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孝，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一
重庆谈判落幕70年了。
重庆谈判也许是传统中国最后一次以战争解决政治争端的替代方式，是现代中国第一次具有显豁的国际背景和公众舆情参与的试图以民意制衡党争、以理性驾驭武力而终归失败的历史性尝试。
很少有哪次事件像重庆谈判那样，闪耀着那么令人眩目的戏剧性光环，唤起过那么巨大的希望，又终如一首即兴叙事曲转瞬即逝，徒然留下难以言表的历史悬问，藏匿在无数尘封档案后面的无法复位的记忆，以及至今无人真正述及的时代启示。
历经70年苍黄翻覆的今代国人蓦然发现，那场遥远的谈判，那些早已作古的主角们并未如烟而去，那些挥手、微笑、合影、握别，那些称兄道弟、信誓旦旦、白纸黑字，那些智谋的交锋、口舌的较量、文本的争执、主义的坚守，那些对中国道路和中国命运的分歧和承诺，都如在昨日，如在目前，活脱脱一场从未闭幕的东方历史悲喜剧。
这幕风云际会、扑朔迷离的历史剧不仅汇聚了国共两党漫长而复杂的恩怨是非，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狂喜、疲惫、困惑，国共走向“民主建国”还是内战的密云，而且掺杂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甫定而“冷战”铁幕正在降下之际阴郁不祥的氛围。犹如一个幽灵，重庆谈判自始至终充满悬念和疑窦，我们至今也未曾一窥它那或凸显或凹陷的堂奥，未曾一睹它那令人神往而又迷茫的面具，以及那些遥远而强大的异域演员，怎样穿越时空，在重庆谈判这场典型的东风戏剧中，投下他们斜长的身影。
二
1844年，俄国和美国都尚需二十年才将废除农奴制，法国史学家夏尔·托克维尔就预言道：当今世界上有两大民族，俄国人和美国人，他们的起点不同，道路各异，却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终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运。美国人的征服是用劳动者的犁进行的，而俄国人的征服则是靠士兵的剑。
1920年，马克思、恩格斯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72年后，俄国布尔什维克预期的欧洲革命转入渺茫后，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警告道：“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压迫的千百万‘殖民地’奴隶最紧密地全部团结起来，那么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以莫斯科为总部的第三国际的“全部策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连为一体。”两个月后，共产国际在巴库召开“东方各民族大会”，发出了对二十世纪人类具有非同寻常影响的世纪性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1922年1月，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同时应邀派员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抱病接见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中共代表张国焘，发出他那蓄谋已久的“东方之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
在此之前，苏俄政府先后发表《加拉罕宣言》和《越飞宣言》，两度申明废除沙俄与满清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归还根据这些条约掠取的全部中国领土。对西方正感失望的孙中山作出了热切的回应，他称列宁“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范”，“俄国革命诚足为吾党借鉴之资；亦当引为吾国互助之友。盖以言主义，则彼此均能吻合；以言国情，则彼此有若弟兄”，“中国革命的目的和俄国相同，中国同俄国革命都是走一条路。所以中国同俄国不只是亲善，照革命的关系，实在是一家人”，“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于是，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有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也因“亲俄”与“反苏”而有国共十年内战，又因同样的缘故加上日本入侵而有“第二次国共合作”。于是，中国成为苏俄实现其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和历史哲学，一套完整的纲领、方针、路线、策略被作为改造中国并赋予中国以某种新世界意义的使命，而为一部分中国人真诚热情地所接受所遵奉。
如果说俄国革命对中国的巨大影响是二十世纪全球地缘政治的一个显例，那末，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在同一时空按照与俄国迥然不同的另一种世界理论对中国施加的影响，同样令人印像深刻。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意大利思想家罗利亚等欧洲人都曾对“新大陆”的发现和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寄于莫大希望，他们几乎以艳羡的口吻称颂说，“欧洲枉费了好几个世纪的功夫去寻找一把揭开历史之谜的钥匙，原来这把钥匙在美国，这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却光辉地揭示了世界史的进程”。
美国缔造者们更有一种几乎与生俱来的使命意识。美国作为一个充满挑战和奇迹的乌托邦、一个代表人类自由本性和文明前途的神话，一开始就肩负着某种天启使命。美国早期政治领袖和思想精英深信一种“命定扩张论”（Manifest Destiny），他们预言，世界的未来受托在美洲，美国将成为希腊、罗马、西班牙、英吉利之后世界权力的继承者，美国拥有“使世界重新开始的力量”。杰弗逊和林肯的挚友威谦·吉尔平用极具像征意义的诗体语言道出美国的“天命”：
美国人民不可推让的命运是征服大陆。……在人类事务中建立新的秩序，使老朽的民族获得新生，惊醒万年的沉睡，把新文明传授给古老的民族，使停滞不前的历史重新启动，用和平的征服来书写历史，在人类身上加上自由的新荣耀，把全世界团结在一个大家庭中，瓦解专制而颂扬慈爱，把幸福之光洒满全世界！
在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托马斯·潘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美国国家精神塑造者们看来，革命是天底下最神圣的事件之一，应由道德高尚的公民来领导，保持最低限度的混乱，其宗旨在于保障个人自由和财产权利，促使人性和文明按照上帝希望的方向发展。
在美国看来，俄国革命是一场空前的邪恶和灾难，其恐怖在野蛮和毁灭生命与财产方面远远超过法国大革命，是一口沸腾着的专制与暴力的大锅炉，想象不出还有比降临到俄国头上更可怕的灾难，1917年后的共产主义不同于所有先前的激进主义，因为它是以莫斯科为牢固基地的世界恐怖的一部分，布尔什维克革命对美国价值观形成直接的挑战，布尔什维主义是一颗炸弹，莫斯科政体在一切方面都是对美国的否定。归根到底，苏俄的“伟大理想”乃是美国的“天定命运”不共戴天的完全对立物和绝对否定关系，从伍德罗·威尔逊开始，历届美国总统都把苏俄共产主义看成对人类自由的最大威胁，是最大的“非美因素”（un-American），都把在全球范围内与后者的较量看作实现美国“使命”的大决战。
1899年11月11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首次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次年又提出“中国完整”原则，开始形成与欧洲列强征服扩张的权力秩序和均势外交大不一样的对华思维。1919年，威尔逊在凡尔赛和会所提“十四点纲要”以及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凯洛格公约》不仅首次将美国的“天定命运”与一种新的国际构想联系起来，而且开始标榜和推行一种与苏俄截然不同的世界目标，其核心是按照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原则建构一个基于个人自由权利与法制、民族自决、自由贸易、多边合作与集体安全的国际公民社会。而中国正好是尝试建立这种国际秩序最大最适宜的试验地，并且很可能是这一国际秩序的重心所在。
三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一个谁都始料未及的客观结果是大大强化了苏俄和美国对中国的渗透和争夺。与邪恶、野蛮、令人厌恶而丑陋低劣的日本侵略说辞相比，苏俄的“伟大理想”与美国的“天定命运”虽然还没有为“苦撑待变”的中国洞悉，但形式上，美苏是中国的战时盟邦，是中国渴求的国际援助方，中国最迫切的使命是避免被日本征服，几乎无暇辨别两大“盟友”的世界性意图。中国确实获得过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国家的救援，同时也承受了因罔顾他们本来面貌而为之付出的高额代价。
重庆谈判正是在日本投降之际，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需要得到申张和保障，却因为苏美两国对中国难以抵御的干预而让中国抗战成就全部付诸东流的云诡波谲、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事件。
1945年8月，欧洲战火停熄100天后，东亚迅速成为世界历史的中心舞台。
8月6日早晨8点15分，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7日深夜，斯大林紧急召见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宣称苏联即刻对日开战；24小时后，由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和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的150万苏联远东军入侵中国东北，对即将无条件投降的日本关东军发动全线进攻；8月9日，第二颗原子弹投向长崎；次日凌晨2时，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皇宫地下室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中午，日本委托瑞士照会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4日，政府正式签署投降文件，铃木内阁总辞；当晚日本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切腹自杀；日本军方最高位阶将领杉山元和畑俊六联合发布命令，要求海内外所有日军“奉诏唯谨”；8月15日中午12时，日本天皇裕仁亲自向全日本和全世界发布“终战诏书”。
