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重雾释鸭绿江：抗美援朝决策新解（连载六）

文/徐泽荣

第六章

6.1 引言

了解中国为何参加朝鲜战争是解释中国干涉目标的关键。不过，本章主要探讨的中国干涉目标，乃是那些只是在中国决定参战之后才以积极或者消极方式表现出来的目标。从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至1951年7月10日停战谈判开始这个阶段，属于运动战阶段，北京正是以运动战冠名此一阶段的。于此阶段，志愿军发动了五次战役。正如西格尔所指出的，中国于此阶段表现出了多个干涉目标，多数随着不同情况以及战场变化发生改变。 我们可以如何描述这五次持续战役的性质？这些战役的结果如何改变着上述干涉目标？其中哪些目标保持不变或者能为中国秉持不放？中国有无利用自身出兵朝鲜之机，企图控制北朝？志愿军于其第一次战役之后对于联合国军的短暂脱离接触，原因为何？莫斯科，北京和平壤于第二和第三次战役后，在追击敌军问题之上，有过何种互动？中国是否曾受美国核弹威胁遏制？这些问题均属本章讨论要点。至于中国于此阶段军事战略为何，本章乃至本书不做聚焦， 仅在讨论干涉目标有所需要之时，略微提到它们。

6.2 首先控制北朝北部大块领土（志愿军的第一和第二次战役）

由于莫斯科推迟了出动空军掩护志愿军，志愿军总部曾于1950年10月19日部队过江之前，请求将入朝参战推迟三个月，直至部队重新装备苏联武器。 毛泽东

拒绝了他们的请求，提出中国入朝参战的第一个目标是保住北朝的部分领土，使其免遭覆灭。

对此目标所做的解释是：（1）北朝被联合国军征服，将会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如毛泽东所说：它将使美国侵略者变得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2）同时，美国会对东北构成威胁。如毛泽东所说，如果美国占领朝鲜，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敌人控制。 （3）而且，它会鼓励美国进一步支持在越南的法国人，从而会令中国受到来自北方的朝鲜、东方的台湾和南方的越南的三处威胁。 （4）它还会导致北朝人民军剩余部队的覆灭，无法为保卫祖国而战。正如一位中国大陆学者所言，如果北朝人民军撤出朝鲜，今后他们就很难成功地打回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已经脱离了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5）正如另外一位中国大陆学者所说，中国“必须在敌人占领朝鲜所有领土之前派出志愿军赴朝”，志愿军赴朝至关重要，如毛泽东所说，就算志愿军被打回中国，它还能再次打回朝鲜。 这就像是足球比赛，就算对方进了一个好球，己方仍能在脚下得球之后发动反击。

北京看来并无利用朝鲜危险局势趁机来行控制北朝的动机，尽管莫斯科曾一度考虑过让给北京这个权利。1950年11月初，在回复什特科夫请求将苏联军事顾问留在朝鲜以帮助组建新的人民军师时，斯大林说：由于我们不知道平壤今后是想要苏联顾问还是想要中国顾问，应当让金日成就此问题直接提出他的意见。 结果是金日成选择苏联而非中国顾问，北京对此没有发出一句怨言。 同样，北京没有利用这个机会，趁机提升北朝国内延安一派的地位，包括像崔庸健和武亭这样的干部。 中国参战后，北京还拒绝了以前在解放军服过役的人民军军官要求重回中国部队的请求。

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这个特点，迈克尔·B·亚胡达指出：中国方面没有与列宁进军波兰相似的举动。我们确实可说中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观念，在许多基本方面与苏联的不同。中国传给其他革命者和国家的信息是：内因为主，外因为辅。

为了达到这一守住北朝部分领土的干涉目标，北京命令志愿军在尚未被联合国军占领的元山—平壤铁路一线以北的大块山区建立基地，构筑两或三条防线。入朝参战初期，志愿军只须打防御战，主要以较弱的南韩军队为打击目标；志愿军不必打进攻战，直至六个月后苏联武器到达，至少有30个师受到重新装备和重新训练，从而达致——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对敌军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一份由一个解放军临时委员会于1950年中编写的内部文件，曾经将志愿军的首现动机做过下述准确界定：为在北朝北部控制一定地区，遏制敌人进攻，稳定战争局势，掩护向北撤退欲行重组的北朝人民军，我军决定占领价川、泰川、九阳洞、德川、永元和五老里（Kaesong, Techno, Keying-dong, Tock chon, Yangon, and Only
）等地，旨在组织防御。

当时，北京最为担心的就是志愿军无法抵挡技术占尽优势的联合国军。毛泽东和彭德怀甚至想过，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将志愿军撤回中国本土。因此，志愿军初期的干涉目标和战争行动不能不保守，以至于在第一和第二次战役之时，北京甚至考虑过在北朝采用中共于其自身革命战争中采用过的“农村包围城市”方针。志愿军入北朝四天之后，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提出了这个观点。他有些天真地下达给他的指挥员的这一奇特想法，可被称为毛泽东的“月夜”农村革命战略，如下：如果我军能够进行夜间战术性质的行军、作战，而且做到纯熟程度，那么，即使敌人拥有大量飞机，仍然不能给我造成太大的伤亡和妨碍。除了大城市我无飞机无法进攻之外，其余地方的敌人都有可能被我各个歼灭。

志愿军的第一次战役（1950年10月25日—11月8日）。但是，当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时，战场形势突然变得对它极为有利。联合国军依靠机械化大部队推进，迅速占领了志愿军的预定防线，其先头部队业已逼近鸭绿江。不过迄今为止他们仍未发现志愿军已入朝。更重要的是，联合国军不仅沿着相隔八十英里宽的两条路线进军，而且在两条路线上也是分兵冒进。 联合国军的这个决定给了志愿军非常理想的机会，采用突袭来分割、包围和歼灭敌军。 普鲁士战略家冯·毛奇男爵指出：在战争中，没有何种计划能够避开与敌军的接触。 北京在平壤—元山铁路一线组织防御的计划也不例外。

看到这个有利形势，毛泽东立刻即兴做出了一个于他军事生涯当中最为杰出的决定之一：他于1950年10月21日两次电告志愿军，将预定防御态势立即改为突袭态势，借运动战歼灭敌军。

彭德怀信服毛泽东的大胆建议，执行了他的命令。 志愿军立刻对联合国军发动突袭。志愿军打赢了第一次战役，尽管战果不大。该战役包括具有重大意义的云山战斗，该役歼灭了美军第一骑兵师第八团的大部。

志愿军的第二次战役（1950年11月25日—12月24日）。尽管第一次战役取得了胜利，但战场局势并没有发生有利于志愿军的根本转变。人民军尚未恢复元气。正如彭德怀所指出：敌人的气焰还没有完全打掉，很有可能重新组织进攻。 志愿军还未能在北朝北部站稳脚跟。联合国军撤至清川江以南，经过短暂调整，就不仅在东线，而且在西线重新发动试探性进攻。志愿军的防线尚未稳定。 再者，彭德怀解释说，当时为志愿军和人民军所控制的地区还非常小，当地的人口无法为人数多达四十至五十万的两支军队提供物质支持。

在此情况之下，北京做出决定，志愿军应当进一步遏制联合国军的北进攻势。志愿军接到命令，再次发动反攻，目的是在东西两线至少歼灭敌人六至七个团，并将战线推到原定的平壤—元山铁路一线。如能取得成功，这次反攻将有利于志愿军的后续战斗。 毛泽东于1950年11月初时说，如果能达到将战线推到平壤—元山铁路一线的目标，我军就在根本上胜利了。 1950年11月中，在对美国愿以维护中国在鸭绿江的利益来换取中国不予干涉朝鲜战争所作保证不予理睬之后，毛泽东进一步期望：志愿军的第二次战役，能将志愿军从防御态势转入进攻态势。

第一次战役末尾，北京对于敌军错误巧加利用，选择诱敌深入利于自身作战区域，而非向南继续反攻。志愿军故意示弱，佯作抵抗，主动撤退，将主力秘密集中到清川江和长津湖以北，在那儿构筑了防御工事，等待联合国军上钩。1950年11月25日傍晚，联合国军果然被诱入志愿军预设战场，志愿军随即采用猛烈的突击战术，大胆地从正面以及侧翼发动反攻。

