突厥的目标做准备。
阿史那骨咄禄制定了以攻为守的方针，四处攻扰唐朝，迫使唐朝疲于应付，无力进剿。永淳元年（682）十月，突厥攻并州，又攻单于都护府之北境，杀岚州刺史王德茂。弘道元年（683）二月，突厥寇定州，又寇妫州。三月，围单于都护府，杀都护府司马张行师。五月，寇蔚州，杀刺史李思俭，又擒来战的丰州都督崔智辩。六月，掠岚州。光宅元年（684）七月，转寇朔州。垂拱元年（685）二月，寇代州，败来援的左玉钤卫中郎将淳于处平，唐军死5000余人。垂拱二年（686）九月和垂拱三年（687）二月，两次侵昌平等地。垂拱三年（687）七月，又攻朔州。在以上的战事中，唐军大多失利，唯垂拱三年（687）七月的朔州反击战打得比较漂亮。左鹰扬卫大将军黑齿常之大破骨咄禄、元珍于黄花堆，追奔40余里，突厥皆散走碛北。唐欲乘胜追击，太后诏右监门卫中郎将爨宝璧与常之计议，遥为声援，穷追余寇，但宝璧欲专有其功，不待常之，引精兵13000人先行，出塞2000余里，掩击其部落；既至，又先遣人告之，使骨咄禄、元珍有备而战，结果唐军大败，全军皆没。太后改骨咄禄曰不卒禄以泄恨。
在西向征讨西突厥的过程中，东突厥也取得了进展。《资治通鉴》卷204载：“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来，为东突厥所侵掠，散亡略尽。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斛瑟罗收其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拜左卫大将军，改号竭忠事主可汗。”可见东突厥已严重削弱了西突厥，尤其是阿史那可汗家族，致使西突厥散亡略尽。不过，东突厥并未能控制西域，西突厥异姓部落突骑施成为阻遏东突厥西进的重要力量。天授二年（691）“（阿史德）元珍等率兵讨突骑施，临阵战死”，在与突骑施的争战中，东突厥还损失了阿史德元珍这位主要干将。
第二阶段（692-716），东突厥汗国强盛时期。这一时期默啜在位，唐朝是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当政。天授三年（692）突厥可汗骨咄禄卒，其子幼，弟默啜自立为可汗。默啜上台后亦实行扩张政策，不过，在策略上有所改变，不再一味武力进攻，而是和战并行，软硬兼施，从而从唐朝方面获得了更大的利益，在东、北、西方向取得了更大的拓展，进入了后东突厥汗国的最盛期。
长寿三年（694），默啜寇灵州。唐以白马寺僧怀义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领十八将军讨之，未遇突厥，班师。天册万岁元年（695）正月，唐以王孝杰为朔方道行军总管备边。王孝杰是一位英勇善战的骁将，在长寿元年（692）讨击吐蕃、收复西域的战事中功勋卓著。面对唐朝的部署，默啜马上变换了手法，一方面求和，一方面继续攻唐。十月，突厥默啜遣使请降。太后喜，册授默啜为左卫大将军、归国公。万岁通天元年（696），默啜寇凉州，执都督许钦明。接着，默啜请为唐太后子，并为其女求婚，归还河西降户。又请率部为唐讨契丹。其年五月，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因饥谨而营州都督不加赈给举兵反。太后欲借默啜之力平契丹，遣使册授默啜为左卫大将军、迁善可汗。默啜趁契丹李尽忠卒、孙万荣代领其众之机，袭松漠，虏尽忠、万荣妻子。太后以其功进拜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默啜一面接受唐朝的册拜，一面继续攻唐。神功元年（697）正月，寇灵州、胜州，又求六州降户及单于都护府之地，及谷种、缯帛、农器、铁。唐臣姚璹、杨再思以契丹未平，尚须依靠突厥，请依所求给之。朝廷“乃悉驱六州降户数千帐以与默啜，并给谷种四万斛，杂彩五万段，农器三千事，铁数万斤，并许其昏。默啜由是益强”。同年，唐军30万讨契丹，突厥与奚掩击其后，契丹大败，孙万荣被斩。契丹及奚余众皆降于突厥。默啜通过助唐平契丹，不仅得到六州降户数千帐及农器等物资，而且征服了东北契丹、奚二蕃，实力大大增强，开始公开轻蔑朝廷。圣历元年（698）六月，唐太后命淮阳王武延秀入突厥，纳默啜女为妃，并赍金帛以送之。但默啜却以延秀非天子之子而拒之，说：“闻李氏尽灭，唯两儿在，我今将兵辅立之。”发兵袭静难、平狄、清夷等军。又寇妫、檀等州。并致书谴责唐朝：“与我蒸谷种，种之不生，一也。金银器皆行滥，非真物，二也。我与使者绯紫皆夺之，三也。缯帛皆疏恶，四也。