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历原来是洋人定型的

汤若望像

文/许锡良

小时候，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之一，就是我和辛亥革命那年出生的奶奶，对日期表述的分歧，我们经常为了确定一个日期而经常争论。奶奶总喜欢用农历（阴历）计算日期，而我总喜欢用阳历（公历），因为这是学校告诉我的计算日子的方法。每当沟通出现困难的时候，奶奶总会说，按照你们的算法是多少号，按照我们的算法是多少号。那时我隐约感觉到，农历是中国人发明的历书，是为农民修订的，是种田的需要，阳历是外国人的发明，是为读书人修订的历法。我至少在小学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印象。

其实，这种认识在中国可谓是不在少数。其实中国的农历历法是一个叫汤若望（出生1592年5月1日，逝世日期：1666年8月15日）的德国传教士制定出来的。汤若望是他的中文名，他的原名叫亚当·沙尔，是德国科隆的日尔曼人。他的中文名来源于“亚当”联读时有点像中文的“汤”的发音，而“约翰”的名字也有点像“若望”，因此才有了他的中文名“汤若望”。他在中国生活了47年，横跨明清两个朝代，并且在两个朝代都任高官，也数次差点掉脑袋。

在明朝时曾经鼓动当时的礼部尚书徐光启加入天主教，在清朝时的雍正朝时被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一级正品）。这个地地道道的西洋人，居然在天朝做起高官来，这可谓是开创了中国历史的先河。不仅明清以前的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就是明清之后也没有先例。如果今天看到北京常委里有一个西洋人，岂不是很令人惊讶的事情？

汤若望其实是西学东渐历史中一位重量级的人物。西学东渐最早也最有名的是元朝时的传教士马可.波罗,然后一位是明朝时的利马窦,第三位就是这个汤若望。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对中国的描述实在是太美妙了。以至于许多历史学家认为，马可.波罗其实并没有真正来过中国，那些游记只是凭一些资料与他人的述说写出来的。

明朝时的利马窦却是实实在在来过中国，而且死在中国，利马窦笔下的中国却是那样令人不堪，根据他的观察，得出的一个至今仍然经得住考验的结论就是：“在中国人之间科学不大成为人们的研究对象”，他与当时明朝礼部尚书徐光启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并且第一次在广东的肇庆教授几何、天文学等西方学问。

利玛窦得以在肇庆居住长达六年期间，对中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除带来了欧洲文艺复兴的成果外，更系统全面地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篇章。期间传入的现代数学、几何，世界地图、西洋乐等西方文明，使中国人的世界观从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开始认知到世界是一个圆球，更为明末走向衰落的中国数学领域找到新的活力，享誉全球的杰出华裔数学家、菲尔兹奖获得者丘成桐先生说：“400多年前，被誉为‘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的利玛窦把现代数学引进了中国，而他就是在肇庆开始传播《欧几里德几何》等现代数学著作。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数学起源于肇庆。”可以说，利马窦让中国人认识了西方现代数学、天文学与其他文明成果，让中国人第一次知道自己居住的地方是一个地球，打破了中国人以前的“天圆地方”的概念。

汤若望的贡献则主要是为中国人修改并制订了新的历法。明朝崇祯七年，协助徐光启、李天经编成《崇祯历书》一百三十七卷。又受明廷之命以西法督造战炮，并口述有关大炮冶铸、制造、保管、运输、演放以及火药配制、炮弹制造等原理和技术，由焦勗整理成《火攻挈要》二卷和《火攻秘要》一卷，为当时介绍西洋火枪技术的权威著作。

满清入关之后，汤若望多次向新统治者力陈新历之长，并适时进献了新制的舆地屏图和浑天仪、地平晷、望远镜等仪器，而且用西洋新法准确预测了顺治元年（1644年）农历八月初一丙辰日食时，初亏、食甚、复圆的时刻，终于说服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决定从顺治二年开始，将其参与编纂的新历颁行天下。他用西法修订的历书（就是《崇祯历书》的删节版）被清廷定名《时宪历》，颁行天下。顺治元年十一月，命掌钦天监事。次年，他将《崇祯历书》压缩成《西洋新法历书》一百零三卷，进呈摄政王多尔衮，封太常寺少卿。

除了修历法之外，汤若望还有一个大举动，就是对确定康熙大帝继位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汤若望经常出入宫廷，对朝政得失多所建言，先后上奏章三百余封。顺治帝临终议立嗣皇，曾征求汤若望意见。

