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李时珍诞辰500周年，也是他的《本草纲目》撰成440周年。对中国人而言，李时珍和《本草纲目》称得上家喻户晓。然而，夹在真实历史和戏剧演绎间，移位于国内地位和国际认可之间，李时珍和他的《本草纲目》常见于国人的并不是真实形象。
匪夷所思的药方
《本草纲目》里每种药物后面，李时珍分列释名（确定名称）、集解（叙述产地等）、正误（更正过去文献的错误）、修治（炮制方法）、气味（药性）、主治（对付的主要病症）、发明（分析药物功能）、附方（收集民间流传的药方）等项。关于人屎，李时珍附上的部分方子如下：“如遇到鼻血不止：人屎尖烧灰，水服一二钱，并吹鼻中。”
当然，《本草纲目》收纳的不只是“人部”药物，更多收集了大量植物作为药物。此外，飞鸟走兽，以动物为来源的药物也占了极大比重。再剩下些，主要是矿物药。《本草纲目》记载有药物1892种，李时珍把它们分为16部：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每个部下面分类，总计有60类。
除了植物药和“人部”药物，其他来源的很多药物仍令人咋舌。在兽部，李时珍收录了“猪”药的部分，其中就有猪屎。这部分提到：“（猪）屎——名猪零……猪零者，其形累累零落而下也，寒，无毒。”李时珍收录了很多猪屎附方，列了十多条，不少是口服用。其中，援引《圣惠方》称：“小儿夜啼。猪屎烧灰，淋汁浴儿，并以少许服之。”又如，援引《千金》称：“解一切毒。母猪屎，水和服之。”
传统的“以形补形”用药思想也贯穿《本草纲目》，尤以动物药明显。只要人和动物的器官在特征、效能上有共同处，就能对症下药。李时珍认为，可以“以胃治胃，以心归心，以血导血，以骨入骨，以髓补髓，以皮治皮”，认为六畜的心能治人的“心昏多忘”“心绪作痛”。
《本草纲目》的鳞部提到了穿山甲，李时珍将此前的医药思想汇总，《本草纲目》堪称集大成者。“穿山甲入厥阴、阳明经。古方鲜用，近世风疟、疮科、通经、下乳，用为要药。盖此物穴山而居，寓水而食，出阴入阳，能窜经络，达于病所故也。”由于穿山甲善于穿山打洞，古人联想到穿山甲有“打通”的疗效，遇到诸如痈疽疮肿、月经停闭、乳汁不通等需要“通”的疾病，穿山甲就成为药方上的一员。显然，这都是古人用药时强行脑补，现代医学不支持。但直到今日，还有人认为食用穿山甲可以“下奶”，产妇生完孩子后要炖穿山甲来吃，或者服用穿山甲的鳞片磨粉。
此外，《本草纲目》收录了诸多匪夷所思的药物和方子。如在上元节偷来富家灯盏放在床下，就能令人怀孕。又说，夫妻各饮一杯立春雨水后同房，治疗不孕症有神效，理由是“取其资始发育万物之义也”。还说鱼骨鲠喉，把渔网煮成汁或烧成灰喝，就能让鱼骨掉下。书甚至记载，把人上吊自杀的绳子拿来烧成灰，水服能够治狂癫。
既然《本草纲目》问题多多，它与李时珍究竟是如何变声名显赫的？
时代的特殊产物
即使是当下的中医看来，《本草纲目》所载录的药物和药方也杂乱不堪、价值不高。要理解李时珍的成名，需要明白：李时珍与他的著作，是500年前那个缺医少药，科学尚未昌明的时代的特殊产物。所谓的用药是基于经验和玄学，大都经不起现代医学实证的推敲。
经过各方史学家考证，李时珍是1518年出生于湖广蕲州（今湖北蕲春）的一个医学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是医生。受家庭影响，他从小接触医学知识，但在科举至上的传统社会，读书人的首要选择是进入仕途。李时珍的父亲也希望他通过科举出人头地，不要像他一样行医。李时珍一开始也确实在往这条路上走，但随后放弃。1532年，14岁的李时珍中了秀才，之后三次参加乡试，均落第。无奈之下，他放弃科举，转而习医。
跟随父亲行医，李时珍积累医学知识，26岁时开始独立行医。此后，李时珍萌生了编一部新的本草医籍的念头，开始付诸实践。他参阅了大量的前代典籍，实地考察部分药物，历时30多年，编成《本草纲目》。这期间，李时珍有短暂的仕途经历，进过王府，甚至曾被推荐到太医院短暂任职，辞官后回家乡专心编修本草。
《本草纲目》撰成于明代万历年间，一般认为是在1578年著成，李时珍这一年60岁。成书后，他又用十多年修改才定稿，于1590年在南京开始刊刻。由于卷帙浩繁，图文量大，而且商业收益不高，出版商不愿积极出资刊印。直到1596年，这本100多万字的大部头才在李时珍家人的支持下首次出版，在金陵（今南京）刊行。李时珍没能等到《本草纲目》刊刻面世，他已经去世3年，死时76岁。后世的研究者认为，当年李时珍在家乡蕲州或地方上有一定的医名和影响，但绝对没有全国性名声，他在明末众多医家中并不出众。
《本草纲目》初版本在南京刊行，故称“金陵本”，是后世各种《本草纲目》版本的祖本。金陵版的刻印质量不高，有很多字迹模糊不清的地方。1601年，江西巡抚夏良心发现《本草纲目》“大有裨于生人，非特多识资也”，但“初刻本未工，行之不广”。在他帮助下，两年后，新版《本草纲目》面世。这就是后世所称“江西本”，无论刻工还是插图，这都较金陵本有很大进步。这个版本流传最广，很多版本都是以它为底本校刻、翻印。这些地方刻本以外，《本草纲目》还得到官方推广。李时珍的儿子李建元将《本草纲目》献于朝廷后，朝廷“命礼部誊写，分两京、各省刊行”，《本草纲目》得以在各省都得到刊行，“自是士大夫家有其书”。