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氏小姓，门户不敌，罔冒为昏，五也。我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责唐送物不精，婚婿不贵。接着寇飞狐，陷定州，掠赵州。时武氏已贵为帝室，默啜的言行完全是一种挑衅。太后大怒，改默啜为斩啜，派司属卿武重规等为天兵中、西、东道总管，将兵30万讨之，以15万兵为天兵西道后军作后援。九月，又命太子（中宗）为河北道元帅（狄仁杰后代为元帅）讨之。但默啜尽杀定州等男女万余人，退回漠北，唐军追之不及。此后，默啜“连岁寇边”，多次掠陇右诸监马万余匹，并仍实行和战并行的方针。长安三年（703）六月，遣莫贺干来请以女妻皇太子之子。睿宗、玄宗继位后，又相继来求婚。
景龙元年（707），中宗决心改变这种被动挨打、和亲受骗的局面，命内外官各进破灭突厥之策，又选拔军事骨干，同时调整北方防御将领，以右屯卫大将军张仁愿为朔方道大总管，备突厥。张仁愿不负所望，于黄河之北筑三受降城，绝突厥南寇之路。景龙四年（710），中宗决定出师北伐，但师未行而中宗崩。唐朝此后还有一次北伐，仍以夭折告终。开元二年（714），唐击败西征北庭都护府的突厥，受此鼓舞，玄宗决定北伐。二月二十八日下《命姚崇等北伐制》，以姚崇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率军出征，但由于吐蕃入侵河源、西域等地，形势严峻，唐不得不抽调兵力应付吐蕃，北伐流产。
默啜从唐朝获得了大量人力、物力，又控制了东方契丹、奚二蕃，拥兵40万，据地广万里，进一步征服西域成为其下一步重要目标。圣历二年（699）正月，默啜立其子匐俱为小可汗，号拓西可汗，主处木昆等十姓兵4万余人，位在两察之上（其弟咄悉匐立为左厢察，骨咄禄子默矩为右厢察，各主兵2万余人），可见其西征的决心和征服西域树其子威信的用心。景云中（710-711），突骑施可汗娑葛之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于其兄，叛入突厥，请为向导伐娑葛，为默啜提供了契机。默啜遣兵2万击娑葛，破灭之。其部下乘胜远征中亚。《暾欲谷碑》南面第45-48行称：“吾等随之远达铁门……窣利人全族以suq（？）为首领，来降。”中亚河中诸国（铁门关以北）和吐火罗诸国（铁门关以南）本为唐朝藩属（设有羁縻府州），大食（阿拉伯）兴起后攻占了此地。东突厥在此大肆抢劫了一番，上举碑文称，“军队遂辇归其黄金及白银、少妇及处女……及无数珍宝”。开元二年（714），默啜又遣其子泥涅可汗及同俄特勤、妹婿火拔颉利发等率精骑围唐在西域东部设置的北庭都护府，但这个行动遭到了惨败。唐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同俄被斩于城下，火拔惧不敢归，携妻子降唐。默啜又屡发兵击西突厥十姓中的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等部。开元三年（715），唐敕北庭都护汤嘉惠、左散骑常侍解琬等发兵救之，五月，又敕嘉惠等与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及定边道十总管阿史那献互相应援，“虏势寝削”，默啜的气焰才有所收敛。
默啜在北方也竭力扩展势力。垂拱二年（686），瀚海都护府内的同罗、仆骨等部叛，唐遣左豹韬将军刘敬同发河西骑士、田杨名发金山道西突厥十姓诸兵讨之。同罗、仆骨等部皆败散，但西突厥十姓“不奉玺书，妄破回纥部落”，[致使北蕃丧乱，为默啜北侵提供了有利的机会。《旧唐书》卷199下《北狄传》载：“则天时，突厥强盛，铁勒诸部在漠北者渐为所并。回纥、契絆、思结、浑部徙于甘、凉二州之地。”可见7世纪前后，默啜已渐兼并漠北铁勒诸部。开元二年（714），默啜又与九姓首领阿布思等战于碛北，九姓大溃，人畜多死，阿布思率众来降。开元四年（716），默啜再讨九姓拔曳固，战于独乐河，胜。但这一次默啜本人遭到了灭顶之灾，被拔曳固残部袭杀。唐朝可能也发挥了作用。玄宗在开元四年（716）正月二日曾命薛纳等兵分中、东、西三道，“各领马步五万人，与九姓计会。三军既整，百道齐入”讨默啜。《新唐书.回鹘传上》也载回纥“助唐攻杀默啜”。不过具体情况史书失载。
