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当笔者追溯“汉奸”一词的历史来源后，发现事实上“汉奸”本来并不带有民族主义意涵。究竟，“汉奸”这个词怎么来的？又怎么变化到今天的使用方式呢？
起源
这与近代中国最主要的两个历史因素有关：第一是中国最后的王朝非为汉王朝，第二是中国近代所面临的历史处境。
“汉奸”一词之所以诞生，前提是要当“汉”被独立成一个民族，才有可能出现。不过，这在过去“多重型天下”的中华王朝里面没有出现过，只有强调民族区隔、采取“多元型天下”的征服王朝，如五胡北朝、契丹的辽、女真的金、蒙古的元，才会以文化、地缘因素区分汉与非汉各种族群的作法。[2] 其中，清朝是最明显且严格地使用这个具有民族界限的划分。
在清朝初年，“汉人”与“满人”彼此是不同且对立的。但是“汉人中的恶人”＝“汉奸”这个词汇，没有被当时的中国统治者的清王朝使用，是因为满汉利益不同，汉人与满人的忠与奸，两者标准不同，所以对清朝而言，没有使用的理由。
然而，在清朝在中国西南推动改土归流时，这个词汇终于登场了。为什么？
因为在处理西南问题时，清王朝与汉人（包含汉人流官）的利益终于走向一致。
康雍乾时代，满汉已从初期的高度对立，逐渐转为利益一致，王朝统治的安稳与否，已经成为满汉之间的共识。然而，西南的苗人遭到当地土官残酷剥削，屡屡引发动乱。经过调查后发现，这些土官身后有着逃至该地、隐藏在土官背后的汉人，他们与土官勾结剥削苗民，才引发动荡不安。
因此，雍正及其官员就称这些汉人为“汉奸”，意思就是指上述破坏者，并决心贯彻解决这个问题的“改土归流”。（值得一提的是，在台湾番界走私贸易的汉人，也会被清朝官员以“汉奸”称呼。）
但是清朝使用这个词汇，以及施行“改土归流”政策于满汉以外的民族，其背后正是要告诉汉人：清朝是中华王朝，且与汉人利益与共，因此，反对清朝政策的汉人，就是损害汉人利益的坏人，帮助清朝就是帮助汉人自己，“王朝利益＝汉人利益”。
此后，“汉奸”这个词汇随着清朝平定西南边疆战事时，使用频率暴增。
质变
然而，从鸦片战争后，“汉奸”一词代表的意义开始转变。随着外国的侵略，“汉奸”的内涵超越了原本使用的范围，指称的对象变成了“帮助外国侵略中国之中国人”。这个时候，汉人仍然与清朝站在一起，例如在义和团事件期间，反对进攻外国使馆的满人大臣联元，就曾被冠上“满族汉奸”的名号而差点遭到杀害。
但是，最巨大的变化则是在二十世纪初，当时革命派为了打倒清朝因而开始重新定义“汉奸”一词。
为了否定清朝统治中国的正当性，并让更多人接受自己的主张，革命派再度将满汉拉高到极端对立的层次，并以近代“民族”的观点重新定义满汉两族，从而否定彼此的关係。革命派认定两族之间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两者之间不可能有共同利益，因此不能共存于一国。因此，汉族必须要推翻清朝、消灭满人，建立汉族的国家“中国”，更主张杀尽那些主张与“满族”合作或在清朝任官的汉人。
同时，革命派否决“清王朝与汉人利益一致”的说法，也可以使自身避免被清朝指为危害朝廷的“汉奸”标签，赢得更多支持。
那么，革命派用来改造“汉奸”的理论武器，是什么呢？又是从哪里来的？
以日本为师
事实上，革命派师法的是日本“单一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理论。
日本在翻译 nation 一词时，曾因政治斗争和找不到对应的词汇，在“英美法”与“德国”的二个不同涵义上举棋不定。
当时的人将英美法这类将 nation 译为“国民”的国家，称为“国民国家（nation state）”。因为这三国是在建设近代主权国家过程中，同时创造了认同政治共同体的“国家”和国民。而国家与国民互有权利义务，透过参与政治，使“国民”认同“国家”来形塑一体感，也因此“国民”不用是同一民族出身。例如，美国境内有诸多民族，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共同成为美国人，认同美国这个国家，同时，也不用要求必须是某个民族（例如盎格鲁萨克逊人），才能是美国人、美国国民。
然而，德国一开始并没有国家，只有文化上（没有明确主权疆界）的共同体“民族（nation）”。而德国的出现，是先有了共同文化、血缘与共同种族的日耳曼民族，才有了日耳曼民族的德国，才有日耳曼民族的德国国民，德国国民也必然会是日耳曼人。故称德国为“民族国家（nation state）”。
英美法最终走向“具有共同国民性的民族”，而德国走向“具有共同民族性的国民”。虽然都是民族国家，但因为历史发展的不同，造成 nation 的意义有了两种意义，才造成日本翻译 nation 意涵的困境。
德国透过建立拥有共同语言、宗教、文化和历史起源的民族，进而创立起明确领土疆界的近代国家，并用以对抗欧陆强权的发展模式，对于当时面临西方列强的进逼危机、需要动员人民的日本而言，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因此，接续本居宣长等德川时代国粹学者的论述，日本国粹学者采纳德国模式，创造出对日本“单一民族”国家的解释并成为主流思想。
国粹学者强调日本独特的“国粹（民族性，nationality）”，日本国民具有别于他国的共同历史文化传统，而日本国正是以共同的历史文化基础、由有共同的民族性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共同体。
正因为日本国“民”是由有着同样血缘、文化、历史、独特民族性的“大和民族”结合而成，由大和民族这个优秀的“民族”组成了日本这个最优秀的“国家”，这样的国家需要由最优秀的民族一起来保卫。这个观念就是国粹学者的看法，因此，他们也被视作“大日本主义者”。
国粹学者将文化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两种不同的意涵合并，创造出“同一文化的民族是构成政治共同体之基础”，“一个同样血缘、种族、文化等构成的民族组成的国家，才是一个最优秀的国家”这样的概念，灌注于“民族”一词中，形成了“单一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模型。
