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晓鹏
今天的演讲起了一个比较吸引眼球的题目“高层政治斗争内幕”,不过内幕是明朝的,不是今天的。但是它对今天肯定是有很深刻的借鉴意义。
大家可能都知道一个事,1949年,共产党即将要打进北京之前,毛主席在延安接见了黄炎培。黄炎培问毛主席:“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强盛的王朝,其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兴起然后变得非常强大,而突然一夜之间就衰落,形成了历史周期律,几千年来都这样。那么共产党执掌天下,能逃出这个历史周期律吗?”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段对话已经过去七十年了,我们再来看,我们到底能不能逃过历史周期?客观的讲,我认为难度很大。中国古代那些伟大的王朝,一般来说都有300年的历史周期。唐朝是最长的,它存在的时间是290年,明朝的存在时间是274年,第二长。清朝1644年到1912年大概也是270年,西汉是210年,东汉是一个比较长的,接近200年。北宋比较短只有160年。国力比较强盛的朝代,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属唐朝和明朝,分别是290年和270年都接近300年,但是没有超过。
新中国的国运跟西汉、唐朝以及明朝都有相似的地方。都是由一场大规模的、彻底的底层革命来建立起一个国家。西汉的刘邦出身农民家庭;明朝朱元璋是乞丐、和尚;唐朝的创立者——李渊李世民父子属于军事贵族,连着几代人都是军队高级将领,但隋朝是被农民大起义推翻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李渊的儿子李世民就跟农民起义英雄们联合起来,铁匠出身的尉迟恭、农民出身的秦叔宝、破落书生徐世绩等人归降了李世民,围绕着李世民形成了一股势力,这股势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底层革命。
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和大哥李建成代表的是传统的军事贵族,贵族们支持李建成继承李渊的皇位。最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了其兄李建成,然后逼着他的父亲李渊退位,自己当了皇帝。靠的就是他掌握了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而这只力量主要就来源于隋末农民起义军,所以唐朝实际上也是通过彻底的农民革命建立起来的王朝。
一般来说,在经过比较彻底的革命之后,就会容易开创一个大繁荣的时代。新中国跟汉唐明的情况非常接近,按照历史周期来估算,新中国存在的寿命肯定是在200年以上,并且有希望突破300年,从而打破唐朝的历史记录。
所以,要算我们逃不逃得出这个历史周期率,看这七八十年是没用的,要看它两百年、三百年以后如何。我们才建国70年,在汉朝70年代的时候,正是开疆扩土的时候。唐朝70年代时候,是武则天时期,还没有到最鼎盛的时代(开元盛世)——开元盛世是唐朝建国110年以后。明朝70年代的时候,郑和下西洋刚结束。对一个大一统王朝而言,七十年这个时间点,肯定是上升期,是盛世。
为什么说我们很难逃过历史周期律?汉朝的昭宣盛世、武则天之后的开元盛世、明朝的万历盛世都很繁荣,在全世界的地位比今天还高。我们现在还是第二大经济体,那个时候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大经济体,又大又强。但最后这些王朝还是不到300年就灭亡了。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刚开国的时候,统治阶层比较励精图治,懂得节俭,懂得提拔优秀人才来治理国家,自身能力也比较强。后来天下太平久了,忧患意识也就没有了,几代人之后,新的统治阶级就忘掉了创业者的磨难艰辛,开始琢磨自己享乐和自己儿子孙子的荣华富贵问题,有优秀人才也不用,好位置要留着给自己人,于是整个社会阶层便开始不断地堕落。社会一堕落,上层精英醉生梦死,底层人民就生不如死,于是就要造反,社会陷入动荡,要么被农民起义推翻,要么被外来的少数民族取代,王朝灭亡。
咱们现在开国七十年了,阶层分化、精英堕落这种情况已经有很明显的苗头了,不过现在还不是特别严重,在座的各位有希望通过自己努力去改变它。但如果这种情况再这样继续深化,再过几十年就会变得很严重。严重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看看明朝中后期,估计就会有点头绪了。
明朝总共存在了274年,它的中期,也就是开国一百三十来年的时候,明朝正处在这个明孝宗朱佑樘的统治之下。
当时国家已经开始出现疲态。财政收入入不敷出,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总是是败多胜少,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大臣们不断反应情况说,军队和人民都比较贫困,如果遇到灾难的话就没法活下去了。特别是军队,已经穷得叮当响,工资都发不出来了。明孝宗就想不通了,把他最信任的大臣找过来。他说:古代的圣贤说天下的财富,不在政府,就来民间。但是如今政府也穷,军队没钱,然后你们又跟我反映说民间也穷,那财富到底去哪了?这个大臣回答不上来,就说:"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我看可能是被太监贪污了。" 这个纯粹就是让太监出来背锅。
其实,问题很简单,当时政府的财政收入确实没钱,普通老百姓也还是比较穷困,财富主要是被中间阶层——官僚豪强等把持了,形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这些豪强有钱,但是他们不交税。所以政府每年工资发不起。政府的钱就成了无底洞,民间的生活也很困苦。
后来又过了五六十年,到嘉庆万年间,当时西班牙已经开始全球大征服,麦哲伦已经开始环球航行。南美洲发现之后,发现了很多银矿,西班牙就用这些银子来跟中国做生意。后来西班牙从美洲开采的银矿大概有三分之二都流入了中国,造成了江南地区的空前繁荣。但在繁荣的同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北京的中央政府穷的要死。因为政府收不到这些商业税,基本上还是在用两百多年前朱元璋制定的农业税来维持政府运转和军事开支。农业税还经常被地方政府拖欠,以旱灾洪灾等各种理由不上交中央政府。
总之,明朝从中期开始,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财政危机,政府养不起军队,也没有钱救灾。实际上几乎每一个王朝中后期都会出现类似问题,唐朝的两税法,北宋的王安石变法,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明朝到了明孝宗以后,各种变法风起云涌。围绕着要不要变法?如何变法?要不要加税?向谁加税?朝廷内部出现了激烈的政治斗争。这些斗争看起来是人事倾轧,实际上背后的各大利益集团在博弈。
明孝宗死后,明武宗继位,开始重用太监刘瑾来推动变法。
刘瑾是明朝正德年间著名的大太监,华尔街日报大概在十多年前搞过一个评选,说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十大富豪,刘瑾名列其中。为什么名列其中?因为有很多史料记录,从他家抄出来的数不胜数的黄金白银,足以列入人类历史上十大富豪。但其实根据刑部的抄家档案,对刘瑾抄家也就抄出来大概200万银子。华尔街日报引用的史料,却说他大概有1000万两的黄金,5000万两的白银,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没边了。而且这200万的银子不一定都是刘瑾贪污受贿的。这是他全家的所有财富。包括他的家人利用他的权势经商赚的钱,是刘瑾当了几十年太监积累起来的。
刘瑾肯定是贪,但远远没有后来传说中的那么严重,他是干实事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改革家。
刚才说了,明孝宗是个软蛋,镇不住手下的文官武将,朝政一团糟,在北边跟蒙古打仗老吃亏。明武宗继位以后,就下定决心要收拾一下这些贪官污吏,把钱收回国库,重整军威国威。刘瑾被皇帝授予极大的权力,负责完成这项使命。
刘瑾首先拿军队开刀。他先是搞审计,看看各个边镇的仓库,哪些东西账上有但是仓库里没有?那就是国家军费被挪用或者贪污了。审计出来,只要发现有亏空的,赔。让贪污挪用军事物资的人倾家荡产。而且刘瑾还搞了一个狠毒的招数,让亏空的人自己把粮食运到边关去,有好多人直接就在半路给累死了。
查完了边镇的仓库,又开始查两淮地区的盐政。因为盐业专营是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很多盐商勾结地方贪官,卖盐不交税。刘瑾派人去查,严厉打击这种偷税漏税行为,给国家增加了每年上百万两银子的收入。
接下来就是查全国的土地,重点是军事土地。明朝建国的时候,明太祖朱元璋把天下接近百分之五十的土地划给军队,专门用来养军队。由军人和军队家属来种地,然后70%的收成都要上交,用于军费开支。随着时间的流逝,天下太平,仗打得少了,有权有势的军官就盯上了军队的土地,想把它私有化。就有点像我们出现的国有资产私有化,把国有的变成自己的。
那要怎么变成自己的呢?一个手段是造假,汇报说我们这个地方地震了、发大水了、土地变成沙漠了、变成大水塘了等等。还有就是出现了一些军户逃亡——因为军官们逼着军户交的粮食太多了,交不起,只能抛弃土地逃走。军官们就报告说土地已经被抛荒了,没人种了,就不用交粮了,实际上就是被军官自己给侵犯了,土地产出的粮食全部归自己。刘瑾就搞了一次土地审计,派人到现场去看:这个土地到底是不是被大水淹了?到底是不是抛荒了?现在看当时的盘查记录,竟然有70%的国有土地被私有化了。也就是说,朱元璋当时分下去的军用土地,到了刘瑾盘查的时候,只有30%还掌握在国家手上。你说这么搞,国家怎么能不穷?军队战斗力如何能不下降呢?
