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北大被人记忆得起的、为人所知晓的，除了官方、校方津津乐道的五四运动，便是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了。鲜为人知的，便是腰斩了精神后的中关村文理运用学院。没有了魂的北大，并不比蓝翔有更值得夸矜之处。精英意识的自我感觉良好，掩饰不去江河日下的没落。。。
这几年北大唯一能拿的出手的段子应该是这个吧：
一位重庆大学学士，浙江大学硕士，今年北京大学博士毕业生拿着简历去招聘。
HR看了看说到：“哥们，你造假，要有点水平啊，能不能多刻个章，三张毕业证校长名字一样，说的过去吗？”
朱善璐五年的党委书记生涯中，送走了周其凤，王恩哥，林建华三位校长，于昨天12月13日，免去了北大党委书记一职。
“心中一团火，脑中一团麻，办事一团糟”我想这是大部分师生对于朱善璐的共识。
下文摘自谢宁的回忆录《我在北京大学的三十年》。
谢宁，中文系1981级校友，毕业后留校，在校党委办公室工作，曾任党委书记王学珍的秘书。
朱善璐是哲学系1979级的学生，大约在1982到1983年之间，他是北大的校学生会主席。学生会主席当时在我眼里就是很大的官了，我这样的小干事一般是见不到的。我记得有一次开会时朱善璐走了进来，他戴着一顶军帽，年纪看起来比我们大许多，但不记得他讲没讲话。后来我知道他是1953年生人，当时已经快30岁了。朱善璐1983年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实际上,朱留校后的第一个职务是北大学生会专职秘书长。)任校团委副书记。
1985年秋天新生报到入校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在学生宿舍区遇到朱善璐，他当时已升任为校团委书记。朱善璐知道我是刚到党委办公室工作的，跟我说他要去新生宿舍看一看，让我和他一起去。我们去了中文系的女生宿舍，当年中文系破格招收了几个少女作家，我们见到了其中的一两位，只是她们虽然当时很引人关注，但后来都无声无息、泯然众人了。不过我对朱善璐喜欢到处跑、闲不住特点留下了最初的印象。
我早些时候对朱善璐了解不多，只知道他工作上非常投入，经常没日没夜地干，不过也能感觉出他迫切希望上升的心态。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最初的几届北大学生可谓是天之骄子，当时北大每年招2000左右本科生，研究生极少，四个年级的在校生共8000多人，号称“八千精英”，学生会的主要干部更被视为政治明星。到了我入校的1981年，大学生没那么稀缺了，北大学生的“精英”程度也有所降低。不过我们在入学典礼上听学工部长刘崑讲话，还是说北大学生将来是要担负党和国家重要职责的，顿时让我们十分激动，全场响起了非常热烈的掌声。
作为1979级学生，朱善璐担任了学生会主席，不过未来的政治领袖毕竟不可能太多，到了朱善璐毕业的时候，就没有再得到特别的安排。只是前面有等迅速升迁的参照，朱善璐难免也对自己抱有很大的预期。本来朱善璐生病后应该好好休息，但他却急于锻炼身体，要尽快恢复工作，实际上是非常迫切地想回到权力的竞技场上。他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可惜从效果上看是欲速不达、事与愿违。
朱善璐病休期间我见他的次数不多，只记得我去他家里送过材料，他当时住在未名湖北边全斋的平房里。朱善璐笑着和我说他是“家徒四壁”，我一看确实如此，不大的房间显得空空荡荡，不多的几件家具更是十分简陋。朱善璐虽然养病，还是很关心时局，我记得也和他说了现在情况不明朗，请他安心养病的话。当时北大教职工普遍待遇低下，朱善璐又上有老、下有小，加之需要养病，家庭经济状况自然更紧张。后来朱善璐身体恢复后当了组织部长，家里没有电话不行，但当时安装一部电话需要五六千块，朱善璐实在掏不起这笔钱，最后听说是由单位出钱给他装了电话。
朱善璐毕竟是学生会主席出身，虽然没有像别人那样平步青云，但从政的起点还算比较高，又当过团委书记、学工部长，所以他恢复工作后就被任命为组织部长，不到一年就升任为校党委副书记。朱善璐当了副书记之后，我作为党委秘书对他才有了比较多的接触和了解。