联合国军在东西两线遭到重大打击，不得不放弃它的“圣诞攻势”。志愿军总部估计，联合国军还不得不放弃在平壤周围构建一道新的防线的应急计划，于1950年12月3日向南全面撤退，撤到能被更好防守的三八线一带。

中国方面的新揭史料清楚证实：志愿军于第一次战役后的20天主动脱离与敌军接触，乃是继续引诱联合国军深入之举，既非如同怀廷所说，乃是暂停战斗以“检验美国对中国干涉的反应”， 亦非如同西格尔所说，“给华盛顿一机会考虑应否逼近中国边境”。 此次短暂脱离接触敌军，乃是出于纯粹军事考虑。如果诱敌深入不成，志愿军便会按照彭德怀的计划发动进攻，或是攻击联合国军某些部队以做围点打援，或是通过德川穿插到联合国军后方发动两面夹攻。

6.3 继而夺回战前北朝全部领土（志愿军的第二次战役）

12月初，志愿军不仅在平壤—元山铁路一线以北成功站稳脚跟，且获得夺回平壤，继续扩大战果的大好机会。 根据新的战场形势，毛泽东于1950年12月初指示志愿军准备进攻平壤，如果平壤之敌撤退，就一直打到三八线。 这可以被视为北京的第二个干涉目标，即恢复北朝的全部领土。这一目标并非预先周密设想而是即兴出现，而且没费多大力气就达到了。志愿军取得的胜利，远远超过北京对第二次战役的期待。

志愿军的第二次战役不仅收复了三八线以北北朝几乎所有领土，而且还夺取了三八线以西南的延安半岛和瓮津半岛。这一战果远远超出北京原定的在参战初期进至平壤—元山铁路一线的战略目标。

斯大林向毛泽东表达祝贺：请允许我对您，对您领导层里的朋友，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全体中国人民，就你们在抗击美军中所取得的巨大胜利，表示发自内心的敬意。

更具意义的是，志愿军的第二次战役乃是一个历史性的战役，在某些方面足令中国作为一个新的大国（Great Power）出现。按照N·弗兰克兰和D·道林的话来说，志愿军的第二次战役乃属20世纪当中的决定性战役之一。 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可能没有想到这层，但是他们的确认识到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改变。在此值得提起一个插曲：彭德怀以“38军万岁”来赞扬获胜的38军，这象征着一个伟大时刻的来临。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在中国军事史上，这是首次给一个军冠以“万岁军”的称号， 非同寻常极了。自1840年-1842年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以来百年有十，中国不断地被西方大国所威胁所打败，志愿军的第二次战役的胜利，首次扭转了这一军事颓势，中国统治集团的释忧迎喜岂能够不溢于言表？入朝作战中国军队在第一次、第二次战役当中表现出来的气势如虹、骁勇善战、进退得当、棋高一着，足以令所有炎黄子孙热泪盈眶：眼前犹如刘汉李唐金戈、蒙元满清铁马再现。

北京原来曾对志愿军持有三个怀疑：它能胜任进攻、防御和后勤补给吗？现在毛泽东高兴地宣布：我们是否胜任发动进攻的问题已经得到回答。

此事足以鼓励北京随后采取更具进取性的姿态。

6.4 越过三八线以向斯氏表忠诚（志愿军的第三次战役）

1950年12月4日，葛罗米柯在与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的会谈中，建议北京进一步扩大战果，越过三八线，以便在停战谈判中占据上风。他强调中国应尽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双方都同意美军陷入混乱，处境不妙，华盛顿和伦敦之间发生意见分歧。中国大使引用前线的报告，指出美国士兵不能打，远远不如日军。斯大林也建议中国在夺取汉城之前不要与美国举行谈判。1950年12月7日，斯大林和毛泽东同意继续作战，并向联合国提出强硬的停战条件。

在此情况之下，于第二次战役末期，毛泽东和彭德怀都考虑威胁汉城以逼迫联合国军继续从平壤和咸兴向南撤退，使它遭受志愿军的追击和侧翼进攻。如果联合国军放弃平壤—元山铁路一线，志愿军将力图越过三八线，如果可能，夺取汉城。 联合国军的迅速撤退却使这些变得没有必要。

在这时候，金日成、朴宪永以及苏联驻朝大使拉祖瓦耶夫都建议志愿军进入南韩追击联合国军。 但是，彭德怀现时受到各种困难的制约：部队机动能力落后、通讯手段落后、后勤补给落后，战士伤病疲惫，部队分散在东西海岸两翼以及后方。头脑保持清醒的他认识到敌人的主力还远未被摧毁，他的战士无法再继续作战。 因此，彭德怀命令志愿军抵达三八线后停止进攻，并将主力撤回平壤—元山铁路一线休整。

志愿军的第三次战役（1950年12月31日—1951年1月8日）。彭德怀和毛泽东对于志愿军的第三次战役的目标，看法大为不同，尽管最后彭德怀不情愿地对毛泽东作出了让步。

1950年12月初，第二次战役在东线尚未结束，北京就已开始考虑发动第三次战役。 抢在联合国于1950年12月中提出立即停战，现时对其朝鲜干涉愈来愈有信心的毛泽东，于1950年12月初，指示志愿军指挥员夺取汉城：只有当美帝答应撤出朝鲜，至少撤到三八线以南，才能举行停战谈判。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这将更有力地迫使美帝撤兵。

彭德怀手下的指挥员原则上同意毛泽东的指示。但是有着和彭德怀一样的担心的他们，也同意彭德怀的暂不越过三八线，直到1951年2月或者3月方才发动南下进攻的意见。 在北京，聂荣臻，可能还有周恩来都同意彭德怀和他手下指挥员的意见。 按照彭德怀的意见，在此暂停阶段，志愿军将固守在三八线北侧，严阵以待联合国军到来，才发动正面进攻。另外，在其于1950年12月8日拍发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彭德怀建议：如果志愿军不能在三八线以北给予联合国军致命打击，就不要越过三八线。彭德怀争辩道：如果我们太过深入南方，就会将敌人逼退到大丘和大田，这将给我们以后的行动造成更大困难。因此，我们计划在三八线以北十公里处停止前进，让敌军呆在三八线附近。这样，一旦明年重新发动进攻，我们才可以最大限度地歼灭敌军主力。

彭德怀此刻的想法，在许多方面都似乎回到了志愿军的第一个干涉目标和作战方针：只有在志愿军站稳脚跟，获得苏联先进武器，取得对于联合国军的地面、空中优势或者均势之后，才发动进攻，最终解决朝鲜问题。

1950年12月13日和21日，毛泽东正式回应彭德怀不越过三八线的计划，催促志愿军越过三八线：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止步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止，将在政治上带来很大的不利。 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曾是旧有分界线这一事实，美英两国正在进行政治宣传，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于此时应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

就在两天以前的1950年12月11日，毛泽东曾告诉彭德怀：联合国军可能会主动从汉城撤退。他甚至预计，联合国军会于短暂抵抗后最终撤出朝鲜。

毛泽东为什么一再地指示彭德怀不要在越过三八线的问题上发生犹豫？在他于1950年12月29日拍发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毛泽东尽管没有直说，但却相当明确暗示：如果我军不打此仗，民主各国必然有人不以为然，而且发生许多议论。他还进一步地暗示彭德怀：斯大林如今更加相信中共的立场，主动提出多给志愿军二千辆卡车，以表示他对志愿军越过三八线的支持。 由此可见，在毛泽东一再坚持的背后，赫然有着苏联因素，这点将在第七章第五节再做详细讨论。

