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年，康有为曾试图推行许多充满了想象力的举措。
比如：（1）要求开制度局、懋勤殿作为新的最高决策机构，以架空内阁军机处和六部衙门，使其成为纯粹的政策执行机构。（2）向光绪推销“中日合邦”。
关于后者，康有为《自编年谱》有这样一段记载：
“时与日本使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以大会于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
这是戊戌年四月的事情。康当时还没有得到皇帝的召见。
图：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
矢野文雄其人，曾任职日本大藏省，后入“报知新闻”工作，稍后在伊藤博文的推荐下，再度进入政界，1897年被任命为日本驻华公使。
矢野文雄与伊藤博文之间的交谊，是康党在“中日合邦”问题上与伊藤博文建立联系的重要桥梁。
“即合为一国，亦不为怪”
康有为没有在《自编年谱》里对“两国合邦大会议”作更详细的描述。
要明了他所说的“两国合邦”的具体性质，究竟是合并、联邦、邦联或仅仅是外交同盟，需要参考其他资料。
戊戌年七月二十四，刑部主事洪汝冲上书光绪皇帝，提出迁都、借才、联邦三条建议。除建议朝廷迁都荆襄之外，洪的“借才”、“联邦”二策，均与康有为的“中日合邦”方案有关。
关于“借才”，洪建议：
“职以为不仿行西法则已，苟仿行西法，则一切内政，尤当广聘东西各国名士，畀以事权，俾资赞助，收效必宏。”
意即：建议光绪聘请“东西各国名士”来参与新政，这些“名士”并不只是顾问，而要“畀以事权”，赋予他们具体的职务和权力。
洪还向皇帝提出了他心目中的“名士”人选：
“甲午之役，则伊藤、陆奥，名震寰区。近日伊藤罢相，将欲来游，藉觇国是。皇上如能縻以好爵，使近在耳目，博访周咨，则新政立行。”
意即，洪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是刚刚卸任了日本首相职务的伊藤博文。
图：伊藤博文
关于“联邦”，洪的建议是：
“为日本者，所亲宜无过中国，以我幅员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诚得与之联合，借彼新法，资我贤才，交换智识，互相援系，不难约束俄人，俾如君士但丁故事，则东西太平之局，可以长保，而祖宗缔造之业，亦巩如磐石矣。此事若在欧西，即合为一国，亦不为怪，挪威以合于瑞典而得自存，匈牙利以合于奥地利而以不灭。他如意、德以众国合成而称帝制，既无碍自主之权利，而有关两国之存亡。故坦然行之，并无猜忌。”
洪所说的“联邦”一词，语意颇为含糊，但可以肯定，绝不是一般的国与国之间的结盟。若止于国与国之间的结盟，洪就不必拿“挪威合于瑞典”“匈牙利以合于奥地利”来举例了。
据孔祥吉的考据，洪的奏折极可能是康有为所拟。
李提摩太兜售“救中国妙法”
在洪汝冲向皇帝推荐伊藤博文的同时，康有为邀请了在华多年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自上海赴京。
甲午战后，李提摩太撰有《新政策》一文，极力主张“中英合邦”。据《万国公报》的报道，李提摩太建议中国政府：
一、宜延聘二位可信之西人，筹一良法，速与天下大国立约联交。
二、宜立新政部，以八人总管，半用华官，半用西人。
三、铁路仍电请西国办理铁路第一有名之人，年约四十岁者与之商办。
四、李提摩太本人力强年富，心计最工，在新政部应总管筹款借款各事。
五、中国应暂请英人某某、美人某某，随时入见皇上，以西国各事详细奏陈。
六、国家日报，关系安危，应请英人某某、美人某某，总管报事。
七、学部为人才根本，应请德人某某、美人某某总之。
八、战阵之事，李氏本人素来不懂，应专精此事之人保荐人才，以备任使。
九、以上各事，应请明发谕旨。
这一连串建议的实质，是希望中国将外交、新政、铁路、借款、报纸、教育等部门的权力交由西人掌管。
戊戌年夏天，李提摩太与康有为交往密切。李曾建议康，鉴于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中国政府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伊藤担任皇帝的顾问。康深表赞同，同时希望由李出任皇帝的另一名外国顾问。
图：李提摩太
据《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记载，抵达京城后，李曾与伊藤博文住在同一所旅馆，并与伊藤的秘书进行了长谈。稍后，康党及其同情者的奏折里多次出现李提摩太建议“合邦”的字句。
其实，在与康有为合作之前，李提摩太已经先后找过张之洞、李鸿章，推销其“中日(英美)合邦”之说。
