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确实如此，专家研究了那3年的水文地质及气象资料，得出的结论是：就全国来讲自然条件属于中等偏上，基本上属于风调雨顺，对农业生产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当然，中国如此之大，局部地区的自然灾害以至严重自然灾害，年年都会发生，那3年也是这样;但严重到全国面积则不是事实。
国家主席刘少奇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讲话，将当前困难原因归结为一句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实在是至理名言。
还是长期以来，人们将三年困难时期产生的原因，除了“自然灾害”之外，还有“苏联逼债”。这是以“基层干部”为代表的官方的解释，而且极为普及，极为深入人心。笔者当时正上小学，就听说过这方面的各种版本，譬如中国运到苏联抵债的鸡蛋和苹果，苏联要用圈圈一个一个地套，套进去的是小的，不合格，退回不要;黄豆要一粒一粒地挑选，一公斤保证不能超过多少粒，三次数粒过秤不合格，一车皮黄豆都退回去等等。
“苏联逼债”之说，在当时是公开讲的、人人尽知的，一直延续多年。直到今天，说起当年那场惨剧，还有人这样讲，所谓“对内怨老天，对外怨苏联”。那么，三年困难时期“苏联逼债”到底是怎样一回事，中国欠不欠苏联债务，欠的话是欠多少;苏联逼没逼中国还债，逼的话是怎样逼。事情已经过去五六十年，三代人都过去了，总该弄清楚了吧。
中国欠苏联多少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确实欠苏联的债。大致可分为两笔。
第一笔是抗美援朝的军火武器债务。
新中国成立前，苏联出于推动世界革命和保障自身东部安全的需要，向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提供过无偿援助，抗战前期还向国民政府提供过3亿美元贷款。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不再算旧中国的欠账，就是说当时无论是国民党及其领导的政府，还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权，欠苏联的钱都不用还了，苏联都不要了(要的话国民党也不给)。但是，苏联也不再对共产党创建的新中国提供无偿援助了，供货都要计价。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时，中苏双方于1950年2月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宣布对华提供3亿美元贷款用以购买机器等物资，实际上内部议定这笔钱大部用于对苏联提供的海空装备付款，即属于攻台急需的武器的订货。当时毛泽东在党内说明，对苏提出的款额较少，是因“多借不如少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吸取了近代中国因外债沉重，在经济上受制于人的教训，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中国农耕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不愿欠别人的钱。
1950年那个时候，新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都不能生产，钢铁、石油这样的基本需求都不能自己解决，因此主要靠苏联支援武器和多数工业品。所以，当年10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抗美援朝时，马上就派周恩来、林彪赴苏联洽商武器问题。斯大林急切地希望中国参战，表示可提供所需各种武器。
中国入朝部队出发前，10月13日毛泽东致电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希望他向斯大林交涉，所取得的武器最好采用租借方式，斯大林却表示这些武器要按成本费由中苏两国“共同负担”，中国按“出厂价五折”付钱。鉴于当时中国经济困难，无力马上付款。苏方所供武器算作对华贷款，年利为1%。这若是按和平时期的交易可算是优惠，然而与苏联宣传的慷慨无私却不相符。当年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审看宣传文稿时，凡是发现有称“苏联的无私援助”一词，都会提笔把“无私”二字划掉。
1951年2月，周恩来与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在北京签订了关于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军事贷款的协定，规定以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为界，此前订货以全价付款，此后以半价付款。“共同负担”，就是中苏两国各出一半的钱。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斯大林也曾无偿提供过部分装备，主要是为了弥补双方不愉快而做出的政治姿态。此间苏联提供的陆军装备，几乎全部是二次大战用过的旧品。如苏军已装备AK—47自动步枪，对华只提供波波沙-41冲锋枪。苏军已逐步用T-54坦克换装，便把淘汰下来的3000余辆T—34运到中国，许多车体上还留有对德作战时的弹痕，只是刷上一层新漆。苏联起初对华提供的7个师空军装备，有6个师配备米格—9这种1946年苏联研制出而感到不满意的第一种喷气式战斗机。中国空军领导人认为这种飞机无法同美军F—84交锋，更不能抗衡F—86，为此同苏联顾问发生争吵。斯大林考虑到两国关系，才于1951年5月两次致电毛泽东道歉，并无偿送给中国372架米格—15。中国接受苏援第一批武器后，将3个师装备无偿转交朝鲜人民军，斯大林闻讯后为显示其更高的风格，决定再无偿对华援助20个陆军师的武器。1952年，苏联决定将60架伊尔—28轻型喷气式轰炸机卖给中国，这也是斯大林在世时少有的几次对新中国提供的现役新式装备之一。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大部分装备系有偿(半价)提供，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了折价9.8亿人民币的装备。这些军事欠款，占了中国对苏欠款总额的六成以上。