6.5 闪念解放朝鲜半岛南部全境（志愿军的第三和第四次战役）

早在1950年11月底，毛泽东就告诉志愿军指挥员，如果能成建制地歼灭美军和英军七个师和南韩五个师，第二次战役就能成为“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极好时机”。 由于第二次战役没能歼灭那么多个师——连那么多个团都没有，毛泽东不得不推迟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时间。一个月后，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加强对于官兵的政治动员”，让他们下定不赶走朝鲜境内敌人不回国的决心。 这些乃是说明毛泽东曾将统一朝鲜视为中国出兵朝鲜的目标之一的首批迹象。毛泽东的想法是：首先，美国提出在设定时间内停火的建议，乃属拖延战术，以求获得喘息之机。其次，更重要的是，如毛泽东所说，如到三八线以北即止，将在政治上为我带来很大不利。 这就意味着中国于事实上承认三八线为一合法分界线，这对中国“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激进政治目标不利。

根据毛泽东这一新的指示，第三次战役末尾，志愿军党委于1951年1月初通过一项决议，确定了志愿军下一步的作战目标：经过从1951年1月15日至3月15日的休整，志愿军将能做到没有大的中断、大的停顿的继续作战，以解放朝鲜全境。 时任志愿军参谋长的解方回忆道：在讨论时，考虑到某些同志的情感，有人建议将解放朝鲜全境定为下次战役的目标。多数同志并不同意这个意见。但是彭德怀说：在决议中写下来。不然有些人会不高兴的。

彭德怀指出，为了取得第四次战役的胜利，志愿军须得增强自身实力。这样它方能与敌作战，且最终能将敌人赶出朝鲜半岛。

与原来提出的“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相比，“解放朝鲜全境”更具体地诠释了北京的干涉目标。它同时也暗示了北京新的战略目标：夺取整个朝鲜。但是这个目标显然不为志愿军统帅彭德怀内心所接受。

因此，志愿军的第三次战役的目标，乃是越过三八线，在临津江以东和北汉江以西歼灭南韩军队的主力，如有可能，夺取汉城、洪川和江陵。 但是，除了越过三八线和歼灭南韩军队主力之外，毛泽东当时并无期待第三次战役具有决定性意义。从他于1950年12月中和12月底拍发给彭德怀的五封电报中可以看出，首先，毛泽东并无要求志愿军必得夺取汉城；其次，他改变了原定派出两支人民军部队深入南韩进行游击战的计划；再次，他还建议志愿军在结束第三次战役后主动后撤几十公里，好让联合国军恢复其在三八线和三七线之间的防线，等待志愿军发动春季攻势，而非迫使联合国军继续向南撤退和集结，这将非常不利于志愿军的有效作战。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的供给路线会被拉长，并会遭致联合国军更多的空袭。他同时向彭德怀保证，志愿军在结束第三次战役后将会获得急需的休整。 不难看出，毛泽东的战略目标在内容上与彭德怀的基本一致，主要的区别在于，毛泽东要求志愿军越过三八线后再休整，以令三八线失去合法性。

福特指出，第三次战役之后，所有关于北京对其边境高度敏感，或者关于北京希望保护鸭绿江上水电设施的谈论，都已显得十分愚蠢。中国军队看来已经准备将敌军赶出整个半岛。 “解放朝鲜全境”作为志愿军的干涉目标，只是在第三次战役后，毛泽东在其于1951年1月16日和29日拍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才被明确地提出来。在电报中，毛泽东谈到了“最终解决南韩问题的目标”，“确保最后胜利”，“在一到两个月内做好必要准备后，发动最后的决定性进攻”，以及“实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最后一次亦即第五次战役”。他估计联合国军最终会撤出朝鲜，因为它认识到志愿军和人民军比它强大，继续抵抗没有意义。

彭德怀不情愿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指挥越过三八线的战斗。 但他坚持，一旦攻势遇到的抵抗很弱，就必须在适当时机中止战役；能否守住三八线取决于实际情况的发展。 同时，他坦白地告诉毛泽东，他看不出越过三八线有何政治意义，而且他会命令人民军而非志愿军去夺取汉城。 在内心深处，彭德怀更不同意毛泽东关于联合国军不久之后就会撤出朝鲜的预测。志愿军于1951年1月4日夺取汉城后，北京举行了一些庆祝活动。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甚至提出将美军赶入大海。 彭德怀对能否守住汉城尚存疑虑，所以他对这种不合时宜的沾沾自喜非常反感。 据说，当时彭德怀手里拿着那份《人民日报》，生气地对助手们说：这是否想迫使我们继续向南进军？简直是胡说八道。《人民日报》是中央官方报刊的权威，它怎么能散布这种速胜论？ 彭德怀当然也不同意毛泽东的看法，即让志愿军夺取汉城，就会迫使美国撤出朝鲜。

第三次战役后，联合国军撤退到三七线。 朴宪永和拉祖瓦耶夫再次催促彭德怀深入南方追击敌军，以解放南韩。彭德怀最后说服了北朝人和苏联人，令他们相信，没有充足的准备而向南推进，是种冒险。 受到和第二次战役后相似的种种因素的制约，且担心联合国军会实施另一次仁川登陆的彭德怀，命令志愿军在抵达三七线后停止进攻。

饶有意味的是，他后来指出：在第三次战役末尾，他拒绝让志愿军深入南方追击联合国军，本身就是一个胜利。 他在自传中说：敌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引诱我军进攻它的筑垒地域。等到我军疲惫，他就发动正面进攻，并在侧翼登陆，截断我军后路。 另外，第四次战役后，他在一份报告中，再次强调不要越过三八线：如果我们不是那么急于发动第三次战役，其实没有什么不利。如果我们准备的时间长一些，战果就会更大。

苏联档案证实斯大林开始是支持朴宪永和拉祖瓦耶夫的。1950年1月8日，在祝贺志愿军攻占汉城后，斯大林也曾建议志愿军继续向南推进。但是彭德怀再次保持头脑清醒，他相信敌军的撤退并非迫于志愿军施加的压力，而是联合国军有意引诱志愿军深入南方。斯大林得知彭德怀坚持采用更加谨慎的军事方针后，改变了主意。毛泽东和金日成也同意彭德怀的意见。

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分歧在随后的第四次战役中达到顶峰，且有证据证明其他中共领导人和志愿军指挥员都站在彭德怀一边。事实证明彭德怀是正确的。

6.6 为等大量援军到来争取时间（志愿军的第四次战役）

志愿军的第四次战役（1951年1月27日—4月21日）。1951年1月底，联合国军发动全面反攻，令当时进入预定两个月休整期的志愿军措手不及，当时部队才休整两周。毛泽东原来设想的志愿军的第四次战役是一个短期战役，开始和结束都在1951年2月（实际上第四次战役长达四个月），战役结束，志愿军将再次休整，为下一个决定性战役做准备。 1951年1月27日，彭德怀命令志愿军停止休整，为新的战斗做准备。同时，他电告毛泽东，建议接受美国发出的在设定时间内停火的建议。 本书第七章将会详细讨论此事。

与彭德怀的悲观主义恰成对照，毛泽东认为联合国军的反攻可为志愿军歼灭敌军主力提供一个大好机会。他于1951年2月28日拍发给彭德怀的回电，其主要观点是：（1）志愿军应立即发动第四次战役，目标是歼灭美军和南韩军队两到三万人，然后向三十六点五度线推进。（2）不能放弃仁川和汉城，这也是斯大林强调的。 （3）在第四次战役后才举行和平谈判，对中国和北朝一方更加有利。（4）他相信疲惫的志愿军仍有能力继续向南挺进，打击几支美军部队和四到五个韩国师。（5）志愿军最好在抵达三十六点五度线后才行休整，为最后的第五次决定性战役做准备。

毛泽东的电报让彭德怀非常不安。他很清楚，志愿军已经十分疲惫，急需休整，根本无力发起从三十七度线推向三十六点五度线的进攻。这一进攻很有可能令志愿军的主力遭受重挫。 但是，彭德怀只能执行毛泽东的指示。

在此情况下，彭德怀命令志愿军尽一切努力阻止联合国军的进攻。同时，他请求军委命令已在安东驻扎的19兵团随时准备开进朝鲜。

从1951年1月25日至2月16日的这一时期，乃是第四次战役的第一阶段，志愿军采取的是在西线实行阵地防御，在东线实行运动反击的战术，但是发现自身无法在东西两线阻止联合国军的全面进攻，更不用说打到三十六点五度线。

