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盛洪
在今天有关“国企”的讨论中，有一个最大的概念错误，就是有关“国”的概念。把持国企的那些人似乎因为有了“国”字，就理直气壮地拒绝改革，而批评“国企”的人则似乎是来自“非国”的群体。
实际上，所谓国有企业的“国”显然是指国家，而根据中国宪法，这个国家是人民主权的国家，因而“国企”是指“全民所有制”企业。这意味着全国国民都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而今天张嘴闭嘴所谓“国企”者，实际上是指国企的管理集团。因而，当涉及国企之“国”时，应是指作为企业资产所有者的全体人民，而企业管理集团则是相对于“国”的受托管理者，是一群私人。
无论是根据国家理论，还是根据产权理论，有关国企的这两部分人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所有者委托管理者运营所有者的资产，以期获得回报；而由于存在着代理风险，存在着管理者与所有者的目标的不一致，所有者有权对管理者进行监督，包括后者使用所有者资产的效率，也包括他们是否利用管理之便侵占和损害所有者的利益。
在现实中，以十三亿所有者之众去监督国企管理集团是不可操作的。因为十三亿分之一的权利不会使任何一个所有者有动力去监督，更何况监督所要耗费的制度和技术成本非常高昂。在现有制度结构中，我们委托了国资委去监督，但结果是令人失望的。我们没有看到它在履行监督职责。我们没有听说在央企挖出的那么多贪腐分子哪一个人是国资委揭露的，它反而差点让一个大贪腐分子坐稳它的主任交椅。如果周永康及其“石油帮”明目张胆的巨额贪腐都没有监督出来，那些小一点的隐蔽一些的问题更无从谈起了。
在这时，天则所作为一个非营利性机构，它的成员同时也是亿万所有者之一，在2011年写出《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和改革》报告，就是在履行自己的股东职责，也代为履行其他亿万股东的权利。我们要看一看我们拥有的这些企业的管理者表现得怎样，是否为我们赚了钱，是否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贪占了我们的便宜。今年我们又对这个报告进行的更新，将一些数据更新到了2013年，对我们拥有的企业进行了追踪监督。
作为股东，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国企到底给我们赚钱了吗？从账面看，成绩很不错。2001年到201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累计获利约12万亿元的利润，净资产收益率高达9.1%。然而，股东又是所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人。我们接下来就要问，这么多的利润是否是国企管理层交出的满意答卷呢？经济学有机会成本之说。我们发现，同期的非国有工业企业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高达15.7%。也就是说，这些资产放在国企，相对于民企损失了6.6%的净资产收益率。很显然，作为股东，我们不满意。
第二个问题是，即使如此，管理层交给我们的账面利润数字是真实的吗？我们已知，国有企业免费使用国有土地且无偿占有国有土地的收益，以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利率获得贷款，以很低的矿区使用费（royalty）获得资源开采权，还经常得到财政补贴。在此之外，不少国有企业还享有垄断权。很显然，管理层的真实成绩，应是在与其它竞争者同等条件下的成绩，而不应是在各种优惠和补贴下的成绩。我们很自然的想法就是，如果把这些应付未付的成本、政府的额外补贴和垄断收益扣除，国有企业的成绩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的报告《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和改革》主要就是做的这项工作。在这篇短文里，我主要引用该报告经过搜集数据和计算得出的结论。如有朋友对数据来源和计算过程感兴趣，可以看我们的报告（http://www.china-review.com/xiazai/20150916.pdf）。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数据条件较差，我们的不少结论是通过对间接数据计算得出的，如有人有更为准确和直接的数据，希望能够提供。如果发现我们的计算中有问题或参数采用得不对，也希望能够指出。