朱善璐任副书记后主管学生和组织工作，这两项工作事情都比较多，以往是由两位副书记分别主管的，朱善璐却是一身二任。学生工作关系到“稳定压倒一切”的既定方针，朱善璐上任时学潮的余波犹在，凡是涉及到学生的事情上面都高度重视，朱善璐自然要竭力表现;组织工作则要面对全校上百个院系、部门，班子换届、干部调整几乎随时进行，更是一项头绪繁多的工作。朱善璐如果有比较强的能力，能够处理好主次关系、轻重缓急，而且善于用人，一身兼二任也未尝不可。但是这位老兄对待工作却是从来不讲章法，眉毛胡子一把抓，往往越抓越忙、越抓越乱。
我在朱善璐身边时发现他的一大特点是几乎没有时间观念，他每天都从早到晚把日程排得满满的，或是开会，或是找人谈话，或是外出，但一般都是前面的事情还没完，后面的时间就到了，于是不断往后拖延。那时候校领导们没有专车，朱善璐外出时让我向车队要车，例如他要求司机下午5点来接他，但是到了6点，他前面的日程还在进行中。如果偶然几次这样倒也罢了，但朱善璐却从无例外，推迟一小时出发对他来说算是基本正常，往往还要继续拖延。等候的时间长了，司机们也会烦躁，我经常要向上来询问的司机解释，他们也只好叹息着下去接着等。有人约好了或临时来找朱善璐，但他又往往不在，等不及了只好托我传话。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明明随时看到他进进出出，但就是找不到一刻可以插话的时机，或者和人谈话，或者打电话，好容易看他谈完了、打完了，我正想上去说话，他又急着赶往下一场活动了。就这么过了三五天或者更长时间，我硬是和他说不上话，如果事情没那么要紧，也就只好拖过去了。
时间一长，我发现朱善璐的工作方式有有意为之的一面。虽然他负责的头绪比较多，但也到不了需要没日没夜的程度，他这样做更多是在显示一种姿态，显得他比谁都忙，比谁都投入，以此获得领导上的好感和赞赏。当然思维上的混乱、能力上的不足也是造成朱善璐忙乱不堪的重要原因。
朱善璐的另一大特点是非常热衷于拉关系，尤其是喜欢和领导人拉关系。有时候他的办公室堆得东西太多，我作为秘书只好帮他清理一下，时常会在他的办公桌上看到一些领导人的名片，其中我看到过某些省委书记、省长的名片。朱善璐去外地时往往主动去找当地省级领导，他毕竟是北大的副书记，这些领导一般也会给面子。1995年暑期朱善璐带学工口干部去辽宁葫芦岛市考察，我也跟着去了，参加考察的人分乘一辆大巴和一辆中巴从学校出发。我们一到葫芦岛市界，就有地方上的官员来接，还享受了警车开道的待遇。那次出行我沿途在一些市县交界处，经常看到有小车停在界碑前，有时还有警车，小车上的人分别下车握手，或是欢迎，或是告别。我才知道官场上的很多迎送，已经不在政府所在地了，而是延伸到了其管辖的边界上。我们在葫芦岛市也得到了当地高规格的接待，每到一处食宿条件都很好，朱善璐善于拉关系的特点确实发挥了作用。回京时路过某驻军部队所在地，大概也是朱善璐事先联系好了，我们在部队营房住了一夜。为了给我们腾出住宿的地方，士兵们出去拉练了，第二天上午还安排我们打了靶。总之我们在朱善璐的带领下，兴致勃勃地完成了这次考察，至于都考察了什么内容我倒是没有任何印象了。
大约在1995年下半年朱善璐到中央党校学习了几个月，他所在的班上都是和他职位差不多的各地官员。学习期间朱善璐回来说要带班上的同学到北大参观，让我联系安排了参观路线。参观当天他向任彦申汇报了，说带党校的同学来北大看看，这些人以后可能对北大有帮助。任彦申说了一句那有什么用就忙自己的事去了。那天朱善璐不知又有什么事，让我先带他们到各处参观，晚上在勺园餐厅用餐时他再过来。晚饭开始时朱善璐还没有到，但他让学工口安排了一些女生晚饭后陪着唱歌。结果我们在包间吃饭时就到了一拨女生，我只好出来让餐厅拿一些饮料让她们在外面等，不想等我们吃完饭后又来了一拨女生。大概是学工口之间没有协调好，分别安排了两批女生前来助兴，最后只好让两拨女生都进来了。
那天朱善璐席间反复强调了一个意思，说你们都是很有实力的，北大没什么资源，不过各位如果需要拿个什么学位，我们可以提供帮助。那时候许多官员已经热衷于读学位了，我多次听到朱善璐接待各类官员时，都要向他们表示说北大可以帮助拿学位。其间他本人也读了政治学系的博士研究生，他没有硕士学历，是直接读博的。朱善璐回北大任党委书记后，我在一次会上听他说他的博士学位没时间读，后来看到社会上对官员读学位有很多批评，他觉得自己再读下去不合适，就主动放弃了。