从1951年2月17日到4月21日的这一时期，乃是第四次战役的第二阶段。志愿军在东西两线从防御战转为运动战，逐个山头逐条河流地抗击联合国军。第二阶段的目标是拖住敌军并给它造成伤亡，以为志愿军争取两个月的时间，迎接第二梯队的到达。同时，志愿军还须在敌军炮火之下，积极改进通讯和运输，储备作战物资，为下一次战役创造条件。为了拖垮敌军，缩短防线，争取时间，志愿军决定放弃汉城，重新采取运动战。这样可以达到保存志愿军有生力量，将敌军主力引入三八线一带的效果，可令志愿军能够按照计划，在这个更有利的地区歼灭敌军。

志愿军于1951年3月14日放弃汉城。不过，至1951年4月中，战线最后在离三八线以北一些的地方稳定下来。此时，联合国军发现，用苏联武器装备起来的志愿军的强大的第二梯队，已经集结在志愿军的第一道防线后面，于是停止了进攻。

第四次战役第二阶段开始时，彭德怀抵达北京，不顾疲劳和饥饿，直接去见毛泽东。据说，当时彭氏大吵大闹要见毛氏，不顾毛氏副官的劝阻，把毛氏吵醒。彭氏向毛氏报告给志愿军下达的任务不可行，解释为何无法取得速胜。毛氏做出妥协：如果可能速胜则速胜，如无可能速胜则缓胜。不久，中革军委提出入朝作战的正式方针：准备打持久战，但争取速决战。 毛氏所指的“胜”，到底是速胜还是缓胜，仍然没说清楚。

第四次战役终于让北京开始充分意识到有着现代化装备的敌军的力量所在，以及自身的相对劣势。正如杜平所承认，战局发展证明，中方解放朝鲜全境的干涉目标，严重低估了联合国军的能力。 杨成武进一步承认，第四次战役后，美国部分达到其保住南韩的目的。 这意味着第四次战役开始动摇北京夺取南韩的决心与信心。北京自此改变了解放朝鲜全境的雄心勃勃的目标。1951年3月1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去电，要求实施持久战的计划。他觉得在几年内都无法将美军赶出朝鲜。

不过北京认为第四次战役本身是成功的，它以空间换取了时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一书指出：它迫使敌人每天付出九百多人伤亡的代价才仅能推进1.3公里；志愿军成功地完成了防御任务，即掩护战略预备队的集结，和为即将来临的第五次战役创造有利条件。

第四次战役第一阶段曾经成功实施横城战术反击，此后，为了给集结部队争取时间，准备发动一场旨在改变被动局面的新的反攻，志愿军在两个多月内不断地实施了极其艰苦的防御运动战。当时志愿军的意图是，只要敌军地面部队占着上风，志愿军就不发动战役规模的进攻；如果联合国军迫使志愿军交战，志愿军就会让它进入三八线南北地区，一旦装备更强的第二梯队到达指定位置，志愿军就会发动一场新的更为强大的战役，以夺回战略主动权。

于此阶段，志愿军总部力图避免在三八线陷入僵局。它策划在联合国军在三八线南北地区建立稳固防线之前，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攻。 毛泽东指示，志愿军应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李承晚部队数万人，然后向南汉江以南推进。

6.7 避免美国对中国投放原子弹

众所周知，杜鲁门曾于1950年11月30日暗示，他正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 正如马克·A·瑞恩所说：1951年3、4月间的一些事件，曾让一些历史学家得出下述结论：1951年春美国最为接近使用核弹。 美国的核弹威胁曾否成功遏制北京？

怀廷、瑞恩以及另外一些人都曾相信，面对美国核子武器威胁，北京在做出入朝参战决策之时，不惜顶冒经过计算的风险。考虑到干涉的全局需要，北京认为这个风险值得顶冒。 然而，根据新揭中国史料和苏联史料，这一问题需要重加探讨。在志愿军连续发动的五次战役当中，头三次是进攻战役，最后一次是反攻战役，只有第四次战役被中国军方界定为防御战役。当北京有着勇气发动进攻或者反攻之时，它不可能被美国可能使用核弹所阻遏。由此可知，考察第四次战役可令我们对此问题得出更好答案。在所有出自中方的史料和访谈中，我都没发现有何公开承认北京曾因受到核弹威胁从而盘算撤退或者停战的迹象，直至1996年11月6日，我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偶遇时任38军112师336团团长李耀庭那刻。李耀庭承认，在第四次战役中，志愿军总部确曾极度担心美国可能使用核弹，因此下过命令，要求部队不要向南过度挺进，尽量相互靠拢。 （但这只是一个上校的陈述。）

因此我曾猜想，存在着以下的可能性：当志愿军于第三次战役进入南韩领土之后，北京确曾认为此时美国的核弹威胁变得更为现实。我的猜想可以从我对于龙道权和张永枚的访谈得到证实，我在前一章提到过他们。龙道权当时是志愿军19兵团63军副政委。在一次访谈中，他回忆道：1951年春天，志愿军各部队的资深军官曾被轮番安排，观看了一部反映美国使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的纪录片；当时，苏联军事当局曾发指示，要求驻满苏军谨防美国可能针对他们投放核弹。 当时任职42军文化教员的张永枚证实：核弹问题，据说中革军委专门开过会做研究。

那么，北京缘何还敢发动第五次战役进行反攻呢？徐焰的描述可给我们一个解答： 1951年4月11日麦克阿瑟被解除职务，中共领导人松了一口大气，因为此事可以保证他们先前所作“战争将局限在朝鲜境内”的预言得以实现。 与徐焰的解答相同的是福特的描述：1951年春天，美国军、政当局达成一致：朝鲜冲突应被局限在朝鲜半岛。之所以没有针对中国本土采取报复行动，乃是因为各方对于苏联有没可能针对中国本土受到攻击采取行动意见不一。由于有着这种意见不一，由于缺乏盟国对于扩大战争的支持，由于美国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软肋，杜鲁门政府于是提出基于战前状态谈判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北京又以不将针对联合国军的空袭升级，来行避免美国可能动用核弹针对中国本土进行报复。正如福特透露，杜鲁门政府曾经提出应急计划，以应对中国可能升级军事行动，如对美军和联合国军实施空袭。各方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发动针对中国本土的大规模海上打击和空中打击。只有罗伯特·胡佛提出，报复不必使用核弹，但是胡佛的声音看来未得响应。

北京是否预见到过上述危险？怀廷的观点是“中共至少是在认识到了，出兵朝鲜许会导致美国使用核弹或者非核空袭来行报复中国本土的可能后，才做出干涉决定的。” 康一民在我对他的访谈中表述了和怀廷相似的观点，他说：毛主席的想法是不要过度使用中国空军、苏联空军。一方面，它们不如美国空军那么强，另方面，过多使用空军许会导致美国空军实施轰炸东北来行报复。

实际上，莫斯科和北京都曾自我约束，没将对于联合国军的空袭升级，即在解放军空军于1951年1月底大肆参加空战之后，也是如此。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奥马尔·N·布莱德雷指出：他们没有使用空军攻击我们的前线部队，攻击我们在朝鲜的运输道路和港口。他们也没有使用空军攻击我们在日本的基地和我们的海军。 中国没有动用空军攻击联合国军地面目标，成了杜鲁门政府没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的主要理由之一。

因此不妨认为：尽管西方的核弹遏制战略未能遏制中国出兵朝鲜，但它确实遏制了中国对于联合国军地面目标的空袭。不妨想象：如果苏联空军、中国空军在第二次战役中出动攻击联合国军地面和海面目标，会给后者造成多么灾难性的后果。正如福特所说：当苏联看起来至少是在履行某些物资支援义务，帮助中国空军增强实力，达到可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产生担心的程度之时，他们曾经一度担心中国空军会被用来给予撤出北朝的美军和联合国军毁灭性的的打击。