换句话说，先组成同样历史文化、种族、血缘的文化共同体大和民族，这个民族再建造出政治共同体日本国。因此，日本国民必然且一定都是大和民族，因为其他民族跟大和民族不是同种族，也没有一样的历史文化、国民性、种族与血缘，其他民族会破坏国家整体的认同感、独特感与团结，因此，唯有大和民族这样族国一体，才是最好的民族国家形式。
在中国人大量赴日留学的当时，正是国粹派的“单一民族主义”盛行之时，其中许多人更与国粹学者有直接的接触。因此，以日本为学习典范的中国，所学到的概念就是和製汉语的“民族”，认为在建立现代国家时，人们若要做同一个政治共同体“国家”的“国民”，就必须同时是同一个文化共同体“民族”的一份子。要先建立起同一个民族，才能建造一个现代国家。
这个概念也被当时留日的中国思想家与留学生所吸收，转化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内涵”，用以推动反满革命。他们主张建立只有“汉族＝中华民族”的单一民族国家，带有强烈的大汉族中心色彩。
因此，当他们运用“单一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理论，从近代民族的角度重新定义、建构“汉族”和“满族”作为近代民族，并主张推翻异族统治，建立“汉族＝中华民族”的“单一民族国家”──中国。从“单一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革命派透过建立民族国家主张的正当性，让汉族明白满族统治中国的非正当性，转而支持革命。
而“汉奸”一词，就在革命派以“大汉族中心”的中国民族主义改造下，成为革命派批评他们认为违反“汉族＝中华民族＝民族国家中国”利益者的抹黑词汇，用以攻击满族，以及支持清朝的汉族。
反思汉族中心论
在建立以“汉族”为主导的中华民国后，“汉奸”一词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利益＝汉族利益＝所有人的利益”的汉族本位用法，转而用于那些在外国侵略时与国外合作的人们，成为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语言工具。
但是对于其他少数民族来说，这是一件荒谬的事情，因为他们就不是汉族，不使用这种词语。
然而，因为没有分辨清楚“中华民族”跟“汉族”之间的关係，“大汉族沙文主义”逐步扩散至人们的思想，成为一种未经验证却被默认的事实。
回过头来说，本来不应该出现“汉奸”这种词汇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却因为历史因素，从清朝单纯的用法，到清末人们为了政治目的，从日本学习单一民族国家理论，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民族，然后又把中华民族等同于中国，所以认同中国就等同于认同中华民族，就等同于认同汉族，就应该变成汉族同路人。
这个民族汉化的理论与随之而来的政策，不仅改造了“汉奸”的内涵，也强势地以汉文化同化其他少数民族，彻底抹煞其他民族的存在。要求全部民族变成汉族，这不仅是中华民国时代引发民族冲突的一个原因，现今中共在新疆、西藏、蒙古等地的作法，走的正是这条路。
难道只有把民族与国家捆绑，走向认同“所有人都是同个民族，才能是同一个国家的国民”的做法吗？有学者认为，中国应该是要走向不同民族也都认同同一个“国家”，因为大家同样都是“国民”，这样才是对的。过去因挑错药方，才会出现这些不仅光怪陆离，甚至是导致现今民族冲突难解的现象。
结语
本文无意涉入近日“精日”一词的纷争。但是，透过考察汉奸的历史演变，用于政治斗争的词汇，往往也会因情境而产生变化。今日批判“精日”或许是一种类似欧洲批判新纳粹的行动，在现今足以同情地理解中国民族的伤痛。
然而，倘若日后“精日”意涵再度转化，成为当局或中国民族主义者攻击、箝制他者的用语时，除了显现中国民族主义背后巨大的集体与极权性格，连个人的精神自由都必须掌控外，不禁令人怀疑，操弄者背后有何居心？需要操弄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将自身的人民、外国作为敌人？而正如历史所显示的，极端民族主义，最终必然与世界为敌。
[1] 〈”精日分子”与在海外以身试法的人〉，BBC，20180310；〈陆精日分子引发论战 谁是败类吵成一片〉，中央社，20180310；〈中国反日潮再起 共青团澄清：爱看动漫不算精日〉，苹果日报，20180312；〈中国推烈士保护法 精日分子将受惩处〉，法广，20180425；〈中国拟立法打击“精日分子”，是否合情合理？〉，端传媒，20180426。
[2] 可参考笔者书评〈从天下王朝到民族国家，中国至今仍未完成的转型之路〉。
参考资料
王柯，〈“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民族国家思想进入中国的历史考察〉，收于氏着《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係：“民族国家”、“边疆”与历史认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页 45-74。
王柯，〈“汉奸”考──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话语〉，收于氏着《消失的“国民”：近代中国的“民族”话语与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页 67-95。
王柯，《中国，从“天下”到民族国家（增订版）》，台北：政大出版社，2017。
于渊，〈专访王柯：极端的民族主义一定是与世界为敌〉，端传媒，2017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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