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两小时后，蒋介石通过《中央日报》致电毛泽东：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
就在头一天，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讲话，告诫说，“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蒋介石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我们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蒋介石则要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他要拿刀，我们也拿刀；他要磨刀，我们也磨刀。…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毛泽东的讲话立即发往莫斯科，获得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人保持了应有的政治清醒。
8月16日，毛泽东冷冷地回了一电：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铣
同时，中共中央通告党内，蒋介石“请毛往渝，完全是欺骗”。
8月20日，蒋介石再次公开电邀毛泽东：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磋砣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努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会，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哿
自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走向第二次合作，“不容再有箕豆之争”；1937年清明节，两党同祭黄帝陵，毛泽东特地做辞曰：“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卢沟桥事变翌日，毛泽东甚至呼吁“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兄弟般的团结起来”。两党曾在莫斯科、南京、上海、庐山、武汉、西安多次会晤商谈，但蒋介石、毛泽东两位最高领导人却始终动如参商，南辕北辙。揆诸美英苏三国元首，其成见和分歧远远超过党派、阶级，却多次直接会面，可见国共两党不仅积怨远未化解，且彼此都缺乏真正的信任，缺乏缔造现代国家必须具有的政治信念、思维和风范，也暴露出中国仍然深深地陷滞在传统社会的古旧格局，难于自拔。但无论如何，国共两党毕竟都是中国人，终不至于是永远不共戴天的寇仇。
1942年1月3日，在苏联“养病”三年之久的原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突然飞抵西安，受到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的盛情款待。这位平型关大捷的英雄发表了一番“新言论”，让国民党衮衮诸公刮目相看：“我们只要求得抗战胜利，不再内战，而采取各国新机器与技师，建立非帝非社之三民主义国家，则不出数十年，不但能由半殖民地而一跃为独立国，且可成为世界上头等强国。”
林彪告诫道，如果国共两党“磨擦”、“冲突”，则不仅不能使国力迅速增长，而且必然造成内战重现，“一旦内战，则必将演为持久战。试想前度国民党反共时，共产党无军队无领袖无经验，而尚能揭竿而起演成十年之大内战而不决，今则拥有雄师七十万，有能干之党首，有丰富之经验，如重开内战，其战祸之烈可想而知。且共军万一内战，其时必能获外国军火援助，则中原鹿死谁手未可料也！”
此时，苏军正在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的漫长战线上与德军苦战，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转机远为出现，而珍珠港事件刚刚发生五十天，美国和苏联都有处于最困苦的时期，它们几乎同时认为，中国拖住日本乃是天底下最迫切的事情，国共的合作不容任何损害。
同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公开表示，“愿尽力与国民党当局商讨解决国共两党之争论，商讨争到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毛泽东并电示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董必武，“要求见蒋”。
毛泽东鉴于世界反法西斯大局已定，尤其“英美苏订立同盟条约”，“势必影响中国政治前途，国共两党势必要做长期合作打算”，决定“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即是极大利益”。
从1942年10月7日到翌年6月28日近九个月间，林彪以毛泽东特使身份飞抵重庆，或由周恩来陪同、或单独“晋谒”蒋介石。
10月13日，林彪在周恩来陪同下晤见蒋介石。特别转达毛泽东的话，希望国共两党今后“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称“此三句口号已成为中共普通成熟之思想，见之于中共七七宣言，且已成为政治上全党所一致遵从之行动，谁也不能动摇。因此，就中共言，不仅现在决不采取违反此种思想之畸型政策，即到将来亦必如此；不仅现在要拥护委座，即到将来，亦必拥护”。林彪再次转述毛泽东的意见，“过去外面传说国共分歧之所在，不外主义与党的问题。但此诸皆可趋于一致。即如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实具有共同之理想，所谓‘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即此两主义根本一致之观点。我党名称虽为共产党，实际即为救国之党，过去所制定之所谓十大纲领，三大纲领，语其要旨，不外救民族之独立，民权之平等，与民生之自由。…将来国共两党也许可以合而为一。”作为黄埔学生，林彪还以“直道”相告其“校长”，“中国社会之特点，决不容国内再发生战争，对于国内党派问题，亦不是用兵所能解决。……总之，无论就中国社会、地理、经济与军事各方面而论，皆希望中国从此能统一团结，而不可发生内战”。
12月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林彪，称赞蒋介石是“全面人才”，确认“国民党大有希望。现在应实行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民生主义，议会制的民权主义，至于社会主义诸条件具备后再实行。在中国，社会主义不会在英美德日之前，只会在他们之后，况且共产党人相信三民主义可以发展到社会主义”。同时，毛又致函蒋介石本人：“前承宠召，适染微恙，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6月26日，中共中央与之呼应，表示接受提议。1944年2月8日，毛泽东致电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预言战后苏、美、英合作的情况不会改变，“必然促使中国走向和平与统一，故必须事先有所准备，并影响各方，争取有利之前途。观察今年国际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我党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
历史的演变、实力的消长、形势的发展始终规约着国共两党关系，决定着双方对抗或合作的方式和目标。
1944年日本调集50多万军队，对中国正面战场发动了长达10个月的战略性进攻“一号作战”，国民党军队遭到抗战以来前所未有的重创，与盟军诺曼底登陆、苏联战场以及马里亚纳群岛的胜局形成严酷对照，致使美英盟邦以前所未有的悲观态度看待中国，致使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呼声大幅提高，并且决定性地改变了国共两党两军的关系和前途。毛泽东从此彻底打消了“见蒋”的念头。
8月22日，毛泽东再次冷冷地回了一电：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未养
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电文，都由报刊、广播公诸于世，毛泽东复电也公诸于众，各界人士极为关注，纷纷投书致电，为国共领袖共商国是献策进言。
8月22日，重庆《大公报》发表《读蒋主席再致延安电》社论，感叹“天怜中国，使日本投降，给我们国家保留了无限的元气，给我们国家赐予了建设的资本。我们是中国国民，我们对抗战如此圆满胜利，实在万分感激，太可珍爱了，我们若使之有分毫的减损，或者蹉跎辜负了，我们这辈中国人的罪孽可就太大了！……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在悬注延安的态度。目前得见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寒电，大家为之兴奋，希望能由此启开政治解决之门。现在又读到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哿电，更感到一片祥和之气，真使人感慨，又兴奋”。
同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蒋介石先生哿电书后》社论，指出：“中国需要团结，但是，要团结先要民主。我们提出了真诚促成团结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这些办法只是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人民的极起码的要求。”该报质问道：“世界上还有哪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还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哪一个国家还需要承认执政党以外的党派合法存在？这样才能真正的谈到团结统一，民主建设，这样才能真正的救人民于水火，而招致到一片真正的‘祥和之气’。”该社论最后“附带上一句我们的忠告：内战的火不是好玩的！”
同日，重庆《新华日报》又发表《我们的抗议》社论，对“中央社”所译美国《纽约时报》17日社论《中国共产党》予以详细反驳，对所谓“蒋主席邀请中国共产党领袖赴渝共商国是，……自中国共产党过去情形视之，此次或将拒绝，彼等并不愿参加合作”尤为愤怒。该社论强调，“中国共产党曾一再向世界宣告：我们反对一党专政，决不自己再来一党专政。我们所要的是全国各党派各阶级的民主联合政府，而绝非其他”。
