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书虽然被共产党作为“日本人说了共产党也抗日”的证明材料，但书名本身其实已经显露端倪——治安，而不是共产党自己吹嘘的“中流砥柱”般的作用，也恰恰反面印证了中共的抗日方阵：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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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浴血奋战，运用相对劣势武器开展游击战争，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长期以来却不断有人贬低敌后战场，甚至诋毁中共“游而不击”。近年来，这种观点在大陆也开始出现，混淆了不少人的视听。关于这一问题，最具有说服力的材料之一就是来自敌人的言说。例如战后日本防卫厅曾编纂一部《华北治安战》，详细叙述了日军在华北作战的历史。其中收录了大量日方原始资料，包括大本营和陆军省的机密文件、日志和颁发的命令，以及当时日本的主要决策者、高级指挥官的回忆和笔记。今天看来，他们的立场和观点虽然站在敌对方面，但对中共抗战的记载还是带有很大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因此从这一视角来考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敌后战场的地位与作用。
一、日军将中共视为“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
据《华北治安战》记载，早在1938年，日本华北方面军便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1939年12月，他们认定：“中共势力对华北治安的肃正工作，是最强硬的敌人。”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则说：“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基于这种认识，他主持制定的1940年“肃正计划”写道：“中共势力迅速壮大，不容忽视。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讨伐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不久后，日本在河北的特务机关又对1940年2月管区内的治安状况做了如下概述：“国民党游击队的投降倾向显著，已至日趋没落之地步。与之相反，共产党八路军所取得的地盘，则占有保定道的全部、河北省80%的地区。如今，河北省成为中共独占的活跃舞台。”
1940年8月起，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更是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华北治安战》一书记载：“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于是，他们一再惊呼：“共军对我占领区的进犯越来越频繁，已成为今后肃正工作上最严重的问题”，“共军无论在质量上、数量上均已形成抗日游击战的主力。因此，占领区内治安肃正的主要对象，自然是中共势力”。他们还对比了国共两党军队：“蒋系军队一直处于颓势……据此，方面军将工作重点置于对共施策上，进一步针对实际情况，予以加强。”
到了1944年初，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更是在1943年度的综合战报中详细公布：“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一万五千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二百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绝灭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
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时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后来在回忆录中也写道：“我就任华北方面军时的形势是，对重庆政府军的作战已大致结束，周围几乎到处都有共军活动”，“说到作战，大体上各军、方面军直辖兵团对当地共军都在日夜进行讨伐战（规模大小不等）”。毫无疑问，以上这些来自敌人、将中共视为主要对手乃至“华北致命祸患”的判断，无不彰显了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充分说明中共军队绝非“游而不击”。
二、日军赞叹中共游击战“极为巧妙”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在广袤的敌后战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给敌人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战争初期，日军便承认：“共军的游击战术巧妙，其势力与日俱增，广泛地扩大了地盘。”1938年，他们又感慨：八路军“取遇强则退、逢弱便打的战法，对其剿灭极为困难”。1939年5月，日军在对五台山的扫荡失败后也总结：“1939年5月的五台作战是继1938年秋季作战的再一次剿共作战。其战果与初次相同，毫无所获。”日军第一一〇师团作战主任参谋中村三郎曾描述：“共军的行动轻快而敏捷，熟悉地理，因而无法捕获。相反，日军却多次遭到共军的伏击。”
