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远举
最近，深圳民办学校富源学校在第二次模拟考试中，有六名学生上榜理科全市前十名，力压深圳四大名校。此前富源学校在深圳处于中下档次，生源一般，二模成绩如此突出，引起了很多家长的警觉，于是该校从河北衡水中学引入了所谓“高考移民”的事，就此引起舆论关注。
高考的分省录取本身是有必要的，不过随之也产生了太多不公，我就此写过很多文章，在此不必重复。真正值得谈论的是，这次舆论几乎全部偏向于指责富源学校，这个现象耐人寻味。
我一直认为，对于事物的分析，不能从现象出发，叙事是带有情感的，现象是主观的，现象会遮蔽人、会驱使人立刻给出判断，调动的是人“快与慢”当中的“快系统”。然后，一旦有了结论，人就容易陷在自己的观点里自我论证。
比如，有人用参加高考的考生的高考录取率，以及清北录取率作为论据，论证广东属于高考最艰难的省份，不该再被损害利益。这篇文章传播得很广，但是却错得离谱。首先这是反直觉的，如果广东高考如此艰难，那么别人何必费尽心思转到广东来？其次所谓高考录取率，是以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数为分母的，这是一种误导。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先有了主观立场，再去论证结果，是被现象、情感、利益所蒙蔽。
要想穿透这些迷雾，看到现象背后的事实，只有用价值观、方法论、知识结构去切入现象。比如，公民权利、平等、户籍等价值观与方法论的框架，去切入“高考公平”的概念，才能把何谓“高考公平”这个概念厘清。然后再用程序正义、实质正义，去切入考生具体的行为过程。这是一个“慢系统”的过程，更加理性，也更加准确。
实际上，很多省份在高中之前就搞了分流，一部分学生不读高中，不参加高考；还有些地方的学生因为穷，往往初中还没毕业就出来打工，甚至小学就辍学了。这些省高考的报名人数自然会少一些，录取率也就高了。广东作为经济发达地区，会有更多的孩子读到高中，年轻人的出路也要多得多。深圳的职业院校，相比某些地方的一些二本学校也毫不逊色，毕业生也可以去华为、腾讯这样的大公司。
所以，真正的实质性公平，不应该以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数为基础，而应以某个省的所有适龄年轻人为基础。因为前者已经包含了基于身份上的不平等。虽然存在有合理性，但现状并不能直接等于公平。而后者，才是抹平“无知之幕”之后的公平。这才是基于价值观去切入现象后，才能发现的实质正义。
这个概念，可以延伸到对高考移民的判断中。
富源学校采取了两种手段获得尖子生，一种，是从河北引入学生入广东户籍，在深圳参加高考。另一种是送广东的学生去衡水上课，再回到深圳高考。
先看第一种情况，根据深圳市教育局的通报，有32名考生属于弄虚作假获取广东省报考资格，那么，有不合规的“高考移民”呢？通报没说，但按道理，应该有。
高考移民是伴随户籍制度松动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各个城市设置不同严格程度的落户门槛，这就是落户积分制。在市场经济中，高端人才能力强、素质高，承担的税负与创造的价值都更大，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吸引这些人安家落户，给高净值人群提供更好的福利，他们的子女也可以和当地户籍学生享受同样待遇。
这个过程本质上是外地人通过自己上缴的财富来换取身份，是一种“身份的赎买”。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地区差异巨大，公共服务差异巨大，不可能一夜抹平，所以积分制作为一种妥协的“身份赎买”有其合理性，也将长期存在。
但是随着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城市化的进程的加深，以及各地方之间GDP的竞争，户籍的价格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户籍身份赎买降价了，更多的人，更容易地、更快地涌入了城市，其具体表现就是各地抢人。
这就像买房，先买的人以为会涨价，或者以为小区入住率不高，少数人分享小区会所，可突然发现，房价没涨，更多人的涌入进了小区，会所游泳池人满为患。正如房价不能打包票一样，户籍价格降低也是大势所趋。
比如东莞，2018年10月15日正式有史以来最宽松的入户政策，只要累计缴纳了5年社保和居住证满5年，就能入户东莞，享受户籍人口应该享受到的教育、医疗及其他各项福利。如果说东莞分量不足，再来看广州。2018年5月，广州把本科、研究生以及专业技术资格人才入户的年龄限制，放宽了五年，分别放宽到40岁、45岁、50岁。显然，这些上至50岁的人当中，很多就有要参加高考的孩子。这就意味着公共资源被摊薄。
这就是户籍的赎买与贬值，以及背后的群体间的冲突。
此前，西安在抢人大战中，在二线城市中全国瞩目，据数据统计，西安2018年1-3月新增近15万人。随后西安市教育局一则公告，又引发了舆论的强烈关注，新落户陕西户籍考生申请在陕报名参加高考者学籍、户籍须在陕且满3年。又要人来，又不想人分摊当地的公共资源，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实际上，正是源源不断的外地人口的税负，维持了社保、医保，进而支撑了一个城市的户籍身份价值，但与此同时，这些人自然也会要求分享城市的公共服务。又有什么理由要求他们，先落户，子女再过三年才能享受当地考生待遇呢？这种抢人政策，毫无竞争力。
再来看第二种情况。富源学校和衡水中学两校本身就是合作办学，双方实行课堂、教师、管理、资源等一系列合作与共享，利用这种异地办分校的方式，使得学生的转入与转出始终在学校内部系统进行，没有学籍转移的问题，只是学生转到了衡水上学。随着教育产业化，两校跨省合作办学的模式越来越多，这样的模式越发具有可操作性。这种模式的本质，根本不是所谓的“移民”，也在规则之内，只是学生换了一个地方读书，却被有故意归为“移民”。
一个孩子，父母拿50万供他去国外镀金，参加各种活动，这个叫做素质教育，没人说什么；但另一个孩子，背井离乡，因为衡水有更好的老师，更刻苦的氛围，在衡水中学，他会流更多的汗。那么为什么前者叫素质教育，后者就叫投机取巧，“制造不公平”呢？
这个现象背后，是中国中产家长对公共资源争夺的急迫心情。为自己利益说话，本是正常的，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公共讨论中，真的不需要考虑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吗？从这个角度，对两类高考移民的指责，前者放弃了实质正义，后者放弃了程序正义。
在一个社会中，只有这个社会中的个体，有共同的道德、价值观、对实质正义、程序正义的认同，才能构成共同体，由此解决公共性问题，避免囚徒困境之下的原子化的、孤立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但是遗憾的是，在中国的公共讨论中，很少出现这种构成共同体的基础，很多人支持户籍制度改革，支持法无禁止则可为，可一动到利益，就被现象所迷惑，把价值观抛到脑后。于是，不管是中小学负担、还是高考公平，还是加班问题，我们只看到中国人像斑马那样，通过跑过同伴来达成自救，看不到任何协同一致的公共态度。而这种一盘散沙的状态，又进一步恶化了公共服务的供给状态，导致下一轮更加激烈的公共资源竞争。而在这一轮又一轮的循环中，中国中产，逐渐变为一个苍凉而讽刺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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