8月24日，胡适之托人“代为发出”一信，“劝告毛泽东君”，自称“此是闲人偶尔好事”，文曰：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销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杰福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不小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君所谈要旨，今托王雪艇兄代为转告，用供考虑。胡适，八月廿四日。
8月25日，褚辅成在重庆《大公报》致电蒋介石，自称“病中阅报载钧座与毛泽东往还电文及朱德发来铣文，无任忧惶”。7月初，褚辅成曾与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六位参政员往访延安，“携回中共建议五款，面呈察夺”。褚深知国共对立之深，对蒋介石三电邀请不以为然：“今钧座虽以和平宽大为怀，再电毛泽东劝驾，窃恐未必肯来。”
8月23日，蒋介石三电毛泽东：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得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电速驾！
蒋中正梗
四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做出两项决断，一是发布《告全国同胞书》，提出“使民生主义的政策与计划在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得以贯彻实施”，“尤重于农民与工人的负担之灭轻，使其生活得以改善”；同时强调，“民主宪政不容再缓。国民革命的最高理想是全民政治，实现理想的最要关键，还政于民”，承诺立即通过立法，“保障人民自由，切实施行人身自由保障法，决定克期取消新闻检查制度，使人民有言论的自由；并将制定公布政治结社法，使人民有结社的自由。务使各政党皆有共同的轨辙和合法的地位。”如此，“民主政治始能追溯英美以树立五权宪法的典型。总之，我们要实现民主政治，应以法治为宪政的基础，以宪政为民权的保障”。蒋最后呼吁，“完成国家的统一，惟一的前提，是要我全国军队国家化。在我国家领土之内，不可有私人的军队，亦不再有任何一党军队；惟有军队不受个人私利一党私见支配，而后国家的统一，乃有真正确实的基础。我今日代表政府特别负责声明，凡受国家编组和恪遵军令的军队，其待遇必一视同仁，决不有所歧视；而且中国国民党二十年来之军队党部，今已完全撤销，以树军队国家化的先声。我们希望全国同胞，认定军令政令的统一，为国家存亡所系的命脉。”
蒋氏战后第一天所提三点，立即获得国内外普遍好评、拥护，但在延安中共眼里，这三点正是蒋“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明证。”第一点是“釜底抽薪，与共产党争夺工农”，第二点是“维护国民党一党政权”，第三点是“缴共产党的枪”。这意味蒋很快会挑起内战。
同时，蒋想让美国理解，国民政府并非拒绝“民主”和宪政的一党专制，也让苏联明白，统一是中国战后的民族和国家使命，斯大林应该遵守同日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得支持中共拥兵自重，分裂中国。
五
无论蒋出于何种目的，他在1945年8月14日，公开电邀毛泽东，都是建立在《告全国同胞书》三点国策和同日与苏联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两项最重要内外文本基础上。蒋采取的战后内外方针，是他作为抗战统帅和建国领袖所能作出的最大努力。但是，历史表明斯大林、杜鲁门和毛泽东正在达成一种奇怪的合作联盟，最终挫败了蒋的努力，并促使中国江山异手，为中国、东亚和世界埋下空前祸根，直到今天。
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当天，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签署了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核心条款是，苏联保证“给予中国以道义与军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给予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同时承诺在日本投降三个月内，苏军把东北全部土地、资源和军事物质交还国民政府。作为回报，国民政府承诺，“如外蒙古的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将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该条约意味着，如果苏联说话算数，那么苏联应当不支持中共反对国民政府，并协助中国政府重新控制日本投降前所占据的东北全境。该条约立即获得中国官方和报界的支持，美国国务院评论说，该条约“在中苏关系上迈出决定性一步。”
然而，这是一口陷阱。只有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发出了警告：苏联政府承诺不干涉中国内政，其目的是消除人们对中共可能借助苏联赢得必然到来的内战的担心。事实上，斯大林正加紧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和控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据此支持中共在中国最具战略地位的东北建立政权并作为推翻国民政府的基地。
六
斯大林在基本控制中、东欧诸国同时，最重要的战略考虑是战后中国的选择。虽然只有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能够抵御日本从而牵制日本在苏联东部的军事进攻，但国民政府的国际援助主要是美国，而苏联只是名义上的盟国。斯大林肯定心知肚明，中国人没有忘记，1941年4月的《苏日中立条约》，差点导致中国和苏联断交。1945年的《雅尔塔秘密协议》激起中国各界罕有的愤怒和抗议，——中国将来会清算斯大林这两次一次比一次更严重更险恶的图谋。更重要的是，斯大林还明白，蒋介石的死敌中共一直听从莫斯科的指令，——这一点也将被清算。虽然蒋介石1943年在重庆发表的《中国之命运》，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中国主义，引起美国的困惑和担忧，但罗斯福很清楚，蒋氏这本书的“理论锋芒”是延安共产党人和他们的莫斯科后台。最重要的是，如果战后中国继续由蒋介石领导，中国就不可避免的成为美国在太平洋西岸的最大伙伴，加上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和改造，那么整个东方将落在美国手里，苏联在欧洲的胜利简直微不足道。
从1943年11月开罗会议开始，美国战时重要人士罗斯福、华莱士、威尔基、马歇尔、赫尔利、史迪威、拉铁摩尔、魏德迈、高思等人就一直公开斡旋和调解国共之争。
1945年4月15日起，斯大林从到访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身上着手，开始营造一个极富远见的假像：中共共产党人只是“土地改革者”，他们根本不是合格的共产主义者，意即莫斯科并不相信中共，不会支持毛泽东取代蒋介石。斯大林声称，同意赫尔利的观点，在中国建立一个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独立、自由、团结、民主的政府，苏联愿意敦促中共在中国武装力量的统一上进行合作。5月28日，斯大林对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霍普金斯说，苏联将“尽最大努力，帮助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实现统一”，因为，“还没有一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有能力完成这一任务”。斯大林还声称，苏联同意美国继续奉行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承认美国是战后唯一能给中国经济援助的国家。
对斯大林的深谋远虑持冷静看法的是美国在莫斯科的代办凯南。他告诫说，诺言对苏联人和对美国的意义并不一样，他提醒华盛顿：对于苏联对美国在中国要达到的长期目标所表示的理解和赞同，“决不能过于信赖”。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也告诫国务院，如果苏联实际占据中国东北时，中国的内部统一还没有实现，斯大林就可能趁机在满洲（东北）继而在华北建立起中国共产党政权。
美国政府通过赫尔利传达给蒋介石的建议是，他只有早日取得军事和政治上的统一，这不仅是胜利结束对日战争，而且也是实现国民党政府“抗战建国纲领”的基础，也才能使中苏之间建立一种“互相尊重和永久友好”的关系，——即妨止苏联统治中国，中国继续保持自由和亲西方的立场。这是战后直到国民党失去中国大陆美国当局对蒋介石作出的最怀好意的规劝。
事实上，斯大林的策略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但是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建立一个苏联式的政权。——这是比斯大林在欧洲的全部战争红利都值得实现的目标。
在苏联军队实际占据东北后，斯大林的想法迅速发生改变，——他的真实想法立即付诸实施。
七
从1944年9月开始，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多次来往于重庆、延安两地，试图在从斯大林那里获得的承诺，干预中国战后政局。直到1945年12月15日和次年12月18日杜鲁门总统两次“对华声明”，以及马歇尔出任驻中国特使、司徒雷登担任驻华大使，美国战后负责中国事务的政要和外交官，基本都接受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定义：中国共产党是“人造黄油式共产党人”，是土地革命者，民族主义者。美国战后当局对华政策则建立在几个原则上，一，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同时敦促国民政府向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做出让步，并以此作为向中国政府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的条件；二，中国共产党人的表白是真诚的，他们的政治诉求与苏联的共产主义目标无关，他们真地希望中国实现民主，特别愿意跟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三，赞成中国以和平方式解决政治分歧，如果中国爆发内战，美国不会“轻易向蒋介石政权提供支持”，无论内战持续多久，均不进行干涉。无论蒋介石如何向美国政府说明，“共产党从来没有诚意与国民政府合作。因为有苏联的支持，他们的目的是推翻国民政府，建立一个正在席卷东欧的那种极权主义国家”，美国政府的三个基点都没有改变：蒋介石集团必须放弃以武力统一中国的企图；中共应当充当一个立宪的角色，而非一个旨在用暴力强行推翻现政权的武装集团的角色；苏联必须恪守其反复声明的决不浑水摸鱼的诺言。
