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算收入与漏算一个人
这个报告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有关家庭总收入和人均纯收入可以达到如此精确的程度：到人民币一元后面的两个小数点。例如：在杨改兰家被取消低保的2013年12月份，入户调查计算得出，其家庭总收入为36585.76元（76分钱的零头来自农资补贴）。此后的三年里：
2014年其家庭总收入为37741.87元，人均纯收入为4717.7元
2015年其家庭总收入为38164.5元，人均纯收入为4770.7元
2016年1-8月份家庭总收入20120元
看到这样的精致算计，有一种贫困者被脱光了在秤盘上裸估的感觉。中国无数的政府官员，没有任何人的家庭总收入和人均纯收入被统计到一毛、一分钱的程度，从来 没有。如果与被曝光贪官的贪腐千万的数字进行对比，这个家庭不吃不喝一千年，可以积累到接近四千万人民币；同样数字到两千五百年，才能达到上亿。我这样比 较的确脱离现实，但现实则是那些贪腐数千万、数亿、数十亿的大老虎，全是掌握过杨改兰命脉的同时代人！
康乐县政府通报中如此列出杨家收入 情况，想必是为了应对舆论质疑，否则不会把今年1-8月的家庭总收入算进去。这也是令人震撼的精算。这个家庭的两位幸存老人，在这场断子绝孙的惨案中惊魂 未定，就要一一说明今年的收入来源和数目，以证明他们的确属于脱贫户。其家庭基本情况，甚至包括鸡12只；我开始都没有看明白，列入鸡12只，是要说明这 些鸡属于被赡养者呢，还是说明鸡是收入来源之一？后来才了解到，鸡、羊、牛，都要算进农民的家庭收入。
但在计算杨改兰德家庭成员时，通报中出现了两个数字，这里产生了第一个问题。
有关2013年家庭总收入，两个数字前后不统一。
第一个数字在通报的第五部分第一点：“关于杨满堂家庭没有纳入低保的说明”。这里指出：2013年12月份“在入户调查中，其家庭总收入为36585.76元，”而在接下来的第二点：“关于杨满堂家没有纳入贫困户的情况”，2013年杨家的家庭总收入变成39915.76，比入户调查数字增加了3330元。这个增加的收入来自哪里呢？报告没有说明。如果说这里加上了该年度领取的低保金3240元的话，依然有90元来历不明，不知是如何加上去的。
而这年杨家的人均纯收入基于三万六千多计算是5226.5元，基于三万九千多计算却变成4989.5元，为什么不增反降了？用总收入“39915.76”这个数字（即增加了3330元）除以人均纯收入，得出的结论是：前面是按全家7人计算的平均收入，后面则是按全家8人计算的。
而在2013年度，杨家的实际人口已经是八人，并无增减变化。杨改兰的四个孩子，分别于2010年11月至2013年5月出生。所以可以说，一直到杨改兰父亲孩子满门殒命之后，他们在2013年12月份未纳入低保的人均纯收入，都是基于错误估算。
简单地说，算少了一个人。
而这个错误，杨改兰或许不曾发现，因为她没有读过书，不识字。从记者采访显示的情况来看，她的奶奶杨兰芳、父亲杨满堂，也不了解具体是怎么测评的。
二、人均纯收入与可支配收入
换个角度来看，即使以人均纯收入4989.6来计算（按全家八人算），杨改兰家的收入情况，已经超过了当年三类低保人员的数额——三类低保是每人每月90元，全年合计1080元。
更简单地说，杨改兰这家在当地来说，已经属于脱贫户（低于人均2300为贫困户），而且是加倍的脱贫（她家人均收入是脱贫翻番4600元，还高出389.5元）。取消低保，简直是太有理由了。
对低保系统不熟悉的人，需要注意的是，所谓低保，并不是指每个家庭成员都有份。2013年杨家被取消的低保，实际是只保证三位家庭成员。他们分别是：杨满堂、杨改兰和李克英夫妇，共三人。杨家奶奶杨兰芳和杨改兰的四个孩子，都未纳入低保。