有学者统计，明末清初一百多年间，大概有十五种《本草纲目》的版本面世，平均十年左右就有一种刻本出现。从当时医学书籍的总体刊刻状况看，这频率算是很高。明末清初一些医家的眼里，《本草纲目》在内容上“集明代本草之大成”。这一时期许多有名的本草著作都以《本草纲目》为资料依托。大部分相关书籍都在正文之前提到《本草纲目》，只有很小一部分需要从内容对比，才能发现《本草纲目》的痕迹。可即便李时珍和《本草纲目》在这一时期积累了名气，但距离家喻户晓显然遥远。
搭上博物学热的便车
《本草纲目》首先流向周边国家，17世纪初即明末清初，它传到东亚的日本、朝鲜，对两国的博物学和本草学产生了深远影响。18世纪初，借助在华的欧洲传教士，《本草纲目》也传到了欧洲，出版不久后引起教士甚至知识界的注意。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在《十五世纪以来中医在西方的传播与研究》一文中写道，李时珍在全国寻访各种药草，修定《本草纲目》之际，耶稣会士和药剂师开始在中国采撷药草，收集本草文献。这一时期的东西方交流迎来新篇章。西方来华的药剂师、传教士和医生不仅将西医传到中国，也将中国草药的采撷、辨识、命名，还把《本草纲目》翻译并传至西方。
第一个用欧洲文字公开出版的节译本《本草纲目》，是在1735年即清雍正年间，出现在法文版《中华帝国全志》的第三卷中。其标题译成中文是《节录本草纲目，即中国本草学或中国医用博物学》，欧洲本土读者第一次认识到《本草纲目》。《中华帝国全志》是一部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由巴黎耶稣会士杜赫德根据当时27名在华传教士，包括南怀仁、汤若望等人寄回法国的信件编辑整理而成。杜赫德特别提到，李时珍本草分类法与传统中国博物学的“格物致知”的思想有所不同。
18世纪欧洲正兴起一股“中国热”，《中华帝国全志》这部综合介绍中国的巨著出版后引起各界注意。1735年法文版售光后，第二年在荷兰海牙发行第二版，同年又被译成英文，题为《中国通史》，在伦敦刊行。`
《中华帝国全志》
比起医药背景，《本草纲目》对中国大地各类事物的介绍更吸引人。西方有博物学的风气，十八九世纪，博物学是英国社会大众积极参与的科学和文化活动，这种风气表现在科学演讲、植物采集、昆虫和化石收藏等流行嗜好上。西方的博物学传统，从以前的亚里士多德一直延续下来，开始由布丰、林奈、达尔文等人接棒。
18世纪，著名博物学家、现代植物分类体系的奠基人林奈，鼓励他的学生奥斯贝克带着科学眼光去中国考察自然世界，为其编写的《植物种志》在世界范围收集植物信息。奥斯贝克自瑞典启程时说：“我非常渴望了解中国药草的知识，以及各种草药所对应的疾病信息……我希望征询那些能在这方面给予我指导的人，并获得一定答案。”1738年，瑞典博物学家莱格斯特伦在中国南方采集植物标本，并得到《本草纲目》原著。作为林奈的朋友，他回国后将这批标本送给林奈。林奈在为这些特产于中国的植物厘定名称时，常用拉丁文sinensis，意思是“中国”。
就这样，《本草纲目》成为最常被西方博物学者引用的中文著作。美国科学史学者范发迪在他的著作《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中写道：“该书体例庞大，内容广博。17世纪的一个版本有36卷，囊括了超过1200种植物、动物和矿物。至少从17世纪晚期开始，西方学者就知道这部著作，即使在19世纪，它也一直是所有研究中国博物学的学者必备的教科书。”
《本草纲目》在药物分类上改变了传统本草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采用了“析族区类，振纲分目”。它将药物分成矿物、植物和动物。又根据植物的性能、形态及其生长环境，区别为草、谷、菜、果、木等5部。动物也被归类成5部：虫、鳞、介、禽、兽。这种分类法在当时受到广泛关注。范发迪写道，尽管有人认为其中的分类法“粗糙且不科学”，“该书的名气只会使书中的谬误延续下去”，也有人认为，其中的动物分类体系“即便不优于，也至少相当于林奈以前的欧洲动物学家所发展出的体系”。
生物学家达尔文也受到《本草纲目》的影响，他在奠定进化论、论证人工选择原理的过程中参阅了各国文献。在《物种起源》《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人的由来和选择性》等书中，达尔文十多次引用并赞赏被他称为“古代中国百科全书”的著作。根据中国科技史学家潘吉星的研究，《本草纲目》位列其中，但“古代中国百科全书”的赞誉不只是指《本草纲目》，只是到后来，这在中国成了《本草纲目》的专属称谓。
无论是《本草纲目》在西方“中国植物学”的译名，还是“古代中国百科全书”的赞誉，都更多把《本草纲目》看做博物学著作，而非强调它的医药学价值。更重要的是，此时，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现代医学的蓬勃发展，西方也不再抱守自己的本草学传统，更不用说本草纲目这种“外来的和尚”。从现代人的角度看，《本草纲目》就像个收藏室，它记录了丰富的动植物和矿物，也介绍了很多滑稽和令人讨厌的东西，与其说它是一部药物学著作，不如说是一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博物学著作。