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三个基点，没有一个是稳固和真实的，其中第三点，即斯大林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承诺，最不可靠，——它才是中国战后国共两党逐鹿中原的真正推手。
八
1945年8月中旬日本投降后24小时内，蒋介石完成的三件事务，除《告全国同胞书》外，《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邀请毛泽东赴渝“共商国事”，根本上都没有脱离斯大林对华战略的范畴。美国被蒙骗或天真地相信，蒋介石主动显示善意，既可软化甚至感化中共，更可利用战后国民党的优势地位和广泛民意，防止苏联假手中共统治中国的图谋。
重庆朝野所造公开舆论，固然对延安形成前所未有压力，但真正促使毛泽东动身赴渝的力量，却来自遥远的莫斯科。
同日，斯大林化名“菲利波夫”直接电告延安中共中央，“你党应维持国内和平，中国不能再打内战了，若再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数小时后，斯大林径直致电毛泽东，称“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斯大林最后要求毛泽东“立即到重庆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
完全可以推测，斯大林在获悉蒋介石电文后，经过认真权衡，作出毛泽东必须前往重庆的决定。70年后，人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斯大林的这个决定，确实匠心独具，超出了重庆、延安和华盛顿的政治水准。
如果毛泽东执意拒绝，将产生如下后果：一，中共在民族心理上，立即陷入拒绝和平、民主、团结的孤立状态；二，苏联军队刚刚进入东北，立足未稳，东北和全中国人民可能掀起要求苏军立即撤走的抗议运动，苏联在远东的所有目标都面临被抵制的局面；三，促使美国政府全面转向蒋介石，美国国内反苏反共势力将取得空前主动。斯大林符合逻辑的决定只有一个，命令毛泽东马上到重庆，与蒋介石虚与委蛇，同时在苏军支持下，共产党军队迅速进入东北。这就是毛泽东180度转圜并在重庆一住43天之久的原因。
至此，蒋介石第三次发出邀请、毛泽东突然接受，两人在重庆的聚首以及所有的谈判，采访，各种花絮及最后签字，都是已在莫斯科做出决定后“无可无不可”的演戏。
九
虽然此后在重庆上演大戏的是蒋介石和毛泽东和他们的助手，以及美国大使赫尔利真正的导演、编剧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但是重庆谈判依然立即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赫尔利指出：“毛氏出人意料的接受邀请而到重庆，可能部分地由于1945年8月14日由中苏条约的宣告所促成，该条约保证苏联援助作为中国唯一的政府的国民政府。”——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斯大林的通盘战略。
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候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
8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称：“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这份通知认为，“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该通知最后告诫说，“但是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
同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魏德迈将军，希望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乘美国军用专机赴延安，陪同中共和谈代表团往重庆。赫尔利欣然接受要求。8月27日，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乘专机飞往延安迎接中共和谈代表。行前，赫尔利发表了公开声明：
余现赴延安，曾获蒋主席同意与充分赞许，以及应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之邀请，余将陪同毛氏及其随员来渝。余现赴延安，至感愉快，吾人曾不断作一年以上之努力，以协助国民政府消除内争之可能性。在此一争论上冲突之因素至伙，但吾人始终能获得双方之尊重与信赖，此实为吾人感觉愉快之来源。
当天，国民政府公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示天下：莫斯科站在重庆一边，毛泽东除了归顺外，别无出路。重庆谈判还是像模象样地开场。
1945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与赫尔利、张治中、周恩来、王若飞同机飞抵重庆九龙坡机场。前往欢迎者有蒋介石代表周至柔、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及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黄炎培、冷御秋、谭平山、郭沫若等人和中外记者。毛泽东发表了书面谈话：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
十
大公报以《毛泽东先生来了》为题发表社论，以孩童般的喜悦欢呼道：“近来国家的喜事接二连三的来，真是令人喜不自禁。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是一喜；中苏订约，结为盟好，是一喜；毛泽东先生翩然到渝，又是一喜。……岂不是国家喜上加喜的大喜事！我们谨以胜利中国言论界一分子的资格，敬表一些高兴与庆慰之忱。”这份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和“文人问政”自命的中国自由主义报纸以史家兼诗人的笔调写道：“说来有趣，中国传统的小说、戏剧，内容演述无穷无尽的离合悲欢，最后结果一定是一幕大团圆。以悲剧始，以喜剧终。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十九年的阔别，经长期内争，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的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所最嗜好的！”
《新民报》素来标榜“民间方向”、“作育新民”。在国共内争年代，又提出“中间偏左，遇礁即避”方针。8月29日，该报认为，“毛先生是不会随便来重庆的，现在来了，当已有一个可以进行谈判的基础。站在国民的立场看，假如这次的商谈再无结果，那是两党共同的失败，国民决不会特别原谅哪一方，更不会赞许哪一个政党从这种失败中取利的”。
同日《新蜀报》发表《力争和平，争取民主》社论，以虔诚的文辞写道：“我们中国人民，要感谢赫尔利先生不辞劳瘁和麻烦，躬亲到延安去劝驾。当我们得到毛先生决定到来，而且在昨天已经到渝，国事将大有可为，内战将消于无形，民主将得以实现。我们这里诚恳希望，为国家的永存，为三民主义的实现，也为人民的和平与自由，深盼大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大公报》记下了几个历史素描：“毛泽东先生，五十二岁，灰色草帽，灰兰色的中山服，蓄发，似乎与惯常见过的肖像相似，身材中上，衣服宽大得很，这个在九年前经过四川境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战首都的土地了。……赫尔利欲与毛泽东周恩来并肩相立，抚着八字银须说：这儿是好莱坞！……毛、张、赫、周四个人坐了美大使馆2819号汽车去张公馆小憩，蒋主席特别拨出一辆2823号的蓬车给毛先生使用，……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的簇新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张部长报告蒋主席电话里说，八点半在山洞官邸邀宴毛、周诸先生，因此张公馆赶快备办过迟的午宴，想让毛先生等稍稍休息后再赴晚宴，作世界所关心的一次胜利与和平的握手。”
《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迎毛泽东同志来渝》：“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来渝与蒋主席商讨团结建国大计，无疑的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像征着中国民主潮流的空前高涨，像征着中国和平团结前途的胜利希望。……今天，全中国与全世界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8月25日发表的《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所说，摆在我们全民族前面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团结民主的基础之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的中国，并协同美英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毛泽东同志的来渝与蒋主席商讨团结建国大计，是实现和平团结民主的一个良好的开端。……为了长期的团结一致与实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理想，今天正是一个极重要的时机。’”
同日，成都《华西晚报》发表《毛泽东到了重庆》社论，认为“对于中国人民，这是一个比之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更使人欣喜的消息。日本投降，不免使人感觉，如果抗战胜利了，而没有国共两党的团结，中国人民将仍旧不能享受胜利的果实，不能获得自由幸福的生活。……领导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紧密团结和广泛合作则是造成国共两党领袖直接谈判的国际情势。……如果对中国命运应负重大责任的国民党确具结束一党专政，与在野党派团结合作的诚意，毛泽东重庆之行，将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
西安《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报》发表《团结在望，国家之光——欣闻毛泽东先生抵达重庆》社论，以空前乐观的口吻欢呼道：“这好像在阴暗的天空中忽然放出来一道光明，不禁使人手舞足蹈，为国家的前途祝福！对立几达二十年之久的国共两党，今已因其领袖之公忠体国而共聚一堂，这是历史的必然发展！我们相信它们从此将要走上政治协调的坦途，团结全国而共负历史责任，这是‘新中国’的发轫，这是全世界和平的福音，建国大业可能因此而提前完成二十年，历史家必将大书而特书！……美报说：‘中国咸被认为对于保卫东方和平，曾有重大贡献；但分裂内争祸起阋墙之中国，恐不能负此责任。’吾人三复斯言，不能有所忏悔？”