这样一来,所有军队官僚,对刘瑾都非常痛恨,恨不得他早点死。但是刘瑾有皇帝的支持,不好办,得再找机会,结果让他们找到了一个机会,就是安化王造反。
这个安化王住在陕西一带,靠近边关。边关地区土地盘查是最严厉的,那些军事将领的对于自己侵占的土地被重新收回,归国家所有感到非常愤怒。安化王一看,军队上下对刘瑾这么愤慨,正好我利用这个机会造反夺取皇位,于是便起兵造反。
但这个安化王实在是水平太差,刚刚起兵,还没来得及等到朝廷的大军,直接就被本地的驻防军队给灭了。人也被抓了起来。
尽管叛乱没有造成很大危害,大臣们依然敏锐的发现这是一个扳倒刘瑾的最好时机。官员们通过这件事情向皇帝打小报告,说刘瑾无法无天,搞得民不聊生,安化王就趁机收拾民心来造反。如果你再任由刘瑾搞下去,那造反的地方将不止一个。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式,明武宗害怕了,退缩了,不得不做出一个决定——丢车保帅,把刘瑾拿下,保证局面不失控。
刚开始,明武宗还想要保一下刘瑾,只免职不判刑。因为刘瑾毕竟是推行自己改革路线的代表嘛。拿下以后,打算让他到南京去当一个闲职,就算安全着陆了。
刘瑾还很高兴,说继续当一个富太监也不错,正好可以享受一下生活。
但政治斗争是很残酷的,官僚集团心想不能让刘瑾跑掉,于是就连夜把刘瑾家包围起来,往里面放很多违禁物品——黄袍,盔甲和刀剑这些东西都往他家里塞,还塞了一把匕首和一把扇子,扇子里有尖利的刀刃!以此作为证据,说刘瑾准备造反,尤其跟皇帝相处随身携带一把藏着刀的扇子,随时准备谋杀皇帝。
明武宗最后接受了刘瑾谋反而不是贪污的罪名。谋反那就必须要处死的,而且是凌迟处死。据说刘瑾是被割了三千刀才死的。刘瑾一死,所有的审计工作全部停止,而且以前审计出来的问题也一概不再追究,已经清算出来的土地全部退回到原来那些人手中。这一次变法的尝试,就彻底失败了。
明武宗在皇宫也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兴趣也转移到了对外战争上面,组织了几次对蒙古的军事行动,成效不错。但内政方面,刘瑾被杀以后就完全停滞了。
后来明武宗死了,他没有儿子也没有亲弟弟,就找到了他叔叔的儿子来当皇帝,也就是明世宗嘉靖皇帝。围绕这个事情,官僚集团又整出来了一个“大礼议”事件。文官们说皇位继承必须要把“正统”这个关系说清楚。因为明武宗的父亲明孝宗性格软弱,官僚集团一直对他很满意,觉得他很听话,应该立为皇帝的榜样。但遗憾的是他只有明武宗一个儿子,明武宗又没有儿子,这样明孝宗就“绝后”了。为此,官僚集团决定让嘉靖过继给明孝宗当儿子,让他管明孝宗叫爹,管自己的亲生父亲也就是明孝宗弟弟叫叔叔。他们找的借口是皇帝的父亲必须是皇帝,不然皇位就得来的不够正,而嘉靖的生父不是皇帝,所以必须要找个真皇帝当爹。
嘉靖很生气,首先明孝宗死的时候,嘉靖还没有出生,爹死了几年之后儿子才出生,这不是扯谈么?更重要的是,嘉靖跟他亲爹感情很好,他爹把他抚养到了十六岁才去世。嘉靖皇帝在继位的时候还处在给他爹守孝的那个时期,结果守到一半官僚集团宣布那不是你爹,而是你叔叔,你说这事儿换谁能不生气?更何况他是一个皇帝。
这件事确实有点儿不要脸。历史上有发生过与这件事类似的事叫"指鹿为马"。据说太监赵高为了考验大臣们的忠诚度,当着秦二世的面说一头鹿是马,凡是认为是马的都被认为不忠于赵高而被干掉。这事儿真假不能确定,但明朝文官们“指伯为爹”是千真万确的荒唐事儿。他们的目的也跟赵高差不多:考验文官们是忠于官僚集团,还是忠于新上任的皇帝?在这次事件中,文官集团高度团结,明朝所有五品以上的官员都一致地认为嘉靖皇帝应该管他的伯父明孝宗叫爹,管自己亲爹叫叔叔。凡是唱反调的,都会被以各种理由被弹劾贬职或者外放。
这件事比指鹿为马更恶劣,因为鹿和马也就是个客观的认识真假问题,伯父和父亲的关系颠倒那不仅是真假,而且违反了基本的伦理道德。嘉靖皇帝坚决不能接受,文官们则坚决不同意皇帝管自己爹叫爹。皇帝与内阁之间就出现了对峙,皇帝下的圣旨,内阁直接退回,拒绝公布执行,这是明朝历史极为罕见的政治危机。
有一天,一个六品的官员站出来说:皇帝有权管自己的爹叫爹。结果没多久就被编了一个罪名给赶走了。不久又出来了一个人,刚刚通过科举考试,还在各个部门实习,没有正式职位,他叫张璁。张璁站出来说:皇帝你就是应该管自己的爹叫爹。而且还认真的考证了一番儒家学说和历朝历代的政治传统,最后得出结论:嘉靖管谁叫爹,跟他有没有权利当皇帝是没有关系的。
嘉靖看到这封奏章以后特别高兴,激动得留下眼泪,说“吾父子获全矣!”皇帝很高兴就想提拔重用张璁,结果没几天张璁的实习期结束了,被调到南京去当了一个闲职。
后来又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斗争,最后嘉靖皇帝以辞职相威胁,才逼着文官们同意他可以管自己爹叫爹。文官们害怕皇帝辞职以后,会有军队造反,才不得不做出了妥协。
嘉靖皇帝取得胜利以后,趁胜追击,改组内阁,掌握了实权。然后就把在南京的张璁给招了回来,任命为内阁首辅,开始了继刘瑾以后的第二次变法,史称“张璁变法”。
张璁改革明朝的官僚制度,首先改革八股文,宣布不再以宋儒朱熹的思想作为评分标准,而是以孔子孟子的原著为准,考生们对孔孟的解读可以突破朱熹的理解。这是一个很大的改革。
然后就是改革官吏管理制度,规定御史和言官之间可以互相弹劾,加强监督制度。又出台了明朝版的“八项规定”,御史到地方巡视不准大吃大喝等。总的来说就是反腐败,加强对官员的监督,改革官员选举制度。
张璁在嘉靖手下干了十几年,嘉靖一直不放他走,最后病死在首辅的位置上。
张璁为官清廉,也不结党,是嘉靖这辈子最信任的一个人。张璁死后,嘉靖不再信任任何人,因为他早就被“大礼议”事件伤透了心,也明白了皇帝要当稳当,就必须对大臣们狠一点,而且要让他们之间不停的斗争。他对张璁很放心,除了患难见真情以外,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张璁在“大礼议”事件中已经把文官集团得罪死了的,不可能结党专权。
后来嘉靖又选择了严嵩当首辅。严嵩被嘉靖重用了20年,但绝对是重用不是信任。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敲打一下,甚至短期罢免他。因为嘉靖忙于修道,并不喜欢管理太多的日常政务,只抓重大军事决策和人事任免的问题,其它都交给内阁去办,严嵩做事情的能力和责任心让嘉靖很难长期离开他。在严嵩的主持下,明朝消灭了长期祸害东南沿海的倭寇,为后来的东南经济繁荣打下来很好的基础。可以讲,严嵩是一个为国家立下了大功的内阁首辅,原本应该是一带名相。但是因为严嵩不惯着文官集团,让嘉靖随意打杀顶撞他的大臣,因此被文官们封为“奸臣”。
张璁死后十多年,他的科举制度改革就开始出现成效。在张璁时期参加科举考试那些人就开始进入官场,这些人的思想能突破宋明理学的限制,敢作敢当,出了一大批有个性有才华的人物,包括海瑞、胡宗宪、唐顺之、高拱、张居正等人。
海瑞是历史上著名的清官,考了很多年的科举考试才中了个举人,连进士都没有中。很多人说他是个书呆子,其实他不是书呆子,他很聪明。他老考不上是因为不喜欢朱熹的理学,而喜欢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张璁改革科举,考试的评分标准不以朱熹的解释为准了,才给了他考中的机会。由于海瑞清廉的名声太大,再加上运气好,到了嘉靖中后期,海瑞就从一个地方知县给提拔成了在户部云南司主事。
海瑞闲来无事,就给嘉靖皇帝写了写了一封奏章讨论天下大事,把皇帝骂了一顿:皇上你刚登基那一段时间励精图治,国家搞得还挺好的,但后来喜欢上修道,就懈怠了,现在国家的情况一团糟。你知不知道大家给你取了个外号?叫做嘉靖嘉靖,家家皆净?你有三大错误。第一就是你老是修道,不住在皇宫,跟皇后是夫妻却长期分居,这是不义。二,老是将顶撞你的官员打死,此为不仁。三,你是皇帝不好好干活治理国家,对不起列祖列宗传下来的职责,此为不孝。不仁不义不孝你占全了。全天下的人对您都意见很大呢,估计你还不知道吧!修道这东西不靠谱,你看骗你修道的那几个道士不都死了吗?要是修道能长生不老他们咋会死呢?所以希望你老人家能迷途知返,赶紧振作起来,将国家发展壮大。
嘉靖看了之后很生气,就想杀掉海瑞,但在其他人的劝说之下,最后还是没有杀。把他一直关着。几年之后嘉靖死了。海瑞就被放出来了,并任命为应天巡抚。今天从南京到上海这条线沿途都归应天巡抚管,也就是中国明朝时期最繁荣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土地兼并也很严重。海瑞来了以后准备大干一场,收拾一批大地主。但他很快就发现改革的困难比他想象的大——这些大地主背后有个总后台,官做的比他还大,就是前任内阁首辅徐阶。
徐阶是嘉靖在位时最后的一位内阁首辅,扳倒严嵩上位的。徐阶的老家就在上海附近,他们一家利用徐阶的权力,疯狂兼并土地,开纺织厂雇佣了上千纺织工人,同时还占据着北京南京的黄金地段商铺出租,挣的钱用来放高利贷,可以说是各路进财,成了当地最大的地主和富豪。海瑞的改革要抑制土地兼并,就必须要打击徐家这个头号大地主,不然没法搞。但徐阶对他有恩,之前提拔过他,皇帝要杀海瑞的时候徐阶也说过好话。而且他对徐的印象还不错,因为徐阶当首辅的时候对皇帝修道还是劝诫的。但是没想到他家里人如此横行霸道。海瑞就给退休在家的徐阶写了一封信,建议他退还一部分土地。徐阶很生气的拒绝了,并想办法弹劾海瑞。这两人的矛盾就闹到了中央,等待内阁处理。
当时的内阁实权派是高拱,他是现任皇帝的老师,深受隆庆皇帝信任。高拱这个人既看不惯徐阶,也很讨厌海瑞。嘉靖皇帝刚死,隆庆皇帝一上台,高拱就想利用跟皇帝的关系把徐阶赶走,自己当首辅。但海瑞出来拉偏架,写了一篇奏章大骂高拱。说他结党争权,无耻之尤。因为海瑞骂过皇帝,威望很高,海瑞一骂,全天下都知道高拱不是好人,高拱被迫辞职。等徐阶下台以后,他才走太监的关系官复原职的。
所以,高拱跟徐阶有仇,跟海瑞也有仇,看到这两个仇家掐起来,那心里可是乐开了花。这个事情闹到内阁,高拱首先想的就是:先收拾哪一个呢?