第三阶段（716-734），东突厥汗国中兴时期。这一时期泥涅可汗、毗伽可汗在位，唐朝玄宗当政。开元四年（716）默啜死，其子泥涅可汗立，但旋被骨咄禄之子阙特勤击杀，阙特勤立其兄左贤王默棘连为毗伽可汗。毗伽继位之时，东突厥汗国已从鼎盛走向衰落。默啜年老昏暴，“虐用其众”，部落多怨叛，“十姓部落左五咄六啜、右厢五弩失毕五俟斤及子婿高丽莫离支高文简、跌思泰等各率其众，相继来降，前后总万余帐”。奚、契丹、拔曳固等诸部也归附唐朝。毗伽以阙特勤为左贤王，专典兵马；以暾欲谷为谋主。“暾欲谷年七十余，多智略，国人信服之，突厥降户处河曲者，闻毗伽立，多复叛归之。”毗伽可汗曾欲乘势南下寇唐，暾欲谷审时度势，认为突厥部落“力尚疲羸”，“且当息养数年，始可观变而举”。因此，东突厥汗国开始真正奉行与唐和平相处的政策。唐亦曾计划击突厥。开元八年（720），朔方大总管王晙奏请西发拔悉蜜，东发奚、契丹，与朔方兵共击毗伽。但这个计划为突厥探知，暾欲谷深知王晙与唐宰相张嘉贞不和，所请多不相应，必不敢发兵，而拔悉蜜轻而好利，必将先至，因此做了充分准备。事情果如其料，突厥大破拔悉蜜，返途中又寇甘、凉等州，掠契絆部落，毗伽“由是大振，尽有默啜之众”。开元九、十年（721-722），河曲六胡州东突厥降部两次叛唐，唐朝虽然平息了此乱，但此后亦未再出击。唐、突真正进入和平相处阶段。开元六年（718）正月，突厥毗伽可汗遣使请和。开元九年（721）二月，又遣使求和，乞为玄宗之子。玄宗欣然同意。此后，突厥约年年来朝，据统计，开元五年至二十二年（717-734）共约来32次。如开元十三年（725）四月，唐玄宗东巡，毗伽应唐朝之请，遣大臣阿史德颉利发入贡扈从。开元十五年（727），毗伽可汗遣大臣梅禄啜入贡，献名马30匹，并献吐蕃约毗伽共寇唐瓜州的书信。为了答谢突厥的和平诚意，唐特在西受降城开互市，每岁以缣帛数十万匹与之交易戎马，结果双方互利，唐以戎马助军旅，且为监牧之种，国马益壮；而突厥得缣帛，不仅可以供生活之需，而且可与其他民族交换获利。
这一阶段，毗伽可汗亦曾多次请求和亲，唐因默啜骗婚的教训及耻辱，先不允之。开元十三年（725），毗伽可汗甚至对唐使说：“今之所求，岂问真假！频请不得，实亦羞见诸蕃。”唐仍未允之。开元二十二年（734）玄宗终于许婚，但同年毗伽死，和亲未成。开元十九年（731）三月，突厥左贤王阙特勤卒，唐突友好关系达到高潮。唐朝不仅派重臣赉玄宗玺书前往吊唁，而且派画师工匠为之建祀庙，镌碑铭。《阙特勤碑》为汉文、突厥文双语镌成，留存至今。
不过，这一阶段东突厥汗国对唐朝的友好，仅仅维持在不侵犯唐朝本土的层面上，而对唐朝的藩属仍然实行侵扰、争夺的方针。《阙特勤碑》第28行载毗伽可汗自述：“朕为复兴民族计，乃率大军出征十二次，北征回纥，东讨契丹及Tatabi，南扰中国。”“南扰中国”大约为开元八年（720）之事，而“北征回纥，东讨契丹”则在请和之后发生。《资治通鉴》卷114即载，开元二十三年（735）“突厥寻引兵东侵奚、契丹”。《新唐书.回鹘传上》载，回纥杀凉州都督王君，梗绝安西诸国朝贡道，之后“奔突厥”；新旧《唐书.突厥传下》载，突骑施苏录可汗自立后，“不纯臣于唐”，与突厥通婚，“东附突厥”，都表现了东突厥与唐朝分庭抗礼的态势。
第四阶段（734-745），东突厥汗国内乱衰败时期。这一时期东突厥约有七个可汗上台，唐朝仍是玄宗在位。开元二十二年（734），突厥毗伽可汗为其大臣梅录啜毒死。其子伊然可汗立。唐遣宗正卿李佺往吊毗伽，为之立碑庙，以史官起居舍人李融撰写碑文，并册立伊然。不久，伊然病卒，弟登利可汗立。开元二十八年（740），唐遣右金吾将军李质赉玺书册立登利可汗。登利从叔父二人分典兵马，号左、右杀（察）。登利患两杀权重，与其母谋，诱斩右杀，自统其众。左杀判阙特惧祸及己，勒兵攻登利，杀之，立毗伽可汗之子为可汗；可汗后为骨咄叶护所杀，更立其弟；寻又杀之，骨咄叶护自立为可汗。开元二十九年（741）七月，遣使来唐告登利可汗之丧。天宝元年（742）七月，拔悉蜜、回纥、葛逻禄三部共攻骨咄叶护，杀之，推拔悉蜜酋长为颉跌伊施可汗，回纥、葛逻禄自为左、右叶护。突厥余众共立判阙特勒之子为乌苏米施可汗。唐玄宗遣使谕乌苏令内附，乌苏不从。唐遣使说拔悉蜜、回纥、葛逻禄使攻之，乌苏遁去。天宝三年（744）八月，拔悉蜜攻斩突厥乌苏可汗，传首京师。突厥国人立其弟为白眉可汗。回纥、葛逻禄共攻拔悉蜜颉跌伊施可汗，杀之。回纥骨力裴罗自立为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唐玄宗册拜裴罗为怀仁可汗。天宝四年（745）正月，回纥怀仁可汗击杀突厥白眉可汗，传首京师。突厥毗伽可敦率众降唐。后东突厥汗国彻底灭亡。