昆明《云南日报》也发表《团结第一》社论，以亦喜亦忧的心情告白国人：“喜的是，会晤既已开始，问题便可望逐步解决，忧的是，万一谈到而无具体结果，民族苦难又不知伊于胡底。……我们必须正告国人，这一次会谈的关系太重大，一着之失，万劫难复！”
十一
与苏联一样，美国战时对华政策乃是其全球战略的一个部分。这项政策具有明确的目标和程序。首先，击败美国在太平洋的死敌日本，巩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领导地位；其次，支持并鼓励国民党政权为战胜日本承担更多的责任；再其次，战后中国应当成为一个接受美国价值、亲西方的亚洲大国，成为美国在东亚最大最重要的永久性盟国，取代自1895年以后“东亚盟主”日本，成为亚洲的民主旗帜。这一政策意味着：一、蒋介石应尽可能地联合共产党并实行必须的民主改革；二、国共之间、尤其是国民党方面，应尽量避免发生内战；三、最重要的是，战后中国应尽量减少苏联的影响，防止中国建立起苏联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制度。
建立一个由美国领导、中国作为重要成员参加的自由国家集团，而不是建立一个由苏联指挥的亚洲共产主义国家集团，这是美国国家利益和“天定使命”在东方的根本目标。
除了击败宿敌日本之外，苏联与美国的所有目标都截然相反。无论美苏之间的分歧多么巨大，它们都有一个潜在的甚至无意识的共同目标：以各自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吸纳中国，而不过多考虑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在现代中国重建时的作用。历史还远远没有成熟到使美苏两个白种人国家真正理解、同情和善待中国的程度。
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就曾直截了当地告诫蒋介石，他的政府“还不能代表现代的民主”，他“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飞抵重庆，首次正式提出调解国共关系。他对蒋介石转述罗斯福的话说，“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终究都是中国人，他们是抗战的朋友，朋友之间总会有商量余地的。”华莱士代表美国政府提出愿以“第三者”身份参与调解国共之争。
8月7日，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派出美军观察组一行18人，由重庆飞抵延安。毛泽东在会见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史迪威政治秘书谢伟思时，提议召开中国所有政治集团会议，商谈政治改革，建立联合政府。
8月30日、9月15日，美国大使高斯在重庆两度拜晤蒋介石，建议成立一个“代表所有党派和集团的全国性机构”。
10月12日、11月8日，罗斯福总统特使赫尔利少将分别在重庆和延安与蒋介石和毛泽东提出“改造中国”的两套“建议”。
十二
从1945年8月28日到10月11日43天中，世人多次目睹了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两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在“愉快融洽的情绪中”聚首中国抗战首都的举止、风尚、格局。中国各界精英和世界各国媒体以前所未有的期待和规格见证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攸关五分之一人类前途和命运的重要“谈判”。
新闻是现代社会的纹理，谨照录若干昔闻，以供今人一窥当年谈判历程之不同侧面：
毛泽东、周恩来两同志，因旅途劳顿，昨日（二十九日）在林园休息一日。前晚蒋主席的欢宴席上，到有赫尔利大使、魏德迈将军和张群、王世杰、邵力子、陈诚、张治中、吴国桢、周至柔、蒋经国诸先生。席间蒋主席和毛泽东同志曾相继致词，并几次举杯互祝健康，空气甚为愉快。
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新华日报》
下了一场夜雨，山坡已经是凉的时节了。中苏文化协会孙、邵两会长为了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昨（一日）天下午七时在会所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鸡尾酒会，同时还举行了苏联各民族照片展览友好的预展。下午六时左右，黄家垭口一带的街上就挤满了人，各式的汽车一辆辆的停下来，苏大使彼得罗夫夫妇、罗申武官、孙夫人、孙院长、冯焕章将军、覃理鸣副院长、翁文灏副院长、邵秘书长、王世杰部长、陈修辞部长、张治中部长、鹿钟麟部长、粱寒操先生、朱家骅部长、陈立夫部长、吴铁城秘书长、贺市长、沈钧儒先生、马寅初先生、左舜生先生、郭沫若先生、傅斯年先生、谭平山先生、王芸生先生、冯夫人李德全先生、王昆仑先生、许宝驹先生、张申府先生、高崇民先生、史良先生、曹孟君先生、刘清扬先生、贺夫人倪斐君先生、茅盾先生、侯外庐先生、张西曼先生、阳翰笙先生等，和文化、新闻、戏剧界人士三百多人，一个个准时到会了。六点半，几千市民几乎把交通都阻塞了，交通警察和宪兵忙着维持秩序，傍晚的街头充满了汽车喇叭和市民们兴奋地谈话的声音。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重庆《新华日报》
昨天（三日）是陪都各界举行胜利大游行和普天同庆的日子，恰巧苏大使彼得罗夫夫妇也假大使馆举行茶会，放映苏联最新的记录片《胜利大检阅》，真可称是庆上加庆，喜上加喜，成为“重庆的双庆”。
七点半钟的时候，大使馆的球场上，就已经装满了贵宾，有我国政府与外交人员，有英、美、法等国的大使及荷、比等国的使节，孙夫人、冯玉祥先生夫妇、以及民主同盟的张澜、章伯钧、左舜生、沈钧儒诸先生都先后来临了，及至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到场时，彼得罗夫大使、罗申上校武官以及苏大使馆的馆员，都先后敬酒干杯。电光照耀的球场上，到处充满了一片“庆祝胜利”和“干杯”之声。
—九四五年九月四日重庆《新华日报》
中央社讯：蒋主席于二日晚欢宴毛泽东氏和各部首长之后，曾和毛氏单独谈话。下午蒋主席在军委会于茶会招待中外来宾后，又和毛泽东氏再度单独会谈。各次谈话都历时很长。
一九四五年九月五日重庆《新华日报》
中央社讯：蒋主席和夫人，五日晚八时在中央干部学校茶会招待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及其馆员，并邀请中枢各长官和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作陪，并演平剧助兴。
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重庆《新华日报》
昨日（六日）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王若飞两同志应于院长午宴，席间到有丁维汾、叶楚伧、陈立夫、张治中、张群、邵力子等七先生。宴毕先后访晤居院长和中正学校、中央大学故旧，暨柳亚子、张伯苓两先生。晚应中国保卫同盟孙夫人宴会，宴毕访问苏大使。
一九四五年九月七日重庆《新华日报》
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来访（柳亚子）于沙坪坝南开学校津南村寓所，以旧作《沁园春》咏雪词一阕相赠。柳亚子曾撰词次韵和之，自云“不能尽如原意也。”
客人离去前，邻居卢子才之子国琦，以纪念册索题，毛泽东书：“为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周恩来书：“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王若飞书：“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独立、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柳亚子识：“国琦小友纪念册，润之、恩来，若飞都有题字，余亦随声”，为作七绝一首：“兰玉庭阶第一枚，英雄崇拜复何疑。已看三杰留鸿爪，更遣髯翁补小待。”
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
《柳亚子年谱》
毛泽东、周恩来两同志，于昨（八日）下午四时在桂园茶会招待在渝各国援华救济团体负责人士，到中国保卫同盟孙夫人、英国援华会薛穆大使及夫人、美国联合援华会艾德敷先生、公谊救护队、英红十字会、美红十字会、世界学生救济委员会、国际救济委员会代表及锐朴先生等。席间毛泽东同志致词，感谢各方人士八年来对边区及解放区的诸多援助，并希望能继续这种帮助。继由孙夫人、英大使薛穆爵士、艾德敷先生等致词。以过去救济多为战时救济，今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而在建设方面，仍将继续予以帮助。
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重庆《新华日报》
十三日午十二时，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将军欢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下午三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首次招待在渝外国记者。晚七时赴戴季陶院长之宴。十四日（星期五）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接见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和池田幸子，以及各方来访友好。晚应白崇禧将军邀宴。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六日重庆《新华日报》
据合众社重庆九月十三日电：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今日下午说：共产党的政策是在中国建立和平与民主，所以来重庆。毛氏说：“共产党希望达到良好的结果，这样，中国能够从抗日战争阶段过渡到和平建设的时期。相信这不仅是全中国人民的希望，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希望”。
路透社重庆十三日电：自国共会谈于两周前开始以来，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将军今天发表他的第一次公开声明说：“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我到重庆来尽一切努力以达到和平。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会谈将有良好的结果，使中国能由抗战转到和平建设的时期。”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延安《解放日报》