中国对苏武器欠款额虽不算多，却在两国关系中产生过不愉快。这主要是由于中国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实际上是保卫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前哨战，不仅付出大批人员牺牲，而且对朝鲜的全部人力物力援助都是无偿的，苏联提供的多数武器还要按“五折”记账，在当年习惯于军事共产主义的中国领导人眼中，自然显得风格不高。不过中国得到这些武器毕竟使入朝作战有了重要保障，其中部分武器特别是战斗机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新中国军队在战争中学会掌握这些武器，对迅速提高自身的战术技术水平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1970年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也说过：“我看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
截至1954年，中国用苏制武器和仿制品装备了106个步兵师、18个地面炮兵师、8个高炮师、3个坦克师，换下来自十几国的杂乱武器，在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全军装备标准化、序列化，并由几乎是单一的步兵发展为诸军兵种的合成军。彭德怀对这一装备进步曾总结说：短短几年超过了旧中国几十年的建设。
中苏关系破裂后的很长时间里，国内曾出现一种传说，即称斯大林时期援华慷慨热情，赫鲁晓夫则扮演了撕毁援助合同和“逼债”的角色。其实，若是仔细研究历史档案和亲历者的回忆，在苏联历届领导人中，对华提供援助最多、质量最高、意义最重大者，恰恰是赫鲁晓夫。
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临终前没有明确指定接班人，这使苏联领导层出现最高权力的争夺。同年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其地位还不能同斯大林担任的总书记相比，急需得到中共的支持。据俄罗斯解密的档案记载，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来华前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以对华大幅增加援助作为礼物。伏罗希洛夫发言称这是苏联经济难以承受的，赫鲁晓夫则说非如此不能使中国人感受到友谊。果然，在这次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5周年庆典期间，赫鲁晓夫改变了斯大林过去的大国沙文主义做法，废除了中苏关系中一些不平等约定，议定从旅顺撤军和交还基地。对于提供常规武器，苏联也改变了斯大林时期主要提供已淘汰的旧品的做法，改为提供现役新装备样品和生产技术。
1954年11月起，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米格—17样品及全套资料，中国于1956年仿制成功并命名为歼—5歼击机。1955年1月以后，苏联向中国转交了AK-47自动步枪、C—41半自动步枪、捷克加列夫轻机枪等技术资料，中国于翌年分别仿制成56式冲锋枪(实际应称自动步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苏联还提供了现役的T—54A坦克和各种火炮的样品图纸，中国仿造成功后命名为59式坦克和带“5”字头的各式火炮。中国军工水平就此于50年代后期又实现了一次代的飞跃，在常规装备领域已接近或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但赫鲁晓夫这人很有些毛病，有的还是大毛病。他很容易情绪化，在原则问题上容易摇摆，缺乏信义。这在对华援助上表现得很突出。
赫鲁晓夫时代对中国提供的最重要的援助，是帮助建造核弹、导弹生产企业和提供相应技术。1954年赫鲁晓夫来华时，毛泽东曾提出过是否能在核弹、导弹技术方面提供帮助，苏方采取了婉拒态度。1956年东欧出现反对苏联控制的波兰、匈牙利事件，1957年6月苏共党内莫洛托夫等元老又要求推翻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掌握军队的朱可夫主持下打倒了多数中央主席团成员，却未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同年7月上旬，赫鲁晓夫派主席团委员米高扬来华介绍情况，希望中共中央对他表示支持。毛泽东连夜主持开会研究，中共中央最后为照顾中苏关系，并考虑到赫鲁晓夫是当时苏共领导中比较好打交道的一位，做出公开表态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鉴于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国，7月18日聂荣臻提出，应利用这一机会交涉核技术援助，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马上做出安排。此次苏方反应空前迅速，7月20日苏联援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代表政府做出同意答复。据前些年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记载，赫鲁晓夫不顾军方坚决反对，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
1957年9月，聂荣臻所率的中国代表团访苏，赫鲁晓夫在确认毛泽东同意访苏的消息后，同意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同年11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了61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在大会发言中表示了支持赫鲁晓夫战胜“反党集团”，同时拥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为首”地位。同年末，苏联开始履行协议，对华提供了P—2导弹作为中国导弹事业的起步的最早样品。翌年，苏联又向中国提供了所需核工业设备，并派出近千名专家，建成了湖南和江西的铀矿、包头核燃料棒工厂及酒泉研制基地、新疆的核实验场，中国正式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
1958年夏天，中苏之间因“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发生争执，翌年6月赫鲁晓夫通知中国，“暂缓两年”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制造技术。1960年7月，苏联又撤回在中国核工业和军工部门的专家，不再履行这一领域的协定。