后东突厥汗国的建立虽然是叛唐的结果，但其发展却是愈来愈向唐朝靠拢，与唐和平共处并臣属于唐朝。汗国在建立阶段叛唐攻唐，在第二阶段即开始向唐求和，接受唐朝的册封，助唐平息契丹、奚二蕃之乱。虽然这种请和并非真心实意，有着欺唐掠唐的目的，但毕竟向着和平共处迈出了一步。第三、四阶段汗国比较真诚地与唐和平共处，以子事父、臣属于唐，可汗死皆来告丧，可汗立亦由唐朝册封承认，虽然侵唐藩属的现象仍然存在，但毕竟和平相处是主流。汗国最后则被其属部拔悉蜜、回纥、葛逻禄攻灭，为回纥取而代之。当然，唐朝在其中也发挥了作用。
二、后东突厥汗国复兴的原因
后东突厥汗国能够存在60多年，有内外两种原因。
内部原因：东突厥在唐朝宽松的羁縻统治下，不承担贡赋，经济实力大增，太宗曾在册命阿史那思摩的诏书中说，突厥诸部在唐的统治下“年谷屡登，众种增多，畜牧蕃息，缯絮无乏，咸弃其毡裘，菽粟有余”，即是对这种经济状况的描述。东突厥通过助唐东征西讨，又重振了军威。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加上对过去光辉历史的追念，促使他们叛唐复国，成为前东突厥汗国的余响。
汗国重建的前三个阶段，其首领根据形势的不同，皆实行了不同的但有利于汗国生存发展的战略方针。第一阶段，实行以攻为守的方针，迫使唐朝疲于应付，无力进剿。第二阶段，实行和战并行的方针，使得唐朝心存幻想，不能痛下决心，坚决围剿。如果默啜仍实行一味武力进攻的政策，以唐朝的实力和当时周边的环境，唐朝不会甘于被动挨打的状态，而会采取强硬的措施。第三阶段，实行和平共处的方针，使得唐朝承认既成事实，安于现状。这一阶段如果汗国继续实行欺骗政策，唐朝也不会再上当受骗，而会采取有力措施。开元九年（721），汗国请和，玄宗玺书严厉谴责默啜往日失信，明确告诫毗伽可汗：“若言无准定，意有翻覆，还似往日可汗，又违今时明信，不烦更差使命”。表达了不会再容忍汗国口是心非的做法。和亲之事唐朝不肯轻允，也证明了唐朝的态度。
汗国起用阿史德元珍、暾欲谷等人为谋主，这些人皆曾就读于长安，深悉汉文化，称得上知己知彼，在保存汗国、对付唐朝的大政方针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册府元龟》卷544载：“阿史德元珍、孙万轩（斩）等，皆因充侍子，遂得遍观中国兵威礼乐，其后竟为边害。”又载薛谦光疏：“窃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侍，并叼殊奖，或执戟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黉门，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击朝章，知经国之要，窥成败于图史，察安危于古今，识边塞之盈虚，知山川之险易；或委以经略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归藩……在夷狄广其纵横之志……及归部落，鲜不称兵，边鄙罹灾，实由于此。”可证当时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以暾欲谷为例。时毗伽可汗欲在汗国筑城、立寺观，暾欲谷说：“不可。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与为敌者，正以逐水草，居处无常，射猎为业，人皆习武，强则进兵抄掠，弱则窜伏山林。唐兵虽多，无所施用。若筑城而居，变更旧俗，一朝失利，必为所灭。释、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争胜之术，不可崇也。”可谓切中要害，突厥若筑城而居，势必丧失游牧民族的优势；若信奉佛教，势必丧失尚武精神，这对于突厥汗国的生存和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毗伽可汗继位之初，欲南下攻唐，也被暾欲谷以“力尚疲赢”劝止，改而奉行与唐和平共处的方针。这在当时突厥渐弱的情况下，无疑是保存实力的最佳选择。其后，在开元八年（720）王晙欲发契丹、奚、拔悉蜜与朔方军共剿突厥的斗争中，暾欲谷更是利用他对唐朝内部矛盾的了解，制定了正确的方针，致使唐朝不再与之武力较量。