2013年，国有工矿企业应交未交的工业用地的地租约为4503亿元；从低利率贷款中获得的好处约为9519亿元；少交的矿区使用费约为1153亿元；获得的各种政府补贴约为3298亿元（《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第二版），天则经济研究所，2015，第三章第四节）；将这几项从名义利润15194亿元扣除，得-3278亿元。也就是说，是亏损的，净资产收益率为-2.51%。经过还原，2001年至201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累计亏损12166亿元，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1.75 %。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从2001年到2013年的名义的与真实的净资产收益对比如下图。
为了更直观，我们用饼图以工业增加值份额的形式来表达上述的名义利润与扣除。根据国有工业企业的账面利润，2001年至2013年工业增加值的饼图如下。其中“营业盈余”相当于利润，约占工业增加值的21.3%。见下图。
扣除各项应付未付成本和补贴后，工业增加值饼图如下。
扣除应交未交的地租（7.71%），矿区使用费（1.96%），低利率好处（10.05%）和补贴（3.03%），原来的“营业盈余”就不见了，还有相对于工业增加值1.65%的亏损（天则经济研究所，2015，第四章第一节）。
这样的扣除是否过于苛刻了呢？应该指出，这是采用保守的数据计算的。例如，我们只计算了国有工业企业占用的工业用地地租，按每平方米700元的地价的3%计算地租，而没有将商业服务业用地的地租计算进来。后者显然是更大的一块。按照我们的估计，加上国有企业占用的商业服务业用地，近些年国有企业应缴的地租应在每年万亿元以上。
另一方面，这些扣除中除了石油垄断价格收益，没有包括其它行业，如银行和电信的垄断收益。我们在后来的《中国行政性垄断的原因、行为与破除》（天则经济研究所，2015b。http://www.unirule.org.cn/xiazai/2012/20120803.pdf）中估算，2013年银行业得自垄断利率差的收益（下限估算）约为9706亿元（详见天则经济研究所，2015b，分报告之四）；电信业的垄断收益（下限估算）约为125亿元（分报告之一）。
经过这样的还原，我们作为股东知道，管理层给我们的成绩单是一份假的成绩单。我们委托他们经营的国有企业资产（据说约100万亿元）不仅一分钱没赚，还吃掉了我们的其它资产（如土地、自然资源等）的收益。他们还要以这份假成绩单向我们邀功，说他们做得很成功。这种行为比单纯的亏损还严重。说得轻点是向股东提供虚假信息；说得重点，就是“欺君之罪”。当然这里的“君”就是人民。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成绩，倒不出我们的意料。因为虽然已有的改革使国有企业的管理稍有改进，但国有产权从来就没有根本解决激励问题。更加上这些年管理层发现了一个“改进成绩”的秘诀，即向政府要各种优惠政策，包括垄断权。比起在市场中竞争，他们更深谙此道。如果不进行市场努力也能获得成绩，为什么要努力呢？对国有企业低效率的一个侧面的描述，就是严重冗员。例如，与销售额相当的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相比，中石化的员工人数是前者的9.6倍。反过来，荷兰皇家壳牌石油的人均销售额（人均生产率）就分别为中石化和中石油的10.5倍和18.5倍。
第三个问题是，即使有虚假信息，现在的账面利润上交给我们股东了吗？简单的回答是，1994年到2007年，一分钱没有交；2008年到2013年，虽然名义上上交了一些利润，但也几乎等于没有。为什么？是因为国企上交的利润又投回到了国企。
上表告诉我们，将2008年到2013年的国有资本预算收支加减合并，余额仅为298亿元，这与六年11万多亿的账面利润（财政部口径）相比，简直就是微不足道，而且还随时可能投回到国有企业。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我们托付的100万亿国有企业资产，再加上其它国有资源的投入，管理层自1994年到现在，基本上没有给股东回报。
第四个问题是，没有上交的利润哪里去了？应当承认，尽管没有经过股东批准的正当程序，且效率低下，究竟有不少利润用于了企业的再投资。从2001年到2013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净资产从35385亿元增加到了130598亿元，增加了约9.5万亿。不过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这与这些年12万亿的利润总额对不上。更何况，企业资产还包括不少无形资产，如土地使用权和采矿权等，这些都随着资源价值的上升而上升。实际投资额远远小于企业净资产的增加。利润去哪了呢？
我们发现，2001年有一个重要的文件，即《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内部人事、劳动、分 配 制 度 改 革 的 意 见》（国经贸企改〔2001〕230号），其中提出，“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由企业依据当地社会平均工资和本企业经济效益自主决定。”这实际上就给了国企管理层自行决定工资奖金的权利。我们都知道，工资奖金与利润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取消对国企工资奖金的上限，就等于发放了一张挤占利润的通行证。