当时顺治帝因得天花，而当时朝廷中只有汤若望一人知道天花如果流行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于是他就说一定要找一位得到天花的皇子来继王位，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康熙大帝。因为康熙大帝当时已经患过天花，对天花已经有免疫能力。因此，年仅八岁的康熙得以登基继位。这个决定即使是今天看来也是完全符合科学根据的。因为当时中国人对天花这种病菌还没有认识。而当时西方人早就有发现，并且研究出了预防天花的疫苗。

汤若望来中国传教，同时带来了当时欧洲文艺复兴的成果，比如天文、数学、历法、地理新概念与地图制作，甚至还有植物栽培术。这些东西在中国当时是闻所未闻的。自然，这些东西严重地威胁到儒家学者的利益。当时满清重臣如辅政大臣鳌拜等反对西洋学说，大臣杨光先，也向朝廷进言汤若望等传教士有罪三条：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1664年冬，鳌拜废除新历，逮捕了已经中风瘫痪的汤若望和南怀仁等传教士。

康熙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清廷“会审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官员，翌年三月十六日，廷议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在汤若望等人经初审被判处死刑之后，曾进行了一次由中国、回回和西洋三种观测法同时预测日食时间的实际检验活动。结果南怀仁等人据西洋历法预测的日食时间与事实相符，最为正确。

但是，对汤若望等人的处罚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又加重了：由绞刑变成了最残酷的凌迟。事情很清楚，朝廷只是希望南怀仁等人出现错误，从而为迫害他们寻找有力的借口。否则的话，西洋人正确的日食预报应该成为减轻或撤销他们罪名的理由和依据。在铁的事实面前，深受儒学影响的重臣们不是承认错误，反而恼羞成怒，将汤若望加重判刑，由传统士大夫特殊刑罚的绞刑，变成千刀万剐的凌迟。

也是当汤若望不死，正当要对汤若望执行凌迟死刑的时候，京城上空突然出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不吉利的彗星，与此同时京城还发生了大地震。皇宫被破坏，而且还引发了火灾。当时京城震惊，以为杀汤若望惹怒了天庭，因此，同情汤若望的孝庄太皇太后趁机特旨释放汤若望，汤的仆人潘尽孝也免去一死。但是，受汤若望传教并且接受西洋科学教育的中国官员们就没有这样幸运，他们仍然被凌迟处死。在明朝时由汤若望和徐光启合作培养的懂西洋天文、数学、历法、乐器的中国人全部绝迹。

两年后，即康熙五年七月十五(1666年8月15日)，汤若望病死于寓所。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给汤若望平反。1669年十一月十六日，康熙又发布了对汤若望的祭文：“皇帝谕祭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级又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事，故汤若望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尔汤若望，来自西域，晓习天文，特畀象历之司，爰锡通微教师之号。遽尔长逝，朕用悼焉。特加因恤，遣官致祭。呜呼，聿垂不朽之荣，庶享匪躬之报。尔有所知，尚克歆享。”

近四百年过去了，中国人至今还在沿用汤若望当年制订的农历历法。这个历法以月亮圆缺规律为依据，将一年划分为360天，一年有四季，按照中国特有的气候特点四季又分二十四个节气，以方便中国的农民耕种，而不误农时。汤若望来中国的时代正是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英国牛顿发明创造的时代，汤若望带着当欧洲的天文、数学最新研究成果来到中国，为中国培养了一批近现代科学、天文、数学人才，可惜，在顽固的儒学与中国官僚的合谋下，变成了牺牲品。

当今中国儒家学者，在吹嘘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很少有人知道，现在沿用的传统农历还是那个洋传教士汤若望制订发明的。而他的中国徒弟明朝的徐光启，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所谓的近现代科技史，其实就是西洋影响中国史。

中国传统流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实真正属于自己本土的东西并不多，我们所谓的中国乐器，大多也是从西域传入的，比如琵琶、二胡、古筝等等没有一样是中国人自己发明创造的。中国人发明的编钟，是一种打击乐，笨重得要死，远重过今天的钢琴，但是发音效果却要不知道差多少万倍。

人类的文明只有在互相交融过程中，才会有发展。闭关锁国，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有死路一条。就中国的历史而言，中国需要一个矫枉过正，即“振兴百家，独贬儒术”的运动来作为二千多年的独尊儒术的纠偏，才能够让中国走上幸福的光明之路。

引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