外部原因：唐朝政策一再失误。东突厥汗国重建时期，正是唐朝政治上风云变幻（改唐换周），各种政治势力互相倾轧、互相矛盾的时期。这种矛盾和斗争，妨碍了唐朝实施正确的政策方针，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犯了错误。首先，在对待东突厥暴动的问题上，唐朝的内部政治斗争毁了裴行俭的招降成果。永隆元年（680），裴行俭许诺阿史那伏念不死，伏念乃降，但中书令裴炎与行俭为两派，为贬行俭，说伏念乃被唐军“逼逐，又碛北回纥等同南向逼之，窘急而降”，武后杀降。行俭叹：“今而杀降，后无来者。”当时“议者恨其（裴炎）娼克，且使国家失信四夷，以为阴祸有知云”。果然，突厥降部皆对唐朝失去信任，再次铤而走险，走上反唐道路。朝廷后来虽然有所醒悟，追拜伏念为太仆卿，颁发平反诏书，弘道元年（683）十一月，并委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招讨突厥，即以安抚为主、讨击为辅（前委裴行俭为行军大总管讨突厥，以讨击为主），但为时已晚，无济于事。其次，因内部矛盾杀御敌大将，自毁长城，又滥委将领。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督军御突厥，“善于绥御，威信大行，偏将已下，无不尽力。突厥甚惮之。相率遁走，不敢近边”。但务挺是裴炎同党，炎得罪，务挺亦被斩。“突厥闻务挺死，所在宴乐相庆。仍为务挺立祠，每出师攻战，即祈祷焉。”夏州都督王方翼亦是抵御突厥的干将，但因其与务挺连职，素相亲善，且为废后（王皇后）的亲属，亦被流放并致死。太后此后委任白马寺僧薛怀义为御敌大将，则是滥用庸人。垂拱三年（687）五月，太后以怀义为新平军大总管，北讨突厥。怀义行至紫河，不见虏，于单于台刻石纪功而还。九月，以僧怀义为新平道行军大总管，将兵20万以讨突厥骨咄禄。长寿三年（694），又以僧怀义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领十八将军讨默啜，未遇，班师。怀义乃一介寺僧，根本不懂军事，只因与太后关系近密，被委此事，太后所任非人不言而喻。玄宗时代，朝廷的内部矛盾依然存在，并依然影响了对突厥的政策。前述王晙与宰相张嘉贞不和，导致北伐未成，反被暾欲谷利用，即是一例。
唐朝周边不宁，为东突厥汗国复兴提供了机会。7世纪末契丹叛唐，东突厥借为唐平叛之机，大大扩充了实力，将东北契丹、奚等族收归治下，又向唐索取了大量人力物力，收复了六州降户，造成东突厥汗国的再度辉煌。而7世纪吐蕃的崛起和扩张，更成为东突厥汗国复兴的最有利外部条件。吐蕃从龙朔二年（662）开始进军西域，与西突厥弓月部勾结攻击唐军。麟德二年（665）与疏勒、弓月侵于阗。咸亨元年（670），又攻取西域龟兹拨换城，陷唐18羁縻州，迫使唐废安西四镇。唐朝与吐蕃反复争夺西域控制权，终于在长寿元年（692）重置安西四镇，以汉兵3万镇守该地。唐虽夺回了西域控制权，但却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进攻西域的同时，吐蕃又于龙朔三年（663）发兵攻占吐谷浑，吐谷浑可汗诺曷钵与弘化公主率数千帐弃国投唐朝。咸亨元年（670），唐发大军护送吐谷浑可汗还故地，与吐蕃战于大非川，大败。“自是吐蕃连岁寇边，当、悉等州诸羌尽降之。”仪凤三年（678），唐中书令李敬玄与工部尚书刘审礼率18万军与吐蕃战于青海，又大败。从此，唐军不得不从战略攻势转入战略守势，将大量行军转成镇军，在河源等地长期与吐蕃对峙。唐军将主要兵力投向西北的结果，为北方东突厥汗国的复兴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在东突厥奉职、温傅、伏念反叛时，唐朝尚有力量派大军北上进剿。《旧唐书》卷84《裴行俭传》载，调露元年（679），裴行俭统30余万大军进讨，“连亘数千里，并受行俭节度。唐世出师之盛，未之有也”。因此这二起反叛都很快被平息，未能建成汗国。但随着守势局面的形成，唐朝却再也无力大举北伐骨咄禄了，至多只能小规模地自卫反击。如意元年（692）情况有所转变，吐蕃内部危机爆发，吐蕃频繁遣使请和求婚，不断有首领率众内附，吐蕃进入衰落期。唐朝这一时期应有力量对付东突厥汗国，但这时恰好默啜在位，默啜及时调整了政策，采取和战并行的方针，致使唐朝心存幻想，未采取坚决进伐的措施。开元二年（714）玄宗曾经决定北伐，其在《命姚崇等北伐制》中措辞非常严厉：“总管以下，有损失兵马，不能力战，弃军逃命者，便斩，其有弃军入敌，不能死节者，妻子以叛缘坐法。”大有不灭突厥誓不罢休的味道，但恰好此时又与吐蕃关系恶化，吐蕃开始连年进犯，局势非常严峻，唐朝不得不放弃北伐。毗伽可汗继位后，唐朝无意讨伐汗国，汗国亦无力进犯唐朝，因此，和平相处成为双方共同的选择。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汗国被其属部推翻。因此，吐蕃的扩张是东突厥汗国复兴的最重要的外部原因，吐蕃的扩张极大地牵制了唐朝对汗国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和政策。
