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聆雨子
从戏剧学上来说，设问“唐僧吃了肉才能取回真经”的人，属于是建立了一个典型的“内外情节嵌套型矛盾”——以毕生志业投入的大使命，和某个无法放下的小内心之间，产生了非此即彼的冲突，于是，两难选择出现。
我要不要拯救世界？这是废话，当然要救，毕竟世界完蛋我自己也完蛋了。
但是，如果我必须牺牲自己最爱的人才能拯救世界，那我要不要拯救世界呢？
这就不是废话了。“大使命”触碰到了“无法放下”，这就是两难选择，就是“内外情节嵌套型矛盾”。
当然，你估计会说：那我就不拯救了，反正拯救世界一般也轮不到我这种弱鸡，但牺牲最爱的人，这太过恐怖和残忍，我这种弱鸡做不到啊。
你说得没错，因为我自己的答案也是这样。
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因为我们都有确切的“无法放下”，而“大使命”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遥远而抽象的口号。
我们谁都没遇到过“要拯救世界”这样的任务，但我们谁都有自己永远不愿牺牲的“最爱的人”。
我们熟悉后者远远多过熟悉前者，或者说，我们把自己代入后者的便捷度，远远高于前者。
所以，后者带给我们的感受力度，远比前者更直接而确切。
同理，“有位高僧要证得无上菩提、将真理妙谛带回东土”只是一个神话，一个只在经卷与小说中流传、作为另一个次元里的奇迹而存在的神话，“和尚吃肉”却是一件丑闻，一件在现实中也可能发生、可能引起我们生理性排斥与厌恶的、或者可能激发我们讨论快感和谴责快感的丑闻。
我们熟悉后者远远多过熟悉前者，或者说，我们把自己代入后者的便捷度，远远高于前者。
前者事关宏旨，后者有瓜可吃，大多数人最抗拒最懒于思考的就是宏旨，大多数人最热衷最勤于享受的就是吃瓜。
所以，后者带给我们的感受力度，远比前者更直接而确切。
这年头有个流行词叫“降维打击”，那么这个问题，就属于“升维提问”。
因为我们绝对不能站在这个尘世里那套具象的、肉身的、实用主义的、鸡零狗碎的逻辑体系里来回答它，绝对不能推己及人地站在我们自己的“无法放下”里来回答它。
回答它的前提就在于，我们必须相信，在一个更高的层级里，有人真的可以做到，把什么都“放下”。
一定要找个类比的话，我倒是想起了司马迁。那个在皇权的暴戾与傲慢面前，明明可以选择慷慨赴死，却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情愿被割掉阳物的司马迁。
“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读书人最在意的，莫过于尊严二字。保证人格的完整性，从来都是司马迁这样的士大夫最看重的持守，就像具足戒、不杀生、不饮酒、不食肉，从来都是唐僧这样的修行者最看重的持守。
接受宫刑的那一刻，司马迁亲手扔掉了他看重半生、持守半生的东西。
那是因为，他有《史记》要写，有一个更伟岸的信仰要去完成。
“持守”和“信仰”绝大多数时候是不矛盾的，但如果出现了特殊情况呢？
持守是为了警示自己、约束自己、劝勉自己、修炼自己、完善自己，放弃那些必须放弃的东西，最后到达和实现信仰。
如果持守变成了信仰的阻碍，那持守本身，就成了必须放弃的东西，那放弃持守，就成了对自己的又一次警示、约束、劝勉、修炼、完善。
因为持守只是过程、工具、方法论，信仰才是终极目的。
二者千万不能倒置。
所以“士可杀不可辱”之外，还有一句，“忍辱负重”。
司马迁的宫刑，就像是唐僧的吃肉；司马迁的《史记》，就像是唐僧的真经；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像是唐僧的无上菩提、真理妙谛、普度众生。
于是，那个士可杀不可辱的士大夫死了，那个太史公却浴火而生，那个面善心软没主意的乡愿泪包老好人死了，那个圣僧却终成正果。
唐僧一路胆怯、害怕、动不动“骨软筋酥”、“魂飞魄散“、”落于马下“，可无论被吓尿多少回，他依然“舍身拼命”、“往前苦进”、砥砺前行、百折不挠、从未动过一丝一毫的回家念头，这就是小怯懦和大勇毅在同一个体身上的并置。
从性格来说，唐僧仿佛窝囊废，是不太适合担任取经大业的。
但从信念来说，唐僧心比金坚、志若磐石，没有人比他更适合担任取经大业。
这就是唐僧最伟大最让人钦服的地方：他有很多的“不能为”，但他永远能“敢为其不能为”。
唐僧对于佛法的体悟，也是一个在跋涉中不断深化的过程。