我们再按政府给出的这个双倍脱贫户2013年家庭年度纯收入39915.76计算，每月的纯收入为3326.31元，平均每人415.79元。全家老少省着用，应该挺富裕了吧？
问题在于，在对农民的纯收入计算里，所谓种植业方面，通常是根据现金和实物两方面来计算的。如果卖掉了属于现金收入，没有卖掉留作自家食用者，则是根据实物估算得出。这里估算常常会出现问题，统计人员可能高估收入，而农户会认为这和实际收入不符。例如，根据杨改兰家情况通报，2013年入户调查的家庭总收入中，有五个分类：
总收入为36585.76元，其中
1 种植业收入8650元，
2 务工收入21000元，
3 能繁母猪收入5700元，
4 农资补贴976.76元，
5 其他收入259元，
（按七人计算，人均纯收入为5226.5元。）
以上除第一项外，后面都可以是现金收入，这里只观察种植业收入。根据相关报道，杨改兰家有十几亩地（一说为十七亩），种有冬麦、土豆、豌豆等。网上有篇文章《宁县农民一亩地可以得多少钱》（宁县在甘肃省东部），结论是一亩地倒贴250元。种地的成本包括：请人犁田、除草、收割的人工费；买谷种、化肥、农药的费用（其中还不包括农忙请人吃饭等费用）。
另据“农业助手”今年7月一篇网文《算算农民一年赚多少钱》，小麦、玉米、大豆、价格跳水，以玉米为例，去年价格1.4元，今年有些地方已经跌破0.7元。以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折中数据来计算，农民日常打理完全不雇人的情况下，一亩地种小麦加玉米，刚性投入是1880元，理论上可以得到净收入410元。而实际情况是大量地方农民的收入低于410元。这里还不包括灾害减产甚至颗粒无收的情况。
从上面两篇网文可以了解，农民的可支配收入与人均纯收入中的实物收入是两码事。但按照人均纯收入来计算，实物部分是会有很多伸缩度的。按人均纯收入，地里生产出来的所有东西都要算进去，连烧掉的麦秸秆也要算作收入。但是略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只要地里的东西卖不出去，就没有现钱；连买种子化肥的钱都要借贷。两篇网文得出的种地不赚钱，即使一亩地一年赚到四百块，也就是出门打工四天挣的钱。
所以说，2013年入户调查里，杨改兰家种植业收入8650元，这个数字可能是根据实物估算，与实际情况有差距。
人均纯收入不能准确反映农民收入情况，而在这份情况通报第三部分“三、杨满堂（系杨改兰父亲）家庭基本情况”里，此后的2014年、2015年连续两年，都采用了人均纯收入这个指数。问题在哪里呢？
按照国家统计局改革部署，2014年开始，全国启用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不再使用人均纯收入指标；以便反映城乡居民真实的生活状况，也为推进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而过去采用的指标则是城乡区别对待，对城镇居民用可支配收入指标，对农民用人均纯收入指标。
查阅了一些文字，对这两个指标的区别还是不容易几句话就说清楚。大体上是这样，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远没有标志出来的那么高。杨改兰家的年度人均纯收入，无论是四千九还是五千二，实际都没有那么高。因为农民的这个收入并非全部体现为现金，而是包括了她每日下锅的玉米土豆，还有相当一部分要留作追加的生产费用资金——收了玉米土豆，还得留下卖出多余玉米土豆的钱，去买下一季的种子化肥农药。而城市人的可支配收入无需投入到生产成本里，可以全部用于安排日常生活。并且，城市人的可支配收入中还不包括城市居民在医疗、住房等方面间接得到的福利性收入部分。
阅读杨改兰悲剧的大量网民都是城市人，只有那些真正来自贫困乡村的人，才会理解，这个八口之家，全年种植业收入8650元意味着什么。每个月平均720元，平均每人90元1毛钱，每人每天甚至不够三块钱，按365天计算，8口之家每天合集23元7毛钱。油盐酱醋、种子化肥孩子上学前班等还必须靠杨改兰丈夫打工奶奶养猪等收入。