徐阶本来是实力派,在朝中根基深厚,但他的名声经过海瑞一闹已经臭了,整个朝廷都知道徐家在江南做了很多违法乱纪的事情。海瑞的名声却越来越好,要是真让他把徐阶给扳倒,那就谁也镇不住他,说不定威望太高就要入阁拜相了。
经过这么一番分析,高拱决定先干掉海瑞,再来收拾徐阶这个死老虎。他借口海瑞在江南的改革造成了社会动荡,免去了海瑞的巡抚职位,让海瑞去南京当一个职位更高但没有实权的官职。等海瑞卸任了巡抚,在回南京的路上,高拱又宣布把这个闲职给取消了,海瑞就被迫回家养老。
海瑞走后,高拱将自己的亲信派过去当应天巡抚,接着整徐阶。海瑞打击土地兼并其实不是针对谁,而是为了搞改革。但高拱正好相反,他不是为了搞改革,就是为了收拾徐阶。他利用海瑞找出来的各种徐家非法兼并土地的证据,把徐家土地没收了,徐的儿子发配充军。最后,徐阶和海瑞的斗争以两败俱伤告终,高拱坐收渔翁之利。海瑞在江南地区推行的消灭土地兼并等政策也因此失败。
隆庆当了七年皇帝之后去世。他的儿子万历皇帝继位。
新皇帝很小,皇太后对高拱不太感冒。内阁次辅张居正这个时候就跟太监合作,向皇太后举报说,高拱声称“三岁小孩怎么能当皇帝!”——想要拥立外地的藩王。其实高拱并没有说这话。他说的是:“三岁天子何以治天下?”说是皇帝年龄太小了,治理天下不太容易,内阁的责任恐怕会更重了。但皇太后相信了张居正的话,把高拱赶走了。
张居正当上首辅,开启了明朝中后期的第三次大变法,也是明朝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改革叫做“张居正变法”。
“张居正变法”跟中国历史上的“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是齐名的。张居正也是张璁搞科举改革的那个时候考上的科举。他的改革主要是改革官员考核制度,当时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地方以各种借口逃税,拖欠了大量的税粮。张居正就拿着税收完成情况来考核地方官,必须交齐,交不齐全的就要降职或者免职。通过这种毫不留情的考勤制度来盯着地方官员交税。然后他又组织了明朝中后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土地丈量工作,把各种隐瞒的不交税土地给清理了出来,增加了国家的税源。这次工作干得比刘瑾好,顺利完成了。
张居正改革时皇帝还没有成年,所以基本上是张居正说啥就是啥。改革力度和效果都不错,收的银子源源不断的流入中央财库。但是却引起了地方势力的强烈不满,因为这些多交的税都是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扳倒张居正。正巧这个时候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照当时的惯例,官员的父亲或者母亲去世要辞官回家守孝三年。因为当时皇帝年幼,皇太后就命令张居正继续留守在岗位上,但是却遭到了文武百官的极力反对,说张居正不孝。何为孝?遵守儒家礼法,父母死了,应当回家守孝。如若不然,就视为不孝。不孝之人怎能成为天下人的楷模?怎能担当改革大任?——这就是反对派的逻辑。
张居正遭到了众多弹劾。皇帝就把其中弹劾最厉害的五个人抓起来打一顿板子并贬官。经过这么一整,张居正又继续推动他的改革,基本上把想干的事情都干成了。但是发生了一件很意外的事情——张居正得了痔疮。痔疮这个东西很痛苦,当时也没有马应龙痔疮膏什么的,治不好。不过痔疮其实也不要命,忍忍也能行。但张居正觉得无法忍受,决定冒险做手术把痔疮割掉。但当时做外科手术没有办法做好消毒,结果伤口感染,张居正去世。张居正的变法也就结束了。
张居正死后,大量的官员就开始攻击张居正贪污敛财。有人就给皇帝上了一封折子,上面说张居正虽然劝您平时节约,但是他自己回家的时候去专门请人做了一个32人抬的大轿子。举报出来之后,皇帝很生气下令抄家,结果抄出来10万两银子。10万的银子大致相当于现在两三千万元。而且这也是张居正全家的财产,包括他的几个成年的儿子,一大家子十几号人的总财产。事实证明,张居正这个人还是比较清廉的。对于一个当了几十年高官,专权十多年的首辅而言,这点钱并不算多。当然,跟海瑞没法比,只能说是比较清廉,不是十分清廉。
经过清算,张居正的考核办法被废除,地方势力的税又可以继续拖延。至此,张居正变法也宣告了失败。
在跟张居正斗争的过程中,官僚集团也学会了组织起来,其中的激进分子形成了一个叫“东林党”的政治同盟。东林党的起源于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这个地方是当时南宋时期的一些儒家学者传道授业用的。南宋灭亡以后,这个地方就荒废了。一直到明朝的中后期,当地的儒家学者又开始在这个地方重新聚集开办学院。东林书院专注于培养政治人才。这个书院的建设得到了江南地区土豪大财阀的支持,有了他们的支持,东林书院培养或看中的人才,就去中央政府做官,然后维护这些大财阀的利益。
东林党的政治纲领主要有两条,第一:税收得越少越好;第二:皇帝管的事越少越好。他们认为只要能贯彻儒家的大道,维护好君臣父子的等级关系,天下就能太平,国家就能繁荣昌盛,治理国家根本就跟收多少税没关系。这就是他们的基本理念。他们就用这一套纲领来反对张居正的改革,以及任何针对江南地区豪强势力的改革。
张居正死后,朝政几乎是一潭死水。朝廷分为两派:一派是保守派,一派是激进派,这两派都反对张居正的改革。东林党是激进党和反对党,保守派是执政派、当权派。万历皇帝受制于两派的政治斗争,发现自己不管干什么都没有用,都会被两党政治斗争给消解,最终不再管理朝政日常事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皇帝罢工。
但军国大事,万历皇帝还是管的。在他的安排下,万历中期打了三次大仗,其中有一次是日本侵略朝鲜。日本老想以朝鲜为跳板来侵略中国,这也是日本一贯的想法。万历皇帝在朝鲜与日本打了两次仗,几乎花光了张居正改革攒下的所有的财产,而且还有巨大的亏空。
这个时候西北部和西南部分别发生了少数民族叛乱,急用钱打仗。但是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已经被废除了,地方政府的税无论如何收不上来。文官们忙于党争,尤其喜欢激怒皇帝换来一顿板子,然后就可以拥有正直无畏的名声,不管是做官还是回家当地主土豪,前景都是一片光明,所以皇帝的话根本无法通过文官系统执行,尤其是征税就更是不要想。无奈之下,万历皇帝便派太监到全国各地主要城市,包括杭州、苏州、南京等地征收商税和矿税。
这种行为严重地触犯了东南豪强的利益,引发了广泛的“暴力抗税”,各大势力组织起来抗击太监征税。最有名的便是苏州的“织庸之乱”——万历皇帝派太监到苏州征税,主要是对当地最发达的纺织业收税,每台纺织机每年收多少,每一匹丝绸收多少这样。很多纺织工厂主就宣布停业抗议。纺织工人们就失业没有工资了。于是就有人把失业的纺织工人(也就是“织庸”)聚集起来。跟他们说:只要杀掉来征税的太监和他们的爪牙,就可以恢复工作。
纺织工人们于是分成多路,去杀掉了前来征收赋税的太监的助手们。征税太监赶忙向苏州的行政长官请求帮助,但是被拒绝了。太监逃回北京向万历皇帝诉苦,皇帝面对此情此景也无可奈何,只能绝食抗议。苏州收税的事儿也就不了了之。受到苏州事件的鼓舞,全国各地抗税运动风起云涌,最严重的是发生在云南,当地的地方官员带队冲进太监的府邸,把太监随从200多人全部杀光!导致万历皇帝的税收来源崩溃。到明朝后期,财政问题更加突出。
到了万历末年,东北地区的女真部落崛起。他们是金朝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曾经消灭过北宋。明朝初年,女真归降,明朝在这里建立了建州三卫对他们进行管理。到了明朝中后期,女真开始不太服管,不断的闹事。万历中后期,建州女真的领袖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然后正式登基建国,宣布脱离明朝独立。明朝宣布征讨努尔哈赤,双方在萨尔浒展开大战,最后明军惨败。具体的战役过程我在《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里面有很详细的分析,在此就不细说了。
这一仗明朝虽然败了,但其实国力并没有受到什么冲击。明后期全国经济高度繁荣,人口保守估计2个亿,大胆估计是4个亿。而女真大概只有10万人,还不到明朝人口的百分之一,经济实力差别更大,完全是蚂蚁和大象的区别。所以,这场战败原本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事情。
万历皇帝赶紧派兵增强辽东军备,同时下令征收赋税用于辽东军事开支。但他派太监到各大城市征收商业税的努力已经失败了,没办法从城市工商业征税了。打仗又必须要钱,无可奈何之下,万历皇帝只能宣布加派农业税,也就是著名的“辽饷”。每年五百万两银子,由全国的土地均摊。
这五百万两本来也不多,明朝有12亿亩耕地,平均下来每亩地也就0.005两银子,大约能买一斤半大米,不到亩产量的百分之一。但是由于土地兼并严重,海瑞之前打击土地兼并的改革也被徐阶和高拱给搅黄了,大地主都利用政治特权不交税,税收大部分被压到只有少量土地的普通农民头上。普通农民占有的土地比例很低,却要承担绝大部分农业税,这就给广大农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过了一年,万历皇帝去世,他的儿子继位。他的儿子是在东林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当时万历皇帝想等时机成熟了立自己的小儿子为太子。东林党就不断上书要求皇帝立自己的长子为太子,最后万历皇帝只能同意立他的大儿子为太子。太子继位以后,东林党就得到了重用。