1953—1957年，新中国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要时期，也是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蜜月时期。在这个时期，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156个工业项目，使中国以能源、机械、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在近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我们翻看当年遍布全国的苏联援建工程，会发现许多大厂大矿赫赫有名，直到现在还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援建项目，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竟达156个(应该是157个，那一个是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附近的秦城监狱，是中国最著名的监狱);据中国的档案文献，1949—1960年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总计至少应超过2万人，这种盛况，或者说壮举，世间少有。可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分歧后，赫鲁晓夫说翻脸就翻脸，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苏联专家。25日，没等中国政府答复，苏方又通知中国政府，自7月28日至9月1日将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31日，中国外交部复照苏联政府，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但苏方无视中方的抗议和力争，最终还是撤回了在华的全部专家。
第二笔对苏债务，就是中国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华的用于基础工业设施建设的大量机器设备。
与之前的军火欠债需要用贷款支付有所不同，这些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的方式偿付，即苏联向中国提供机器设备的援助，中国则需要向苏联提供其急需的农副产品乃至矿产原料的援助，其间苏联提供的技术是免费的。以物易物的方式是不容易造成债务的，头几年双方运行的也不错;但自1958年中国发起“大跃进”后，因国内各种农副业产品的产量大幅度走低，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按贸易合同对苏联交货，在1959、1960年两年间又欠下25亿卢布的商贸债。
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欠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总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这笔债务在当时的国家财政支出中占多大比例呢?1959年全国的财政支出为520亿元，1960年则为654亿元。而且至1960年之前，我国对苏联已还债33亿元人民币，这就将抗美援朝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所剩的主要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其总额折合23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出现经济困难前后，就欠苏联这么多钱。
苏联到底逼没逼债?
中苏关系恶化之后，在中国方面看来，债务问题就不是商贸交往那么简单了，很快上升到政治高度。此前都是哥们儿，“兄弟般的友谊”，买卖上拖欠点儿无所谓;真要闹翻了，到了跳脚对骂的地步，欠钱的就得顾及脸面，不能让自己放不开嗓门。
1959年中苏领导人出现了一系列争吵，尤其是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激怒了毛泽东，庐山会议出现的党内争议也被怀疑与之有关，两党关系趋向恶化。1960年6月，中苏两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又出现激烈争执，赫鲁晓夫为施加压力，于同年7月16日以政府名义突然通知中国，撤走在华全部专家，并违反合同停止供应许多建设项目的设备。中苏关系破裂。
那时，饥荒的状况在中国许多地方就已经出现，一时间，粮油肉蛋蔬菜水果，烟酒糖茶酱油醋，凡是跟吃有关的东西都极为匮乏。但此时的苏联，并没如传言中所说的那样落井下石，逼中国还债。
借钱的没想逼着要，欠钱的倒想着早点儿还。
苏联通知中国要撤走专家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北戴河开会研究如何解决经济困难问题。得知这一消息后，7月31日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作了报告，说明两年间由于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如期对苏联交货，出现了贸易欠债。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毛泽东在会上开始大谈自力更生问题，他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清苏联欠账。周恩来把账算出来，说最快也得10年。毛泽东说：10年太长了。延安时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时好多了。他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
这样看来，不是苏联要求中国提前还清债务，而是中国主动向苏联提出。想想也对，既然跟苏联翻脸吵起来，就不能欠人家一屁股债。毛泽东就是要争这口气，哪怕再困难，就算饿肚子也要将债还清。
虽然毛泽东要求尽快还债，但经济部门还要从实际出发，考虑到国内闹饥荒，还是希望推迟偿还这笔数额并不算大的欠款，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雪上加霜。1960年底，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曾以口头声明表示，中国方面支付出现困难，在贸易方面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5年内还清。12月17日，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片面地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5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