不过，在解放军史学家圈子中，长期以来有着以下传闻：如果杜鲁门敢对北朝或者中国投放核弹，斯大林就会在南韩甚至在西欧投放核弹以行报复，西欧有着好些美军基地。

出狱以后将近两年，我方发现这一传闻可以部分得到证实：1949年7月4日，代表着中共中央的刘少奇，在其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表达了下述观点：如果帝国主义要打，那么我们也打；如果他们使用原子弹，那么我们也使用原子弹。

由于其油箱较小，米格15以及米格15比斯的有效飞行加作战航程只能企及三七线（作战耗油极大，急剧减少航程）。说到空中保护志愿军的后勤供应路线，我发现北京当时犯了一个极大错误。如果它能想到可在北朝离岸海岛环绕海域建立水上机场，使用苏制水上战机，抛弃在北朝中部建设陆地机场计划——这些机场建成之后立即就被联合国军空军悉数摧毁，苏联以及中国战机就可成功掩护如今可以前出到三八线后方的上述志愿军的后勤供应路线，联合国军本会遭到更为沉重打击。这些海上机场可以得到岛上部署高炮以及来自鸭绿江口机场战机的有效保护。海上机场跑道可被什么战机摧毁？如此这般，这些海岛便可集体扮演志愿军所拥有的航空母舰角色。真的，有何不可？

6.8 尽量消耗联合国军有生力量

由于认识到了在短时期内志愿军并无能力将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半岛，毛泽东现在不得不把削弱联合国军有生力量定为新的目标，取代解放朝鲜全境这一旧的目标。过后，他可以根据战斗的结果，不管是好是坏，再来制订更为明确的干涉目标。

在其于1951年3月初拍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解释了他的新的战略方针：从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不会退出朝鲜。而要大部消灭敌人，必得需要时间。简而言之，在美军坚持作战和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打消耗战的情况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消灭美军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这样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1951年6月底，当冲突双方开始考虑举行停战谈判之时，斯大林仍然指示毛泽东应“准备对敌发动一次重大打击，击败敌人三至四个师。尽管这次打击规模不大，也远非一次进攻，”但是“这能让您在更宽广的地区实施更加成功的旨在疲惫敌人的机动。”

当联合国军于1951年中期迫使志愿军在三八线南北与其僵持之后，削弱联合国军有生力量就不仅具有局部意义，而且具有全球意义。周恩来于1952年4月，1952年8月和12月明确表示：如果敌人被吸在朝鲜，陷入一场持久战，那么他在其他地方的力量便会削弱；如果敌人可从朝鲜撤退，那么他在其他地方的力量便会增强。只有在朝鲜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敌人才会大大削弱，并且发生内部困难。故尔我们毋宁欢迎敌人留在朝鲜，与我做持久战。毛泽东认为持久战对我们有利，因为这会分散美国的力量，让它无法准备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如果战争再延长两年，敌军就会损失三十多万人。朝鲜战争将成为美帝国主义的无底洞、致命伤。 显而易见，斯大林正是这一战略的总设计师。

6.9 企图再一次掌握战争主动权（志愿军的第五次战役）

志愿军的第五次战役（1951年4月22日—6月10日）。1951年4月初，志愿军总部估计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后，会继续向北推进，以达到在平壤—元山铁路一线——这是朝鲜半岛最为狭窄的蜂腰部，大约与三九线重合——建立新的防线的目的。联合国军并有可能在志愿军后方实施登陆，予志愿军以严重威胁。为了粉碎敌人的计划，重新夺回战略主动权，志愿军总部决定：志愿军应在联合国军从疲惫中恢复过来以及实施登陆之前，抢先发动反攻。 1951年4月中，彭德怀提出他的看法：第五次战役将会成为决定志愿军能否重新夺回战略主动权，以及朝鲜战争能否缩短的关键。

据徐焰说：志愿军总部对第五次战役寄予极大希望，计划在第一阶段歼灭敌军五个师，并进抵三七线。

然而事态发展却是：在第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1951年4月22日—28日）的4月底，彭德怀向毛泽东汇报：经过三日三夜的作战，计划未能达到。看来有限的战果未能粉碎敌军的登陆企图。下一次战役应准备与敌军登陆部队作战。朝鲜地形狭窄，如果敌军不实施登陆，他们的部队会集中，因而反不易被分割。志愿军最好能利用敌军的登陆，登陆就会分散他们的兵力，以利我军将他们逐个歼灭。如果能够阻击敌军登陆部队一到一个半月，志愿军就能应付两线作战。因此，在这次战役中，志愿军主力不应向南挺进太深。志愿军主力应被部署在三八线本身以及以北一带便于机动的地区，准备歼灭敌军的登陆部队。”

中革军委批准了彭德怀的新计划，但建议他继续发动短暂进攻，因为估计敌军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得到足够的援兵来实施登陆作战。

于第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志愿军主要在西线发动进攻，但战果远未达到预期目的。而且，志愿军不得不在第二阶段末尾停止进攻。第二阶段，志愿军主要在东线发动进攻，但却发现，自身在得到援兵的联合国军面前很难扩大战果。从1951年5月22日起，志愿军在联合国军的牵制下向北撤退。在这个阶段，志愿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损失，包括一个整师被敌瓦解。 但是，正如第四次战役结束时一样，志愿军最终在三八线一带设法稳住了战线。

值得指出，虽然大多数的相关中国资料，都没掩盖联合国军于第三次战役末尾实为主动撤退的这个事实，但是它们似乎都不知晓联合国军在第四次战役、第五次战役末尾放弃乘胜追击志愿军，转而在三八线一带建立防线的那一事实。 同时还有几份中方研究报告，提出联合国军有否计划在第五次战役前实施一次新的登陆的疑问。

中国官方史记评价第五次战役“粉碎了敌人通过侧翼登陆在朝鲜腰部建立新的防线的计划。敌军被迫重新评估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实力，转为战略防御，接受停战谈判。 但是，徐焰更准确地指出：此次战役末尾，最后得以稳住的战线，乃从原来战线后退，预定的歼灭敌军主力和打到三七线的目的，一个都没达到。 龙道权在我对他的访谈中也提到：第五次战役，由于炒面受潮发霉，63军的屙肚病员超过两万人。平均一个昼夜，伤亡达到一万八千人。战役后期，有好些人认为，美军的确难打，高超。

彭德怀于第五次战役后拍发给斯大林的电报，坦白承认联合国军士气相当地高，在志愿军中出现了“严重的右倾主义情绪”。 1959年，彭德怀承认第五次战役是他军事生涯中的四大失败之一。

6.10 大致沿三八线恢复战前状态

第五次战役是志愿军成立以后发动的最大一次战役。此役志愿军加上人民军（现在也由彭德怀指挥）人数超过一百万，但战果很小。它给了北京一个教训：缺乏空中支援、重型武器以及可靠后勤供给，志愿军很难打败联合国军。 在上述三个方面，联合国军都比志愿军来得优越。正如毛泽东所承认：我军入朝参战八个月所获经验清楚表明：在武器装备方面，我军与敌军存在巨大差异；改善我军武器装备极为迫切。 解放军总部于1954年总结回顾抗美援朝战争经验之时，也同意毛泽东的观点：连续发动的五次战役，尤其是有着新集团军投入的第五次战役，均未能使我军插入敌后来包围和歼灭他们。这证明若要大量歼灭敌军，我军必须成为合成兵种，必须得到空军的有力支援，得到现代化装备。在这些方面，我军暂时落后于敌军。这决定了朝鲜战争的时长。只有争取到了时间，才能最终彻底打败敌军。 这里所说的“争取时间”清楚表明，中方如今认识到与联合国军举行停战谈判成为必要。

这一认识乃为北京进入板门店谈判铺平了道路，中国出兵朝鲜的中心目标于是变为：恢复朝鲜战前状况。

6.11 装备苏联武器以实现现代化

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有几个干涉目标属于固定不变，如实现解放军现代化、让它在现代化战争中取得经验、遏制国内动乱等等。