东林党这帮人全是儒家学者,并且一般都出生于东南沿海的富裕家庭,他们对战争这种事情一点都不了解,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减税,以及跟皇帝死磕借此出名。东林党上台后的第一件事上就是把辽东巡抚换成自己人。东林党的自己人基本都是书呆子,这个新巡抚叫袁应泰,他一直在州县当文官,从来没见过打仗。到了辽东,他就把他的这一套应用到管理少数民族上,“爱民如子”,把大量来历不明的“难民”放进城中安置。不料却中了努尔哈赤的计,在这些“难民”中隐藏了大量的间谍。不久,努尔哈赤带兵来犯,大臣们都劝袁林泰固守城门,他却不听,亲自带兵出城作战,大败。这时,早在城内隐藏好的间谍们便散布战败的消息,并在夜间偷偷打开城门迎接努尔哈赤的军队。最终,袁应泰到辽东不到一年,辽阳和沈阳这两座巨城便相继失守,袁应泰也畏罪自杀了。在此之前,努尔哈赤率领各女真部落活动在长白山附近的山区,一直没有机会进驻大城市。东林党当政第一年,就导致了沈阳和辽阳这两座大城市失守。就相当于把辽西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让给了努尔哈赤。
袁应泰死后,东营党不吸取教训,又接着派了一个没有打仗经验的文人王化贞去镇守辽东。王化贞跟袁应泰几乎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废物,心慈手软、爱民如子,广泛招纳难民和降将,以显示自己的仁慈,觉得以此就可以感化辽西人民起义推翻努尔哈赤的统治,自动收复辽西。他还自作聪明,派遣自己的亲信——这个亲信也是在辽东招来的,不是他在内地带过去的——去跟努尔哈赤手下的大汉奸李春芳通信,劝降李春芳。结果去联络的亲信反而被李春芳策反。
努尔哈赤在辽沈消化得差不多的时候,就带兵直接越过辽河攻打辽东。王化贞派自己的亲信迎战,此人当然一战击溃,然后临阵倒戈。王化贞听说打败了,就赶紧跑路,把辽东地区的军事总部——广宁城,拱手让给了努尔哈赤。
就这样,在东林党的把持下,两三年里东北三座军事重镇——沈阳、辽阳、广宁,就被努尔哈赤兵不血刃地拿下,连个像样的抵抗都没有。原因都是因为出现叛徒和间谍,直接把城门打开,把城池拱手送人。
广宁失陷的时候,辽东经略熊廷弼带兵从山海关出发试图救援,但王化贞跑的太快,已经来不及了,便撤回了山海关。
这段时间是东林党在政治上最为得势的时期。当时的皇帝是非常著名的天启皇帝。才二十来岁,年轻气盛,想着自己刚当上皇帝就丢了辽东,对不起列祖列宗,现在北京和辽东就隔着一个山海关,形势也很危急。他非常愤怒,必须追究责任。于是他学习祖先明武宗朱厚照重用太监,对东林党进行清洗。
这个太监就是大名鼎鼎的魏忠贤。他启动了明朝中后期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变法:魏忠贤变法。
在整饬东林党的过程中,魏忠贤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能。
辽东巡抚王化贞和辽东经略熊廷弼因为丢掉了辽东,都被判处死刑。熊廷弼为了保命,拿出四万两银子,托了东林党的关键人物——内阁中书,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文言帮忙打点,让自己免于一死。汪文言胆大包天,竟然托人向魏忠贤行贿。魏忠贤拒绝了贿赂,也因此知道了熊廷弼在花钱救命。此后,熊廷弼果然一直没有被处死,魏忠贤便以此事为出发点追查到底是谁收了熊廷弼的钱?很快就查到汪文言头上,然后继续追查汪文言把熊廷弼的银子给了谁替他保命。由此对东林党人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的政治清洗,大批东林党人遭到逮捕或者贬黜,保守派文官们和魏忠贤联合,重新掌握政权。
魏忠贤变法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学习万历皇帝,再次派遣太监到江南地区征收商税。跟万历年间一样,这些派下去的太监遭到了东南地区豪强利益集团的极力反抗。在江南苏州再次出现了打死征收官员的恶劣事件。魏忠贤没有退让,他威胁让中央派兵镇压,这就吓坏了江南各大地主财阀。他们同意交出五个带头的人定罪,这五个人被押往北京处死。原来中学课文里边的《五人墓碑志》就是为纪念这五个人而写的。
在那篇课本上,这五个人是被当做反抗暴政的英雄来歌颂的。但是,当时国家正处于危亡之际,山河沦陷、强敌犯境,他们也没有吃不上饭,相反还挺有钱,却拒绝缴纳赋税,带头打死国家征税官员,这真的能算英雄吗?
总的来说,在魏忠贤执政时期,国家军费比较充足,辽东局势又得到了缓解,连续取得了几次胜利,特别将军毛文龙在朝鲜的一个海岛——皮岛建立起抗金根据地,从后方威胁后金的安全,稳定了局势。在正面战场,也相继取得了“宁远之战”和“锦州之战”的胜利。努尔哈赤没过多久也死了——不是袁崇焕开炮打死的,是病死的——后金开始从战略进攻转入防御状态。
但是很不幸,魏忠贤的后台——天启皇帝没过多久就死了。他死了之后,崇祯皇帝上台。崇祯是天启的弟弟,之前一直当藩王,对皇宫里边的政治决策过程一无所知。他的信息来源主要还是官僚集团,而在造谣方面东林党是一把好手。他们说天启皇帝之所以重用魏忠贤是因为他热爱木匠活儿,不理朝政,魏忠贤不仅迫害大臣,还让宫里的妃子堕胎,让皇后堕胎等等。总之就是一个99.999%高纯度的大坏蛋。崇祯听信了这些谣言,进宫当皇帝的时候都吓得自带干粮,害怕魏忠贤给他下毒。
上台后没多久,崇祯就跟东林党联手把魏忠贤杀掉了,于是一切又恢复原状。魏忠贤的所有改革以及征收商税全部被废除,那些被抄家的官员和豪强们的财产全部发还,中央财政又一次穷得叮当响。魏忠贤死了之后八个月,辽东的士兵就因为被拖欠了四个月的工资而哗变;然后就是毛文龙被东林党联合袁崇焕杀掉,后方安全的金兵从喜峰口突破长城围攻北京;然后就是陕西农民因为农业税负担太重而暴动。
在外有强敌、内有暴动,朝廷中有东林党的形式下,崇祯皇帝纵然天天熬夜、拼命工作,也无力回天。东林党始终拒绝增加国家税收来用于军费开支,宁可亡国也不让东南沿海的大地主大富豪们多交一分钱的税。
崇祯当了17年皇帝后,明朝灭亡!然后就是清军入关,对江南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大屠杀,包括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南昌屠城、赣州屠城、厦门屠城、广州屠城等等。江南豪强们拼了命都不愿意拿来交税的财富被洗劫一空,顺便还把全家老小的命也丢了。很多东林党人投降满清,继续做官,然后编写《明史》痛骂明朝皇帝、张璁、严嵩以及太监刘瑾、魏忠贤等人祸国殃民导致了明朝灭亡。
这就是明朝中后期高层政治斗争的具体的过程,由于时间关系,魏忠贤死了以后的那些事情今天就没办法跟大家多讲了。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我的书,很多人觉得我讲的这段历史可能是有点颠倒黑白。一些历史上著名的好人到了我这里就变成了坏人,坏人了却变成了好人。至于这些历史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也不敢保证,大家自己想。总之,我们对待历史要有一种怀疑性的态度。不是说书本上写的都是真的,正史上说这个人是好人就一定是好人,说这个人是坏蛋就一定是坏蛋,还是需要我们自己的思考去辨别,通过自己的深入研究史料,够得出自己的判断。
这些东西讲的是明朝,但对今天也很有借鉴意义,很多历史上的问题是会重复出现的,不要换个马甲咱们就认不出来了。比如刘瑾和张居正丈量全国土地,不就相当于咱们今天的房地产信息全国联网嘛?土地兼并导致大地主不交税,农民多交税,在今天不就是个人所得税变成工资税,工薪阶层拼命交税,而有些人坐拥几千万上亿房子的财富却不交税。一方面政府有债务问题,一方面老百姓和实体经济税负沉重,但中间一部分豪强富得流油还不用怎么交税,这不就是明孝宗问的问题:天下的财富,不在官就在民,但现在政府也缺钱人民也缺钱,钱都去哪里了?我们今天怎么回答?怎么解决?其实问题好回答,解决起来最难。刘瑾搞审计,要丈量天下的土地,被千刀万剐而死;张居正把土地丈量完了,死后也被抄家清算;魏忠贤豁出命去,给辽东搞点军费,结果被逼自杀,死后抄家,背了个骂名一直到现在。只有张璁运气好,生前死后都没啥事,但他的改革力度也最温和,主要是改科举和监察制度,没有直接针对财富分配动手。还有就是张璁真清廉,跟海瑞有得一拼,真没有把柄可以抓,除了每天累死累活工作以外啥也不干,家里穷得叮当响,三个儿子没有一个当官发财的,这也是值得后来的改革家学习的。
历史的教训很深刻,历史的经验也可以很有启发,帮助我们把现实和未来看的更清楚。
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一卷、第二卷,《重现伟大中华史》、《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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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演讲起了一个比较吸引眼球的题目“高层政治斗争内幕”,不过内幕是明朝的,不是今天的。但是它对今天肯定是有很深刻的借鉴意义。