我们在国家统计局和国资委网站上看不到国企人均报酬的数据，因为国企报酬大量采取了工资之外的住房、保险和其它物质奖励的形式，经常隐而不见。不过我们采用了迂回包抄的方法，将工业增加值减去“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和“利润”，得出“劳动者报酬”，再除当年从业人数，得出2013年国有工业企业人均报酬约为19.1万元，是当年非国有工业企业的3.3倍。根据这一方法，我们计算了从2001年到2013年的相关数据。下图显示，国有工业企业人均报酬与非国有工业企业相比的倍数，从2001年以后如脱缰野马，一路上升到3.3倍。这正是上述2001年那个文件的效果。我们的利润到哪去了不是很清楚了吗？
（国有工业企业人均劳动者报酬与非国有企业的人均劳动者报酬之比）
现在我把我们的身份扩展一些，不再仅仅是国有企业的股东，而且是中国的公民。我们的第五个问题是，国有企业管理层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否还以损害社会其它集团利益为代价？具体而言，是中国公民，就是国有土地的所有者之一，我们要问，土地收益哪去了？是消费者，我们要问，为什么让我们承受垄断价格？资源产地的民众和政府要问，本地资源的矿区使用费哪去了？民营企业要问，把我们排斥在行政性垄断领域之外，损失的投资和经营机会谁来弥补？银行储户要问，银行的垄断利差导致的存款利率过低的损失谁来弥补？
为了简略叙述，这里把我们2013年的《原油与成品油市场放开的理论研究与改革方案》报告中的一张图放在这里，以描述石油垄断企业对社会各个集团的侵夺。
(石油垄断企业攫利图)
具体就不讲了。如果需要了解这些数据是怎么来的，可以看我们的报告《原油与成品油市场放开的理论研究与改革方案》（http://www.china-review.com/eat.asp?id=32232）。值得说一下的，是成品油的价格。一般人认为中国的成品油价格不高，这是因为中国的燃油税率比较低，只有每升1元；而欧洲国家多是高达近100%，最高达300%；而且欧洲用的是欧V标准，中国大多数地区用的是国三标准，品质差很多。把这两个因素剔除，中国汽油的税前价格比同等品质的世界主要国家平均的汽油税前价格高出31%。当然这张图只是针对石油领域的，其它垄断领域也是类似的。
第六个问题是，知道了国企管理层的成绩单有那么大水分，且又靠挤占社会其它集团的利益而获得的，我们还能假装认为他们是市场竞争中拼搏出来的管理者，按这个成绩单奖励他们吗？我曾说过，傻子有了垄断权也能赚钱。在这场股东与管理者的博弈中，如果我们真按那个假成绩单给他们奖励，谁是真正的傻子呢？如果我们认为这种模式不仅很好，还要“做大做强”，谁更不可救药呢？
第七个问题是，如果国企管理层辩解说，因为他们是“共和国的长子”，“执政党的基础”，所以我们股东就应该把那个假成绩单吞下去，我们能接受吗？尽管我们知道“共和国长子”是一种政治撒娇的说法，但估且承认他是“长子”，他也没有理由获得父母的偏袒。在中国家庭文化中，“长子”从来就不是要分得更多财产的儿子，却应承担更多的义务。谁见过老大撒娇？“共和国长子”的错误，不仅是多吃多占兄弟们的利益，而且是让父母不能做好父母。真正的好父母，应该公平对待所有的儿子。偏袒一个儿子必然对其它儿子不公。国企的存在，就是让政府不公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谓“基础”之说也是如此。当说某些人是执政集团的“基础”时，就是在说其他人不是“基础”，那么“基础”不是更多了，而是更少了。说为了“巩固基础”而向“基础”倾斜，就必然要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也就是使他们不成为“基础”。当一群人说因为某种原因，国家要向他们倾斜时，他们就是在颠覆国家的基础。因为国家是大家的，国家之所以值得信赖和依靠，是因为它的公正性。以损害国家公正性而为自己牟利的集团，还能是国家的基础吗？
第八个问题，反过来，如果我们真的给了他们希望的偏袒和倾斜，他们会更忠诚于国家吗？一个国家，如果值得人们用鲜血和生命去捍卫，不是因为国家给了他们额外的利益，而是他们相信这个国家在道义上的力量。而用金钱是买不来政治忠诚的。我们给他们钱，他们不会感激涕零，只会偷着乐。而且金钱从哪来？无非是从别的社会成员那里掠来。后唐末帝李从珂许诺自己的嫡系凤翔兵，打下洛阳后每人赏钱一百贯，但事成之后，尽管搜刮民财也只能给凤翔兵每人二十贯。结果不仅民怨沸腾，也招致凤翔兵的不满，悔不该“除去菩萨，扶立生铁”。这也是没有多久，李从珂就垮台的原因之一。
今天的国企管理层利益集团也是如此。以周永康为首的“石油帮”从国企中贪腐了巨额财富。我们可以推想，周永康的近一千亿贪腐金额大多数来源于他曾任职的国企。这些钱显然是他在国企任职的私人“进贡”所致。而这来自国企的钱又显然是他们打着“长子”和“基础”的招牌，高喊着“做大做强”获得的。这些人是更忠于周永康呢，还是更忠诚于国家？周永康拿了这些钱，是更忠于国家了呢，还是更有害于国家？事实再一次证明，不公正的偏袒和倾斜，不会买来忠诚。