1941年，第一一〇师团骑兵大队长加岛武还曾谈及中共游击队的地道战：“部队在行动中经常受到来自住房的窗口、墙上、丘陵树林中的突然射击。偶尔发现敌人，紧追过去，却无影无踪。以后得知他们挖有地道，地道的入口设在仓库、枯井、小丘的洞穴等处，地道四通八达，甚至有地下集合的场所。”他不禁哀叹：“旷费时日，真想举手服输。”无独有偶，独立警备小队长山口真一在1942年同样表示：“对神出鬼没的共军每天都要进行神经紧张令人恐惧的战争……我回忆在中国四年之中，再也没有比驻防在十二里庄当队长时代更苦恼的。”
还有敌方将国共两党军队战略战术进行比较：“如中央军者，集则易乱，散则无力，其击溃尚为容易，而共产党军集则为整，化则为零，其每个散开之小组皆为有机体，更从彼等所最熟悉之山路，可以巧妙运用。”上述这些历史资料都印证了中共游击战发挥奇效，决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是可有可无的。
三、日军认为中共“民众工作极为彻底”
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所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首先是因为其积极抗日、保护群众。日军曾表示：八路军游击队“战斗意志相当强，特别是在村庄的防御战斗尤其坚强，战斗到最后一人仍然顽抗到底的例子屡见不鲜”。其次，共产党在农村实行了正确的政策，团结了最广大人民。
八路军的纪律严明、爱护百姓也给日军留下了深刻印象。早在1939年5月日军进攻五台时，就看到“共军的纪律严明，例如对五台的寺院、村落等特别注意保护，不予破坏，使人感到很能团结群众，深得人心”。1941年下半年，日军在对晋察冀边区作战时，又发现“共军对民众的态度，其纪律更是严格谨慎，亲密无间”。1944年，在内蒙作战的日军第二十六师团师团长佐伯文中将也承认：“共军地下工作巧妙灵活，群众对他们心悦诚服，而且军纪严明，秋毫无犯。”
而正是因为八路军坚持群众路线，与群众形成了鱼水关系，广大民众“被动员起来，密切协助共军抗战，达到所谓军民一致的状态”。在百团大战中，日军便说：“八路军的工作已深入到居民当中……因而在作战期间，日军的动向被详细泄露给八路军，但在日本方面则对八路军的情报完全不明。”有人还回忆：“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产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
后来在扫荡抗日根据地时，日军又不断感到“共军的民众工作极为彻底，居民对有关八路军的情况，均不轻易出口”。他们还说：“由于共军在根据地民众工作做得彻底，侦察谍报网在群众中巧妙地扎下了根，很快就会侦悉日军的动向，立即采取回避转移行动。”因此，“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几十次当中，可能侥幸碰到一次。各部队为了取得成果，东奔西跑，迄无宁日”。
在屡屡受挫后，日军终于意识到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认为“民心多倾向共产党”。为此，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还专门提出：“共产党以党、政、军三位一体，与民众的关系有如鱼水。”
综上所述，尽管是敌方的立场，但《华北治安战》一书所收录的日方资料却从另一个角度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地位与作用，对人民战争的威力亦多有彰显。这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的原因，对那种贬低中共抗战的言论，无疑是十分有力的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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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军将中共视为“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
据《华北治安战》记载，早在1938年，日本华北方面军便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1939年12月，他们认定：“中共势力对华北治安的肃正工作，是最强硬的敌人。”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则说：“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基于这种认识，他主持制定的1940年“肃正计划”写道：“中共势力迅速壮大，不容忽视。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讨伐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不久后，日本在河北的特务机关又对1940年2月管区内的治安状况做了如下概述：“国民党游击队的投降倾向显著，已至日趋没落之地步。与之相反，共产党八路军所取得的地盘，则占有保定道的全部、河北省80%的地区。如今，河北省成为中共独占的活跃舞台。”
1940年8月起，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更是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华北治安战》一书记载：“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于是，他们一再惊呼：“共军对我占领区的进犯越来越频繁，已成为今后肃正工作上最严重的问题”，“共军无论在质量上、数量上均已形成抗日游击战的主力。因此，占领区内治安肃正的主要对象，自然是中共势力”。他们还对比了国共两党军队：“蒋系军队一直处于颓势……据此，方面军将工作重点置于对共施策上，进一步针对实际情况，予以加强。”