后来国内一度传说所谓苏联“逼债”，能够找到的主要根据便是指此事。现在看来，这件事怪不得苏联。古今中外，不管是中苏还是英美，做买卖就要重合同讲信誉。欠债偿还期是3年还是5年，要两家商量，签订协议，无论是债主还是欠债的，都不能一方说了算，尤其是由欠债的定盘更不合适。你自己定成5年，然后再通知对方，那是不可以的。没钱还不了，想拖几年，没关系，可以商量。对方体谅，8年还清都可以。你不跟对方商量，自行决定，那叫违约，慢说5年还清，3年也不行。这不是体谅不体谅问题，这是不尊重对方，不遵守游戏规则。
但随后的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苏联还是“体谅”中国的难处，同意推迟5年还债。注意，不是“在5年内还清”。这样，连唯一“可以”指责苏联逼债的事例也不存在了。
1960年11月，刘少奇前往莫斯科参加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中苏两党出于各自战略需求，都采取了防止破裂的措施，最终达成了共同宣言。随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访苏，几个月前双方的紧张关系又得到缓和。刘少奇访苏期间，米高扬曾表示很快会恢复一些援华项目并再派专家，苏联对中国还债问题也故意表现出了高姿态。
1961年同1960年一样，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年份。上半年，苏联开始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1961年2月，赫鲁晓夫写信给周恩来，主动提出愿意向中国提供当时苏联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的样品和全部技术资料，成为苏联最后向中国提供的一次军事援助。同年2月27日，赫鲁晓夫又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然而，面对这一姿态，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苏联大使作了口头答复，感谢赫鲁晓夫的好意。不过出于“争气”和不愿受制于苏联的原因，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愿将苏联的粮食作为后备，还是立足于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进口粮食。
笔者小时吃过古巴糖，但可能不是赫鲁晓夫“借用”给中国的那一批。1960年11月17日，格瓦拉率领古巴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为了有力支援古巴的经济建设，中国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口古巴糖。从此古巴糖走进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古巴糖是一种只经过简单初加工的劣质糖，杂质较多，呈浅褐色，很散，像沙子一样，甜味不如红糖那样浓烈，更比不上白糖的柔腻。但对少年时的我来说，已是天上美物。50年过去了，我还能清楚记得玉米面饼子蘸古巴糖带来的无限欢乐。
还是说苏联逼没逼债吧———赫鲁晓夫提出愿向中国借粮后，1961年3月间苏联政府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同年4月8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专门接见了中国对外贸易部的正副部长叶季壮、李强，又谈到可推迟还债。随后两国发表的公报称：
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账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账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中国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建议。
当时，这一公报在中国的《人民日报》刊登并在广播中播出，在民众中产生了好的影响。4月10日，《人民日报》以专文对苏联的帮助表示感谢：“由于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我们认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
在1961年的《中苏贸易会谈公报》中我们能发现，苏联在撤走专家后，并未提出过还债的问题，反而体谅中国的农业状况，主动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不尽的思念》，记载了一件苏联借粮助我度饥荒的事情。1961年，在中国东北面临无米之炊的紧急关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20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三年困难时期，东北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比较少，苏联出借粮食应该是原因之一。换言说，苏联的粮食，曾经救过中国东北人的命。这跟传说中的“逼债”的形象，是个颠倒性的史实。
史料记载，1960年至1965年，中国归还了苏联23亿元的欠债，平均每年还债4亿多元，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1.2%。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债务在分年偿还的情况下，其总额只要不超出一年财政支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便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当时中国几乎只对苏联有欠款，数额又只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二十几分之一，比例是很小的。
根据当时的中苏联合公报，中国还债并非是用粮食(大概也不用笔者小时候听说的苹果和黄豆)，而是“供应苏联有色金属矿砂、锡、水银、铅、生铁、水泥、桐油、化工品、羊毛、生丝、茶叶、呢绒和绸缎、缝制品和针织品，以及其他工业品和手工艺品”。新疆出产的重要矿藏，便担负了对苏还债的半数款项。
可以说，60年代初中国出现的大饥荒，与对苏还债并无多大关系。不管是苏联“逼”我们还债，还是我们“争气”主动还债，都应该不足以在根本上影响国计民生。
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对外援助有多少?