1996年暑假前后朱善璐调任为海淀区委副书记，他临走前北大学生中有一点动态，具体是什么事我记不清了，无非是涉及到了稳定。当时兼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尉健行发话说让朱善璐先不要上任，处理好北大的事情再走。有了高层领导的指示，朱善璐立刻兴奋起来，加班加点，大会小会上进行布置。但是他又没有什么新鲜内容，无非就是反复强调北大要稳定之类的话，有的会上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
朱善璐对于上面的任何指令都是极其重视的，“唯上”是他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北京市委教育工委是一个主管思想政治工作的部门，以前叫市委教育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取消市委工业部、农业部等部门时曾考虑过要一并取消。有人认为大学的思想政治工作很重要，关系到“稳定压倒一切”，于是改名为市委高校工委得以保留，后来又更名为教育工委。我和这个部门断断续续打过近30年交道，虽然他们的名称、人员已经多次更替了，但其工作思路和方法却从来没有改变过，只要有一点小事被他们知道了，一定要寻根问底，上纲上线，把芝麻看成西瓜，把蚂蚁当作大象。然后不断发出指令要求北大做工作，这些指令往往十分刁钻，要么无法执行，要么让人难以接受。假如一件事情可以有多种方式进行处理，他们一定会选择其中最简单、最生硬、最愚蠢、最能激化矛盾的方式，至于“做工作”的实际效果则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我就亲历过有人不过是略有一点想法和动向，被他们要求不断“做工作”，做着做着就做到彻底的对立面去了。其实不光是教育工委，许多党政部门在处理思想动态、安全稳定问题上几乎都是这种思路，结果都是不断激化矛盾、制造对立面。
有一次教育工委还不知道北大的某件事(具体事情我想不起来了)，但是朱善璐却要主动汇报。我平时写这类材料早就写烦了，向朱善璐抱怨说这点小事还用得着汇报吗?朱善璐则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件事)汇报了，出了问题就没有我们的责任，要是不汇报，出了问题就是我们的责任了。后来朱善璐当了教育工委的书记，我认为倒是一种比较合适的安排，他们之间可谓相得益彰，朱善璐肯定会对教育工委的风格完全接受并发扬光大的。
此后不久看到朱善璐调任为南京市委书记。我觉得像他这样既没有能力又很喜欢揽事的官员，在教育工委这类政工部门干能量还有限，到了南京这样经济发达，又有近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朱善璐折腾起来的代价可就大了。他在南京的情况我不了解，不过2011年我见到任彦申时听他说过：朱善璐喜欢往下面跑，看到老百姓生活有困难倒是很热心，提什么要求他都满口答应，但是回去后他就把说过的话忘掉了。市委书记说话不算数，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极端的例子是他答应为某人解决住房，但是按政策又无法落实，市里只好买了一套房子替他圆场。另外2013年落马的季建业，就是在朱善璐任市委书记时当上南京市代市长、市长的。以朱善璐的观察判断能力，对季建业违法乱纪、包养情妇之类的事情或许难以明察，但是他总不会不知道季建业在南京砍梧桐树，大拆大建，大搞政绩工程的行为吧。不过朱善璐也一直是喜欢做表面文章的，在热衷于政绩工程方面他不会和季建业有多大区别。