到了1944年初，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更是在1943年度的综合战报中详细公布：“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一万五千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二百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绝灭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
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时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后来在回忆录中也写道：“我就任华北方面军时的形势是，对重庆政府军的作战已大致结束，周围几乎到处都有共军活动”，“说到作战，大体上各军、方面军直辖兵团对当地共军都在日夜进行讨伐战（规模大小不等）”。毫无疑问，以上这些来自敌人、将中共视为主要对手乃至“华北致命祸患”的判断，无不彰显了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充分说明中共军队绝非“游而不击”。
二、日军赞叹中共游击战“极为巧妙”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在广袤的敌后战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给敌人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战争初期，日军便承认：“共军的游击战术巧妙，其势力与日俱增，广泛地扩大了地盘。”1938年，他们又感慨：八路军“取遇强则退、逢弱便打的战法，对其剿灭极为困难”。1939年5月，日军在对五台山的扫荡失败后也总结：“1939年5月的五台作战是继1938年秋季作战的再一次剿共作战。其战果与初次相同，毫无所获。”日军第一一〇师团作战主任参谋中村三郎曾描述：“共军的行动轻快而敏捷，熟悉地理，因而无法捕获。相反，日军却多次遭到共军的伏击。”
1941年，第一一〇师团骑兵大队长加岛武还曾谈及中共游击队的地道战：“部队在行动中经常受到来自住房的窗口、墙上、丘陵树林中的突然射击。偶尔发现敌人，紧追过去，却无影无踪。以后得知他们挖有地道，地道的入口设在仓库、枯井、小丘的洞穴等处，地道四通八达，甚至有地下集合的场所。”他不禁哀叹：“旷费时日，真想举手服输。”无独有偶，独立警备小队长山口真一在1942年同样表示：“对神出鬼没的共军每天都要进行神经紧张令人恐惧的战争……我回忆在中国四年之中，再也没有比驻防在十二里庄当队长时代更苦恼的。”
还有敌方将国共两党军队战略战术进行比较：“如中央军者，集则易乱，散则无力，其击溃尚为容易，而共产党军集则为整，化则为零，其每个散开之小组皆为有机体，更从彼等所最熟悉之山路，可以巧妙运用。”上述这些历史资料都印证了中共游击战发挥奇效，决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是可有可无的。
三、日军认为中共“民众工作极为彻底”
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所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首先是因为其积极抗日、保护群众。日军曾表示：八路军游击队“战斗意志相当强，特别是在村庄的防御战斗尤其坚强，战斗到最后一人仍然顽抗到底的例子屡见不鲜”。其次，共产党在农村实行了正确的政策，团结了最广大人民。
八路军的纪律严明、爱护百姓也给日军留下了深刻印象。早在1939年5月日军进攻五台时，就看到“共军的纪律严明，例如对五台的寺院、村落等特别注意保护，不予破坏，使人感到很能团结群众，深得人心”。1941年下半年，日军在对晋察冀边区作战时，又发现“共军对民众的态度，其纪律更是严格谨慎，亲密无间”。1944年，在内蒙作战的日军第二十六师团师团长佐伯文中将也承认：“共军地下工作巧妙灵活，群众对他们心悦诚服，而且军纪严明，秋毫无犯。”
而正是因为八路军坚持群众路线，与群众形成了鱼水关系，广大民众“被动员起来，密切协助共军抗战，达到所谓军民一致的状态”。在百团大战中，日军便说：“八路军的工作已深入到居民当中……因而在作战期间，日军的动向被详细泄露给八路军，但在日本方面则对八路军的情报完全不明。”有人还回忆：“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产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
后来在扫荡抗日根据地时，日军又不断感到“共军的民众工作极为彻底，居民对有关八路军的情况，均不轻易出口”。他们还说：“由于共军在根据地民众工作做得彻底，侦察谍报网在群众中巧妙地扎下了根，很快就会侦悉日军的动向，立即采取回避转移行动。”因此，“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几十次当中，可能侥幸碰到一次。各部队为了取得成果，东奔西跑，迄无宁日”。
在屡屡受挫后，日军终于意识到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认为“民心多倾向共产党”。为此，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还专门提出：“共产党以党、政、军三位一体，与民众的关系有如鱼水。”
综上所述，尽管是敌方的立场，但《华北治安战》一书所收录的日方资料却从另一个角度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地位与作用，对人民战争的威力亦多有彰显。这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的原因，对那种贬低中共抗战的言论，无疑是十分有力的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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