三、杨改兰及其家人的生死命价
若说杨改兰这样的家庭情况已经远远脱出了贫困户水准，那么我们看情况通报给出的另几个数字则可以了解，杨家实际上没有半点应付危机的经济能力。
8月25日案发，8月27日杨家的四个孩子由公安部门进行尸检，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这次费用理应由公安部门承担（国家保障公安部门的办案费用）。26日晚上杨改兰先被送往县医院，当日按晚上送到兰州的兰大二院抢救。临夏康乐县距兰州大约两百公里，从26日晚12点到29日凌晨零点5分死亡，历时三天整。此后经历了尸检和火化，产生费用62698.28元，全部由镇政府支付。
这里产生了六万多费用，应该是除去尸检费用之外的交通、住宿（例如李克英和村干部在兰州的住宿）医院抢救和火化费用，医院抢救应该占支出的主要部分。通报里没有列出具体开支项目，我们大致估算下，双人间三天住宿，开三个房间，按250一天的标准，约2250元，算六人吃饭，每人每天100元，合计1800元，支出4050元（实际上可能低于这个数）。再加上往返交通费，大概五千。目前火化标准各地不一。网上有一份兰州殡仪馆的服务收费项目，火化遗体最高800元，农户减免百分之二十五。大体上，六千元一斤可以涵盖医疗抢救之外的费用。
由此计算，用于杨改兰抢救的费用大约在五万六千左右。
五万六千是什么概念？杨改兰全家从2013年到2016年的前八个月，没有任何一个年度其家庭总收入达到五万六千，杨家的家庭总收入被估价最高的年度，也没有达到四万（而且其中约五分之一是玉米土豆之类全家口粮而不是现金）。通俗地说，砸锅卖铁也住不起三天医院。
假如当日杨改兰不是自杀服毒而是被杀致重伤，或者被骗喝下农药，又或者，杨改兰家中任何一人突发恶疾，以他们除去土豆玉米实物之外不足三万元的现金收入，没有任何自救能力。这还是举全家之力的情况下，即停止支付全家人除去自产玉米土豆小麦之外的所有开支，才可能拿出这不足三万块钱来。而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停下，种地的开支依然不能减免。实际上在被送上救护车时，杨改兰的包里只有一千元，卡上有八百元。一千八百元，如果是自费入院急救，连半天都不够，医院第二天就会停药，甚至根本不会接受这样的病人。
杨改兰因2,4-滴丁醇中毒，她生命中的最后三天，未见记者采访到见证人。医护人员会对她表示最后的关爱吗？或者，他们得悉其杀子之罪而相对冷漠？查网页资料可见，用这种除草剂的服毒自尽的女性不乏其例，甚至年龄也都是二三十岁。常规救护包括洗胃导泻，必要时建立人工气道，呼吸机辅助呼吸，进行血液灌流，以清除毒素。我们也不知道，杨改兰经历了哪些抢救措施。无论如何，从意识清醒的她被抬上架子车到全身脏器衰竭，这三天她一定是饱受精神折磨和肉体痛苦。
情况通报里，镇上为李克英的安葬出资12615元。这个费用又是怎么产生的呢？李克英死后两天才被发现，不可能产生任何抢救开支，而李克英的棺材，据报道：棺材是他的弟弟李克清花三千块买的，阿姑山村干部说给他一千五，他一直没收到。四个孩子下葬时，放在他哥哥李克英的嫁妆柜里，也没有棺材。根据当地风俗，未成年孩子不隆重下葬。那么我就再问一遍：这个12615的安葬资费，怎么计算出来的？连他的棺材费村干部只许诺了一半，还有九千多元，开支依据何在？到了谁的手里？
还有，如果李克英是正常死亡，一万两千多的安葬费是当地丧葬的正常开支；那么可以说，杨家也没有人死得起。因为它已经接近了全家全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不是天价之死吗？李克英本年度8个月的打工收入，在情况通报里是6200元，死后的安葬费是其两倍。活着命如蝼蚁，死后一掷千金；这等生死命价，匪夷所思，没有逻辑。