第九个问题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即“国家”是什么？国家是一个神圣的字眼。按蒋庆先生所说，国家是一个超越世代的文化生命体。她是一个有着共同传统、共同历史、共同文化人群的社会共同体。她有超越任何成员个人的生命和意志。为了使国家有效运行，为了提供国家所需的公共物品，国家的成员委托一部分人组成政府。但政府不是国家，而只是国家这个超级生命体的一个当下有限部分。这是因为，政府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而任何一个人都是凡人，他们是有限的，会犯错误的，甚至会利用担任公职的便利以权牟私。
所以，一个政府有可能做对国家有利的事情，也可能做有害于国家的事情。这又全赖这个政府是怎样组成的，按什么样的规则运行，是否能够受到委托他们的人的监督。而有否有效的监督，首先取决于明确区分“国家”、“政府”与“官员”。反对监督的人，则会竭力模糊这三者的区别。多年来，他们把“官员”等同于“政府”，把“政府”等同于“国家”。当有人批评政府时，他们说“不爱国”；甚至当有老百姓揭露官员侵权时，也竟有官员说他们“卖国”。
至于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他们离“国”字更远。他们只是国有资产的委托管理人。然而这些年，他们也是将自己与“国家”等同起来最为成功的人。只因“国有企业”含有“国”字，他们就把自己贪占国家与民众利益的所有行为都合法化为国家行为，而要让中国人民接受。有些人还真的以为是这样。有人说，“出门坐张家开的地铁，去李家的连锁加油站加赵家的汽油，晚上开灯用王家发的电”，将是什么滋味？这当然可以理解。然而更可悲的是，老百姓以为他们用着的“国家产”其实不是国家的产品。例如这些年我们都以为我们用的是国有企业生产的汽油，实际上这些所谓国企是被操控在周永康等“石油帮”手里，大量收益涌进周永康及其同党的腰包，而民众没有获得丝毫利益。殊不知他们按垄断高价购买的汽油不正是“周家油”吗？
如果有一群资产所有者委托一些人管理他们的资产，而这些管理者只因资产的名字叫所有者的名字，就说自己是所有者，摇身一变成为了资产的主人，而真正的主人竟浑然不知这个变换戏法的关键所在，还连叫“好好好”，这难道不是天下最大的骗局吗？这群所有者不是天下最蠢的所有者吗？若大一个中国，如果亿万所有者中没有人出来拆穿这个骗局，岂不是中华无人？
第十个问题，如果我们知道国有企业的问题所在，我们应该怎么做？当然要改革。怎样改？曰：国国，政政，官官，企企，管管。即国家要像国家，政府要像政府，官员要像官员，企业要像企业，管理者要像管理者。不像就是缺位，不像就是僭越。具体的改革方案，我们在《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和改革》，《中国行政性垄断的原因、行为与破除》和《原油与成品油市场放开的理论研究与改革方案》都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那么不改呢？后果不仅是让这个骗局继续下去，而且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发展。我在前年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垄断国企占有了全国资源的很大一个比例，却不能提供对应的产品与服务，国有企业和行政性垄断的问题就不再是原来认为的微观的企业层次的问题，或中观的产业层次的问题，而是对宏观经济有着显著影响的问题。”我们估计，如果国有工业企业2012年的净资产收益率真能达到6%（实际上只是-0.67%），GDP的增速就会少放慢2.9%。
今天的经济形势给了我们更为直观的结果。今年中国经济有明显减速。今年上半年，GDP增速等于低于7%的八个省市都是国有企业比重较大的地区，尤以东北三省和山西垫底。我们知道，东北三省国企在工业中的比重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山西省则是全国国有企业比重最高的地区之一。国企不仅以其低效率和不公正拖累经济增长，而且以其生存方式毒化我们的社会风气。这种生存方式使市场拼搏者输，恃宠而娇者赢，增长焉可持续？这说明改革国企的问题已经不是理论上的争论，而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
第十一个问题是，既然国企管理层及其变身的行政官员反对改革，这样的改革可能吗？答案是，当然可能。因为这样的改革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垄断国企管理层侵害了几乎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绝大多数人会支持打破垄断、取消优惠和国企退出的改革。顺应这样民意的政治集团才会获得更广泛的政治支持；领导这场改革的人才能巩固领导地位。
