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客观上要求派系政治制度化，以容纳执政集团内部的施政分歧。实际上，从执政开始不久，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主要是上层），在经济社会政策上就开始出现系统性分歧。这种分歧在很大程度上以红区和白区为主要阵营。其实，这种分歧是很正常的，对于这种分歧不要用简单的对错来理解，只是当时没有相关的制度安排来容纳这种分歧。高岗事件便是这种分歧的高潮，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处理高岗事件时所使用的语言，如“在党内拉帮结派”、“另立山头”、“分裂党”、“夺权”等。说明这些因素都是党内不能容忍的。而高岗事件的解决方式，也为以后类似问题的解决开了先例。
2、理念分歧与权力斗争是难解难分的。所谓理念分歧是高尚的，权力斗争是卑鄙的看法，是错误的。两者合在一起才是派系政治的全部。高岗事件的意义是表明，由于无法将派系政治制度化，只能通过残酷的党内斗争的方式来解决。想象：如果当时坐在一起想出路，大家做一个安排，正式形成以毛为首的社会主义派和以刘为首的新民主主义派，形成派别政治的规则以及制度化的竞争方式，中国的历史可能会根本重写（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3、派系政治无法制度化的根源，是列宁主义式的政党政党模式。现代正当是以利益分化的理念为基础的，每个政党都是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的。而列宁主义政党意识形态乌托邦为理念的，就是说，党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人类发展的方向，是真理的化身。利益可以是多元的，而真理是唯一的。因此，从这种党的理念中，生发不出可以令党内派系政治合法化的基础。不同的理念和主张，统统被归之为正确与错误的分野。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4、由此注定，党内分歧只能用路线斗争来体现，苏共如此，中共如此，诸共都如此。不是一山难容二虎，而是一理不容二主。于是有了中共历史上10次路线斗争。由于将不同的主张等同于真理与谬误之别，同时派系无法公开化，无法也就注定了路线斗争的模式。注意，这里需要路线斗争模式这个词。非公开、无程序、残酷、零和博弈等。
5、无法制度化的派系政治，一般会有常态和非常态两种存在状态。常态化是指，在一场生死博弈之后，一方生出，形成一个大家服从的权威，此时分歧处于潜伏状态，权威用常规的方式平衡或摆平不同派系。非常规状态是指，矛盾爆发，最后用残酷的方式分出胜负。从历史上来看，这个权威的存在是重要的。如果不存在这个权威，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通过往往是系列的激烈博弈产生权威，要么寻找制度化的安排。前者如延安整风之前到延安整风。后者还没有先例，因为要求的条件太高。
6、文革是非制度化派系政治的极端表现，是其非常规状态。这时的矛盾爆发，最后只能用残酷的方式分出胜负。在有关文革的讨论中，人们经常争论一个问题，毛刘究竟是理念分歧还是权力斗争。其实，派系政治是更好解释，在派系政治中，两个因素是密不可分的。假如像前面设想的，在49年后马上对派系政治做出合理安排，形成制度化的竞争机制，断不会走到文革这一步。反过来说，由于没有这种安排，走到这一步也是必然的。可悲的是，人们对文革的反思仍然停留在某种主张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或者把毛理解为恶魔。非制度化的派系政治，冲破顶层边界，与民众结合，就是当时那个混乱的样子。
7、非制度化派系政治中的规则与潜规则。非制度化的派系政治，并非是完全没有规则的。对于一个具有90多年历史的老牌政党来说，频繁的路线斗争中，形成了一系列的规则与潜规则。有的是形成文字的，有的是没有形成文字的，一般都称之为党的纪律。这些规则与潜规则包括（1）非公开化。不仅仅是过程要严格限制在相应的圈子中，并形成了整套的保密纪律，而且更重要的是严格禁止向圈子之外寻求支持。因此，外部的支持一般会恶化其在内部的处境。内外勾结、里应外合、家丑外扬等都是最被忌讳的。（2）检查、批判与羞辱仪式。一般地说，失败者要做出检查，然后接受胜利者或其他人的批判。其作用，一是对失败的认可，二是统一其他人的态度，三是对失败者进行羞辱。如果不接受这个仪式，将会受到更严厉的处罚。（3）解决胜负以及对政治对手的处理，一般是使用内部纪律而不是国法。包括对刘少奇。据说抓捕“四人帮”前，征求陈云意见, 陈云说，这次可以这么做，是特殊情况，但下不为例。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对主犯江青量刑。许多人主张判处死刑，陈云却力主“不能杀”，认为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提出党内斗争也可以杀，陈云依然坚持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 陈云甚至最后说，你们坚决要杀，请在会议记录里写上“陈云同志不同意”。但要看到，在毛时代，是将政治斗争路线化，尽量淡化政治色彩，其目的是避免发生全局性的震动。而近些年来，随着整个社会生活的非政治化，只能逐步诉诸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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