大家可能都知道一个事,1949年,共产党即将要打进北京之前,毛主席在延安接见了黄炎培。黄炎培问毛主席:“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强盛的王朝,其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兴起然后变得非常强大,而突然一夜之间就衰落,形成了历史周期律,几千年来都这样。那么共产党执掌天下,能逃出这个历史周期律吗?”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段对话已经过去七十年了,我们再来看,我们到底能不能逃过历史周期?客观的讲,我认为难度很大。中国古代那些伟大的王朝,一般来说都有300年的历史周期。唐朝是最长的,它存在的时间是290年,明朝的存在时间是274年,第二长。清朝1644年到1912年大概也是270年,西汉是210年,东汉是一个比较长的,接近200年。北宋比较短只有160年。国力比较强盛的朝代,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属唐朝和明朝,分别是290年和270年都接近300年,但是没有超过。
新中国的国运跟西汉、唐朝以及明朝都有相似的地方。都是由一场大规模的、彻底的底层革命来建立起一个国家。西汉的刘邦出身农民家庭;明朝朱元璋是乞丐、和尚;唐朝的创立者——李渊李世民父子属于军事贵族,连着几代人都是军队高级将领,但隋朝是被农民大起义推翻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李渊的儿子李世民就跟农民起义英雄们联合起来,铁匠出身的尉迟恭、农民出身的秦叔宝、破落书生徐世绩等人归降了李世民,围绕着李世民形成了一股势力,这股势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底层革命。
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和大哥李建成代表的是传统的军事贵族,贵族们支持李建成继承李渊的皇位。最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了其兄李建成,然后逼着他的父亲李渊退位,自己当了皇帝。靠的就是他掌握了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而这只力量主要就来源于隋末农民起义军,所以唐朝实际上也是通过彻底的农民革命建立起来的王朝。
一般来说,在经过比较彻底的革命之后,就会容易开创一个大繁荣的时代。新中国跟汉唐明的情况非常接近,按照历史周期来估算,新中国存在的寿命肯定是在200年以上,并且有希望突破300年,从而打破唐朝的历史记录。
所以,要算我们逃不逃得出这个历史周期率,看这七八十年是没用的,要看它两百年、三百年以后如何。我们才建国70年,在汉朝70年代的时候,正是开疆扩土的时候。唐朝70年代时候,是武则天时期,还没有到最鼎盛的时代(开元盛世)——开元盛世是唐朝建国110年以后。明朝70年代的时候,郑和下西洋刚结束。对一个大一统王朝而言,七十年这个时间点,肯定是上升期,是盛世。
为什么说我们很难逃过历史周期律?汉朝的昭宣盛世、武则天之后的开元盛世、明朝的万历盛世都很繁荣,在全世界的地位比今天还高。我们现在还是第二大经济体,那个时候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大经济体,又大又强。但最后这些王朝还是不到300年就灭亡了。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刚开国的时候,统治阶层比较励精图治,懂得节俭,懂得提拔优秀人才来治理国家,自身能力也比较强。后来天下太平久了,忧患意识也就没有了,几代人之后,新的统治阶级就忘掉了创业者的磨难艰辛,开始琢磨自己享乐和自己儿子孙子的荣华富贵问题,有优秀人才也不用,好位置要留着给自己人,于是整个社会阶层便开始不断地堕落。社会一堕落,上层精英醉生梦死,底层人民就生不如死,于是就要造反,社会陷入动荡,要么被农民起义推翻,要么被外来的少数民族取代,王朝灭亡。
咱们现在开国七十年了,阶层分化、精英堕落这种情况已经有很明显的苗头了,不过现在还不是特别严重,在座的各位有希望通过自己努力去改变它。但如果这种情况再这样继续深化,再过几十年就会变得很严重。严重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看看明朝中后期,估计就会有点头绪了。
明朝总共存在了274年,它的中期,也就是开国一百三十来年的时候,明朝正处在这个明孝宗朱佑樘的统治之下。
当时国家已经开始出现疲态。财政收入入不敷出,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总是是败多胜少,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大臣们不断反应情况说,军队和人民都比较贫困,如果遇到灾难的话就没法活下去了。特别是军队,已经穷得叮当响,工资都发不出来了。明孝宗就想不通了,把他最信任的大臣找过来。他说:古代的圣贤说天下的财富,不在政府,就来民间。但是如今政府也穷,军队没钱,然后你们又跟我反映说民间也穷,那财富到底去哪了?这个大臣回答不上来,就说:"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我看可能是被太监贪污了。" 这个纯粹就是让太监出来背锅。
其实,问题很简单,当时政府的财政收入确实没钱,普通老百姓也还是比较穷困,财富主要是被中间阶层——官僚豪强等把持了,形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这些豪强有钱,但是他们不交税。所以政府每年工资发不起。政府的钱就成了无底洞,民间的生活也很困苦。
后来又过了五六十年,到嘉庆万年间,当时西班牙已经开始全球大征服,麦哲伦已经开始环球航行。南美洲发现之后,发现了很多银矿,西班牙就用这些银子来跟中国做生意。后来西班牙从美洲开采的银矿大概有三分之二都流入了中国,造成了江南地区的空前繁荣。但在繁荣的同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北京的中央政府穷的要死。因为政府收不到这些商业税,基本上还是在用两百多年前朱元璋制定的农业税来维持政府运转和军事开支。农业税还经常被地方政府拖欠,以旱灾洪灾等各种理由不上交中央政府。
总之,明朝从中期开始,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财政危机,政府养不起军队,也没有钱救灾。实际上几乎每一个王朝中后期都会出现类似问题,唐朝的两税法,北宋的王安石变法,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明朝到了明孝宗以后,各种变法风起云涌。围绕着要不要变法?如何变法?要不要加税?向谁加税?朝廷内部出现了激烈的政治斗争。这些斗争看起来是人事倾轧,实际上背后的各大利益集团在博弈。
明孝宗死后,明武宗继位,开始重用太监刘瑾来推动变法。
刘瑾是明朝正德年间著名的大太监,华尔街日报大概在十多年前搞过一个评选,说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十大富豪,刘瑾名列其中。为什么名列其中?因为有很多史料记录,从他家抄出来的数不胜数的黄金白银,足以列入人类历史上十大富豪。但其实根据刑部的抄家档案,对刘瑾抄家也就抄出来大概200万银子。华尔街日报引用的史料,却说他大概有1000万两的黄金,5000万两的白银,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没边了。而且这200万的银子不一定都是刘瑾贪污受贿的。这是他全家的所有财富。包括他的家人利用他的权势经商赚的钱,是刘瑾当了几十年太监积累起来的。
刘瑾肯定是贪,但远远没有后来传说中的那么严重,他是干实事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改革家。
刚才说了,明孝宗是个软蛋,镇不住手下的文官武将,朝政一团糟,在北边跟蒙古打仗老吃亏。明武宗继位以后,就下定决心要收拾一下这些贪官污吏,把钱收回国库,重整军威国威。刘瑾被皇帝授予极大的权力,负责完成这项使命。
刘瑾首先拿军队开刀。他先是搞审计,看看各个边镇的仓库,哪些东西账上有但是仓库里没有?那就是国家军费被挪用或者贪污了。审计出来,只要发现有亏空的,赔。让贪污挪用军事物资的人倾家荡产。而且刘瑾还搞了一个狠毒的招数,让亏空的人自己把粮食运到边关去,有好多人直接就在半路给累死了。
查完了边镇的仓库,又开始查两淮地区的盐政。因为盐业专营是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很多盐商勾结地方贪官,卖盐不交税。刘瑾派人去查,严厉打击这种偷税漏税行为,给国家增加了每年上百万两银子的收入。
接下来就是查全国的土地,重点是军事土地。明朝建国的时候,明太祖朱元璋把天下接近百分之五十的土地划给军队,专门用来养军队。由军人和军队家属来种地,然后70%的收成都要上交,用于军费开支。随着时间的流逝,天下太平,仗打得少了,有权有势的军官就盯上了军队的土地,想把它私有化。就有点像我们出现的国有资产私有化,把国有的变成自己的。
那要怎么变成自己的呢?一个手段是造假,汇报说我们这个地方地震了、发大水了、土地变成沙漠了、变成大水塘了等等。还有就是出现了一些军户逃亡——因为军官们逼着军户交的粮食太多了,交不起,只能抛弃土地逃走。军官们就报告说土地已经被抛荒了,没人种了,就不用交粮了,实际上就是被军官自己给侵犯了,土地产出的粮食全部归自己。刘瑾就搞了一次土地审计,派人到现场去看:这个土地到底是不是被大水淹了?到底是不是抛荒了?现在看当时的盘查记录,竟然有70%的国有土地被私有化了。也就是说,朱元璋当时分下去的军用土地,到了刘瑾盘查的时候,只有30%还掌握在国家手上。你说这么搞,国家怎么能不穷?军队战斗力如何能不下降呢?