甚至国企管理层内部，支持改革的也大有人在。国企中本来藏龙卧虎，但长期的垄断和倾斜政策已使他们武功渐废；他们中间也有真正的企业家做出了自己的成绩，却被埋没在垄断恶名之下；如同社会痛恨国企享有的不公正分配一样，他们也憎恶国企内部的不公正分配规则。改革甚至对那些暂时占了便宜的人也有好处。从长期看，不义之财不是财富。它不仅是通向监狱之路，而且也让子孙不知什么叫“取之有道”。把国企管理层及其他员工从现有缺少竞争压力、从而缺乏创造性，且按权力分配的环境中解放出来，将那些潜在的贪腐分子从犯罪深渊边缘拯救出来，难道不是改革国企的又一个重要目的吗？
在今天有关“国企”的讨论中，有一个最大的概念错误，就是有关“国”的概念。把持国企的那些人似乎因为有了“国”字，就理直气壮地拒绝改革，而批评“国企”的人则似乎是来自“非国”的群体。
实际上，所谓国有企业的“国”显然是指国家，而根据中国宪法，这个国家是人民主权的国家，因而“国企”是指“全民所有制”企业。这意味着全国国民都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而今天张嘴闭嘴所谓“国企”者，实际上是指国企的管理集团。因而，当涉及国企之“国”时，应是指作为企业资产所有者的全体人民，而企业管理集团则是相对于“国”的受托管理者，是一群私人。
无论是根据国家理论，还是根据产权理论，有关国企的这两部分人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所有者委托管理者运营所有者的资产，以期获得回报；而由于存在着代理风险，存在着管理者与所有者的目标的不一致，所有者有权对管理者进行监督，包括后者使用所有者资产的效率，也包括他们是否利用管理之便侵占和损害所有者的利益。
在现实中，以十三亿所有者之众去监督国企管理集团是不可操作的。因为十三亿分之一的权利不会使任何一个所有者有动力去监督，更何况监督所要耗费的制度和技术成本非常高昂。在现有制度结构中，我们委托了国资委去监督，但结果是令人失望的。我们没有看到它在履行监督职责。我们没有听说在央企挖出的那么多贪腐分子哪一个人是国资委揭露的，它反而差点让一个大贪腐分子坐稳它的主任交椅。如果周永康及其“石油帮”明目张胆的巨额贪腐都没有监督出来，那些小一点的隐蔽一些的问题更无从谈起了。
在这时，天则所作为一个非营利性机构，它的成员同时也是亿万所有者之一，在2011年写出《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和改革》报告，就是在履行自己的股东职责，也代为履行其他亿万股东的权利。我们要看一看我们拥有的这些企业的管理者表现得怎样，是否为我们赚了钱，是否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贪占了我们的便宜。今年我们又对这个报告进行的更新，将一些数据更新到了2013年，对我们拥有的企业进行了追踪监督。
作为股东，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国企到底给我们赚钱了吗？从账面看，成绩很不错。2001年到201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累计获利约12万亿元的利润，净资产收益率高达9.1%。然而，股东又是所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人。我们接下来就要问，这么多的利润是否是国企管理层交出的满意答卷呢？经济学有机会成本之说。我们发现，同期的非国有工业企业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高达15.7%。也就是说，这些资产放在国企，相对于民企损失了6.6%的净资产收益率。很显然，作为股东，我们不满意。
第二个问题是，即使如此，管理层交给我们的账面利润数字是真实的吗？我们已知，国有企业免费使用国有土地且无偿占有国有土地的收益，以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利率获得贷款，以很低的矿区使用费（royalty）获得资源开采权，还经常得到财政补贴。在此之外，不少国有企业还享有垄断权。很显然，管理层的真实成绩，应是在与其它竞争者同等条件下的成绩，而不应是在各种优惠和补贴下的成绩。我们很自然的想法就是，如果把这些应付未付的成本、政府的额外补贴和垄断收益扣除，国有企业的成绩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的报告《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和改革》主要就是做的这项工作。在这篇短文里，我主要引用该报告经过搜集数据和计算得出的结论。如有朋友对数据来源和计算过程感兴趣，可以看我们的报告（http://www.china-review.com/xiazai/20150916.pdf）。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数据条件较差，我们的不少结论是通过对间接数据计算得出的，如有人有更为准确和直接的数据，希望能够提供。如果发现我们的计算中有问题或参数采用得不对，也希望能够指出。