九月十八日，在重庆的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举行茶会欢迎毛泽东同志。在会场上，毛泽东同志致词，大意说：“今日是九一八纪念日，首先应该庆祝胜利。八年抗战，胜利终于到来，尤其东北，自九一八事变后，已沦陷十四年，今日已得到胜利解放，身临此日，倍觉兴奋。所最感光荣的，是能够在这个时期和诸位先生朋友和各老前辈见面。回忆抗战期间，虽极艰苦，但因全国一致的努力，现已平安渡过，蒋主席特邀来渝共商国是，意至可感。今后当为和平发展、和平建国的新时代，必须团结统一，坚决避免内战，除此方针之外，其他任何方针均属错误。因此各党各派应在上述方针之下，团结一致，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以建设现代化的新中国。”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重庆《新华日报》
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在九月中旬书面提出十二项问题，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答复。
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重庆《新华日报》
昨（八日）晚张部长又有一次大请客，地点在军委会大礼堂，被邀者推广到党政军文化新闻各界，约达四五百人之众，许多敏感的报刊与各党派人士到得特别早，不到预定的六时半，就纷纷拥入，忙着交谈，大家都意味着将有极重要的节目出现。
约六时三刻，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氏到了，立时引起全场的快意，他们三位也忙于同大家寒喧，会场的空气好像显得更加温暖了。
七时正，张部长特请毛泽东先生走近播音机。张部长首先致词，从蒋主席邀请毛泽东来渝，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说起，说是全国各界，世界各国，都很注意、关心，而且特别殷切地注视毛先生的来到重庆。毛先生到渝已四十天，同蒋主席谈话多次。
张部长还特别补充一句说，“这还是中共方面毛先生提出的。”“今后我们要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实行民主，和平，团结，统一，埋头努力三十年，迎头赶上去，真正作世界上五强之一。我们过去努力革命，推翻满清，就为的实行民主政治。现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团结的国家，统一的国家，所以，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团结，一定要统一！毛先生表示要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彻底实行三民主义，我们很钦佩！我们正开始研究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实现。”
一九四五年十月九日重庆《大公报》
十三
43天中，蒋、毛二人九度会晤，其中三度为两人单独晤谈，后人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在天地之间并无任何第三者在场情境下说了些什么。
1924年，作为孙中山的追随者和国共第一次合作参予者，他们曾分别告别了老母和妻小，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没有只言片语表明他们在对方心里留下任何特殊的印像，但命运注定了他们将分别扮演现代中国的历史主角。
22年后，他们分别代表着中国两种哲学、两种力量、两种选择和两种命运——准确地说，是美国与苏联两种制度——聚首重庆，接受历史的评判与裁决。
颇具谈判能力的周恩来与具备同样能力的张治中就和平建国、国民大会、军队整编、解放区问题等国内外关注的若干重大问题，尤其是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三项重大政治原则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艰苦谈判。国内外舆论对重庆谈判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认为“中国前途的发展国内和平的保持，有赖于国共两党在国民党创始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教导和精神之下团结合作。在这中国的转折时期，两党领袖已在采取措施来克服旧日的纠纷，并共同讨论当此日本武装溃败和日本投降所引起的中国新的任务，这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领袖在重庆谈判的开始”（苏联《红星报》）。“蒋主席和毛泽东宣布会商已经得到基本的协议。新谅解似乎可能成为建立新中国国家团结统一的基础。”（美国《纽约日报》）
1945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后第34个、抗战胜利后第一个国庆节，国共两党在桂园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中外舆论迅速加以报道。
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认为政府与中共代表，“就所有政府与中共看法不同的各点，进行剥茧抽丝的研讨，藉以觅取相忍为国的途径。结果遂在43日的会谈中，决定了‘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的建国基本方针’，确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化，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其他未决事项，则决定继续商谈，徐图解决。这一结果……可以普告国人和关切中国问题的友邦人士，请其不必为和平将在中国遭遇危机而担忧了。”
延安《解放日报》在《国共谈判的成果与今后的任务》的社论中说：重庆谈判“是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会谈不仅在和平建国的方针上有了令人满意的明确的解决，而对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也有了初步协议，而为今后的圆满解决开辟了成功的途径。”这“是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进步的巩固意志的表现，是中国政治家的智慧与远见的表明。”
重庆《新蜀报》在《和平团结之喜报》为题的社论中说：“吾人读悉此项纪录以后，认为是国家步入康庄大道的征兆，值得全国同胞庆幸。”成都《新中国日报》发表社论认为：“此次会谈，当属圆满，容有未尽之处，可由其他党派补充意见，政治会议扩大商讨，则国事庶几期于至善也。”
国共会谈纪要的发表，在国际上亦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应，据中央通讯社1945年10月11日伦敦报导，《约克郡邮报》评论认为：中国多年困难的主因，现已消除，传闻中的协议，自将增强中国的力量，中国的每一个人，都将渴望为更愉快的将来建立巩固基础。同年10月12日，中央社发自纽约的电讯报导：《纽约太阳报》说，“就是有详细的事项仍待商讨解决，这时感到宽慰而不为过，因为蒋主席和毛泽东已经宣布会商已经得到基本的协议了。新谅解似乎可能是建立新中国国家团结统一的基础。”《纽约时报》报导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同意避免内战，在蒋主席领导下致力建设统一繁荣的国家，未决的军事问题，将由小组委员会处理，政治问题由各党派协商会议加以研讨。”《纽约前驱论坛报》说：“中国政府与共产党会谈没有能够就军事统一问题得到协议，但是保证不容内战发生，而且在多数问题上得到协议。”
十四
十四年后，当年国民党首席谈判代表张治中在《七十回忆·我与中共》一文中写道：“这是一件大事，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毛主席之到重庆，在当时说，是像征着中国内部的团结，是意味着国共两党新关系的开始。胜利与团结，正是双喜临门，不但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而全世界人士亦寄予热切的期望，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突然为之提高了许多。”
重庆谈判的主角之一赫尔利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对于自己促成的这一谈判也充满了美国式的乐观：“一、谈判者同意他们将为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政府、复兴中国及制止内战而合作。二、双方同意支持作为共和国总统的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三、他们又同意双方将拥护孙中山的学说，并将合作在中国建立一个强大、民主的政府。四、共产党同意他们将承认国民党为控制政府的主要政党，并将在从目前的政府形式过渡到民主政权的时期内，与其合作。五、不少其他问题，包括释放政治犯，人身、言论、出版、信仰、集会与结社等自由，都取得了协议。”
蒋介石在就重庆谈判致杜鲁门的公函中，对于美国大使“在促成会议和在谈判过程中以调解的地位所给予……中国的巨大贡献，表示谢意”。称“赫尔利将军的优美政治家风度和品格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敬爱，他们从他那里看到了公平正义的美国外交政策的适合的像征。我曾就关于许多问题与赫尔利将军作非常诚恳的长谈，我曾请他报告你，总统先生，很多关于完成中国与美国间为维持远东和平与秩序的继续紧密合作的因素”。
10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国共谈判的成果与今后的任务》，高度正面评价了重庆谈判：“八月底起，在重庆举行的国民政府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之间的会谈，乃是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也是具有伟大国际意义的事件。它不仅是战后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关键，而且也影响着远东和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这说明了为什么全国人民以及全世界如此焦急地期待着会谈的结果。昨天发表的《政府和中共会谈纪要》，给了公众以一个不负人民期望的回答。《会谈纪要》证明了商谈在友好和谐的空气中获得了重要的成果。这次会谈乃是如何用协商的方法，解决中国和平、民主、进步发展所提出的迫切问题，解决国内政治生活中最复杂和最困难问题的范例。会谈的成果是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进步的巩固意志的表现，是中国政治家的智慧与远见的表现。”
《新民报》用冷峻的笔调指出：“民主政治是消灭问题的惟一的途径，我们相信在民族的过程中，这些纠纷都将迎刃而解！政党的合法地位有了合法的保障，专恃武力的重要性自然减低，人民的选举和地方自治办得好，地方政府也就不成其为问题。”