一开始，唐僧不是没有在机械的、僵化的、形而上的层面抱残守缺地固守戒律：六贼无踪、三打白骨精、真假美猴王，孙悟空三次“伤害无辜”被逐，这就是唐僧对“出家人不能杀生”的教条化践履。
“不能杀生”和“忠奸不辩”、“错戡贤愚”之间，哪个才是更大的无明？
“不能杀生”和“让取经半途而废”之间，哪个才是更大的罪衍？
“不能杀生”和“让这些被放过的强盗妖魔继续杀生”之间，哪个才是更大的反慈悲？
那么，逐渐成长之后的唐僧呢？
女儿国答应假结婚再伺机脱身，岂不闻“出家人不打诳语”？
灭法国化妆扮作客商，岂不闻“出家人不近俗物”？
一处处通关文牒倒换时向各位国王山呼朝拜，岂不闻“出家人不能礼敬白衣（俗人）？”
子母河边堕胎，算不算直接杀害了一条小生命？
无底洞跟金鼻白毛老鼠精软语温存喝交杯酒再骗其吃下孙悟空变化的桃子，是不是一口气把色戒酒戒妄语戒全犯了个遍？
所以请看，不用劳烦我们来设置“八十一难最后一难是吃肉”这种极端游戏规则，唐僧早就自己把各种戒都破过了。
甚至可以说，唐僧走向开明、精进、通达、戡破愚痴和魔障、理解真正的禅机、趋近大乘正果的过程，恰恰就是他逐渐放下对“戒律”的本本主义和形式主义执念，懂得“敢为其不能为”的过程。
如果我吃肉，是为了让更多苍生免遭厄运不再被当成鱼肉，是为了让六道有情永离孽苦不再受困于这具陈腐的皮肉，那我有什么理由惧怕吃肉？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件事：
2008年汶川地震，四川什邡市妇幼保健院一夜之间成了危楼，可院中还住着二十几位待产的孕妇。
灾民众多，帐篷都不够住的，更勿论各种医疗机构几乎在灾中全毁。
有人想到了医院对面的罗汉寺，找到了住持素全法师。
这是佛门清净之地，见不得血光，容不得荤腥，更何况，是让人在里面生孩子。
可素全法师的态度是：不能解苦救难，还叫什么大慈大悲？佛门确有诸多忌讳，但见死不救，才是最大的忌讳！
他召集所有在寺僧人和居士，立下了几条临时寺规：无条件收容所有产妇，无条件配合与帮助产妇生产，无条件提供和接纳一切可供产妇吃用的物品。
于是，香案和斋桌拼在一处，铺开几张草纸，简单消毒后，就成了临时产床，一个个小生命在上面呱呱坠地。僧人们让出了所有房屋，打着伞露宿在场院中。为了产后营养，在“不能杀生”的佛像面前，架起了大锅炖着鸡汤和猪脚。
那样简陋的条件里，没有一例病危，没有一例难产，没有一例感染。
直到今天，这些已经长大的孩子，还每年会回到罗汉寺——他们共同的家里，纪念曾经的缘分。
素全法师说，这都是他的孩子。
如果佛菩萨真能示现奇迹，那它也一定以大爱为最高前提。
佛门弟子的无畏无己，尽在其间。
这个故事，是不是和“唐僧该不该吃肉”同工异曲？
佛法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固定框架，佛法是用一切办法来拯救众生的苦难。
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很勤谨，其实看到和抓住的只是芥子，漏掉的却是一整座须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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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戏剧学上来说，设问“唐僧吃了肉才能取回真经”的人，属于是建立了一个典型的“内外情节嵌套型矛盾”——以毕生志业投入的大使命，和某个无法放下的小内心之间，产生了非此即彼的冲突，于是，两难选择出现。
但是，如果我必须牺牲自己最爱的人才能拯救世界，那我要不要拯救世界呢？
这就不是废话了。“大使命”触碰到了“无法放下”，这就是两难选择，就是“内外情节嵌套型矛盾”。
当然，你估计会说：那我就不拯救了，反正拯救世界一般也轮不到我这种弱鸡，但牺牲最爱的人，这太过恐怖和残忍，我这种弱鸡做不到啊。
你说得没错，因为我自己的答案也是这样。
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因为我们都有确切的“无法放下”，而“大使命”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遥远而抽象的口号。
我们谁都没遇到过“要拯救世界”这样的任务，但我们谁都有自己永远不愿牺牲的“最爱的人”。
我们熟悉后者远远多过熟悉前者，或者说，我们把自己代入后者的便捷度，远远高于前者。