据茅海建对《张之洞档案》的研究，早在1895年中日战争期间，李提摩太就曾致电张之洞，声称自己“今日得妙法，救近救远。法成，赏一百万两；不用，分文不费”；并以同样的价码，向李鸿章兜售。李鸿章曾邀请李提摩太北上，得知李提摩太已起身赴湖北面见张之洞，李鸿章转又致电张之洞，请他仔细考察其“妙法”是否可用。
见到张之洞后，李提摩太说出了他的“妙法”，即“延请外国监管中国的外交和政治”。张之洞的回应是“不主张将中国变成某个国家的暂时的保护国”。
被拒后，李提摩太继续寻找买家，先后拜访了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帝师翁同龢、恭亲王奕訢等人。至戊戌年，真正愿意“购买”其“妙法”者出现了，那就是康有为。
康有为当然没有“一百万两”。但他能推荐李提摩太做光绪皇帝的贴身顾问。戊戌政变后，英国驻上海外交官班德瑞和白利南，曾如此评价康氏与李提摩太的结合：
“康有为……被李提摩太的一些无稽之谈所迷惑。”“李提摩太是个阴谋家，他大约向康有为和维新派作了一些愚蠢的建议。”
“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
伊藤博文抵京后，中国朝野掀起了一股“伊藤热”。
出于对日本维新成功的敬服，许多支持维新的官员建议朝廷礼聘伊藤为新政顾问。
康有为也修改了自己之前的“制度局”提案，改为开设“懋勤殿”。作为制度局被否决后的替代方案，懋勤殿与制度局有一微妙区别：懋勤殿之策主张“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增入了“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
意即，康有为建议光绪聘请外国政治人物进入朝廷决策层。
戊戌年八月初五，伊藤博文晋见光绪皇帝的同日，康党终于正式向皇帝提出了他们的“合邦”建议。
据康有为自述，该提案是康在八月三日拟定，呈递奏折的是与康有为关系密切的御史杨深秀。杨深秀在奏折中说：
“臣闻刑部主事洪汝冲所上封事中，有迁都、借才两说，而其最要最要者，莫过联结与国之一条，盖亦深恐新政不及布置，猝为强敌所乘，蹈波兰之覆辙耳……今该主事所见与臣闇合，而其语之痛切尤过于臣，是诚按切时势之言也。昨又闻英国牧师李提摩太，新从上海来京，为吾华遍筹胜算，亦云今日危局，非联合英、美、日本，别无图存之策……况值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在都，其人曾为东瀛名相，必深愿联结吾华，共求自保者也。未为借才之举， 先为借箸之筹。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
杨深秀在奏折中提到了李提摩太、伊藤博文，也提到了洪汝冲。
图：杨深秀
奏折中的“固结英、美、日本三国”，显然并不是普通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结盟——外交结盟是正常事，不足以让杨氏说出“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这种话。
宋伯鲁奏折吐露“合邦”真意
光绪皇帝在八月初五接见了伊藤博文，但没有就“借才”、“合邦”二事作出决策。
次日，也就是戊戌政变发生的当日，康党骨干宋伯鲁再度上书，就“合邦”一事作最后的努力。宋说：
“又闻俄君在其彼得罗堡，邀集德、法、英各国，议分中国，绘图腾报。……昨闻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并出示分割图。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 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以保乂我宗社。”
宋的奏折，终于将康党“合邦”的具体内容明确表达了出来。即：
“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
具体而言就是：
1、“四国”合为“一邦”。
2、四国既有政府作废，另起炉灶，自四国中选出百人，组成新“邦”的新政府。
3、新政府拥有管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的大权。
康党本来还安排了李提摩太觐见光绪皇帝。因为政变的爆发，觐见未成。
图：宋伯鲁
上述材料，一方面证实了康党当日确曾积极运作“中日合邦”乃至“中日美英合邦”。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了康党有欺玩光绪的嫌疑。如披阅戊戌史料甚广的茅海建先生坦承：
“康称与日本公使矢野文雄已‘约两国合邦大会议’，我却尚未查到相关的史料”。
杨深秀、宋伯鲁的奏折，称美国涉入其中，目前也无史料可证。惟有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确实在“合邦”问题上与康有为存在合作。
