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日星期三

北大生日变迁史

1958年5月4日,在纪念北大60周年校庆的会上,中宣部副部长陈伯达做了一个报告。

因为他是福建人,闽南话口音重,别人听不懂。所以,他带了个翻译。他说一句,翻译翻一句,场面是相当地精彩。

报告的题目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继续改造北大,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新北大》。用闽南语念出来,是这样的:
硬马克思列宁主义诶铺判嘎命诶精新给秀走北杠杜阿喔,干泻基诶更闪主义诶新北杠杜阿。
报告的主要内容就是让大家摒弃封建主义的旧北大,建设共产主义的新北大。

可以说,从这天开始,北大就已经不是过去的北大了。

1

北大上一个十周年校庆时,还不是5月4日。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于1898年,中途因为八国联军打进来,停办很长时间,直到1902年12月17日重新开学。于是,这一天就成了北大的校庆日。

1951年12月7日,在距校庆还有10天时,副校长汤用彤建议把校庆改为5月4日。他的理由是,正临近期末考试,大家学习很紧张,不适合搞大型活动。

再说,冬天的北京冰雪寒冷,容易把外地的校友冻着了,不如选在暖和的五月,花开了,草绿了,未名湖的冰也化了,顺便还能踏个青。

这个事情记载在《北大学大事记》中,听起来貌似很有道理。但是,就因为考试和天气的原因,就把延续了50年的纪念日给改了,总觉得有些牵强。

那么,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呢?与胡适有关。

胡适是民国时期最后一位北大校长,1948年12月15日,在围城的炮火中,他拒绝党的劝留,乘老蒋的专机走了。这天离北大的校庆只有两天。

巧合的是,胡适的生日也是12月17日。这一年正逢50周年校庆,胡校长本来想大操大办,好好庆祝一番,也给自己过个寿。但计划赶不上变化,还没来得及举办,人就跑了。

此时的胡适看起来精神矍铄,但两鬓已经生出了白发

敬酒不吃吃罚酒,胡校长马上被列为“战犯”。假如继续用原来的校庆日,每次都给胡适祝寿,大家心里总觉得有些不舒服。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誓要打破旧体制的新政权,也要与旧北大的传统决裂。汤副校长说:“过去的北大像衙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统治着北大,要把这些脏东西清除掉。”

于是,那就改了吧。1952年开始,北大的校庆日变成了5月4日。

2

1958年的校庆,北大本来准备大办的,两年前就开始筹备,原计划邀请世界各个著名大学都来参加,但因为几场运动搞得人心惶惶,也没法请客了。

前一年的6月8日,北大跟随中央步伐,在全校发动了“反右”运动。到1958年1月,北大清除出“右派分子”699人,其中教职员263人,学生436人。右派学生占全校学生总数的7.3%。

到了3月份,又开始了“向党交心运动”,要求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上来个大跃进,把知识拿出来,把力量使出来,把心交出来,贡献给党。

同时,这年春天,学校还开展了“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运动,号召大家既引火烧身,也放火烧别人,大家相互烧,上下一起烧,党内外一起烧。所谓的“烧”,就是人斗人。

尽管如此,生日还是要过的。这次纪念大会上,来的领导有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中宣部副部长陈伯达、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卡司并不强大,毕竟连个常委都没有。

大会开始,先是校长马寅初致了开幕词,接着是陈伯达做前面提到的那个报告。

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彭真,按说比候补委员陈伯达的级别高,但因为陈伯达代表的是中央,而彭真是地方大员,所以陈伯达才是主席台的主角。

18年后,陈伯达在被告席上。用闽南话为自己辩护,这显然是个不利条件。

报告做到一半,陈伯达突然把矛头指向了马校长,批评他在前一年提出的人口控制论是错误的。当时大跃进已经开始,什么东西都是越多越好,马校长说要减少人口,这不是在唱对台戏嘛。

马校长搞人口研究,是看到内战结束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婴儿潮,人口有剧增趋势。比如,1955年7月1日这天,在安徽合肥,一个李姓家庭生了一个男孩,是这个家的第五个孩子。