2013年，国有工矿企业应交未交的工业用地的地租约为4503亿元；从低利率贷款中获得的好处约为9519亿元；少交的矿区使用费约为1153亿元；获得的各种政府补贴约为3298亿元（《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第二版），天则经济研究所，2015，第三章第四节）；将这几项从名义利润15194亿元扣除，得-3278亿元。也就是说，是亏损的，净资产收益率为-2.51%。经过还原，2001年至201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累计亏损12166亿元，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1.75 %。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从2001年到2013年的名义的与真实的净资产收益对比如下图。
扣除各项应付未付成本和补贴后，工业增加值饼图如下。
这样的扣除是否过于苛刻了呢？应该指出，这是采用保守的数据计算的。例如，我们只计算了国有工业企业占用的工业用地地租，按每平方米700元的地价的3%计算地租，而没有将商业服务业用地的地租计算进来。后者显然是更大的一块。按照我们的估计，加上国有企业占用的商业服务业用地，近些年国有企业应缴的地租应在每年万亿元以上。
另一方面，这些扣除中除了石油垄断价格收益，没有包括其它行业，如银行和电信的垄断收益。我们在后来的《中国行政性垄断的原因、行为与破除》（天则经济研究所，2015b。http://www.unirule.org.cn/xiazai/2012/20120803.pdf）中估算，2013年银行业得自垄断利率差的收益（下限估算）约为9706亿元（详见天则经济研究所，2015b，分报告之四）；电信业的垄断收益（下限估算）约为125亿元（分报告之一）。
经过这样的还原，我们作为股东知道，管理层给我们的成绩单是一份假的成绩单。我们委托他们经营的国有企业资产（据说约100万亿元）不仅一分钱没赚，还吃掉了我们的其它资产（如土地、自然资源等）的收益。他们还要以这份假成绩单向我们邀功，说他们做得很成功。这种行为比单纯的亏损还严重。说得轻点是向股东提供虚假信息；说得重点，就是“欺君之罪”。当然这里的“君”就是人民。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成绩，倒不出我们的意料。因为虽然已有的改革使国有企业的管理稍有改进，但国有产权从来就没有根本解决激励问题。更加上这些年管理层发现了一个“改进成绩”的秘诀，即向政府要各种优惠政策，包括垄断权。比起在市场中竞争，他们更深谙此道。如果不进行市场努力也能获得成绩，为什么要努力呢？对国有企业低效率的一个侧面的描述，就是严重冗员。例如，与销售额相当的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相比，中石化的员工人数是前者的9.6倍。反过来，荷兰皇家壳牌石油的人均销售额（人均生产率）就分别为中石化和中石油的10.5倍和18.5倍。
第三个问题是，即使有虚假信息，现在的账面利润上交给我们股东了吗？简单的回答是，1994年到2007年，一分钱没有交；2008年到2013年，虽然名义上上交了一些利润，但也几乎等于没有。为什么？是因为国企上交的利润又投回到了国企。
第四个问题是，没有上交的利润哪里去了？应当承认，尽管没有经过股东批准的正当程序，且效率低下，究竟有不少利润用于了企业的再投资。从2001年到2013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净资产从35385亿元增加到了130598亿元，增加了约9.5万亿。不过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这与这些年12万亿的利润总额对不上。更何况，企业资产还包括不少无形资产，如土地使用权和采矿权等，这些都随着资源价值的上升而上升。实际投资额远远小于企业净资产的增加。利润去哪了呢？
我们发现，2001年有一个重要的文件，即《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内部人事、劳动、分 配 制 度 改 革 的 意 见》（国经贸企改〔2001〕230号），其中提出，“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由企业依据当地社会平均工资和本企业经济效益自主决定。”这实际上就给了国企管理层自行决定工资奖金的权利。我们都知道，工资奖金与利润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取消对国企工资奖金的上限，就等于发放了一张挤占利润的通行证。
我们在国家统计局和国资委网站上看不到国企人均报酬的数据，因为国企报酬大量采取了工资之外的住房、保险和其它物质奖励的形式，经常隐而不见。不过我们采用了迂回包抄的方法，将工业增加值减去“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和“利润”，得出“劳动者报酬”，再除当年从业人数，得出2013年国有工业企业人均报酬约为19.1万元，是当年非国有工业企业的3.3倍。根据这一方法，我们计算了从2001年到2013年的相关数据。下图显示，国有工业企业人均报酬与非国有工业企业相比的倍数，从2001年以后如脱缰野马，一路上升到3.3倍。这正是上述2001年那个文件的效果。我们的利润到哪去了不是很清楚了吗？