这样一来,所有军队官僚,对刘瑾都非常痛恨,恨不得他早点死。但是刘瑾有皇帝的支持,不好办,得再找机会,结果让他们找到了一个机会,就是安化王造反。
这个安化王住在陕西一带,靠近边关。边关地区土地盘查是最严厉的,那些军事将领的对于自己侵占的土地被重新收回,归国家所有感到非常愤怒。安化王一看,军队上下对刘瑾这么愤慨,正好我利用这个机会造反夺取皇位,于是便起兵造反。
但这个安化王实在是水平太差,刚刚起兵,还没来得及等到朝廷的大军,直接就被本地的驻防军队给灭了。人也被抓了起来。
尽管叛乱没有造成很大危害,大臣们依然敏锐的发现这是一个扳倒刘瑾的最好时机。官员们通过这件事情向皇帝打小报告,说刘瑾无法无天,搞得民不聊生,安化王就趁机收拾民心来造反。如果你再任由刘瑾搞下去,那造反的地方将不止一个。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式,明武宗害怕了,退缩了,不得不做出一个决定——丢车保帅,把刘瑾拿下,保证局面不失控。
刚开始,明武宗还想要保一下刘瑾,只免职不判刑。因为刘瑾毕竟是推行自己改革路线的代表嘛。拿下以后,打算让他到南京去当一个闲职,就算安全着陆了。
刘瑾还很高兴,说继续当一个富太监也不错,正好可以享受一下生活。
但政治斗争是很残酷的,官僚集团心想不能让刘瑾跑掉,于是就连夜把刘瑾家包围起来,往里面放很多违禁物品——黄袍,盔甲和刀剑这些东西都往他家里塞,还塞了一把匕首和一把扇子,扇子里有尖利的刀刃!以此作为证据,说刘瑾准备造反,尤其跟皇帝相处随身携带一把藏着刀的扇子,随时准备谋杀皇帝。
明武宗最后接受了刘瑾谋反而不是贪污的罪名。谋反那就必须要处死的,而且是凌迟处死。据说刘瑾是被割了三千刀才死的。刘瑾一死,所有的审计工作全部停止,而且以前审计出来的问题也一概不再追究,已经清算出来的土地全部退回到原来那些人手中。这一次变法的尝试,就彻底失败了。
明武宗在皇宫也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兴趣也转移到了对外战争上面,组织了几次对蒙古的军事行动,成效不错。但内政方面,刘瑾被杀以后就完全停滞了。
后来明武宗死了,他没有儿子也没有亲弟弟,就找到了他叔叔的儿子来当皇帝,也就是明世宗嘉靖皇帝。围绕这个事情,官僚集团又整出来了一个“大礼议”事件。文官们说皇位继承必须要把“正统”这个关系说清楚。因为明武宗的父亲明孝宗性格软弱,官僚集团一直对他很满意,觉得他很听话,应该立为皇帝的榜样。但遗憾的是他只有明武宗一个儿子,明武宗又没有儿子,这样明孝宗就“绝后”了。为此,官僚集团决定让嘉靖过继给明孝宗当儿子,让他管明孝宗叫爹,管自己的亲生父亲也就是明孝宗弟弟叫叔叔。他们找的借口是皇帝的父亲必须是皇帝,不然皇位就得来的不够正,而嘉靖的生父不是皇帝,所以必须要找个真皇帝当爹。
嘉靖很生气,首先明孝宗死的时候,嘉靖还没有出生,爹死了几年之后儿子才出生,这不是扯谈么?更重要的是,嘉靖跟他亲爹感情很好,他爹把他抚养到了十六岁才去世。嘉靖皇帝在继位的时候还处在给他爹守孝的那个时期,结果守到一半官僚集团宣布那不是你爹,而是你叔叔,你说这事儿换谁能不生气?更何况他是一个皇帝。
这件事确实有点儿不要脸。历史上有发生过与这件事类似的事叫"指鹿为马"。据说太监赵高为了考验大臣们的忠诚度,当着秦二世的面说一头鹿是马,凡是认为是马的都被认为不忠于赵高而被干掉。这事儿真假不能确定,但明朝文官们“指伯为爹”是千真万确的荒唐事儿。他们的目的也跟赵高差不多:考验文官们是忠于官僚集团,还是忠于新上任的皇帝?在这次事件中,文官集团高度团结,明朝所有五品以上的官员都一致地认为嘉靖皇帝应该管他的伯父明孝宗叫爹,管自己亲爹叫叔叔。凡是唱反调的,都会被以各种理由被弹劾贬职或者外放。
这件事比指鹿为马更恶劣,因为鹿和马也就是个客观的认识真假问题,伯父和父亲的关系颠倒那不仅是真假,而且违反了基本的伦理道德。嘉靖皇帝坚决不能接受,文官们则坚决不同意皇帝管自己爹叫爹。皇帝与内阁之间就出现了对峙,皇帝下的圣旨,内阁直接退回,拒绝公布执行,这是明朝历史极为罕见的政治危机。
有一天,一个六品的官员站出来说:皇帝有权管自己的爹叫爹。结果没多久就被编了一个罪名给赶走了。不久又出来了一个人,刚刚通过科举考试,还在各个部门实习,没有正式职位,他叫张璁。张璁站出来说:皇帝你就是应该管自己的爹叫爹。而且还认真的考证了一番儒家学说和历朝历代的政治传统,最后得出结论:嘉靖管谁叫爹,跟他有没有权利当皇帝是没有关系的。
嘉靖看到这封奏章以后特别高兴,激动得留下眼泪,说“吾父子获全矣!”皇帝很高兴就想提拔重用张璁,结果没几天张璁的实习期结束了,被调到南京去当了一个闲职。
后来又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斗争,最后嘉靖皇帝以辞职相威胁,才逼着文官们同意他可以管自己爹叫爹。文官们害怕皇帝辞职以后,会有军队造反,才不得不做出了妥协。
嘉靖皇帝取得胜利以后,趁胜追击,改组内阁,掌握了实权。然后就把在南京的张璁给招了回来,任命为内阁首辅,开始了继刘瑾以后的第二次变法,史称“张璁变法”。
张璁改革明朝的官僚制度,首先改革八股文,宣布不再以宋儒朱熹的思想作为评分标准,而是以孔子孟子的原著为准,考生们对孔孟的解读可以突破朱熹的理解。这是一个很大的改革。
然后就是改革官吏管理制度,规定御史和言官之间可以互相弹劾,加强监督制度。又出台了明朝版的“八项规定”,御史到地方巡视不准大吃大喝等。总的来说就是反腐败,加强对官员的监督,改革官员选举制度。
张璁在嘉靖手下干了十几年,嘉靖一直不放他走,最后病死在首辅的位置上。
张璁为官清廉,也不结党,是嘉靖这辈子最信任的一个人。张璁死后,嘉靖不再信任任何人,因为他早就被“大礼议”事件伤透了心,也明白了皇帝要当稳当,就必须对大臣们狠一点,而且要让他们之间不停的斗争。他对张璁很放心,除了患难见真情以外,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张璁在“大礼议”事件中已经把文官集团得罪死了的,不可能结党专权。
后来嘉靖又选择了严嵩当首辅。严嵩被嘉靖重用了20年,但绝对是重用不是信任。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敲打一下,甚至短期罢免他。因为嘉靖忙于修道,并不喜欢管理太多的日常政务,只抓重大军事决策和人事任免的问题,其它都交给内阁去办,严嵩做事情的能力和责任心让嘉靖很难长期离开他。在严嵩的主持下,明朝消灭了长期祸害东南沿海的倭寇,为后来的东南经济繁荣打下来很好的基础。可以讲,严嵩是一个为国家立下了大功的内阁首辅,原本应该是一带名相。但是因为严嵩不惯着文官集团,让嘉靖随意打杀顶撞他的大臣,因此被文官们封为“奸臣”。
张璁死后十多年,他的科举制度改革就开始出现成效。在张璁时期参加科举考试那些人就开始进入官场,这些人的思想能突破宋明理学的限制,敢作敢当,出了一大批有个性有才华的人物,包括海瑞、胡宗宪、唐顺之、高拱、张居正等人。
海瑞是历史上著名的清官,考了很多年的科举考试才中了个举人,连进士都没有中。很多人说他是个书呆子,其实他不是书呆子,他很聪明。他老考不上是因为不喜欢朱熹的理学,而喜欢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张璁改革科举,考试的评分标准不以朱熹的解释为准了,才给了他考中的机会。由于海瑞清廉的名声太大,再加上运气好,到了嘉靖中后期,海瑞就从一个地方知县给提拔成了在户部云南司主事。
海瑞闲来无事,就给嘉靖皇帝写了写了一封奏章讨论天下大事,把皇帝骂了一顿:皇上你刚登基那一段时间励精图治,国家搞得还挺好的,但后来喜欢上修道,就懈怠了,现在国家的情况一团糟。你知不知道大家给你取了个外号?叫做嘉靖嘉靖,家家皆净?你有三大错误。第一就是你老是修道,不住在皇宫,跟皇后是夫妻却长期分居,这是不义。二,老是将顶撞你的官员打死,此为不仁。三,你是皇帝不好好干活治理国家,对不起列祖列宗传下来的职责,此为不孝。不仁不义不孝你占全了。全天下的人对您都意见很大呢,估计你还不知道吧!修道这东西不靠谱,你看骗你修道的那几个道士不都死了吗?要是修道能长生不老他们咋会死呢?所以希望你老人家能迷途知返,赶紧振作起来,将国家发展壮大。
嘉靖看了之后很生气,就想杀掉海瑞,但在其他人的劝说之下,最后还是没有杀。把他一直关着。几年之后嘉靖死了。海瑞就被放出来了,并任命为应天巡抚。今天从南京到上海这条线沿途都归应天巡抚管,也就是中国明朝时期最繁荣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土地兼并也很严重。海瑞来了以后准备大干一场,收拾一批大地主。但他很快就发现改革的困难比他想象的大——这些大地主背后有个总后台,官做的比他还大,就是前任内阁首辅徐阶。
徐阶是嘉靖在位时最后的一位内阁首辅,扳倒严嵩上位的。徐阶的老家就在上海附近,他们一家利用徐阶的权力,疯狂兼并土地,开纺织厂雇佣了上千纺织工人,同时还占据着北京南京的黄金地段商铺出租,挣的钱用来放高利贷,可以说是各路进财,成了当地最大的地主和富豪。海瑞的改革要抑制土地兼并,就必须要打击徐家这个头号大地主,不然没法搞。但徐阶对他有恩,之前提拔过他,皇帝要杀海瑞的时候徐阶也说过好话。而且他对徐的印象还不错,因为徐阶当首辅的时候对皇帝修道还是劝诫的。但是没想到他家里人如此横行霸道。海瑞就给退休在家的徐阶写了一封信,建议他退还一部分土地。徐阶很生气的拒绝了,并想办法弹劾海瑞。这两人的矛盾就闹到了中央,等待内阁处理。
当时的内阁实权派是高拱,他是现任皇帝的老师,深受隆庆皇帝信任。高拱这个人既看不惯徐阶,也很讨厌海瑞。嘉靖皇帝刚死,隆庆皇帝一上台,高拱就想利用跟皇帝的关系把徐阶赶走,自己当首辅。但海瑞出来拉偏架,写了一篇奏章大骂高拱。说他结党争权,无耻之尤。因为海瑞骂过皇帝,威望很高,海瑞一骂,全天下都知道高拱不是好人,高拱被迫辞职。等徐阶下台以后,他才走太监的关系官复原职的。
所以,高拱跟徐阶有仇,跟海瑞也有仇,看到这两个仇家掐起来,那心里可是乐开了花。这个事情闹到内阁,高拱首先想的就是:先收拾哪一个呢?
