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想象共同体的能力是人类的强项，但也是其最大弱点之一。想象的共同体界定了人们共同拥有什么。但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因素，也在他们与其他人之间划出了界线。古今都有一些领导人煽动愤怒的民族主义，以证明实行专制统治、甚至发动战争的正当性。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战争都被视为社会之间的自然关系。胜利者可以抢掠财物，胜利还可以带来权力和威望——至少对掌权的精英而言。为战争动员资源是国家的核心角色之一。而证明此类动员的正当性是文化的核心作用之一。
另一种实现繁荣的方式是进行贸易。贸易与抢掠之间存在一种复杂的平衡关系。两者都需要高效文化支撑的强大机制。但战争需要靠忠诚支撑的军队，而贸易需要由正义保障的安全。
或许，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一种理念，即比起相互攻伐，不同社会可以从寻求相互贸易中获得更多好处。此外，合作伙伴越富有，开展互利贸易的机会就越大。因此，国家之间明智的关系是合作（而非战争）和贸易（而非闭关自守）的关系。这一高见恰好是正确的，但它与直觉相悖，甚至令人不安。它意味着，与本国同胞相比，一国公民或许可以从外国人那里得到更多。这会削弱人们对想象共同体的归属感。在很多人看来，这种对部落忠诚的侵蚀是一种威胁。如果外国人被准许自由移民，威胁将更大。人们会问，在我们的家园落户、分享我们的福利的这些陌生人是谁？
关于开展互利贸易是不同社会之间最佳往来方式的观点，是本周在达沃斯举行年会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根本理念。它强调贸易和人类的共同之处可以超越冲突和分歧。
这一信条不错。但英国保守党首相特里萨•梅(Theresa May)将其信徒斥为不属于任何国家的“世界公民”。她唤起的怨恨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从全球化和东欧共产党政权倒台后过渡时期受益的那些人，对那些未能受益的人们关注远远不够。他们想当然地相信水涨船高。他们在往往没有明显理由的情况下富裕起来。他们制造了一场金融危机，那场危机摧毁了他们在正直和胜任能力方面的声誉，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他们以为，对自己意义不大的归属感，对那些落在后面的人们也没什么意义。难怪那些发现世界已被社会和经济变迁改变的人，转向了愤愤不平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
然而，以民族主义愤恨为特征的政治不只是一场自下而上涌动的民意怒潮，它们还是野心家的一种策略。这些领导人讲述的故事虽然具体细节不同，但根本精髓都一样。他们将民众划分为“真正的人民”（也就是支持他们的人）和“人民的敌人”。对他们来说，生活就是战争。在一场战争中，他们无论采取什么行动都是正当的。
按照他们的故事，把自由民主制度变成“公投独裁”是正当的。波兰分析家斯瓦沃米尔•谢拉科夫斯基(Slawomir Sierakowski)在一篇精彩文章中剖析了这种逻辑如何在他的国家得到运用。准独裁者将个人自由斥为混乱，将制约机构斥为不正当，将独立的信息来源斥为腐败，将外国人斥为两面派，将移民视为威胁。煽动这种无端恐惧感，可以为每一步行动提供理由。准独裁者需要敌人，而敌人总是很容易被找到。与此同时，准独裁者们强调大多数人站在他们一边（即便事实并非如此）。
攻击可靠、独立信息来源的存在，是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和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等公投独裁者政治操弄的核心要素。这些政权如何界定真相？他们说的即为真相。换句话说，强权决定真相。正如奥威尔(Orwell)所言，这是所有独裁政权的共同特征，尤其是共产党政权。这也是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所信奉的：他在当天觉得合用的就是真相。
美国肯定是最重要的实例。那么，特朗普可能带领美国向着公投独裁走多远？考虑到美国的强大制度，人们的共识是“不会太远”。然而，制度只会和运行制度的人一样强大。奥古斯都(Augustus)称帝时，罗马共和国的制度都保留了下来。美国的司法系统将会捍卫言论自由吗？国会议员们将会捍卫人民的选举权吗？或者说，新总统会成功唬住那些与他观点不同的人吗？如果发生恐怖主义暴行，美国将如何反应？
谢拉科夫斯基指出，波兰的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Jaroslaw Kaczynski)接受了福利国家。通过强调对普通美国人依赖的各种计划的支持，特朗普也赢得了共和党基层选民的支持。但共和党领袖们希望削减这些计划。特朗普的成功可能取决于他能否坚守自己的承诺，或忠于自己所在的政党。
以色列思想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最近指出：“尽管对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的幻想破灭了，但还没人提出一种能够获得任何全球吸引力的替代前景。”这话没错，但无关。威权民族主义潜在具有这种吸引力，而且已经进入了世界体系的核心。一切将因此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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