现在我把我们的身份扩展一些，不再仅仅是国有企业的股东，而且是中国的公民。我们的第五个问题是，国有企业管理层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否还以损害社会其它集团利益为代价？具体而言，是中国公民，就是国有土地的所有者之一，我们要问，土地收益哪去了？是消费者，我们要问，为什么让我们承受垄断价格？资源产地的民众和政府要问，本地资源的矿区使用费哪去了？民营企业要问，把我们排斥在行政性垄断领域之外，损失的投资和经营机会谁来弥补？银行储户要问，银行的垄断利差导致的存款利率过低的损失谁来弥补？
为了简略叙述，这里把我们2013年的《原油与成品油市场放开的理论研究与改革方案》报告中的一张图放在这里，以描述石油垄断企业对社会各个集团的侵夺。
具体就不讲了。如果需要了解这些数据是怎么来的，可以看我们的报告《原油与成品油市场放开的理论研究与改革方案》（http://www.china-review.com/eat.asp?id=32232）。值得说一下的，是成品油的价格。一般人认为中国的成品油价格不高，这是因为中国的燃油税率比较低，只有每升1元；而欧洲国家多是高达近100%，最高达300%；而且欧洲用的是欧V标准，中国大多数地区用的是国三标准，品质差很多。把这两个因素剔除，中国汽油的税前价格比同等品质的世界主要国家平均的汽油税前价格高出31%。当然这张图只是针对石油领域的，其它垄断领域也是类似的。
第六个问题是，知道了国企管理层的成绩单有那么大水分，且又靠挤占社会其它集团的利益而获得的，我们还能假装认为他们是市场竞争中拼搏出来的管理者，按这个成绩单奖励他们吗？我曾说过，傻子有了垄断权也能赚钱。在这场股东与管理者的博弈中，如果我们真按那个假成绩单给他们奖励，谁是真正的傻子呢？如果我们认为这种模式不仅很好，还要“做大做强”，谁更不可救药呢？
第七个问题是，如果国企管理层辩解说，因为他们是“共和国的长子”，“执政党的基础”，所以我们股东就应该把那个假成绩单吞下去，我们能接受吗？尽管我们知道“共和国长子”是一种政治撒娇的说法，但估且承认他是“长子”，他也没有理由获得父母的偏袒。在中国家庭文化中，“长子”从来就不是要分得更多财产的儿子，却应承担更多的义务。谁见过老大撒娇？“共和国长子”的错误，不仅是多吃多占兄弟们的利益，而且是让父母不能做好父母。真正的好父母，应该公平对待所有的儿子。偏袒一个儿子必然对其它儿子不公。国企的存在，就是让政府不公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谓“基础”之说也是如此。当说某些人是执政集团的“基础”时，就是在说其他人不是“基础”，那么“基础”不是更多了，而是更少了。说为了“巩固基础”而向“基础”倾斜，就必然要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也就是使他们不成为“基础”。当一群人说因为某种原因，国家要向他们倾斜时，他们就是在颠覆国家的基础。因为国家是大家的，国家之所以值得信赖和依靠，是因为它的公正性。以损害国家公正性而为自己牟利的集团，还能是国家的基础吗？
第八个问题，反过来，如果我们真的给了他们希望的偏袒和倾斜，他们会更忠诚于国家吗？一个国家，如果值得人们用鲜血和生命去捍卫，不是因为国家给了他们额外的利益，而是他们相信这个国家在道义上的力量。而用金钱是买不来政治忠诚的。我们给他们钱，他们不会感激涕零，只会偷着乐。而且金钱从哪来？无非是从别的社会成员那里掠来。后唐末帝李从珂许诺自己的嫡系凤翔兵，打下洛阳后每人赏钱一百贯，但事成之后，尽管搜刮民财也只能给凤翔兵每人二十贯。结果不仅民怨沸腾，也招致凤翔兵的不满，悔不该“除去菩萨，扶立生铁”。这也是没有多久，李从珂就垮台的原因之一。
今天的国企管理层利益集团也是如此。以周永康为首的“石油帮”从国企中贪腐了巨额财富。我们可以推想，周永康的近一千亿贪腐金额大多数来源于他曾任职的国企。这些钱显然是他在国企任职的私人“进贡”所致。而这来自国企的钱又显然是他们打着“长子”和“基础”的招牌，高喊着“做大做强”获得的。这些人是更忠于周永康呢，还是更忠诚于国家？周永康拿了这些钱，是更忠于国家了呢，还是更有害于国家？事实再一次证明，不公正的偏袒和倾斜，不会买来忠诚。
第九个问题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即“国家”是什么？国家是一个神圣的字眼。按蒋庆先生所说，国家是一个超越世代的文化生命体。她是一个有着共同传统、共同历史、共同文化人群的社会共同体。她有超越任何成员个人的生命和意志。为了使国家有效运行，为了提供国家所需的公共物品，国家的成员委托一部分人组成政府。但政府不是国家，而只是国家这个超级生命体的一个当下有限部分。这是因为，政府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而任何一个人都是凡人，他们是有限的，会犯错误的，甚至会利用担任公职的便利以权牟私。