中国大陆的一份材料强调了采用苏联武器装备来使解放军事先现代化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考虑通过接受大量苏联援助和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来尽快实现国防现代化。1952年7月，毛泽东指出，我们正处在军队建设大发展的阶段，即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阶段。客观条件已可完全带来此种可能，只要我们不倦地做出主观努力，此种可能就一定能变成现实。1953年1月，毛泽东提出，我们必须学习苏联的军事科学，尽快提高我军水平，使它能在现代战争中取胜。在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号召大力学习苏联。因此，毛泽东的意见很清楚，实现国防现代化是我军坚定不移的方向。为了尽快实现这个目标，考虑到当时内外两方的独特条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向苏联学习，向苏联求援。

下列事实说明，毛泽东至迟是于1950年10月开始产生这个念头的。前面提到，在派出志愿军入朝参战时，毛泽东原来计划的是在第一阶段，志愿军将采取守势，抵挡敌军的小部队，等待苏联武器的到来。 根据师哲回忆，周恩来于1950年10月与斯大林会面之时，后者曾经告诉前者：我们这样考虑：中国派出一定数量部队参战，我们为其提供武器装备。我们这样考虑：装备中国各个地面兵种，如步兵、炮兵、工程兵，坦克兵、机械化部队以及空军，并设法帮助中国建立海军（这会花很多金钱、时间）。基于中国出兵参战设想，斯大林提出了一连串建议，如中国军队能被装备多少个师，苏联能够提供多少坦克，火炮和战机，能够装备多少机械化部队和特种部队。斯大林暗示，他们在二战后存有大量剩余武器弹药。他对周恩来说：中国考虑重新装备它的部队，使其各个兵种实现标准化，一体化和现代化，这是完全正确，完全合理的。但是，我们自己的经验是，在战争中这样做比在和平时这样做更快，更好，更加有效。与此同时，由于重新装备的部队是在作战，那些武器装备有何不足便可随时发现，随时改进，这种方式能使重新装备取得更完美的效果。 上述师哲回忆清楚显示，如果北京派兵入朝，斯大林就会更加愿意——即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规模和更好质量的武器——帮助解放军实现现代化。

毛泽东不会忽视斯大林这个暗示。毛氏可能想到，早在1941年末和1942年初，斯氏就曾提出：如果毛氏派出部队打击日军，保卫苏联远东，他就愿意拨出苏联武器重新装备中共军队。毛氏此刻非常明白：一旦自己答应派兵入朝抗击联合国军，斯氏就会给他充足援助。这是他从1940年代中苏联红军曾将缴自东北日军的武器真个转给中共军队一事当中吸取到的经验。 当其时也，美国动用自己的军舰和飞机，帮助国民党将部队运到东北，令苏联在东北的利益受到威胁，觉得必须做出抗衡反应。

因此，毛氏产生一个想法：让他的部队在入朝之前，逐一获得苏联武器，重新装备自己。师哲所作回忆可以证实毛氏确有此种想法：在驻华苏联顾问呈交给斯氏的那些批评中方的事项当中，有两个值得点出：……第二，解放军部队被派往朝鲜的目的，乃是获得苏联武器装备重新装备自身。抵达朝鲜之后，他们首先被更换装备，然后才被派往前线作战。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会被撤回中国。然后他们上级会再派出一支新的部队入朝。解放军的部队就是这样轮换获得苏联的现代化武器来重新装备自己。师哲又说：斯氏认为这种作法属于明智，富于远见，是条捷径。斯氏期待，会有许多中国部队采用这种方法，达致重新装备自己的目的。

正如我在本节第二段所指出的，这种换装方法其实乃是斯氏自身首先倡导的，目的在于鼓励北京出兵朝鲜。他咋会像上述驻华苏联顾问那样，对此秉持批评态度？

更有甚者，中国出兵朝鲜以后，斯氏看来较前更加愿意为解放军提供苏联武器了。例如，1951年6月初，他甚至略带责备口气地提醒毛氏：您抱怨您只有很少的火炮、反坦克炮和其他武器。其实早在两个月前，我就告诉您，由于波兰方面撤回了他们的订单，所以我们今年可以给您增加武器供应，由此导致1951年对华军事贷款额度有所增加。周恩来同志当时对我的提议表示欢迎，并告诉我不久之后，您就会向我提出请求。但是，我一直没有看到您的新的请求。咋会如此？有何解释？我再次告诉您，如果您有需要，我们可以增加火炮供应。

毛氏当月做出道歉：我们将申请推迟了三个月，由此给自己造成了重大损害。今天我们突然提出请您在今后六个月内提供大量武器的请求，恐会让您感到为难。

韦瑟斯比在苏联档案中找到以下文字：中国对于武器供应的请求构成了斯氏和毛氏之间通信的极大部分，直至前者于1953年3月逝世。 在毛氏请求苏联供应武器的电报中，有两份值得注意：一份的发出日期是1951年6月某日，当时毛氏预料与联合国军的停战谈判很快就会开始；另一份的发出日期是1952年12月某日，当时毛氏预料朝鲜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大概担心战争一旦结束，斯氏便会减少对华军事援助的毛氏，在这两份电报当中请求得到大量苏联武器，数量之大竟令斯氏感到吃惊。

这项交易曾使新中国大大受益。至1950年代中期，中国总共从苏联手中得到了一百个师的装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指出：朝鲜战争期间，苏联为我国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帮助我国建立了兵工厂，生产作战飞机、坦克、军舰、雷达等。苏联提供的军事援助贷款占了它给我国贷款总额的61.5%，从而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防力量。特别是在我国决定抗美援朝后，斯大林最后消除了他对中国许走“民族主义”道路的怀疑，开始全力援助中国，向中国提供了一百五十六套工业设备和大量军事援助。

徐焰则是这样说的：建立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兵种，乃是许多中国人民多年以来的迫切愿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这一愿望得以实现：我们从无到有，建立了实力位于世界前列的空军；我们建立了强大的炮兵；我们的装甲部队、工程兵部队和通讯部队也实现了现代化。

1990年代初，位于南京的解放军政治学院有位研究生姓朱名之江。他的见解值得于此引述：朝鲜战争“为我军现代化提供了绝好的机会”。首先，在这个阶段，军事开支得到了充分保障。其次，我军武器得以迅速更新和统一。如果没有战争的巨大压力，这边厢，中国不会痛下决心，迅速统一和改进部队的武器装备；那边厢，苏联也不会加快对于中国的武器出口。从1950年至1951年，我军从苏联方面获得十二个空军师和三十六艘鱼雷艇；从1951年至1954年，我军又从苏联进口了六十个重装步兵师和三十六个轻装步兵师的武器。于此阶段，我军还开始建立可以仿制苏联武器的兵工厂。所有这一切奠定了首要物资基础。

难怪毛泽东曾于1954年中得意地说：经过朝鲜战争和几年的训练和巩固，我军实力提高了。现在它比二战前的苏联红军还强大。

6.12 借机遏制国内残余敌对势力

薄一波曾经说：1950年秋，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出兵朝鲜，打到鸭绿江。此时，一些不甘失败的地主富农变得趾高气扬。据天津地区五个县的统计，地主和富农要求收回被充公或被分享的财产的事件有一百一十七起。这一现象迅速蔓延到各地。至12月初，平原省有三十二个县，河北省有二十四个县，热河省有十九个县受到影响。一些地主和富农甚至对村干部和贫农积极分子进行疯狂报复。

如果朝鲜局势得不到稳定，这类国内动乱就很难被压下去。正如毛泽东在第五次战役后所指出：我认为朝鲜主要战场在彭老总的指挥下，在无数指战员的努力下，肯定会稳定下来。这将大大影响内政。一小撮国民党特务和匪兵就更易被消灭，一部分少数民族等着瞧的态度就更易被改变，国内建设就更易开展。