《新蜀报》虽称“吾人读悉此项纪录以后，认为是国家步入康庄大道的征兆，值得全国同胞庆幸”，同时指出“国共两党的主义不同，这是事实，所代表的阶级不同，也是事实，所运用的手段不同，也是事实，但是两党救国的志愿是相同的，想以新方法建造新中国是相同的，不愿人民再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也是相同的”。
西安《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日报》欢呼道：“举世所关心，所祷告，所焦虑的重庆谈判，终于在和谐的空气中，获得了初步的成功。分裂内战的阴霾可望由此扫清，和平建国的时代可望于兹开始，因而八年抗战的鲜血也将不至于白流，这是中国民族的福音！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
在一片欣喜欢呼声中，人们发现双方的歧见和隔阂并非礼仪场面的热烈和言词的恳切漂亮，可以在一次谈判中化除。敏感知情人士已经觉察出某种弦外之音、某些不祥的征兆。
同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基础——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谈的结果》，在肯定这次谈判的“积极作用”后指出，“中国所需要的统一正如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是和平的统一，民主的统一，而不是武力的统一，专制的统一”。
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社论，不无忧郁地写道：“抗战虽已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虽已结束，但和平是否将在中国遭遇危机，原是每一个中国国民和若干关切中国问题之友邦人士所急欲明了的问题。”
《大公报》也流露出一丝不安，“我们检读《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一过，思绪起落，虽百感坌集，却一时难以一言说出满意或失望。我们实在对团结会谈太关切了，也太瞩望了，所以此刻读一字一句的正式发表，只觉有极大的希望，而不必轻下断语。毛泽东先生虽已离开重庆，这四十几天的旅行，必然使他痛感全国人民的热望，并证实政府及蒋主席的诚意。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谁不在期待？快来吧！”
十五
有论者谓，囿于深重的历史积怨和巨大的现实利害，国共两党真正信奉的，还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真正迷恋的，还是党同伐异、成王败寇的权力争攘哲学；真正擅长的，还是战争解决争端、胜负裁断是非；真正追求的，还是要么美英、要么苏俄式的两个中国、两种制度、两种命运不共戴天的生死决战。70年过去，人们可以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无论莫斯科还是延安、斯大林还是毛泽东——实为一种政治体系——在中国得势，都势必给中国造成史无前例的祸患，而华盛顿和重庆却代表世界自由民主新文明与可能吸纳这一新文明并融合中国固有文明的“亦旧亦新、亦中亦西”的更新文明。苏联和美国对于中国的命运绝非半斤八两而是截然不同的前途命运。
重庆谈判两位主角比所有局外人更为现实、冷静、坚定地固持着不可通融的立场，迅速将所有纪要、协定、承诺置诸脑后，并且立即做着走向战争的准备。
事实上，就在重庆谈判期间，苏联和中共紧密合作，联手完成了几件重大任务。
苏联完全占据东北，缴获日本关东军全部武装，控制所有重要城市、交通和战略资源；中共迅速成立“东北局”，除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外，中共几乎所有领导人都投入抢占东北的战争。
以重庆谈判为起点，中共从苏联红军那里接手的战争武器，已足以保证中共在东北发动推翻中华民国的内战，从1927年国共内战以来，中共空前迅速迅速把自己的武装力量提升到可与国民党军队正面抗衡最终战而胜之的水平。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国共两党、青年党、民主同盟、无党派社会贤达代表共38人再次就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以及保障人民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各项基本自由，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机关、结束一党专制、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等更为广泛的问题进行了公开、坦诚而富有成效的阐述和论辩。中共代表周恩来指出，政协会议成功“为中国政治开辟了一条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替民主政治树立了楷模。中国共产党愿意追随各党派和社会贤达之后，共同努力，长期合作，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奋斗到底。”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指出，“从此，中国结束了过去以武力从事政争的旧历史，并将进入和平建设的新时代”。青年党代表莫德惠指出，政协会议的成功，“乃朝野诸贤达互让互助之结果，今日朝野已由彼此了解而和谐合作，共同携手，走上民主建国大道”。孙中山之子孙科指出，“也许有人认为这只是中共的成功…，事实不是如此，这正是国民党的大成功，这种成功和胜利，不是党派的成功而是全国人民的成功，大家的胜利”。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指出，“尚须各方面都能顾全大局，互相容让，多接触，多反省，再加上全国人民的监督，才能渡过这个难关，过了这一关，前面就是新中国的康庄大道了”。英国《星期观察报》以《中国的和平》为题发表社论，称重庆政协会议“体现了二千六百年来精髓的理性，已结束十七年来国共的争斗”。日本东京《民报》评论道，“中国团结已圆满完成，远东因此获见一领袖大国之新生，世界之一困难导源亦告消除”。美国著名评论家李普曼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为中国民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在亚洲和平与民主的发展应成为一个强大而处于领袖地位的国家。”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认为，“中国各党派此次获致协议，早日成立过渡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民主与统一观念的重大胜利，远较以前国共两党之谅解为彻底，这是两党首次同意于统一的国民政府中，共执政权。”
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作了题为《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对蒋介石丝毫不存幻想，对和平也丝毫不存幻想：“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
历史的苦涩与荒诞，人性的微危与阴冷，总与那些冠冕堂皇的外观、振臂万岁的庭呼、道貌岸然的举止、夺席谈经的雄辩、满腹经纶的儒雅如影随形，互为表里。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期间的日记，给后世留下的记录，真实地刻画了毛泽东、周恩来们的本质，预示了在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将经受何等惨烈的劫难：
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
——蒋介石1945年8月28日日记
今晨5时，未晓，起床祷告，愿共毛之能悔悟，使国家真能和平统一也。上午约岳军（张群）、文白（张治中）、力子（邵力子）等谈话，听取其昨夜与周恩来等全部谈话经过，脑筋深受刺激，何天生此等愚劣根性，徒苦人类乃尔也。以余之意，应将其提议从速公布，而文白等以为太早也；乃嘱彼等继续研究商议之法。
——蒋介石1945年9月4日日记
正午约毛泽东谈话约半小时，余示以至诚与大公，允其所有困难无不为之解决，而彼要求编其28师之兵数。
——蒋介石1945年9月12日日记
正午约毛泽东、赫尔利照相谈话。据岳军言周恩来向其表示：前次毛对余言可减其所提军额之半数者，实乃指其48师之数，已照共匪总数减少一半之意也。果尔，则共匪诚不可与言矣！以当时彼明言减少半数为28师之数字也，其无信不诚，有如此也。
——蒋介石1945年9月17日日记
召见驻延安联络参谋胡自立，听取其报告——共匪在日本未投降前之阴谋，拟将全部沦陷区占其所有，并以沦馅区民选政府名义召集人民代表大会，以对抗我国民大会。阴毒极矣！
——蒋介石9月24日日记
共党今日提公告稿，最后两条乃述共毛来渝安全问题及美使赫尔利保证问题，此与会谈全无关系，仅为其贼胆心虚之表示。彼全不思本国商谈要由外人保证之耻，亦不思赫尔利即使为之保证，亦已失效也。盖赫尔利保证共党接受统一团结者之安全，并未保证其通敌卖国反动派之生命。而且赫尔利已对共党声明：“今后国、共问题，全为中国之内政，不能如往日敌军未降时可由盟国共同作战之关系，参加调解，今后应由中国双方自动解决也。”彼辈不能自信，而独信外人，其何能革命？怕死取巧，实不值一笑也。
——蒋介石1945年10月1日日记
毛泽东今日来作别，与之谈约1小时，先问其国、共两党合作办法及其意见如何？彼吞吐其词不作正面回答，余乃率直告他——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设计划如不能全国一致努力完成，则国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如此，吾人不仅对国家为罪人，而且对今后人类之祸福亦应负其责也。彼以为是。果能动其心于万一否？但余之诚意，或为彼所知乎？
——蒋介石1945年10月9日日记
上午，主持国庆典礼。下午，召见北平、台湾党务人员后，往访毛泽东于桂园，送行也。彼忽提议：今晚来宿林园。余知其必另生问题，乃欢迎其来宿；约谈10分钟，即辞出。9时40分，见毛泽东，约谈半小时。
——蒋介石1945年10月10日日记
昨夜与毛泽东谈话，彼忽提政治协商会议以缓开为宜。并称：“回延安准备召集其所谓解放区民选代表会议，再定办法。”又称：“国民大会提早至明年召开亦可。”余闻之，殊为骇异，乃觉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不若矣。余于此不能不和婉明告其果如所云而行，则国民大会会期延误，我政府势必因此失信于民；但如政治协商会议能在本月底开会协商，则国大会议，政府可迁就其意，改期召开，然至11月12日不能不下召集明令，确定会期，示民以信也。余亦明示其政协会即使不能如期开会，则政府亦不能不于11月12日下召集令也。余谈至此告辞，约期明晨再谈而别。今晨8时，约毛泽东早餐后，余再与之恳切对谈，阐明数次谈话要旨，明告其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迁就，否则不成其为国家之意，坚决表示望其了解也。彼去后，散步林园一周毕，记事、批阅公文，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