北大党委书记在闵维方任职后期就一直传说要换人，但是等到很多人都不耐烦了，新的书记人选还是没有浮出水面，据说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接替者。当然在现有的干部体制下，北大的书记、校长只可能在极有限的范围内进行选择，想选出众望所归的人选并不比中彩票的概率更高。虽然我早就对任何一位新任书记、校长不抱期望了，但是当我听说朱善璐要回北大任党委书记时，还是感到了深深的失望。我对朱善璐有一定了解，知道他思维层次非常肤浅，做事情没有任何章法，由他当北大的一把手，只会让北大乱上加乱。我当时就说恐怕过不了多久，北大的人就会念闵维方的好，起码闵不至于整天折腾。我还和同事们说最好不要让朱善璐关注我们，任何事情汇报到他那里，没有他不重视的，但也没有他真重视的，如果他经常过问我们的工作，就会让我们非常忙乱，而这种繁忙通常都是毫无意义的。很快我的这些看法就变成了现实，只是其严重程度远远超出我的预计。
朱善璐当副书记时毕竟资历还浅，北大的官场风气也远没有现在浓厚，再说他不是北大的最高领导，虽然能力差一些，讲话啰嗦一些，毕竟还能有些分寸。到了朱善璐当过海淀区委书记、北京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南京市委书记再回到北大的时候，他已在地方官场上历练多年，虽然还是没学到什么领导艺术，但毕竟体会了一把手的权力滋味；同时北大的风气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了完全唯领导意图是从的官僚化体制，学校的整体氛围已经能够充分满足他的欲望，他可以不受任何制约地天马行空、为所欲为了。
同以前一样，朱善璐在工作安排上还是没有任何章法，而且更加任性，预定的日程说变就变、随时在变，不到最后时刻都无法预计。以前朱善璐当副书记时让我通知开会，如果交代的比较早，我多半拖几天再通知，他经常会改变原来的计划。但是现在的朱善璐早已今非昔比，不是光推迟开几次会的那点能量了。
2012年春天朱善璐计划去香港，日程、机票都定好了，统战部长也要随他出行。本来他们预定在某个周三出发，到了这周周一上班时，我听部长说他们不去了。朱善璐这次去要会见曾荫权、李兆基等政商界要人。李兆基此前为北大捐款2亿元建起了人文学苑，曾荫权本来没必要见他，但朱善璐提出他一定要见到特首。于是北大外事部门动用了大量关系，终于安排了他和曾荫权会面，但谁也没想到朱善璐突然决定不去了。据说外事部门的人一闻此讯，连“跳楼的心都有”。北大对外交往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失礼的情况，外事部门只好给港方人士一个个发函致歉，并多方设法补救。朱善璐取消香港之行并非遇到什么天大的事，我注意了一下此后几天他的活动安排，他是去北大深圳研究生院参加了一次普通的活动，其间见到了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只是一次礼节性会面。
朱善璐虽然善变，但有一点他是从来不变的，那就是以结识、会见各种高官、政界名流为最大满足。大概朱善璐认为汪洋比曾荫权官大，所以他为了见汪洋而可以不见曾荫权、李兆基，这样在别人看来极为反常的事情对朱善璐来说其实是完全正常的。听说他还让外事部门给他安排会见克林顿、潘基文，外事部门也颇感为难，姑且不论他见克林顿、潘基文有什么实际意义，光是和克林顿的见面费就需要一笔不少于10万美元的资金，这笔钱从哪里出?所幸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他见了克林顿。朱善璐实际上是以北大的地位、资源满足他追逐高官、名流的个人愿望，他唯一考虑只是他们的地位和名气，为此他可以改变所有的既定安排。
我所在的统战部不过是北大很小的一个部门，朱善璐过问的时候并不多，都要被他折腾的手忙脚乱。全校有上百个院系、部门，他又喜欢到处插手，不知有多少次活动因为他而被搞得人仰马翻。当然最辛苦的还是他身边的秘书和两办的工作人员，朱善璐的活动安排经常一改再改，他除了睡觉之外从不休息，但也从不考虑别人的休息时间，这些人只得没日没夜地伺候他。有的工作人员住的远，不得不在学校附近租房子住;更有的年轻人该恋爱的不敢谈恋爱，该结婚的不敢结婚，该要孩子的不敢要孩子;他的专任秘书更是累病了好几次，不得不再找一位更年轻的同时做他的秘书。其他校领导、有的部门负责人据说夜里十二点前都不敢上床睡觉，听说杨河十二点以后就接过他好几次电话，但没有一次是急迫到非要半夜三更不让人安宁的。以朱善璐的工作风格，北大许多部门都需要增加编制，增加大量的工作量和资金投入，因为他而产生的各种效应肯定会对GDP的增加有所贡献。