四、无户籍者杨兰芳
今天，9月16日，康乐县发出最新通报，包括副县长在内的六位县、镇、村级干部受到党内处分。而在教训和反思方面，排在首位的是对杨家家庭内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不主动不及时”，这就反映出地方政府领导已将这起凶杀案原因首先归之于家庭的认识。
阅读近期各媒体报道，杨家长辈杨兰芳的“恶婆婆”形象，已经呼之欲出。例如有报道说，她曾经用鞋垫打肿李克英的眼睛。她不喜欢这个入赘孙女婿，打过他十几次。还有网页在转发媒体报道文章时干脆改标题为“73岁的杨兰芳害死一家人”。
如果这些报道属实，可以说，杨兰芳的确挟旧式家庭大家长的权利，对晚辈有家庭暴力行为。但与此同时还可以看到，杨兰芳这个女性家长的权利，并非可以任意挥洒，也同样遭到了家族男性同辈的反制。他堂弟杨万荣对媒体记者讲述到打脸一事：“我正好去她家里碰到了，我说你（杨兰芳）不能这样扇一个男人的脸，何况人家是上门的女婿。”杨万荣称，他由于气愤当场对堂姐杨兰芳扇了几个耳光。这里借助了男性尊严的名义，说明杨兰芳的家长权利时受到性别限制的。
仅就杨兰芳对孙女婿李克英的强势态度，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我认为，这里的用强，恰恰有实际的弱势而产生的不安和不甘愿。表面上，可以推论说，李克英入赘杨家，在象征意义上动摇了老少三代的家庭秩序。此前，杨兰芳在权利上位于儿子、孙女之上。按照中国的孝文化，晚辈对家长必须孝顺服从。而李克英加入之后，成为杨改兰这个核心家庭的男性家长，这个小家不久就从奶奶的控制下分离出来，一锅两制，自灶自食。儿子／父亲杨满堂居中调停，可以在两边吃饭。
在这种情况下，孙女的家庭在壮大，奶奶的中心位置被边缘化；她成为被剥离出来的个体，被还原为一个单身母亲。联系我们可以实际观察到的生活经验，在大量农村家庭里，身为长辈的老年妇女实际上只能扮演一种角色，那就是为儿子／晚辈家庭成员鞠躬尽瘁，无偿劳作。这种无条件的付出并不求回报，可以让她们中的一些人在大家庭里享有亲情和得到尊重。但老人被无视、嫌弃甚至抛弃的情况依然不能杜绝。一个必须面对的事实是，老年妇女失去了可资交换的生产／生育资本；她进不了劳动力市场，同时也渐失去田间劳作能力。她由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传宗接代者／养育者蜕变为多余的人：没有稳定收入，又没有社会保障，最后甚至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照顾者将要和正在变成需要照顾的对象，她事实上变成家庭中的弱势。晚辈对她的服从只是靠着传统的孝文化勉强维系着。从杨兰芳在家中的生活状况，已经显示出这种趋势。
可以说，杨兰芳对待女婿的咄咄逼人，跟她正在失去对家庭的控制力有关系。这种外强中干的状态，又特别投射了农村老年妇女缺乏安全感的心理。亲情和家庭成员的孝顺，可以略微缓解她的心理危机，但不能根本改变其实际生活的困境。若说杨兰芳生活上需要依靠子女，还不如说她与那头能繁母猪相依为命来得实际。卖8个猪仔，收入六千元，这使杨兰芳可以暂时保持经济独立，不依靠子女。
杨兰芳在家庭中的实际弱势，尤其显著却被忽视的是，她从未给家庭带来低保收入。杨家纳入到农村三类低保时，在2010年和2011年两年间，全家6人里有5人得到低保，惟杨兰芳被排除在外。此后杨家老人去世，杨改兰妹妹出嫁，低保3人，杨兰芳也不在其内。原因是“杨兰芳户籍不在康乐县”。
问题就在这里了，综合各家媒体报道，杨兰芳并未外嫁，无其他婚史。杨兰芳的母亲都拿到了低保，杨兰芳也是丈夫入赘婚姻，未曾离开过阿姑山村，她的户籍为什么会不在康乐县？何时、因何原因迁到外地？如从未迁出，为什么会康乐县无户籍？如果是因为人口登记等环节遗漏，为什么没有补入？杨改兰的四个孩子都因民警协调而得到户籍，为什么杨兰芳这位在本地结婚的老人竟然在康乐县无户籍，未迁回或者未补录？就因为她已经步入老年，关系到她能否享有低保的户籍竟然从未提到议事日程吗？