所以，一个政府有可能做对国家有利的事情，也可能做有害于国家的事情。这又全赖这个政府是怎样组成的，按什么样的规则运行，是否能够受到委托他们的人的监督。而有否有效的监督，首先取决于明确区分“国家”、“政府”与“官员”。反对监督的人，则会竭力模糊这三者的区别。多年来，他们把“官员”等同于“政府”，把“政府”等同于“国家”。当有人批评政府时，他们说“不爱国”；甚至当有老百姓揭露官员侵权时，也竟有官员说他们“卖国”。
至于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他们离“国”字更远。他们只是国有资产的委托管理人。然而这些年，他们也是将自己与“国家”等同起来最为成功的人。只因“国有企业”含有“国”字，他们就把自己贪占国家与民众利益的所有行为都合法化为国家行为，而要让中国人民接受。有些人还真的以为是这样。有人说，“出门坐张家开的地铁，去李家的连锁加油站加赵家的汽油，晚上开灯用王家发的电”，将是什么滋味？这当然可以理解。然而更可悲的是，老百姓以为他们用着的“国家产”其实不是国家的产品。例如这些年我们都以为我们用的是国有企业生产的汽油，实际上这些所谓国企是被操控在周永康等“石油帮”手里，大量收益涌进周永康及其同党的腰包，而民众没有获得丝毫利益。殊不知他们按垄断高价购买的汽油不正是“周家油”吗？
如果有一群资产所有者委托一些人管理他们的资产，而这些管理者只因资产的名字叫所有者的名字，就说自己是所有者，摇身一变成为了资产的主人，而真正的主人竟浑然不知这个变换戏法的关键所在，还连叫“好好好”，这难道不是天下最大的骗局吗？这群所有者不是天下最蠢的所有者吗？若大一个中国，如果亿万所有者中没有人出来拆穿这个骗局，岂不是中华无人？
第十个问题，如果我们知道国有企业的问题所在，我们应该怎么做？当然要改革。怎样改？曰：国国，政政，官官，企企，管管。即国家要像国家，政府要像政府，官员要像官员，企业要像企业，管理者要像管理者。不像就是缺位，不像就是僭越。具体的改革方案，我们在《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和改革》，《中国行政性垄断的原因、行为与破除》和《原油与成品油市场放开的理论研究与改革方案》都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那么不改呢？后果不仅是让这个骗局继续下去，而且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发展。我在前年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垄断国企占有了全国资源的很大一个比例，却不能提供对应的产品与服务，国有企业和行政性垄断的问题就不再是原来认为的微观的企业层次的问题，或中观的产业层次的问题，而是对宏观经济有着显著影响的问题。”我们估计，如果国有工业企业2012年的净资产收益率真能达到6%（实际上只是-0.67%），GDP的增速就会少放慢2.9%。
今天的经济形势给了我们更为直观的结果。今年中国经济有明显减速。今年上半年，GDP增速等于低于7%的八个省市都是国有企业比重较大的地区，尤以东北三省和山西垫底。我们知道，东北三省国企在工业中的比重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山西省则是全国国有企业比重最高的地区之一。国企不仅以其低效率和不公正拖累经济增长，而且以其生存方式毒化我们的社会风气。这种生存方式使市场拼搏者输，恃宠而娇者赢，增长焉可持续？这说明改革国企的问题已经不是理论上的争论，而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
第十一个问题是，既然国企管理层及其变身的行政官员反对改革，这样的改革可能吗？答案是，当然可能。因为这样的改革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垄断国企管理层侵害了几乎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绝大多数人会支持打破垄断、取消优惠和国企退出的改革。顺应这样民意的政治集团才会获得更广泛的政治支持；领导这场改革的人才能巩固领导地位。
甚至国企管理层内部，支持改革的也大有人在。国企中本来藏龙卧虎，但长期的垄断和倾斜政策已使他们武功渐废；他们中间也有真正的企业家做出了自己的成绩，却被埋没在垄断恶名之下；如同社会痛恨国企享有的不公正分配一样，他们也憎恶国企内部的不公正分配规则。改革甚至对那些暂时占了便宜的人也有好处。从长期看，不义之财不是财富。它不仅是通向监狱之路，而且也让子孙不知什么叫“取之有道”。把国企管理层及其他员工从现有缺少竞争压力、从而缺乏创造性，且按权力分配的环境中解放出来，将那些潜在的贪腐分子从犯罪深渊边缘拯救出来，难道不是改革国企的又一个重要目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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