——蒋介石1945年10月11日日记
1927年以来，蒋介石从未用如此绝望不屑的文字形容毛泽东，这就带来一个令后世难解的问题：蒋介石为什么要“放虎归山”？如果把毛泽东扣押审判，会发生什么结果？是什么力量阻止蒋介石采取行动？
十六
正如重庆谈判虽则顺应了中国人渴慕和平与民主却并非真正由中国人自主推动和促成一样，重庆谈判和嗣后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最终被国共内战取代，固然因为国共积怨太深以及当时的国家政治、军事状况所致，而美苏两国由战时盟国迅速走向“冷战”对抗的世界大势，则仍然是更深广也更强悍的主因。
1946年2月9日，二战刚刚结束，世界还是一片废墟，斯大林就在莫斯科公开宣称：“获得胜利的是苏维埃制度。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和平就不会有了。”美国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立即把斯大林的演说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宣言”。25天后，丘吉尔应杜鲁门总统之邀在富尔敦大学发表了著名的“冷战”演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这条线的后面，是中欧和东欧所有古国的首都……我必须称它们是苏联势力范围，它们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受到苏联影响，而且许多情况下受到莫斯科愈来愈严厉的高压控制。”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发表讲话，公开谴责了苏联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称苏联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极权主义的生活方式，它所依赖的是恐怖、压迫、舆论统制、指令性选举和压制个人自由。极权政权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侵犯，危害国际和平和美国的安全。1947年9月，共产党情报局成立，日丹诺夫受斯大林委托向世界宣称，世界上已经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大阵营之间的冲突不可调和，最终将走向战争。
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应在出兵中国东北三个星期（最多三个月）之内把东北归还给“中华民国政府”。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斯大林盱衡新的苏美关系及其在亚洲对抗的前景，最后决定把东北交给中共，以防止在思想体系和国家制度上与苏联对立、与美国更为接近的国民党政权继续统治大陆。这种远非由中国人所能预见因应的外来“偶然”因素，以及中国人无法研判、更无力改变的苏美两国的“历史使命”和“天定命运”，如同一场巨大的宿命，使包括重庆谈判在内的所有现代中国重大事件发生变形、逆转和翻覆。
揆诸史实，国共两党无论存有多么深巨的积怨和现实的争斗，但绝非只有内战一途，蒋介石与毛泽东两人无论存有多么难以逾越的个人恩怨和历史鸿沟，也不至于毫无通融之处。毕竟，作为同一时代的中国人，民族的苦难、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瞩托、个人的历史论定，极而言之，天地之间，重庆嘉陵江与延安宝塔山之间，清夜扪心之际，彼此顾念之时，总不至于除了仇恨和算计之外，什么也不存在。
如果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日本军方鹰派人物没有在彻底崩溃前突然发动“一号作战”，如果美英没有因为短视和私利而与斯大林签署几乎使中国抗战成果化为乌有的《雅尔塔协定》，如果自知铸成大错的罗斯福晚死两年，如果丘吉尔战后继续执政而不必以平民身份发表“冷战”演说，如果苏联信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按时从中国东北撤军，如果由史迪威、谢伟思、马歇尔等人主导的对华政策等不能由中国决定、由中国负责的外部事件没有发生，或者按照不同的程序和方式发生，那么，重庆谈判也许会以全然不同的地位和影响载入史册。
重庆谈判期间，决定历史走向的并非会议桌上的讨价还价，更非国共以外所有政治党派、“第三势力”以及新闻媒体的参予、蠡测和高谈阔论，而是国共两党两军在战后的力量对比、布防位置，更是驻扎在中国东北的150万苏联远东军和在中国华北络续登陆的十来万美国海军陆战队。尽管赫尔利瘦高的身影时时盖过苏联大使彼得罗夫矮胖的体形，但苏联红军却远比美军取得了对中国的压倒性优势。
几乎与重庆谈判同时，国共两党两军就开始了抢占东北的竞争。从战略观点看，战后的国共两党如果执意要为夺取国家政权决一死战，那么东北之争，当是决定性一役。按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亦即按照美英苏尚能维持同盟关系的《雅尔塔协定》派生的机会主义协议，苏军应在三个星期到三个月之内将东北使用土地、人民和资源连同关东军全部装备和所有工业设施交还国民政府。对于斯大林，这无异于在即将开始的美苏“冷战”中为苏联自己培植一个亲美反苏的政权。苏联合符历史逻辑的抉择是，拖延时日，不顾两国协议，把东北交给国民党的对立面。
重庆谈判正是一场美苏两国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势力范围、为行将到来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殊死较量作好准备所不可缺少的“嘴皮和纸面上的纠缠”，国共两党赢取时间以便获得内战主动和优势地位的场所。
重庆谈判必然破裂的根本原因在于，八年抗战中一再标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背后，国共两党的历史积怨非但没有消解，反而因为抗战带来的力量消长和国际空间的转换、尤其是美苏两国同盟关系背后潜藏的猜疑、防范和价值体系的对立而变得日益尖锐、复杂、不可调和。
抗战八年，正如美苏之间并未发展出一种超越思想体系、社会制度和国家利益的新型历史哲学一样，国共两党也完全没有真正建立起符合中国历史传统和现代宪政理念的国家意识。国共两党宿怨依旧，裂痕依旧，对立依旧，中国抗战反复出现的党争和内战阴影，无一不是缘自国共之间难以通约的为战后夺取国家政权进行的战争准备。历史可悲显示，中国命运最终决定于武装力量、谋略、无耻和下贱（毛泽东曾在重庆期间，数次呼喊“蒋委员长万岁！”），斯大林和毛泽东确实比蒋介石和杜鲁门略胜一筹。
“国共反映美苏”，重庆谈判的全部复杂性和所有扑朔迷离的事像，都是“三国四方”关系演变的结果。
即使作为一次注定流产和失败的历史性会晤，重庆谈判给后人留下的教训和启示，也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关于中国国家制度的民族、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基础，关于中国道路、命运和使命，关于中国的世界地位和人类责任，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公开论列的范围和高度，至今没有被超越。
历史至今没有提供一个机会，让中国人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条件下自作主宰，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们也许不能推断，中国人之间能够真正“以对方为主”，以仁者之心，君子之风，谦和、诚信、礼让、高尚……，但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民族，归根结蒂，只能凭依自己的智慧、德性和力量自救自尊自强。企图仰仗任何一个国家（即或是真正的友邦）的善意、调解、援助、恩赐，都几乎无一例外地使中国饱尝失望和挫折。上帝还没有赐给哪个民族以救助中国的神力。中国一百年内忧外患，兵连祸结，日本入侵更使中国生灵涂炭，山河破碎，如此惨痛的命运如此不幸的民族，以最大的近乎哀求的祈愿，企望重庆谈判将是和平与民主的开端。重庆谈判无情地背逆了中国人这一天经地义的要求，在世界反法西斯诸国中，只有中国又陷入自相残杀的内战。重庆谈判没有作为民族团结、阶级和解、政党合作的起点，而是作为内战的序幕，没有民族大义的胜利，只有党派和个人权欲的较量；没有历史理性的辉煌，只有政治权谋的恣肆；没有和平民主的凯旋，只有中国人又一轮自相残杀的开端；没有使“肮脏丑恶的东方政治”（马克思）变成“众人的事”（孙中山），只有让全体中国精英和虽不通文韬武略却善良淳朴、渴望正常人生的中国百姓陷溺于又一场“慨而慷”的“天翻地覆”。
重庆谈判浓黑的阴影甚至一直笼罩了中国70年之久。中国从此被一分为二，数量几乎相等的亿兆中国人第一次被从民族生命和民族精神上分裂成怒目相向、不共戴天的“两条道路、两种制度、两个中国”。
1929年，梁启超写道：“五十年来的中国，正像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痛苦的事。只要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痛苦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无论机能还是觉悟，中国都又累积了近八十个年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慎终追远，信义和平，民族复兴，天下为公，……这些阕违已久的哲慧又开始成为公共话语和国民意识，中华民国开始以其本来面貌进入中国人的记忆和意识，“重庆谈判”乃是其最关键的一页。
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谆谆告诫世人：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注重“力行”、“实践”的蒋介石、毛泽东终身都厌恶“空言”（尽管他们都说过不少让时代称道甚至叫绝的“空言”），他们都以“改造中国”为己任。历史无情，无论言行，都会记录在案；历史也有情，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本文不厌其烦摘引当年原始文字，其诣在斯，岂有它哉。
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大舞台，中国越来越像这个大舞台的一个中心，所有的人不是演员就是观众。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重庆谈判是一出既精彩又乏味、既成功又失败、既完整又残缺的历史舞台戏。如此独特而意味深长的戏剧，它是不会遽尔落幕的。无论剧本由何人编撰，演员由何人指定，道具有由何人搭建，排演由何人执导，它都将融汇进更大更新的历史悲喜剧，甚至出现新的续幕和出人意表的高潮。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