1951年4月，周恩来点出了出抗美援朝战争和遏制国内骚动之间的的关联：清匪和反霸、镇压反革命，是与抗美援朝联系起来的我们于1951年的主要工作之一。抗美援朝对于国内的影响必然极大。它启动了对于帝国主义在经济、文化领域残余势力和影响的直接清洗，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在每个人的物质生活和思想感情里的反帝高潮。目标是一年内肃清美国残余势力和影响，两年内肃清其他西方国家的残余势力和影响。 1950年10月底，中国决定入朝参战后，这一目标是否得到实现？陈兼是这样说的：1950年10月10日，就在毛泽东正式下令出兵入朝两天之后，中共中央发出了《纠正镇反运动中右倾主义倾向的指示》。该项指示强调，必须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下达之后，以‘镇反’为宗旨的群众运动在全国范围与“伟大的抗美援朝的”迅速联袂展开。至1951年5月，超过两百五十万“反革命分子”被逮捕，七十一万人被处决。中共领导人以新成立的共和国将会处于危险为由，为这种大范围的恐怖做辩护。

6.13 中国出兵朝鲜目标尘埃落定

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本章以上列举的中国干涉目标当中，那些带有过渡或着即兴性质的目标，如占领北朝部分领土，恢复北朝全部领土，突破三八线，解放全朝鲜，争取时间以待援军，在志愿军第三梯队入朝参战之前削弱联合国军有生力量，夺回战略主动权，为开展谈判取得有利地位，等等，都逐一成为过去。于1951年6月5日至21日这十六天里，中国入朝参战的终极目标最后固定下来。毛泽东在下面三个文件中明示或者暗示了这些目标。

首先，在其于1951年6月初拍发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斯大林说：我也和你一样，认为不应加快结束朝鲜战争。因为一场持久战争，首先能给中国军队提供在战场上学习当代战争的机会；其次，它能动摇美国的杜鲁门政府，打击英美军队的军事威望。

“我也和你一样”的话反映出来：斯大林此电乃是对于毛泽东此前拍发给他的电报的回电，后电响应前电某一观点： 对于中国军队来说，获取现代战争经验至关重要。 抗美援朝战争当中，解放军73%的步兵军，67%的炮兵师，55%的坦克团，100%的铁道师和52%的航空兵轮番参战，得到锤炼。

其次，在他于1951年6月中拍发给高岗和金日成，并转发斯大林的信中，毛泽东指示他们：停战条件：恢复三八线作为分界线。北朝和南韩互不干涉。关于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我们认为没有可能将其作为谈判条件之一提出来，因为中国可说由于联合国实际上已经成为某种侵略工具，中国目前对加入联合国一事并不看重。你们必须考虑是否值得将台湾问题提出来作为一个条件。为了向联合国讨价还价，我们认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如果美国坚持另外解决台湾问题，我们可以做出相应让步。

事实证明，囿于自身实力地位不足，北京只得放弃新中国加入联合国和美军撤出台湾这两个干涉目标。本书第四章业已揭示，莫斯科和北京利用朝鲜战争让新中国加入联合国的计划，乃是在中国决定出兵朝鲜之前很久就决定了的。本书第七章行将揭示，1950年10月2日，斯大林曾经亲自向毛泽东建议，将美军可能抛弃台湾以及它企图单独与日本签订和和约这两个的问题，与中国入朝参战联系起来。但在志愿军运动战阶段，这两个目标没被公开提出，最后，毛泽东在他于1951年6月中手写给高岗和金日成的信中，放弃了它们。因此，同中国出兵朝鲜的其他干涉目标不同，这几个目标只是若隐若现。

再次，1951年6月底，毛泽东敦促斯大林尽快交付六十个个师的苏联装备：根据苏军总参谋部计算出来的六十个师的全套装备，今年只到了十六个（包括转交给北朝的三个师的全套装备），剩下的四十个师的装备要等到1952年、1953年才能交付。这与朝鲜战场军事行动的需要和时间是相矛盾的。我请求您尽可能加快交付所有步枪、火炮、坦克、战机、汽车，汽车零件、地面维修设备、药品和其他军用设备，从今年7月到年底，每个月交付总数的六分之一。我不知道这能否做得到，但我请求您尽力而为。

然而斯大林告诉毛泽东：我们能够完成交付六十个师的装备，但困难很大，只能在1951年，1952年，1953年和1954年的头半年逐步交付，也就是说要用三年半时间。 这可能是毛泽东意欲拖长战争的主要原因。

显然，在本章列举的多个干涉目标当中中，其中四个是由毛泽东在停战谈判之前拍发的三份电报中最后确定下来的。按提出时间顺序，这些目标是（1）让解放军取得现代战争经验；（2）安抚斯大林； （3）让朝鲜尽量恢复战前原状；（4）用苏联武器实现解放军现代化。中国于其出兵朝鲜之前制订的两个干涉目标：新中国加入联合国和美军撤出台湾，在上述三份电报出现之前，已被放弃。

另外，根据其他材料可知，在力争达致上述干涉目标同时，中国高层领导还曾希望达致以下两个干涉目标：（5）促使美国放弃报复中国本土或对中国本土投放核弹；（6）遏制国内骚乱。

6.14 小结

志愿军连续打了五次战役，前四次可谓成功，第五次属于失败。于此且仅于此期间，北京至少提出了十四个干涉目标，本章从6.2节至6.13节讨论了这些目标。当中绝对不含：中国占领北朝，中国在紧挨鸭绿江南岸走廊建立一缓冲区。囿于缺乏实力，更具体地说，囿于缺乏现代化武器和空军，北京无法达致其中五个目标，即：解放朝鲜全境、削弱联合国军有生力量、夺回战略主动权、新中国加入联合国、美军撤出台湾。在这五个目标当中，雄心勃勃的“解放朝鲜全境”只是一个即兴目标。彭德怀反对莫斯科、北京和平壤的建议，坚定拒绝深入南方追击联合国军，此一举动实际上让北京避免了从胜利者变为失败者。

但是，北京的确达致了其他九个干涉目标。莫斯科对于志愿军入朝突破三八线从而令到美国利益受损感到非常满意。北朝首先得到拯救，然后得以恢复全部国土。志愿军在朝鲜成功地部署了强大的第二梯队，仅其人数便足以令敌生畏。中国消除了美国报复中国本土或在中国本土投放核弹的危险。国内骚乱得到遏制。居于北京干涉目标之首的，乃是采用苏联武器装备来解放军，令其实现武器现代化，以及让解放军获得现代战经验。斯大林和毛泽东曾经对此谈论很多。这俩任务可以说是得以超额完成。

对于这两目标，西方国家似乎一直未予重视，原因许是它们很难充分理解，对于一个不幸根本、持续缺乏创新能力的第三世界国家例如中国来说，获得现代化武器和现代战经验能有多么重要。中国政军领袖曾于以往半个世纪中笨拙地仿效西方模式，试图建立本国军事工业。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初期，他们发现自己仍得严重依赖外国输送现代化武器和现代战经验。没有此种外国输送，他们很难长身站起，令其祖国成为一个真正的主权国家。如今，朝鲜战争给了他们一个黄金机会来行推动此事。