迎来全新转机
从明末清初到民国结束，李时珍和《本草纲目》受到来自中国国内的关注并不显著，即便有，基本局限在学术界，普通民众不会注意到它。作为一本本草学著作，《本草纲目》并非中医核心理论著作，即使在民国舆论关注的“中医存废之争”时期，也没有受到争论两派太多的关注。相比中医理论的经典著作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本草纲目》的角色并不起眼。
李时珍地位的确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这期间，西方博物学的思想虽然传入中国，但李时珍并没有因此铭刻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南开大学郝长的硕士论文《不断被记忆的李时珍》，对这一时期李时珍形象变化做了详尽分析。事情迎来了转机，1950年代，李时珍和《本草纲目》受到空前的关注，官方纪念活动将李时珍的历史地位提升到新的高度，学界则尽可能阐发李时珍的成就，发掘李时珍相关的历史文献，使他更加配得上官方给出的历史定位。“如果说前面提及的达尔文的赞誉不过是舶来的只言片语，那么，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医学的关注，则是李时珍地位提升的重要转折点。”郝长写道。
195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中，李时珍和《本草纲目》得到了李约瑟的极高评价：“毫无疑问，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那部在本草书中登峰造极的著作《本草纲目》。”“李时珍作为科学家，达到了同伽利略、维萨里的科学活动隔绝的任何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中国博物学家中，`无冕之王’李时珍写的《本草纲目》，至今这部伟大著作仍然是研究中国文化史中化学史和其它各门科学史的一个取之不尽的知识源泉。”
当时中国急需获得世界承认的历史背景下，李约瑟影响了国人对中国古代科学家的重新评估。中国古代科技既然有诸多世界第一，当然令人振奋。但由于中国博物学氛围不浓厚，国内中医药学界的话语体系接手，开始将李时珍标榜成“中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
1952年，莫斯科大学新建立的校舍大礼堂走廊上，准备镶嵌世界各国大科学家的大理石浮雕像。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推荐了两位中国科学家——祖冲之和李时珍，获得校方通过。这促使国内医史学界发表不少纪念李时珍的文章，纷纷认为，连社会主义的老大哥都重视李时珍，中国人就更应该纪念李时珍了。
对李时珍的赞誉、加给他的头衔多了起来。由于年代久远，李时珍去世后没有画像流传。后人想象其容貌，进行了艺术创作。一幅想象而成的画像，成了李时珍在教科书上的“标准像”，至于李时珍的本来形象如何，一点也不重要。
有剧作家到李时珍家乡蕲州考察，走访了与李时珍相关的地方，发现了湮没无闻的李时珍墓。之后，李时珍墓开始得到政府的关注。1956年2月，李时珍陵园修毕，湖北省蕲春县人民政府去专函请求郭若题字。郭沫若写下：“医中之圣，集中国药物学之大成。本草纲目乃1892种药物说明，广罗博采，曾费卅年之殚精。造福生民，使多少人延年活命。伟哉夫子，将随民族生命永生。李时珍乃十六世纪我国伟大医药家，他在植物学研究方面，亦为世界前驱。郭沫若，一九五六年二月。”
自此，李时珍被定为“医中之圣”。郭沫若评价李时珍“伟哉夫子，将随民族生命永生”，将李时珍提升到了民族伟人的高度。李时珍的成就，被定为“世界前驱”，对于那个时代提倡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的中国而言非常重要。郭若的身份决定了他的题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官方的肯定和褒扬，这也决定了李时珍及其《本草纲目》日后的命运。
1963年，郭若参观湖北省博物馆后再一次提笔写下了第二段题词：“李时珍是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他在药物学中尤其有特出的成就。他的本草纲目记载药物近两千种，具有总结性与创造的特色。使中国医术得以推进，人民健康有所保障，他已被公认为世界第一流科学家中一位显著的人物。要永远向他学习。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四日，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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