三、后东突厥汗国复兴对唐朝军政制度的影响
后东突厥汗国的复兴以及吐蕃的崛起，对唐朝边疆体制乃至军政制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引起唐朝边疆体制及军政制度的诸多变化。而最根本的变化，是唐朝对周边诸族从战略攻势转变为战略守势。
边疆都护府体制的破坏和变化。唐前期边防体系经历了三个阶段两次调整，即从都督府发展到都护府，又从都护府发展到节度使府。唐先在边疆建立羁縻州都督府，以边州都督府领之。如贞观四年（630）唐灭东突厥后，设顺、佑、化、长等羁縻州都督府以安置突厥降部，又设定襄、云中、丰州都督府以监管之。但不久，漠北薛延陀取代东突厥而坐大，贞观二十年（646），唐灭薛延陀汗国，鉴于原有都督府的力量不足以控制漠北，唐决定设更大的专门机构--都护府。贞观二十一年（647），唐于漠北置燕然都护府，龙朔三年（663）改称瀚海都护府，总章二年（669）改称安北都护府；永徽元年（650），于漠南建瀚海都护府，龙朔三年（663）改称云中都护府，麟德元年（664）改称单于都护府。安北都护府辖8羁縻都督府16羁縻州，单于都护府辖24羁縻州。安北、单于二都护府的建立，将大漠南北的诸民族部落基本上都纳入了唐朝的统治之下，在维护唐朝北部边疆的安定和统一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保证了唐前期北方30多年的平静。然而，东突厥汗国的复兴，又使安北、单于两个都护府丧失了功能，垂拱二年（686）单于都护府改为镇守使，垂拱三年（687）安北都护府南迁同城，圣历元年（698）安北都护府移治于单于都护府，实际上仅存一府。开元九年（721），唐置朔方节度使，领单于大都护府和安北都护府等，二大都护府皆被纳入到节度使体制之中。单于、安北都护府纳入节度使体制完全是当时政治、军事形势决定的。都护府重在安抚和监控，节度使重在镇守和防御，在当时的形势下，安抚和监控已经不能解决边疆的问题，镇守和防御才是巩固边防的唯一途径。有学者说：“朔方节度使领属单于、安北大都护府，标志着唐代前期羁縻府州抚慰、外加都护府监控蕃族功能和体制的结束，都护府这一制度被纳入了节度使体制之内。其原来的职能也都作为节度使的一部分而显现。单于、安北原来广为监控的权职缩小到一个城或州的范围，这种转变正是那个时代政治军事形势变化的结果，更为直接的是唐朝北部防务与突厥势力复兴的力量对比而引起的”。此说可谓颇得其实。
军镇、监牧、屯田三位一体边防体制的破坏和变化。中国古代北方主要是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政权对峙。中原自古就有消极防御和积极防御两种对付游牧民族铁骑南下的基本对策。如秦朝采取消极防御的对策，大修长城，沿长城屯戍大军，构成线式静态防御体系；西汉武帝采取积极防御的方式，以骑对骑，将攻为守，建成动态的防御体系。唐初，高祖、太宗鉴于隋朝大修长城仍然灭亡，采取积极的防御措施，大力发展骑兵，大规模发展高度集中的国家养马业，并在发展养马业、组建骑兵的基础上建立了“军镇、监牧、屯田三位一体”的边防体制。《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上》载，贞观中，“有屯田以资粮糗，牧使以娩羊马。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以却于强敌”。这是对这种三位一体边防体制的简要概括。“军镇、监牧、屯田”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监牧为军镇提供充足的优质马匹；屯田为军镇保证丰足的食粮；军镇则保护监牧和屯田，维护边疆的稳定，抵御来犯的敌人。监牧或马政可以说是唐前期国防政策的基石之一。史载唐“自贞观至麟德（627-665），马蕃息及七十万匹，分为八坊、四十八监，各置使以领之。是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但是，东突厥的复兴，却极大地破坏了国家养马业。开耀元年（681），夏州群牧使安元寿奏：“自调露元年九月以来，丧马一十八万余匹，监牧吏卒为虏所杀掠者八百余人。”即东突厥在叛唐复兴过程中，仅两年时间就使唐朝在夏州群牧丧失了18万余马匹。东突厥汗国重建之后，又不断掠取陇右马匹，久视元年（700）二月突厥掠陇右诸监马万余匹。神龙元年（706）又掠陇右群牧马万余匹。