朱善璐身边的人虽然为他拼死拼活地干，但如果认为这些人能得到安排提拔大概又是一种错觉。前些年朱善璐还在南京的时候，我接待过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的几个干部，中午吃饭时我看司机比较面熟，一问果然就是朱善璐任教工委书记时的专车司机。我看他长得和以前常见的汪家鏐的司机有几分相像，就顺便问汪的司机怎么样了?朱的司机回答说很不错，当了副教授，党校那里又给了一套房子。汪家鏐是从北京市委副书记兼北大党委书记调任为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她的司机跟着去是当了副教授还是相当于副教授待遇，朱的司机未必很清楚，但汪家鏐没有亏待他应该是可信的。我又问朱善璐给了你什么待遇?司机摇摇头说什么都没有，还说海淀区委、教育工委跟在朱善璐身边干的人也没有安排，都是原地不动。朱善璐不用身边人，在外面任职不用北大的人早有传闻，我从他的司机这里又得到了证实。问题是这些人拼命为他干，他是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做适当安排的，无论从人情世故还是官场规则上讲都是正常可行的。但这时候朱善璐却要坚持原则，不讲关系和情面，对这些拼死拼活为他服务的干部视而不见。
对于身边的人或关系比较近的人，朱善璐往往弃而不用，反倒是有的他不熟悉的干部可能一下子被他看中，很快就提拔起来了。朱善璐用人不喜欢“日久生情”，而是喜欢“一见钟情”，所以要想在朱善璐手下得到提拔，最好是离他远一些。身边的人虽然干的多，但他的要求往往不合常理、不近人情，没法让他满意。 就像有的老人身边有子女，但一起生活往往会产生一些矛盾，总有不满意的地方，这时候一个远方的子女回来照顾了几天，老人就认为这个子女最好，全然忘了常年伺候他的其实是身边的子女。朱善璐用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赶时髦、图虚名，例如学历开始吃香了，朱善璐用干部就非常看重学历。以前博士还比较稀少，王登峰二十来岁拿到博士学位，30岁就当上了教授。朱善璐对王登峰似乎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欢和欣赏，选拔他担任了校团委书记。记得有一次王登峰到朱善璐的办公室，大概是头几天忙什么事情累着了，朱善璐就让他斜躺在沙发上，说话时口气十分柔和，可谓关切备至。现在博士、教授已经多如牛毛了，但朱善璐还是喜欢追求这些名堂，他自己只是学士，那些博士、教授，甚至是院士们能为他所用，或许他也可以从中获得了一种满足。
朱善璐虽然当上了北大的最高负责人，但是他对于如何管理北大没有任何思路和主张，只会照搬官场上形式主义、政绩工程那一套。他上任后提出北大要“冲刺入列”，意思是北大要以冲刺的姿态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比闵维方的“迅跑”又加快了速度。北大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的标题是“勇担使命、团结奋斗，更加执著地加快推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步伐”，非常符合朱善璐“假大空”的语言风格。为此他提出北大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提出了所谓“2048”远景规划和 “三步走”战略设想，把北大的历史分为三个50年，从1898年至1949年前是第一个50年，从1949年至1998年是第二个50年，从1998年至2048年是第三个50年。北大要在2018年建校120周年前后，率先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到2048年建校150周年前后，全面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朱善璐的这些提法被写入了2012年召开的北大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他进而将这些目标简化为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北大梦”，甚至还对“梦” 进行了分解，要求全校各单位都要有“梦”，例如他要求我们有“统战梦”。