那些年的政治运动改变了北大的命运,也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小李的爸爸本来是凤阳县县长,也就是朱元璋的老家,后来在三反运动中挨了批。多亏省领导特别关照,把他调到了省统战部,当了一个处长。

正因如此,小李才会在省会合肥出生和长大,有了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二十年后也上了北大。如果留在凤阳,他小时候听的可能就是凤阳花鼓了。

未名湖再大,也大不过中南海。陈伯达演讲中,直接发话说:“马老要作检讨”。

这就好比我请你到我家做客,你却把我打了一顿。马校长的面子过不去,学生们也听得尴尬,但都无可奈何。

两年后,他辞去了校长职务。

除了批评新校长外,陈伯达还批评了老校长胡适,说:“后来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派篡夺了北大的领导权,改变了北大的教学方向。……”

其实,批判胡适,从他被确定为“战犯”那天就开始了。不久更演变成一场大规模地批判胡适思想的政治运动,一直持续到1957年,因为被更猛烈的“反右”抢了风头,才势头稍减。

而这一年,在对岸台湾的北大校友,还是选在12月17日这天庆祝生日。他们大张旗鼓地举办了纪念活动,同时也为胡适祝寿。

在随后出版的《国立北京大学成立六十周年纪念》中,收录了一篇文章《向胡校长祝寿献词》,里面说:
适之先生象征北大精神,所以我们为适之先生祝寿,也就是为北大精神祝寿。
你看,就冲这一点,海峡这边也得把校庆日改掉。

3

1978年是北大80周年校庆,也是恢复高考后的首个校庆。

这一年的2月22日,是开学的日子,走在校园中的学生,有三十多岁的中年大叔,也有十几岁的青春少年,很多人的身上还带着在乡下插队的泥土气息。

前一年的9月,高考恢复,12月10日就举行了考试。当时有570万人参加,最后录取了27.8万人,录取率为4.9%,创了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

为了照顾那些长期没上学的知青,这一年的分数线分为“社会生”和“在校生”(也就是应届高中生),分别是260分和320分。

北大文科专业中录取分数最高的是图书馆系。因为,该校图书馆出了一位历史最牛的管理员,所以报考的人很多。不少人因为没有达到分数线,被调剂到了经济系、法律系。还有人为此哭鼻子。

安徽的那个李家男孩,已经长成22岁的小伙子了。他正在父亲工作过的凤阳县插队,也参加了高考。填志愿时,他首选的是安徽师范大学,第二志愿才是北大。

因为他觉得这一年肯定竞争激烈,担心北大录取分数线太高,考不上。更重要的是,他还听说读师范不必交伙食费。

不过,他心中又对北大怀着憧憬,所以填了第二志愿,作为备选。没想到,录取时,北大有优先选择权,直接把他选走了,进了法律系。

还有一个姓易的同学,本来也想考法律系,但考虑到自己家庭出身不好,害怕政审通不过,就报了没什么人气的经济系。不然,他估计会跟李同学成为睡在上下铺的兄弟。

40年后,易同学当了央行的行长。

入学过了两个多月,新同学们参加了校庆纪念大会。作报告的是副校长周培源。

自从1966年文革开始,把原来的校长打倒后,北大就一直没有校长,只有副校长负责工作。如今,尽管文革已经结束,但拨乱反正的工作还没展开,北大迎来了新生,还没迎来新校长,也没有迎来新风气。

周培源在给学生讲相对论

周副校长是个物理学家,和梁思成是儿女亲家。老周的大女儿嫁给了老梁的儿子梁从诫。但是老周思想很红,在“反右”运动中火线入了党,经常主持各种批斗会,其中就有对老梁的思想批判会。不久,两个孩子就离了婚。

文革时,老周还当了学校中有着5000名成员的“井冈山”派的领袖。在留下来的民国大师中,他是少数没受到运动冲击的人,也称“得势者”。

此刻,他的讲话还停留在那个红彤彤的年代里,肯定了“反右”的作用:
我校的革命师生在党的领导下,同右派分子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大斗争......终于把右派分子驳得体无完肤,彻底粉碎了他们的猖狂进攻。经过这场大搏斗,沉重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复辟势力,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学校的领导。
这年七月,老周升为校长,是文革后第一任北大校长。