“垂拱（685-688）以后，马潜耗太半”。至玄宗即位初，监马仅有24万匹，玄宗下大力气恢复监牧，开元十三年（725），“有马四十三万匹，牛羊称是”，玄宗以太仆卿、内外闲厩使王毛仲有功，大加赞赏。但43万匹仍只是贞观、麟德时70余万匹马的半数强，可见东突厥汗国及吐蕃等对唐养马业的破坏之大。唐朝养马业的破坏，实际上直接等于唐朝军事力量的破坏，唐朝因此无法发动军事进攻，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当然，唐朝监牧的彻底破坏，是在吐蕃趁安史之乱占领陇右，国家完全失去养马基地之后。但是，后东突厥汗国对于唐朝军事力量的破坏，对于唐朝“军镇、监牧、屯田三位一体”边防体制的破坏却是不容低估的。
镇戍、行军制度的破坏与变化。唐前期有平时、战时两套军事体制，平时以镇戍作为边防要地的防御机构，战时以临时组成的行军作为野战军队，行军与镇戍平战结合，在唐前期发挥了巨大作用。如东突厥汗国、高昌、焉耆、于阗、龟兹、薛延陀、高丽、百济皆是唐朝行军所灭。但唐初所设镇戍乃沿袭周齐的旧制，兵力十分单薄、分散，如镇戍各分上、中、下三等，分别以镇将、镇副、戍主、戍副统防人（兵士）以御来犯之敌，“每防人五百为上镇，三百为中镇，不及者为下镇；五十人为上戍，三十人为中戍，不及者为下戍”。“凡天下之上镇二十，中镇九十，下镇一百三十有五；上戍十有一，中戍八十有六，下戍二百三角十有五”。这种兵力十分单薄而又分散的镇戍，在东突厥汗国强劲的攻势下，根本无法承担防御的重任。而战争爆发，朝廷临时组织行军出战征讨，突厥为游牧民族，倏忽而来，倏忽而去，行军常常不能与之正面作战（如前述薛怀义数次为行军大总管率军出征，皆未遇敌而班师），待行军解散，突厥又复侵扰；即使二军交战了，唐军不能全部歼敌，突厥仍然频繁来侵。因此，唐朝不得不在战事结束后，留部分行军驻屯要地，或将原来临时出征的军队转入长期屯驻。长期屯驻的镇军取代了临时出征的行军，军镇（军、镇、城、守捉）取代了镇戍，成为边境的主要防御力量。军镇作为常备边防军，既可防御来犯之敌，又有力量主动出击，避免了行军频繁调发之烦，适应了新的边境形势的需要。但军镇的出现，势必需要统率本地区诸军镇的常任军事长官--节度使，而节度使的出现，则标志着大军区的产生，唐朝的军事力量也就由分散到集中，从临时到久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东突厥汗国的复兴，大大促成了这种变化。以河东地区天兵军的变化为例。《唐会要》卷78《节度使》载：“天兵军，圣历二年（699）四月置。大足元年（701）五月十八日废。长安元年（701）八月又置。景云元年（710）又废。开元五年（717）六月二十四日张嘉贞又置。十一年（723）三月四日，改为太原已北诸军节度使。”圣历二年（699）置天兵军是为了抵御东突厥的入侵，其时默啜进寇妫、檀等州，武则天派司属卿武重规等为天兵中、西、东道总管，将兵30万讨默啜，以15万兵为天兵西道后军作后援。《旧唐书.娄师德传》记载得亦很清楚：“圣历二年，突厥入寇，复令检校并州长史，仍充天兵军大总管。”因此，此时的天兵军是临时组成的行军。《唐会要》卷78又载：“贞观三年（629）已后，行军即称总管。”此时天兵军将领为大总管，也可证明其行军的性质。其后，大足元年（701）五月天兵军废，同年八月又置（其年十月改元长安），此时天兵军置废频繁，又无管辖区域的记载，可能仍非镇军。但开元五年（717）张嘉贞所置天兵军已变成镇军。《资治通鉴》卷211玄宗开元五年条载：“并州长史张嘉贞上言：'突厥九姓新降者，散居太原以北，请宿重兵以镇之。'辛酉，置天兵军于并州，集兵八万，以嘉贞为天兵军大使。”此时天兵军是为了镇抚突厥新降者而置，已不是出战征讨的行军；天兵军以“军使”命名长官，并以并州城为常驻之地，已是镇军。《册府元龟》卷992《外臣部.备御五》对置天兵军的目的记载得很清楚：“（开元五年七月）是月辛酉，并州置天兵军。制曰，太原薄伐之地，勾注出屯之所，兵戈不可以不习，亭障不可以不备。默啜，鸣镝之余，自贻泯灭，骨咄禄勇杀，覆巢之余，仍敢陆梁。九姓等虽类颇亲，而仇雠久著……宜于并州集八万众，置天兵军”。玄宗着重说明了天兵军与东突厥默啜、骨咄禄的关系，及并州置天兵军防御东突厥的重要性。据上引《唐会要》，天兵军开元十一年（723）改为太原以北诸军节度使，开元十八年（730）十二月，又改为河东节度使，并且“遂为定额”。为了对付复兴的东突厥汗国，天兵军最终完成了从行军到节度使的演变过程。