有的老同志私下和我说，朱善璐的一系列提法都是完全违背教育规律的。其实这样说还算比较客气，实际上朱善璐本人完全是生活在“梦”中的，他是真心以为他在带领着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刺”，他不仅自己做梦，还要求北大的人都跟着他做梦，只是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梦醒的时分。
以我对朱善璐的长期观察，我认为他基本上是不读书、不看报，也不思考问题的。首先他根本没有时间看书看报，我估计他至少大学时代就不大看书了，他一直热衷于社会工作，又当了学生会主席，以他的工作方式，根本不会有时间看书学习。我只是在朱善璐当副书记时见他看过书，那时他要读政治学系的博士学位，曾经把办公室的门关上，嘱咐我不要让人打扰他，说他要准备一下英语考试。还说虽然他肯定能上，但英语也不能考的太差，大概有两三次把自己关在屋里看了一阵英语，此后我再未见过或听说他看了什么书。我知道的北大历任党委书记中，王学珍写过不少文章，任彦申出了好几本书，闵维方也写过“迅跑”。但是我认识朱善璐有30年了，却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署名文章，哪怕是一篇几百字的短文。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北大几位主要领导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不断向体制靠拢、表现出一种“效忠”的姿态，不过他们的表现还是有区别的：任彦申有自己的思路和策略，是一种有意识的引导；闵维方既要迎合但又不熟悉套路，未免有些生硬、蛮干；许智宏是在体制的庇护下逍遥自在；周其凤显得有些天真烂漫，乃至不自觉地成为了某种喜剧式人物；朱善璐则是从骨子里和体制融为一体，除了体制内那些僵化的思维和语言，他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如果偶然接触一下朱善璐，可能会觉得他对人很热情，讲话也有点激情，他能够将官面上的话变成自己的口语，听上去好像是那么回事。但只要多听他几次讲话，就不难发现不管在什么场合，对待什么问题，他说的基本上都是同样的话，表面上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实际上空无一物。
朱善璐喜欢开会，喜欢讲话，喜欢做批示。他的批示我以前就见过很多，往往从头批到尾，洋洋洒洒，几乎占满了所有的空白处。现在凡是他的批示下来，办公室还要专门打印一张“领导批示誊清件”，以便他那些冗长、杂乱的字迹能让人看清。朱善璐对工作似乎是非常投入的，他有时一天要安排二十多件事，每天不到深夜是不会回家的，不仅周围工作人员忙的团团转，据说连他的夫人也无法适应。
加班加点对朱善璐来说是一种正常状态，任彦申多年前就说过什么时候朱善璐不加班了，他的水平就提高了，前两年我听任彦申又说过这个话。任彦申这样说实际上是很看不起朱善璐的，他在新书《如何是好》中有一段话大概主要是针对朱善璐说的，“他们终日劳碌，加班加点，马不停蹄地工作着。不论大事小事，交给别人都不放心;不论分内分外，都要亲自过问;不分轻重缓急，只要心血来潮就去抓。他们最大的爱好就是开会，把大部分精力都消磨在文山会海中。他们没有既定的目标和固定的行动计划，谁找他他就为谁办事，谁官大他就听谁的，工作日程不断变来变去，不仅自己手忙脚乱，搞得部下也穷于应付，疲于奔命。这种忙而无序、劳而无功的瞎忙，弄得大家怨声载道。”听说也有其他前任校领导当面劝朱善璐不要太折腾了，但是这些劝告对他都毫无作用。胡同志曾提出“不折腾”，但朱善璐却是无时无刻不在“折腾”。我所能庆幸的是我在朱善璐身边时，他“折腾”的程度还没有这么厉害，对我的个人生活还没有明显影响。