大饥荒刚结束不久，1963年1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我国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在我们最困难的这几年，正是我们偿还外债最多的几年”。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说明了还债和援外的情形：
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请注意最后一句话，在还债的同时，我们还拿出比“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去支援别国。以什么方式支持呢?周恩来在报告中说，“我们一贯克己助人，采取无偿赠予或低息、无息贷款的方式提供援助。”
大饥荒的1961年，中国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一直未断。1958年至1963年,这个中国最困难的时段,中国以无息贷款方式为朝鲜承担了纺织厂、轴承厂、糖厂、热工仪表厂、继电器厂、电子管厂、无线电零件厂等29个成套项目。1960年10月5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说最近苏联把专家撤走了,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难,但中国仍然同意供应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也同意供应其他项目。周恩来建议朝鲜先上既快又短的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1962年,为满足朝方急需,中国将自己建成尚未使用的邯郸第三、第五纺织厂的设备全套拆往朝鲜。
1956年,中国开始向蒙古提供经济技术援助,中蒙两国签订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定,中国无偿援助蒙古1.5亿元人民币。1958年和1960年又向蒙古提供两笔长期低息贷款,由于蒙古缺乏技术力量,援助项目都采取“交钥匙”方式,即中国包揽一切,全部建成后把钥匙交给蒙方就行了。到1964年,共建了2座火力发电厂、毛纺织厂、玻璃厂、造纸厂、砖瓦厂、蔬菜农场、养鸡场、医院、疗养院、6座桥梁等21个项目,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
1960年,中国正处于最困难时期,但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万吨小麦和大米。
当时中国援助最多的国家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施援目的是推动“世界革命”和“支援反修”，最终造成的可叹结果有目共睹。
就说现今50岁以上的中国人最熟悉不过的阿尔巴尼亚。
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从1954年起，中国向阿提供经济、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给每人达4000多元(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不到100元，有的地方农民干一天才8分钱)。至1978年6月底，中国帮助阿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等工业企业和通信、广播、电视等设施，共计承担了142个项目，其中建成的92个，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设的23个。为建设这些项目，中国先后派出近6000名专家，并为阿尔巴尼亚培养了几千名技术骨干。中国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1公顷地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军援项目之繁、数量之大，也远超出阿实际需要。而这一切，阿方似乎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盏绝无仅有的“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认为自己是为了中国才失去了苏联的援助。
60年代初，中国把苏联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项目全部包下来，援助规模不断扩大，几乎有求必应。1960年底，正值中国最严重的灾荒时期，却还是紧急援助了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急需的东西，甚至包括21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1969年，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访阿，阿总理谢胡陪同参观某地，往返途中谈了6个多小时，全是要求援助。李先念问，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竟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据70年代初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耿飚将军回忆，阿第一书记霍查曾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阿总理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阿尔巴尼亚提出要有自己的“鞍钢”，要有像样的机械工业，要中国援助开发海上油田，下一个五年计划要完全用中国的设备和材料。要援建电视台，计划在全国实现电灯照明后，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
由于中国对阿尔巴尼亚是倾其所有，“有求必允”，阿方也就心安理得。中国帮阿建设纺织厂，而阿自己没有棉花，要中国用外汇替它买;织成布做成衣服，没地方卖，便销往中国，倒过来竟然赚的还是中国的钱。中国援建了化肥厂，但阿方不要中国的机器设备，指定要意大利的，中国动用外汇买来意大利的给安装，坏了之后，阿方又提出要中国再从意大利买机器来更换。阿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而众所周知，中国自己国内用的却是木杆和水泥杆，优质钢管电线杆几乎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中国援助的水泥、钢筋，阿方用来到处建烈士纪念碑——2.8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建了1万多座。中国援助的化肥，到处乱堆，任凭日晒雨淋。这些情况，耿飚了解之后，还不敢随便向中央汇报，担心被扣上“反对国际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继续推行“三降一灭”的大帽子。
1970年以后，中阿关系降温。但阿尔巴尼亚仍要求中国援助32亿元人民币，中国决定提供19.5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低息贷款。之后，阿方又要求中国接受其生产的香烟、烟叶和成衣等，中国不得不同意接受这些并不急需的东西。抽烟的中老年朋友，大都领略过阿尔巴尼亚香烟那股臭脚丫子味儿。