军镇包括军、镇、城、守捉。军镇中“城”的作用凸显，也与东突厥汗国的复兴密切相关。唐初采取战略攻势，不重视长城的作用。贞观二年（628），东突厥颉利拥兵窥边，人或请筑长城，太宗即明确说：对付突厥“安在筑障塞乎”！贞观四年（630），太宗议论隋炀帝时又说：“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终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达杀之……卒何所益？”一般士人亦如是认为，如唐人刘贶曾评论，燕、秦筑长城限中外，“城全国灭，人归咎焉”。但东突厥汗国复兴及吐蕃崛起后，唐朝攻势战略逐渐转为守势战略，如何有效阻止突厥的铁骑南下，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军城成为积极防御的极好选择。景龙元年（707），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在河北筑三受降城，成为唐修军城的典型。时朔方军与东突厥以黄河为界，突厥在河北，朔方军在河南。张仁愿为绝突厥南寇之路，趁默啜率众西击突骑施之机，渡河强夺漠南之地，以六旬时间抢筑三座受降城，以拂云祠为中城（突厥入侵前常先诣拂云祠祈祷，然后牧马料兵渡河），东西两城各距400余里，三城皆据津要。仁愿又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候1800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掠，减镇兵数万人，三受降城在抵御突厥进攻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军城不同于长城，长城以防御为主，军城则是攻守兼备。史载仁愿建三城不置壅门及备守之具。或问之，仁愿曰：“兵贵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当并力出战，回顾望城，犹须斩之，何用守备，生其退恧之心也？”即反映了军城的攻取作用。军城作为军队的军事据点，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突出了防人和军队的建设，充分发挥了军队与防御体系互为依托的优势，将消极防御化为积极主动防守，是军镇的重要内容，也是对长城防御体系的发展变化。
与军镇取代镇戍、镇军取代行军同步的是征兵制度的变化。唐初承隋制，实行府兵制，寓兵于农，兵农合一。府兵实行番役制，平时主要上番宿卫京师，分番上防远近镇戍，战时组成行军出征。府兵之外，还有兵募，即临时征募非府兵出征远镇。兵募虽曰“募”，但实际上仍按府兵先富后贫、先强后弱、先多丁后少丁的原则强制性征发，兵募且与府兵一样，上防有时限，一般为一年。东突厥叛唐，加上周边其他地方不宁，战事大大增多，边防线大大延长，兵源不够，唐不得不滥征兵士。府兵、兵募长征远戍本身需要承受死亡的威胁，还要自备资装，承受沉重的经济负担（兵募的军行器物虽然由“当州分给”，“不足则自备”，但实际上大多自备），滥征兵士的结果，导致征发原则的破坏，行军变作镇军，又造成番代原则的破坏，这二个原则的破坏，更加重了承役者的苦难，因此，武周以后，百姓“逃亡略尽”。《旧唐书》卷98《李元传》载：“父道广，则天时为汴州刺史，时属突厥及契丹寇陷河北，兼发河南诸州兵募，百姓骚扰，道广……存心慰抚，汴州独不逃散”。道广因汴州百姓“独不逃散”而得到特别褒奖，可见百姓逃散是普遍现象，东突厥入侵是中原朝廷征兵泛滥的重要原因。为了解决这个严重问题，唐朝不得不进行兵制改革。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正式颁诏，改征为募，改番替为长征镇，即将征发府兵、兵募改为召募健儿，将兵农合一的征兵转向兵农分离的职业雇佣军。玄宗并宣布兵募健儿一律停遣，现有非兵防健儿的各色镇兵一律放还，在原则上彻底废除了军镇防人的征发制和番代制。从此，所有边军全为兵防健儿，完成了秦汉以来兵制职业化的最后进程，实现了古代军事制度上的重大改革。
总之，后东突厥汗国的复兴，既是前东突厥汗国的余响，又是唐朝前期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并对唐朝前期边疆体制、军政体制向后期模式发展变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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