不知道是任彦申他们没有看透还是没有把话说透，从表面上看朱善璐确实是在忙于工作，他整天都忙着会见、开会、讲话、批示、考察，没有片刻的空闲，确实会让人觉得他对工作非常投入，非常有激情。实际上他的这种“工作”状态更多是一种个人的需要，正如有人喜欢运动，有人喜欢打牌，有人喜欢喝酒，有人喜欢夜夜笙歌一样。朱善璐的“工作”对他而言实际上是一种娱乐，他从不读书，又不思考，也没有其他爱好，我估计他如果有5分钟空闲就会立刻坐立不安、不知所措。 但是一旦“工作”起来，朱善璐就非常充实，他喜欢那种忙忙碌碌，一声令下手下人都围着他转的感觉。“工作”对朱善璐而言已经是一种须臾不可离开的状态，实际上已经是一种病态，我估计他可能有狂躁病的某些症状。至于他“工作”的效果，不知是北京还是南京的人早就给他总结了三句话，“心中一团火，脑中一团麻，办事一团糟”。
朱善璐的一系列表现固然有他个人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制度环境造成的。首先，如果在一种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下，像朱善璐这样早就引起过很多非议，而且思维层次和工作能力都很低下的人，是不适合安排到南京市委书记、北大党委书记这样重要位置上的，尽管他对自己可能还有更高的期望;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在目前的体制下，一个地方或一个单位的主要官员，特别是一把手，往往都处在毫无监督、毫无制约的环境中。他们说任何话，做任何决策，一般都不会听到反对的声音。北大虽然是一所大学，实际上早就彻底官场化了，朱善璐在北大也没有受到任何制约。如果北大的领导层比较正常，朱善璐许多荒唐的讲话、决定是会受到质疑和反对的，例如他要取消和曾荫权的会面，应该有人劝阻他不能这么做，但遗憾的是北大领导层早就没有这样的人了。朱善璐这类官员就像是被宠坏了的孩子，非常任性，无论做什么事都没有人阻止，他也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只是到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后，北大的一些同志对朱善璐的做法实在有些忍无可忍，才不同程度地提出了一些意见。朱善璐似乎也有所收敛，连我都能感觉到学校里似乎清静了一些。但是他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就在我们举办的统战系统2014年新年联欢会上，虽然总共只有一个多小时的活动安排，但是朱善璐又做了长达半个多小时的讲话，全然不考虑他的讲话完全不合时宜，不顾及(其实他根本觉察不到)会场上普遍的厌烦情绪。今年五四某大大到北大考察，座谈会上让朱善璐发言控制在10分钟，但他还是足足讲了20分钟;今年5月底朱善璐率北大代表团访问台湾，在宋楚瑜安排的招待宴会上，宋楚瑜作为主人讲了半小时，朱善璐则喧宾夺主地讲了45分钟。
除了“工作”之外，朱善璐确实没有其他嗜好，特别是没有听说他有什么桃色新闻，他似乎也没有明显为自己和家人谋取过更多的利益。从我和他的接触中，我觉得他还是比较朴素、比较随和的，按一般标准他可能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官、清官。虽然人们都痛恨贪官，那些贪官们一经暴露几乎无不是财色兼收，但在朱善璐身上我却感到了一些迷茫。他确实既不贪、又不色，我甚至假设朱善璐如果多少好一点色，有限度地谋取一点个人利益，只要不像动辄富可敌国、情妇成群的大贪官们那么过分，或许能耗费掉他的一些多余精力，可能还比他这样整天折腾的破坏性更小一些，浪费的资源更少一些。其实早在朱善璐当副书记的时候，有一位车队的司机可能是被他折腾的烦了，这位司机平常就爱说点怪话，有一次我乘他的车时跟我说：你回去告诉朱善璐啊，让他晚上多陪陪老婆。原话的口味还要更重一些，但是我现在越琢磨越觉得这位司机的话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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