徐阶本来是实力派,在朝中根基深厚,但他的名声经过海瑞一闹已经臭了,整个朝廷都知道徐家在江南做了很多违法乱纪的事情。海瑞的名声却越来越好,要是真让他把徐阶给扳倒,那就谁也镇不住他,说不定威望太高就要入阁拜相了。
经过这么一番分析,高拱决定先干掉海瑞,再来收拾徐阶这个死老虎。他借口海瑞在江南的改革造成了社会动荡,免去了海瑞的巡抚职位,让海瑞去南京当一个职位更高但没有实权的官职。等海瑞卸任了巡抚,在回南京的路上,高拱又宣布把这个闲职给取消了,海瑞就被迫回家养老。
海瑞走后,高拱将自己的亲信派过去当应天巡抚,接着整徐阶。海瑞打击土地兼并其实不是针对谁,而是为了搞改革。但高拱正好相反,他不是为了搞改革,就是为了收拾徐阶。他利用海瑞找出来的各种徐家非法兼并土地的证据,把徐家土地没收了,徐的儿子发配充军。最后,徐阶和海瑞的斗争以两败俱伤告终,高拱坐收渔翁之利。海瑞在江南地区推行的消灭土地兼并等政策也因此失败。
隆庆当了七年皇帝之后去世。他的儿子万历皇帝继位。
新皇帝很小,皇太后对高拱不太感冒。内阁次辅张居正这个时候就跟太监合作,向皇太后举报说,高拱声称“三岁小孩怎么能当皇帝!”——想要拥立外地的藩王。其实高拱并没有说这话。他说的是:“三岁天子何以治天下?”说是皇帝年龄太小了,治理天下不太容易,内阁的责任恐怕会更重了。但皇太后相信了张居正的话,把高拱赶走了。
张居正当上首辅,开启了明朝中后期的第三次大变法,也是明朝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改革叫做“张居正变法”。
“张居正变法”跟中国历史上的“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是齐名的。张居正也是张璁搞科举改革的那个时候考上的科举。他的改革主要是改革官员考核制度,当时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地方以各种借口逃税,拖欠了大量的税粮。张居正就拿着税收完成情况来考核地方官,必须交齐,交不齐全的就要降职或者免职。通过这种毫不留情的考勤制度来盯着地方官员交税。然后他又组织了明朝中后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土地丈量工作,把各种隐瞒的不交税土地给清理了出来,增加了国家的税源。这次工作干得比刘瑾好,顺利完成了。
张居正改革时皇帝还没有成年,所以基本上是张居正说啥就是啥。改革力度和效果都不错,收的银子源源不断的流入中央财库。但是却引起了地方势力的强烈不满,因为这些多交的税都是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扳倒张居正。正巧这个时候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照当时的惯例,官员的父亲或者母亲去世要辞官回家守孝三年。因为当时皇帝年幼,皇太后就命令张居正继续留守在岗位上,但是却遭到了文武百官的极力反对,说张居正不孝。何为孝?遵守儒家礼法,父母死了,应当回家守孝。如若不然,就视为不孝。不孝之人怎能成为天下人的楷模?怎能担当改革大任?——这就是反对派的逻辑。
张居正遭到了众多弹劾。皇帝就把其中弹劾最厉害的五个人抓起来打一顿板子并贬官。经过这么一整,张居正又继续推动他的改革,基本上把想干的事情都干成了。但是发生了一件很意外的事情——张居正得了痔疮。痔疮这个东西很痛苦,当时也没有马应龙痔疮膏什么的,治不好。不过痔疮其实也不要命,忍忍也能行。但张居正觉得无法忍受,决定冒险做手术把痔疮割掉。但当时做外科手术没有办法做好消毒,结果伤口感染,张居正去世。张居正的变法也就结束了。
张居正死后,大量的官员就开始攻击张居正贪污敛财。有人就给皇帝上了一封折子,上面说张居正虽然劝您平时节约,但是他自己回家的时候去专门请人做了一个32人抬的大轿子。举报出来之后,皇帝很生气下令抄家,结果抄出来10万两银子。10万的银子大致相当于现在两三千万元。而且这也是张居正全家的财产,包括他的几个成年的儿子,一大家子十几号人的总财产。事实证明,张居正这个人还是比较清廉的。对于一个当了几十年高官,专权十多年的首辅而言,这点钱并不算多。当然,跟海瑞没法比,只能说是比较清廉,不是十分清廉。
经过清算,张居正的考核办法被废除,地方势力的税又可以继续拖延。至此,张居正变法也宣告了失败。
在跟张居正斗争的过程中,官僚集团也学会了组织起来,其中的激进分子形成了一个叫“东林党”的政治同盟。东林党的起源于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这个地方是当时南宋时期的一些儒家学者传道授业用的。南宋灭亡以后,这个地方就荒废了。一直到明朝的中后期,当地的儒家学者又开始在这个地方重新聚集开办学院。东林书院专注于培养政治人才。这个书院的建设得到了江南地区土豪大财阀的支持,有了他们的支持,东林书院培养或看中的人才,就去中央政府做官,然后维护这些大财阀的利益。
东林党的政治纲领主要有两条,第一:税收得越少越好;第二:皇帝管的事越少越好。他们认为只要能贯彻儒家的大道,维护好君臣父子的等级关系,天下就能太平,国家就能繁荣昌盛,治理国家根本就跟收多少税没关系。这就是他们的基本理念。他们就用这一套纲领来反对张居正的改革,以及任何针对江南地区豪强势力的改革。
张居正死后,朝政几乎是一潭死水。朝廷分为两派:一派是保守派,一派是激进派,这两派都反对张居正的改革。东林党是激进党和反对党,保守派是执政派、当权派。万历皇帝受制于两派的政治斗争,发现自己不管干什么都没有用,都会被两党政治斗争给消解,最终不再管理朝政日常事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皇帝罢工。
但军国大事,万历皇帝还是管的。在他的安排下,万历中期打了三次大仗,其中有一次是日本侵略朝鲜。日本老想以朝鲜为跳板来侵略中国,这也是日本一贯的想法。万历皇帝在朝鲜与日本打了两次仗,几乎花光了张居正改革攒下的所有的财产,而且还有巨大的亏空。
这个时候西北部和西南部分别发生了少数民族叛乱,急用钱打仗。但是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已经被废除了,地方政府的税无论如何收不上来。文官们忙于党争,尤其喜欢激怒皇帝换来一顿板子,然后就可以拥有正直无畏的名声,不管是做官还是回家当地主土豪,前景都是一片光明,所以皇帝的话根本无法通过文官系统执行,尤其是征税就更是不要想。无奈之下,万历皇帝便派太监到全国各地主要城市,包括杭州、苏州、南京等地征收商税和矿税。
这种行为严重地触犯了东南豪强的利益,引发了广泛的“暴力抗税”,各大势力组织起来抗击太监征税。最有名的便是苏州的“织庸之乱”——万历皇帝派太监到苏州征税,主要是对当地最发达的纺织业收税,每台纺织机每年收多少,每一匹丝绸收多少这样。很多纺织工厂主就宣布停业抗议。纺织工人们就失业没有工资了。于是就有人把失业的纺织工人(也就是“织庸”)聚集起来。跟他们说:只要杀掉来征税的太监和他们的爪牙,就可以恢复工作。
纺织工人们于是分成多路,去杀掉了前来征收赋税的太监的助手们。征税太监赶忙向苏州的行政长官请求帮助,但是被拒绝了。太监逃回北京向万历皇帝诉苦,皇帝面对此情此景也无可奈何,只能绝食抗议。苏州收税的事儿也就不了了之。受到苏州事件的鼓舞,全国各地抗税运动风起云涌,最严重的是发生在云南,当地的地方官员带队冲进太监的府邸,把太监随从200多人全部杀光!导致万历皇帝的税收来源崩溃。到明朝后期,财政问题更加突出。
到了万历末年,东北地区的女真部落崛起。他们是金朝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曾经消灭过北宋。明朝初年,女真归降,明朝在这里建立了建州三卫对他们进行管理。到了明朝中后期,女真开始不太服管,不断的闹事。万历中后期,建州女真的领袖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然后正式登基建国,宣布脱离明朝独立。明朝宣布征讨努尔哈赤,双方在萨尔浒展开大战,最后明军惨败。具体的战役过程我在《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里面有很详细的分析,在此就不细说了。
这一仗明朝虽然败了,但其实国力并没有受到什么冲击。明后期全国经济高度繁荣,人口保守估计2个亿,大胆估计是4个亿。而女真大概只有10万人,还不到明朝人口的百分之一,经济实力差别更大,完全是蚂蚁和大象的区别。所以,这场战败原本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事情。
万历皇帝赶紧派兵增强辽东军备,同时下令征收赋税用于辽东军事开支。但他派太监到各大城市征收商业税的努力已经失败了,没办法从城市工商业征税了。打仗又必须要钱,无可奈何之下,万历皇帝只能宣布加派农业税,也就是著名的“辽饷”。每年五百万两银子,由全国的土地均摊。
这五百万两本来也不多,明朝有12亿亩耕地,平均下来每亩地也就0.005两银子,大约能买一斤半大米,不到亩产量的百分之一。但是由于土地兼并严重,海瑞之前打击土地兼并的改革也被徐阶和高拱给搅黄了,大地主都利用政治特权不交税,税收大部分被压到只有少量土地的普通农民头上。普通农民占有的土地比例很低,却要承担绝大部分农业税,这就给广大农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过了一年,万历皇帝去世,他的儿子继位。他的儿子是在东林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当时万历皇帝想等时机成熟了立自己的小儿子为太子。东林党就不断上书要求皇帝立自己的长子为太子,最后万历皇帝只能同意立他的大儿子为太子。太子继位以后,东林党就得到了重用。