四年之后,这一届的同学毕业。学校评了27名优秀毕业生,李同学就是其中的一位。当时在邓设计师的号召下,出国留学很流行。成绩本就好的李同学,花了两个月复习,准备去美国。大家都觉得他考上没问题,妥妥的。

但这时,他被校党委副书记马石江给看中了。马石江当过中央团校的书记,对团委的工作有很深的感情,一直想找个稳妥的人,做校团委书记。

李同学犹豫了很久,最终答应了。

同学们听说后,都叹息道:“留学变留校,你可亏大了。”

4

1998年5月4日,当北大100年校庆时,没在自己家里过,而是去了人民大会堂。这有点像咱们过生日下馆子吃大餐,待遇明显提高。客人的级别也很高,7名常委中,来了5个。

2011年,隔壁学校庆祝百年校庆时,去了6个常委。看起来好像多了一位,不过当时常委的总数是9名。很多北大的同学自豪地说,咱们办百年校庆,71%的常委到会率,还是比隔壁的67%高一点。

在北大这次纪念会上,长者在讲话中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正是因为这句话,教育部开始实施教育振兴行动,支持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因为讲话是在1998年5月,所以命名为“985工程”。入选这个工程计划名单的大学,就是“985大学”。

北大百年校庆,人民大会堂人山人海

毕竟是在自家生日上起的头,北大以综合排名第一入选。同学很兴奋,纷纷表示:“非常满意,老子又是第一,气死隔壁那学校。”

当母校庆祝百年生日时,李同学已经是43岁的中年人了。两个月后的7月24日,他从团中央被调去河南任代省长。半年后转正,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长。

这又是他人生关键的一步,最终成了有史以来体制内职务最高的北大毕业生。

这一年的北大校庆看起来风光无比,可谓是北大发展的巅峰时刻,但是在校园里也出现了一道无法见光的阴影,并影响到了它下一个20年的校庆。

1998年3月11日,就在学校紧张地筹备校庆时,中文系大三,一个姓高的女同学在北京的家里开燃气自杀了。

根据同学提供的情报,高同学和系里面的沈老师有情感纠葛。高同学的父母去校园申诉。调查中,沈老师承认他和高同学发生过男女关系。但是在后来公布的调查结果中,只说两人有过搂抱、亲吻的行为。沈老师承认,自己的过错是,“交往中态度不够严肃”。

至于沈老师有没有涉嫌性侵,高同学的自杀与他到底有没有直接关系?这些情况都没有详细说明。北大向来风景优美,以“一塔湖图”著称。

当时的互联网媒体还不发达,事件并没有大范围传播。再加上马上要校庆了,北大悄悄处理了,并且直到7月份才发布通告。沈老师受了一个警告处分,并没有被开除,继续在学校任教。后来,还当了系里的副主任。

一个是有着百年历史的名校,一个是21岁的少女,当两人的命运相碰撞的时候,后者就显得卑微了。

5

2018年,北大120周年的校庆,和以往又不一样,因为这是新时代的校庆。

从这里走出去的李同学,很可能会衣锦还校。这一次,北大自然要进行更加宏大地筹备,从4月16号到5月7号,将举行15场纪念活动。

然而,就在校庆活动即将开始,生日蛋糕都准备好的时候,一封公开信又火起来了。校庆日还没到来,北大倒是热闹起来,未名湖的水都快沸了。

人生如一个8字,兜兜转转,循环往复,最终还是回到原点。百年校庆看似解决的事,120年校庆又冒出来了。不同的是,如今的互联网媒体高度发达,旧日的丑闻瞬间成了今日的新闻。

在北大27周年校庆时,周树人老师写过一篇文章《我观北大》,里面有这样的话:“我觉得北大也并不坏。”
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
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
我不是公论家,有上帝一般决算功过的能力。仅据我所感得的说,则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
如果在放在今天,不知道他会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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