第六章尾注：
西格尔《保卫中国》（英文），92页和95页。
关于中国于此阶段所采军事战略为何，建议读者阅读张曙光呈交给“朝鲜战争：历史记录评价”国际研讨会的论文“朝鲜战争中中国的军事战略”（英文）。
衡学明《生死三八线》，70-71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39和556页。
同上，539页。
同上，556页。
姚旭《从鸭绿江》，21页。
陈忠龙《一场不可避免》，80页。
南光编《毛泽东和他的四大秘书》（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110页。
姚旭《从鸭绿江》，22页。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 47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35，54和60页。
我于1993年11月28日在北京对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蒋建农的访谈的内容，参看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16-17页。
我于1993年11月30日在北京对魏宝玉的访谈的内容，参看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17-19页。
迈克尔· B·亚胡达“中国外交政策的道德信条：独立自主概念”（英文），拉尔夫·佩特曼编《世界政治中的道德诉求》（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1979），375-376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56和560页；衡学明《生死三八线》，79页。
委员会编《抗美援朝》,12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 588-589页。
王焰等《彭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417页。
洪学智《抗美援朝》，40页。
如哈里·G·小萨默斯于其呈交给“朝鲜战争：历史记录评价”国际研讨会的论文“朝鲜战争范例”（英文）一文中所引述的，10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75-577页。
王焰等《彭德怀传》，414页；衡学明，《生死三八线》，82-84页。
《彭德怀军事》，341页。
沈宗洪和孟照辉《中国人民志愿军》，43页。
《彭德怀军事》，341页。
徐焰《第一次较量》，18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653页。
徐焰《第一次较量》，51页；《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658页。
张嘉裕“随着战场情况变化及时转换作战方针”，《军事学术》1982年第三期，12-13页。
沈宗洪和孟照辉《中国人民志愿军》，59页。
怀廷《中国跨过》（英文），136页。
西格尔《保卫中国》（英文）,96页；克里斯汀森《有用的对手》（英文），171页。
《彭德怀军事》，341页；徐焰《第一次较量》，50页。
齐德学《抗美援朝》，91页。
《毛泽东军事》，680页。
杜平《在志愿军》，125页。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51页。
N·弗兰克兰和·C·道林主编《二十世纪的决定性战役：陆—海—空》（英文。伦敦：西奇维克和杰克森出版社，1976）。
洪学智《抗美援朝》，88页。第一次战役中39军在西线云山，第二次战役中27军在东线长津，分别一次歼灭美军一个团，近年被人誉为“千岁军”。但是对比日军在菲律宾能够一次歼灭美军两个师，还有很大差距。韦国清率领中国军事顾问团指挥北越军在奠边府能够一次歼灭法军一个师。
杜平《在志愿军》，125页。
巴贾诺夫“政治评价”（英文），14-15页；金秋邦《三角关系》（英文），19页。
《彭德怀军事》，353页；《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712页。
姚旭“彭德怀对抗美援朝战争指挥上的贡献”，《党史资料》1982年第一期，2-12页；衡学明《生死三八线》，192页。
杜平《在志愿军》，190页。
同上，138-139页。
同上，139页。
沈宗洪和孟照辉《中国人民志愿军》，76页。
杜平《在志愿军》，140-141页；洪学智《抗美援朝》，98-99页。
《聂荣臻回忆录》第二册，740-741页。
沈宗洪和孟照辉《中国人民志愿军》，66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722页。
同上，731页。
同上，719-720页；沈宗洪和孟照辉《中国人民志愿军》，92页；巴贾诺夫“政治评价”（英文），15页；金秋邦《三角关系》（英文），19-20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741-742页。
同上，689页。
同上，734页。
同上，722页。
徐焰《第一次较量》，63页。
杜平《在志愿军》，186页。
衡学明《生死三八线》，192页。
杜平《在志愿军》，193页。
谭旌樵等《抗美援朝》，90-91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731-736页。
同上，734页。
福特《错误的战争》（英文），101页。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55-57页。
衡学明《生死三八线》，185页。
《毛泽东军事》，692页。
《彭德怀文选》，359-360页；徐焰《第一次较量》，62-63页。志愿军和人民军于1950年12月4日成立了联合指挥部，推选彭德怀担任总司令和政委。参看衡学明《生死三八线》，101页。
《人民日报》1951年1月5日社论：“庆祝汉城光复”。
徐焰《第一次较量》，67页；衡学明《生死三八线》，219-220页。
衡学明《生死三八线》，220页。
《毛泽东军事》，692页；沈宗洪和孟照辉《中国人民志愿军》，77页。
《彭德怀自述》，220页。
同上，193-195和199-200页；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56页；王亚志“抗美援朝战争中，聂荣臻和萨哈诺夫的两次谈话”，《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十一期。
杜平《在志愿军》，168页。
《彭德怀自述》，260-261页。
同上，220页。
巴贾诺夫“政治评价”（英文），15页；金秋邦《三角关系》（英文），19页；王焰等《彭德怀传》，444页。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56页。
衡学明《生死三八线》，206-207页。
巴贾诺夫“政治评价”（英文），16页。
衡学明《生死三八线》，209-210页；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55-57页。
杜平《在志愿军》，200页。
同上，197-200页。
沈宗洪和孟照辉《中国人民志愿军》，32页。
同上，203,206-207页；王建华和孟广明（执笔）《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简编》（北京：解放金出版社，1992）38页。
沈宗洪和孟照辉《中国人民志愿军》，117-118页。
张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彭德怀”，《星火燎原》1985年第六册，3-8页。
杜平《在志愿军》，185页。
杨成武《新的使命》，42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二卷，151-153页；金秋邦《三角关系》（英文），21页；巴贾诺夫，“政治评价”，（英文）17页。
沈宗洪和孟照辉《中国人民志愿军》，118-119页。
同上，125-126页。
同上；洪学智《抗美援朝》，135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二卷，153页。
福特《错误的战争》（英文），116页。如欲详细了解美国对中国入朝参战的原子弹威胁，参看怀廷《中国跨过》（英文），134-136页，以及瑞安《中国对于核武》（英文），32-39页。
瑞安《中国对于核武》（英文）, 50页。
怀廷《中国跨过》（英文），136页；瑞安《中国对于核武》（英文），32页；陈兼《中国走向》（英文），192-193页。
我于1996年11月6日在广州对李耀庭的访谈的内容，该访谈没有收入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
我于1993年11月5日在广州对龙道权的访谈的内容，参看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10-11页。
我于1993年11月4日在广州对张永枚的访谈的内容，参看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11-12页。
徐焰《第一次较量》，80-81页。
福特《错误的战争》（英文），130页。
同上，144页。
怀廷《中国跨过》（英文），135页。
我于1993年12月4日在北京对康一民的访谈的内容，参看秦婴《摘要》第二部分，27-28页。
福特《错误的战争》（英文），138页。
同上，144页。
同上，124页。
《建国以来刘少奇》第一卷，37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二卷，151-153页。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59-60页。
“斯大林与中国领导人的谈话”（英文），以及陈兼……的评述， 12页。
沈宗洪和孟照辉《中国人民志愿军》，126-127页；王建华和孟广明（执笔）《中国人民志愿军》，4和,51-52页；洪学智《抗美援朝》，136-139页。
杜平《在志愿军》，237页。
徐焰《第一次较量》，85页。
沈宗洪和孟照辉《中国人民志愿军》，135-136页。
同上。
徐焰《第一次较量》，87-94页。
西格尔《保卫中国》，94页。
沈宗洪和孟照辉《中国人民志愿军》，152页。
徐焰《第一次较量》，96页。
同上，99-100页。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62页。
徐焰《第一次较量》，96页。
同上，99-100页。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62页。
委员会编《抗美援朝》，12页。
李德富和蔡仁熙《博大精深的兵学宝库：毛泽东的军事观》（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273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40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498页。
参看本书第二章。
师哲,《在历史巨人》，504页。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59页。
同上，62页。
同上，32，44，47-50，55，59，60-64和79-80页。
同上，62和79-80页。
《聂荣臻回忆录》第二册，758页。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41-43页。
徐焰《第一次较量》。195页。
朱之江“论抗美援朝对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作用”，《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2年第六期，70页。
李德富和蔡仁照《博大精深》，46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35-136页。
吴瑞林《抗美援朝》，130页。
《周恩来军事》第四卷，182-183页。
陈兼《中国走向》（英文），193-194页。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59页。
同上。
关于这个问题，参看《彭德怀军事》，337页；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45，51，61-65，68和70页；齐德学《抗美援朝》，132-133和291页；徐焰《第一次较量》，320-321页；《聂荣臻回忆录》第二册，746页；林虎主编《空军史》，292页；《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66-67页；庞春生“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谈结合的斗争艺术”，陈忠龙主编《论抗美援朝战争》（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99页；《毛泽东军事》第六卷，355页。
齐德学《抗美援朝》，132-133和291页；徐焰《第一次较量》，320-321页。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61页。
同上，62页。1952年12月18日至1953年7月27日这段时期，志愿军步兵师的数量最多时达到六十个。当时它的防线不仅在朝鲜半岛中部的三八线一带，而且在东西海岸都大大加强。步兵师的数量可参看胡光正和马善营主编《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1950年10月—1953年7月)》（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153-154和186-187页。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62页。
本书第七章第五节将会提供更多背景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