1974年10月，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在阿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至1980)期间，要求中国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中国认为过去对阿的援助已不少，这次要求的数量过大，中国力不从心，很难满足，决定少给援助。阿方坚决要求增加贷款，还提出延期偿还1976至1980年的贷款。7月30日，中阿双方签订贷款协定，中国贷款给阿尔巴尼亚1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还再三要求中国提供粮油，而此时的中国经济非常困难，确实拿不出更多的东西。阿尔巴尼亚很不满意，表示决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并拒绝给中国提供需要的原油、沥青。在1976年11月阿劳动党七大以后，开始翻脸不认人，公开攻击中国。中国被迫于1978年7月终止对阿援助。
对于这条只讲国际主义、不讲实际利益的“左倾”外交方针,当时不少中央领导同志都是有意见的。1962年春天，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实在忍不住，多次发表内部讲话批评。同年2月，王稼祥与刘宁一、伍修权一起给中央写信，为“渡过困难，或者减少困难，至少不去增加目前已形成的困难，来加速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出处理中苏、中美等国际关系的意见，请求纠正外交政策的“左倾”偏差。王稼祥主张为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工作，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在对外关系方面，应该采取缓和的而非紧张的政策，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注意策略，要警惕有人阴谋将局部战争的战火引向我国，要避免把帝修反的对抗锋芒全部集中到我身上。同时提出，在困难形势下中国对外援助应当考虑自己的具体条件，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王稼祥还主张对外缓和，并建议发表声明,表明我国奉行和平路线。结果，中联部的意见被概括为“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国际反动派要和、对反帝民族运动的援助要少，王稼祥成了“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总代表，遭到批判打击。协助周恩来主持中央对外联络工作的康生感到中联部的意见，对他一直热衷和极力推行着的一套，即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外国反动派要斗，对各国革命斗争支援要多的“三斗一多”方针正相对抗，便成为批王的急先锋和干将。文革开始以后，康生更把所谓“三和一少”的帽子拔高到“三降一灭”的程度，即投降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以苏联为代表的修正主义、以印度为代表的各国反动派，扑灭人民革命运动。在这种极“左”思潮的推动下，中国对外政策被引向了更“左”的歧途。
1979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王稼祥才得到平反。而此时，这位头脑清醒、敢讲真话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已经作古5年。
正确的意见被斥为“三和一少”，于是我国继续义无反顾地充当许多小兄弟的冤大头。有一回阿尔巴尼亚来要援助，我国领导人很大气：我们中国地方大，人口多，每个人省一小口，就把你们包下来了。
每个人只省一小口!这条道理说起来轻松，细一想却异常沉重。比如1959年和1960年两年净出口合计680万吨粮食，按当时全国6.7亿人平均一下，不过人均20斤粮食，每人每天省5.5钱就出来了，确实是一小口而已，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想过没有，680万吨粮食，该是多少人的口粮?1960年《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定量标准的指示》规定，农村口粮最低可压到每人每年300斤原粮以下，丰收地区最高不得超过每人每年400斤。我们就按最高标准算,680万吨相当于3400万人一年的口粮。用得恰当的话，这680万吨粮食足足可使3400万人免予饥饿，让他们饱饱地吃一年!迄今为止(估计也就止了)，没有发现我国的国家级媒体———党报党刊、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以及各类文件资料等，有“苏联逼债”4个字。60年代、70年代中苏交恶期间，官方论战颇多，在中共中央致苏共的公开信和政府声明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有“逼债”一事。以至两国发生流血冲突，兵戎相见，也没有翻出什么“逼债”的老账。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也没有只言片语提及“苏联逼债”。
70年代，《人民日报》曾屡次谴责苏联如何“无情逼债”，不过那是对别的国家，是对“发展中国家”。如1976年3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文章，直斥《苏联讨债逼债何其狠毒》，但这篇2000字的文章，反复批判了苏联向埃及“逼债”的罪恶，却并无一字提及苏联曾对中国“逼债”，连一字半语的影射都没有。再如，1973年10月30日的《人民日报》刊登署名为“新华社记者述评”的文章《是援助，还是控制和掠夺?》的文章，猛烈批判“苏修通过贷款、贸易和要受援国还债的规定，越来越多地攫取亚非拉国家的重要资源”;谴责“苏修不管受援国出现的困难，经常以债主的身分进行逼债，强调必须‘按时偿还’。这使一些国家债台高筑，旧债未清又借新债”。值得注意的是，整篇文章近4000字，却无一字提及苏联对中国的“逼债”。在中苏对立最严重的时期，作为官方喉舌的《人民日报》对“苏联向中国逼债”一事如此缄默，显然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情。
三年困难时期“苏联逼债”之说，曾在我国流传很长时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史家都认为、如果有官方解释的话也会这么认为，是当时为开展“反修”斗争并激发对“现代修正主义头子”的仇恨，有关“苏修逼债”的说法和一些渲染性描绘，以基层干部宣讲和民间传说方式在国内传播。
1978年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在一系列决议和文件中，如实地说明了造成当年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左”的错误，30多年来国内众多理论文章也做了同样的分析。近些年却有些人仍在重复“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饥荒的传言，这如果不是对历史缺乏了解，便是继续为“左”的错误做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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