东林党这帮人全是儒家学者,并且一般都出生于东南沿海的富裕家庭,他们对战争这种事情一点都不了解,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减税,以及跟皇帝死磕借此出名。东林党上台后的第一件事上就是把辽东巡抚换成自己人。东林党的自己人基本都是书呆子,这个新巡抚叫袁应泰,他一直在州县当文官,从来没见过打仗。到了辽东,他就把他的这一套应用到管理少数民族上,“爱民如子”,把大量来历不明的“难民”放进城中安置。不料却中了努尔哈赤的计,在这些“难民”中隐藏了大量的间谍。不久,努尔哈赤带兵来犯,大臣们都劝袁林泰固守城门,他却不听,亲自带兵出城作战,大败。这时,早在城内隐藏好的间谍们便散布战败的消息,并在夜间偷偷打开城门迎接努尔哈赤的军队。最终,袁应泰到辽东不到一年,辽阳和沈阳这两座巨城便相继失守,袁应泰也畏罪自杀了。在此之前,努尔哈赤率领各女真部落活动在长白山附近的山区,一直没有机会进驻大城市。东林党当政第一年,就导致了沈阳和辽阳这两座大城市失守。就相当于把辽西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让给了努尔哈赤。
袁应泰死后,东营党不吸取教训,又接着派了一个没有打仗经验的文人王化贞去镇守辽东。王化贞跟袁应泰几乎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废物,心慈手软、爱民如子,广泛招纳难民和降将,以显示自己的仁慈,觉得以此就可以感化辽西人民起义推翻努尔哈赤的统治,自动收复辽西。他还自作聪明,派遣自己的亲信——这个亲信也是在辽东招来的,不是他在内地带过去的——去跟努尔哈赤手下的大汉奸李春芳通信,劝降李春芳。结果去联络的亲信反而被李春芳策反。
努尔哈赤在辽沈消化得差不多的时候,就带兵直接越过辽河攻打辽东。王化贞派自己的亲信迎战,此人当然一战击溃,然后临阵倒戈。王化贞听说打败了,就赶紧跑路,把辽东地区的军事总部——广宁城,拱手让给了努尔哈赤。
就这样,在东林党的把持下,两三年里东北三座军事重镇——沈阳、辽阳、广宁,就被努尔哈赤兵不血刃地拿下,连个像样的抵抗都没有。原因都是因为出现叛徒和间谍,直接把城门打开,把城池拱手送人。
广宁失陷的时候,辽东经略熊廷弼带兵从山海关出发试图救援,但王化贞跑的太快,已经来不及了,便撤回了山海关。
这段时间是东林党在政治上最为得势的时期。当时的皇帝是非常著名的天启皇帝。才二十来岁,年轻气盛,想着自己刚当上皇帝就丢了辽东,对不起列祖列宗,现在北京和辽东就隔着一个山海关,形势也很危急。他非常愤怒,必须追究责任。于是他学习祖先明武宗朱厚照重用太监,对东林党进行清洗。
这个太监就是大名鼎鼎的魏忠贤。他启动了明朝中后期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变法:魏忠贤变法。
在整饬东林党的过程中,魏忠贤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能。
辽东巡抚王化贞和辽东经略熊廷弼因为丢掉了辽东,都被判处死刑。熊廷弼为了保命,拿出四万两银子,托了东林党的关键人物——内阁中书,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文言帮忙打点,让自己免于一死。汪文言胆大包天,竟然托人向魏忠贤行贿。魏忠贤拒绝了贿赂,也因此知道了熊廷弼在花钱救命。此后,熊廷弼果然一直没有被处死,魏忠贤便以此事为出发点追查到底是谁收了熊廷弼的钱?很快就查到汪文言头上,然后继续追查汪文言把熊廷弼的银子给了谁替他保命。由此对东林党人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的政治清洗,大批东林党人遭到逮捕或者贬黜,保守派文官们和魏忠贤联合,重新掌握政权。
魏忠贤变法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学习万历皇帝,再次派遣太监到江南地区征收商税。跟万历年间一样,这些派下去的太监遭到了东南地区豪强利益集团的极力反抗。在江南苏州再次出现了打死征收官员的恶劣事件。魏忠贤没有退让,他威胁让中央派兵镇压,这就吓坏了江南各大地主财阀。他们同意交出五个带头的人定罪,这五个人被押往北京处死。原来中学课文里边的《五人墓碑志》就是为纪念这五个人而写的。
在那篇课本上,这五个人是被当做反抗暴政的英雄来歌颂的。但是,当时国家正处于危亡之际,山河沦陷、强敌犯境,他们也没有吃不上饭,相反还挺有钱,却拒绝缴纳赋税,带头打死国家征税官员,这真的能算英雄吗?
总的来说,在魏忠贤执政时期,国家军费比较充足,辽东局势又得到了缓解,连续取得了几次胜利,特别将军毛文龙在朝鲜的一个海岛——皮岛建立起抗金根据地,从后方威胁后金的安全,稳定了局势。在正面战场,也相继取得了“宁远之战”和“锦州之战”的胜利。努尔哈赤没过多久也死了——不是袁崇焕开炮打死的,是病死的——后金开始从战略进攻转入防御状态。
但是很不幸,魏忠贤的后台——天启皇帝没过多久就死了。他死了之后,崇祯皇帝上台。崇祯是天启的弟弟,之前一直当藩王,对皇宫里边的政治决策过程一无所知。他的信息来源主要还是官僚集团,而在造谣方面东林党是一把好手。他们说天启皇帝之所以重用魏忠贤是因为他热爱木匠活儿,不理朝政,魏忠贤不仅迫害大臣,还让宫里的妃子堕胎,让皇后堕胎等等。总之就是一个99.999%高纯度的大坏蛋。崇祯听信了这些谣言,进宫当皇帝的时候都吓得自带干粮,害怕魏忠贤给他下毒。
上台后没多久,崇祯就跟东林党联手把魏忠贤杀掉了,于是一切又恢复原状。魏忠贤的所有改革以及征收商税全部被废除,那些被抄家的官员和豪强们的财产全部发还,中央财政又一次穷得叮当响。魏忠贤死了之后八个月,辽东的士兵就因为被拖欠了四个月的工资而哗变;然后就是毛文龙被东林党联合袁崇焕杀掉,后方安全的金兵从喜峰口突破长城围攻北京;然后就是陕西农民因为农业税负担太重而暴动。
在外有强敌、内有暴动,朝廷中有东林党的形式下,崇祯皇帝纵然天天熬夜、拼命工作,也无力回天。东林党始终拒绝增加国家税收来用于军费开支,宁可亡国也不让东南沿海的大地主大富豪们多交一分钱的税。
崇祯当了17年皇帝后,明朝灭亡!然后就是清军入关,对江南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大屠杀,包括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南昌屠城、赣州屠城、厦门屠城、广州屠城等等。江南豪强们拼了命都不愿意拿来交税的财富被洗劫一空,顺便还把全家老小的命也丢了。很多东林党人投降满清,继续做官,然后编写《明史》痛骂明朝皇帝、张璁、严嵩以及太监刘瑾、魏忠贤等人祸国殃民导致了明朝灭亡。
这就是明朝中后期高层政治斗争的具体的过程,由于时间关系,魏忠贤死了以后的那些事情今天就没办法跟大家多讲了。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我的书,很多人觉得我讲的这段历史可能是有点颠倒黑白。一些历史上著名的好人到了我这里就变成了坏人,坏人了却变成了好人。至于这些历史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也不敢保证,大家自己想。总之,我们对待历史要有一种怀疑性的态度。不是说书本上写的都是真的,正史上说这个人是好人就一定是好人,说这个人是坏蛋就一定是坏蛋,还是需要我们自己的思考去辨别,通过自己的深入研究史料,够得出自己的判断。
这些东西讲的是明朝,但对今天也很有借鉴意义,很多历史上的问题是会重复出现的,不要换个马甲咱们就认不出来了。比如刘瑾和张居正丈量全国土地,不就相当于咱们今天的房地产信息全国联网嘛?土地兼并导致大地主不交税,农民多交税,在今天不就是个人所得税变成工资税,工薪阶层拼命交税,而有些人坐拥几千万上亿房子的财富却不交税。一方面政府有债务问题,一方面老百姓和实体经济税负沉重,但中间一部分豪强富得流油还不用怎么交税,这不就是明孝宗问的问题:天下的财富,不在官就在民,但现在政府也缺钱人民也缺钱,钱都去哪里了?我们今天怎么回答?怎么解决?其实问题好回答,解决起来最难。刘瑾搞审计,要丈量天下的土地,被千刀万剐而死;张居正把土地丈量完了,死后也被抄家清算;魏忠贤豁出命去,给辽东搞点军费,结果被逼自杀,死后抄家,背了个骂名一直到现在。只有张璁运气好,生前死后都没啥事,但他的改革力度也最温和,主要是改科举和监察制度,没有直接针对财富分配动手。还有就是张璁真清廉,跟海瑞有得一拼,真没有把柄可以抓,除了每天累死累活工作以外啥也不干,家里穷得叮当响,三个儿子没有一个当官发财的,这也是值得后来的改革家学习的。
历史的教训很深刻,历史的经验也可以很有启发,帮助我们把现实和未来看的更清楚。
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一卷、第二卷,《重现伟大中华史》、《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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