根据杨兰芳的年龄来推测她的生活史，杨兰芳自述今年73岁，那应该是出生于1943年或稍后。大约在19岁结婚，20岁生下杨满堂（今年53岁，应是出生于1963年）。杨满堂出生那年，中国农村刚刚度过惨绝人寰的三年大饥荒，在那几年，甘肃临夏很多育龄妇女都绝经不育。王天定先生引述过原甘肃省妇联主席李磊在回忆录《悠悠岁月》中写道当时临夏的悲惨景象：
（临夏）全市1959年、1960年两年来共死亡41381人，占总人口8.7%。……有的生产队和小队人口死亡达到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以上。红台小沟门生产队共有人口1267人，死去414人，占人口32%。癿藏锦光九小队106人，死67人，占63%。有的灭门绝户死亡一空。……红台公社阳洼李家贫农马有卜全家10口人，全死在坑上，尸体腐烂了无人埋。有的妇女死亡，小孩还爬在母亲尸体上吃奶。……
骇人听闻的是，不少地方发生了人吃人的悲惨事件。全市10个公社，41个生产大队，588人吃掉了337具尸体，其中仅红台公社就有170人，吃掉尸体125具，活人5名。小沟门生产队8个作业队，有6个队发生人吃人，23户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儿女、姐妹互相残食。有吃刚死的人，有吃埋了7天的人，甚至埋了一个月的也吃了。锦光生产队，马希顺因吃了病人尸体，全家11口人全部死掉。
杨兰芳，正是那场大饥荒的亲历人和幸存者。有媒体报道说：现在的房子，还是52年前，杨兰芳的父亲盖的，为了给她招上门女婿。也就是大饥荒灾难过去，农民生活略有缓解时，从杨兰芳的儿子杨满堂的年龄来计算，杨家的这座土坯房，至少要比他年长一岁。
半个多世纪过去，这座土坯房里的长大的孙女儿，以不同形式上演了人吃人的惨剧；却不是在饥荒年代而是歌舞盛世。假如这件事首先要怪罪到“恶婆婆”，那么，婆婆又是如何落入到连户籍也没有的处境的？没有户籍，全家老少中惟一得不到低保的家庭成员，除了个性的强势，她还能靠什么立足？是的，她还有能繁母猪一头，但是母猪能繁就能弥补户籍缺失导致的一系列权利缺失吗？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性和对尊严的心理需求，又岂能靠母猪的繁殖能力去维护的？如果她没有得到过社会尊重与爱护，你怎么要求她爱护儿女？
结语
这篇文章已经写得太长了，它源于杨改兰惨剧给我带来的心理冲击。我最初拟定的题目是《凝望杨改兰》，我觉得，杨改兰像一道深渊，你不得不去凝望，却又怯于凝望。不得不，是因为杨改兰的行为突破了人伦底线，它太诡异，令人无法理解；而这个社会陷入贫穷和各种危机的人群又是如此巨大，杨改兰突如其来的杀人和自毁，你想象不到何时就会在自己身边发生。恐怖分子可以在纽约或巴黎展开仇杀，杨改兰会将刀斧一一砸向亲生儿女。这些孩子，就像巴黎音乐厅被绑架的人质一样，无法反抗，生生被击毙。
我想要“凝望”，是想透视到杨改兰的犯罪动机。如此，我们的恐惧感才可能得到开释，才能对症下药，有所应对。
恐怖主义尚有动机，袭击者高喊为了叙利亚和伊拉克。杨改兰轼子找不到动机，她没有对舆论中“恶婆婆”或者任何人发出指控。她还对奶奶说了歉意的话——今后不能照顾阿大和阿奶了。她并且叮嘱亲人，以后有好吃的端给阿奶。她含糊地说到自己遭到逼迫，全村的人告了她。但警方证明，村民并未有举报或揭发她的事实。
杨改兰实施的凶杀既突如其来，又蓄谋已久。她准备了斧头和农药，手起斧落，将所有孩子置于死地。杨改兰在那一刻，一改平时的温良恭俭让。她残暴且冷静，不惊慌，不挣扎，不求救，不解释。