简言之，目下尚无任何材料，能够证实康党在劝说光绪搞“中日（美英）合邦”之前，曾与各国官方人物有过任何实质性的接触、达成过任何实质性的共识。
康有为为何钟情“中日合邦”？
康党钟情于“合邦”，非是心血来潮。
早在1898年初，梁启超就曾命康党经营之“大同译书局”翻刻、出版了日本人森本藤吉所著之《大东合邦论》，并亲自撰写序文为之宣传。
图：森本藤吉《大东合邦论》
该书主旨，乃是宣扬日本应该与朝鲜合并为“大东国”。森本如此解释自己提倡“日韩合邦”的理由：
“国人尝有唱征韩论者，夫战而取之，则必疲靡国力，以买其怨。论者知之，而犹欲取之者，恐外人据此地也。今协议以合之，其为大幸。果何如也？盖持大公以合之，则我不用兵而取朝鲜也，朝鲜亦不用兵而取日本也。一将之功不成，而万人之骨则无枯矣。以费于兵争之资，诱朝鲜之开明，则是不买怨而树德也，合邦岂日本之不利哉？”
为了能够尽可能多地影响朝鲜人和中国人，森本此书是用汉文书写的。中国上海、天津、汉口、重庆、福州等地的乐善堂均有此书出售。戊戌年年初，梁启超得见此书，深为赞赏，对内容作了许多删改之后，交由康党开办的上海大同译书局翻刻出版，改名为《大东合邦新义》。
翰林院编修蔡元培，当日在京城得见了梁启超的删改本和森本的原本。蔡认为原本“宗旨在合朝鲜为联邦，而与我合纵以御欧人。引绳切事，倾液群言，真杰作也”，梁氏的删改本则“挖改之文，以迁移行墨，多无聊语。至乃改李鸿章为某总兵，可笑甚也。”
无论梁的删改是否“可笑”，《大东合邦新义》的出版，可证康党在戊戌年高谈“合邦”，并非突发奇想。
此外，康党素有“保中国不保大清”的主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诸人，在戊戌年之前皆主张“保中国不保大清”，及至戊戌年获得光绪的青睐，这些人也仍对爱新觉罗之清廷缺乏感情。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向学生讲授清军入关时的种种暴行，谭嗣同在文章中痛斥爱新觉罗为“贱类”，康门弟子何树龄在给康有为的书信中，更有“注意于大同国，勿注意于大浊国(“大清国”的代称)，……大浊国必将大乱，为人所瓜分……独夫之家产何足惜，所难堪者，我之亲戚、兄弟、友生耳”这样的话。
康党在戊戌年运作“中日合邦”，乃是其“保中国不保大清”这一政治立场下的产物。这种政治立场，当时并不为光绪所知。
值得注意的是，“合邦”之“邦”，在晚清翻译语境中，系明确指向美国的“state”（州）。如1868年张德彝出使美国，其游记称：“合众国议事厅，……排座各邦绅士二百七十余名”。这种“state”拥有很高的自治权。⑦
慈禧杀害戊戌六君子、变法失败之后，康党仍未放弃“中日合邦”的构想。如1899年11月，康党“自立军”领袖唐才常在《亚东时报》上刊文，宣称：
“日人保支，而有异于英、美各国用心……斯乃天所以成将来二国合邦之局。”
这种联手抵抗西方列强、联手保卫支那（保支）的想法，也是康党运作“中日合邦”的重要理念依据。
台湾学者雷家圣，对康党的“合邦”计划，有过这样一段议论：
“戊戌变法期间，尤其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之后，伊藤博文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游说康有为等变法派官员，接受其‘借才’之提议，并利用变法派官员掌握决策核心的便利， 意图实行其‘合邦’的阴谋。对于可能阻碍‘借才’、‘合邦’计划的慈禧太后与荣禄，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则打算利用袁世凯的军队‘杀荣禄、兵围颐和园。’慈禧太后是在明了情势险峻之后，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挽救了此一危局。”
此论，道出了慈禧在戊戌年不经过任何审讯、匆忙杀掉“六君子”的最可能的一种缘由，即担忧公开审讯将引来“外国干涉”。伊藤博文、李提摩太等人的出现，不可避免地会让慈禧产生“光绪不惜借外力与之争权”的想法。
为了保住自己的最高权力，同时又为避免引来列强的干涉，慈禧选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六君子不审而判。
（参考资料：《戊戌变法史述论稿》，清华大学出版社。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 康有为〈我史〉鉴注》。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戊戌变法档案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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