若说杨改兰可能真的有精神病，各种恐怖幻象早已在她心灵作祟；或者在梦中受到邪灵感召，必须在某日处决孩子踏上征途；那依然不能说明，为什么她丈夫几天后也随她而去？也并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夫妻双方都受到某种宗教异端的蛊惑。
杨改兰德杀子动机，成为无解之谜；而她留下的那句话“你不理解”，也是我所说的深渊本身。我感到无力和焦虑，因为我们都像杨改兰的奶奶一样，是杨改兰心目中无可言喻，无能理解的人；我们就是她的深渊。我们和杨改兰，正如杨改兰和她的孩子、奶奶，分别站在各自的深渊边上，说不清楚谁会失足跌入万劫不复之地。
既然找不到可能驱使杨改兰性别裂变，成为杀人恶魔的心理因素，我们只能面对她所处的艰难、无望的乡村现实。前面我用了书生气的核算去穿越政府案件通报中的数字，而揭开这些数字的面纱，我们看见杨改兰，背负了沉重的枷锁，哪一重枷锁都代表了平凡的现实。
和如今所有留守乡村的女性一样，与丈夫长期分居，独立抚养儿女。如果在1995年都交不起学费，我们不难推测，她也许从未在经期用过卫生巾。如果没文化，缺乏生育知识，她也可能不知道如何有效避孕。她有从3岁到6岁的四个孩子，意味着她从20岁开始，连续8年时间都在怀孕、生育和哺乳和喂养婴幼儿。与此同时，她是家中十几亩地的主要劳动力。白天除下地干活，一日两餐或三顿洗菜做饭还是要由她来打理。粗略估算一下这额外的工作量吧，就算四个孩子每餐八碗，一日两顿也是十六碗，加上她和父亲各自两碗，一天要打理六个人二十碗饭。夜晚，土坑上横陈四个娃儿，黑洞洞的十米小屋子，没有分担交流夫妻敦伦，更没有娱乐休假。如今城里女性当妈妈照顾一个婴幼儿，还请有月嫂或护工帮忙。而杨改兰的照顾责任，一眼望不到尽头。她才不过28岁。
直到今天，我才看到网上披露的杨改兰证件照：模样壮硕，眼神坚定，双颊留有两块红印，似是黄土高原上阳光的印记。由此联想到媒体报道里的几个细节，杨改兰在带领四个孩子走向死路之前，特意脱下旧有的黄色线衣，换上红色运动衣。这是乡民和家人从未见她穿过的衣服。她种过十几亩地的双臂举起斧头，内心中被束缚的生命能量喷薄而出。穿红衣的杨改兰以她新的外表一举颠覆命运，彻底粉碎了做母亲、妻子、女儿、孙女和农夫的角色重负。她的头发，如她妹妹所述，在家染成太阳红，一种强烈的、改变了原有形态的颜色。
我觉得，杨改兰已经是一个符号，是贫穷的牺牲和无以名之的灭门者。她以杀子行为完成了对这个权贵盛世的复仇。在我们普通人，什么G20、奥运之类的不过是过眼烟云，而杨改兰杀子灭门却是我们的无法承受之痛，直到我们有办法造成改变。那改变之途不应该是盛世蝼蚁一文中所说的，固化目前的社会分层，仅仅是再拿出一点浮财为贫民兜底。而只能是根本的制度性的改变，是人们实质性地拥有政治权利。没有政治权利，人们无法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从而确保权力不被滥用，并以扩大自己的自由来实现发展的可能。详细的理论阐述，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著作。
八月中秋，杨改兰一家六口能在阴间团聚并解开凶杀之谜吗？阳世里，孩子们躺在杨家后山的小树林，孩子们的父亲下葬时，杨家奶奶持刀守门，阻止棺材进入杨家门，只能与孩子永远隔离。杨改兰，据说火化后骨灰被抛到了河里。不知她是否回到了故乡，那个被叫做“康乐”这美好名字的县城里。如果她是在兰州火化，骨灰抛到了黄河里吗？这条被称作母亲河的黄河，如果承载了杨改兰德凶灵，必定是一个民族的不祥之兆。我不是迷信，我说真的，在无法摆脱的物质贫困和持续的权利缺失中，杨改兰们，注定会如古希腊复仇女神一样，无休无止地追拿那些剥夺了她的行凶者。而我们，如果不去为无数活着的杨改兰们争取权益和人性的对待，又怎能救出无辜的孩子并证明自己不是帮凶？
2016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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