所以，后者带给我们的感受力度，远比前者更直接而确切。
我们熟悉后者远远多过熟悉前者，或者说，我们把自己代入后者的便捷度，远远高于前者。
前者事关宏旨，后者有瓜可吃，大多数人最抗拒最懒于思考的就是宏旨，大多数人最热衷最勤于享受的就是吃瓜。
所以，后者带给我们的感受力度，远比前者更直接而确切。
这年头有个流行词叫“降维打击”，那么这个问题，就属于“升维提问”。
因为我们绝对不能站在这个尘世里那套具象的、肉身的、实用主义的、鸡零狗碎的逻辑体系里来回答它，绝对不能推己及人地站在我们自己的“无法放下”里来回答它。
回答它的前提就在于，我们必须相信，在一个更高的层级里，有人真的可以做到，把什么都“放下”。
“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读书人最在意的，莫过于尊严二字。保证人格的完整性，从来都是司马迁这样的士大夫最看重的持守，就像具足戒、不杀生、不饮酒、不食肉，从来都是唐僧这样的修行者最看重的持守。
接受宫刑的那一刻，司马迁亲手扔掉了他看重半生、持守半生的东西。
那是因为，他有《史记》要写，有一个更伟岸的信仰要去完成。
“持守”和“信仰”绝大多数时候是不矛盾的，但如果出现了特殊情况呢？
持守是为了警示自己、约束自己、劝勉自己、修炼自己、完善自己，放弃那些必须放弃的东西，最后到达和实现信仰。
如果持守变成了信仰的阻碍，那持守本身，就成了必须放弃的东西，那放弃持守，就成了对自己的又一次警示、约束、劝勉、修炼、完善。
因为持守只是过程、工具、方法论，信仰才是终极目的。
二者千万不能倒置。
所以“士可杀不可辱”之外，还有一句，“忍辱负重”。
司马迁的宫刑，就像是唐僧的吃肉；司马迁的《史记》，就像是唐僧的真经；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像是唐僧的无上菩提、真理妙谛、普度众生。
于是，那个士可杀不可辱的士大夫死了，那个太史公却浴火而生，那个面善心软没主意的乡愿泪包老好人死了，那个圣僧却终成正果。
唐僧一路胆怯、害怕、动不动“骨软筋酥”、“魂飞魄散“、”落于马下“，可无论被吓尿多少回，他依然“舍身拼命”、“往前苦进”、砥砺前行、百折不挠、从未动过一丝一毫的回家念头，这就是小怯懦和大勇毅在同一个体身上的并置。
从性格来说，唐僧仿佛窝囊废，是不太适合担任取经大业的。
但从信念来说，唐僧心比金坚、志若磐石，没有人比他更适合担任取经大业。
这就是唐僧最伟大最让人钦服的地方：他有很多的“不能为”，但他永远能“敢为其不能为”。
唐僧对于佛法的体悟，也是一个在跋涉中不断深化的过程。
一开始，唐僧不是没有在机械的、僵化的、形而上的层面抱残守缺地固守戒律：六贼无踪、三打白骨精、真假美猴王，孙悟空三次“伤害无辜”被逐，这就是唐僧对“出家人不能杀生”的教条化践履。
“不能杀生”和“忠奸不辩”、“错戡贤愚”之间，哪个才是更大的无明？
“不能杀生”和“让取经半途而废”之间，哪个才是更大的罪衍？
“不能杀生”和“让这些被放过的强盗妖魔继续杀生”之间，哪个才是更大的反慈悲？
女儿国答应假结婚再伺机脱身，岂不闻“出家人不打诳语”？
灭法国化妆扮作客商，岂不闻“出家人不近俗物”？
一处处通关文牒倒换时向各位国王山呼朝拜，岂不闻“出家人不能礼敬白衣（俗人）？”
子母河边堕胎，算不算直接杀害了一条小生命？
无底洞跟金鼻白毛老鼠精软语温存喝交杯酒再骗其吃下孙悟空变化的桃子，是不是一口气把色戒酒戒妄语戒全犯了个遍？
甚至可以说，唐僧走向开明、精进、通达、戡破愚痴和魔障、理解真正的禅机、趋近大乘正果的过程，恰恰就是他逐渐放下对“戒律”的本本主义和形式主义执念，懂得“敢为其不能为”的过程。
如果我吃肉，是为了让更多苍生免遭厄运不再被当成鱼肉，是为了让六道有情永离孽苦不再受困于这具陈腐的皮肉，那我有什么理由惧怕吃肉？
2008年汶川地震，四川什邡市妇幼保健院一夜之间成了危楼，可院中还住着二十几位待产的孕妇。
灾民众多，帐篷都不够住的，更勿论各种医疗机构几乎在灾中全毁。
有人想到了医院对面的罗汉寺，找到了住持素全法师。
这是佛门清净之地，见不得血光，容不得荤腥，更何况，是让人在里面生孩子。
可素全法师的态度是：不能解苦救难，还叫什么大慈大悲？佛门确有诸多忌讳，但见死不救，才是最大的忌讳！
于是，香案和斋桌拼在一处，铺开几张草纸，简单消毒后，就成了临时产床，一个个小生命在上面呱呱坠地。僧人们让出了所有房屋，打着伞露宿在场院中。为了产后营养，在“不能杀生”的佛像面前，架起了大锅炖着鸡汤和猪脚。
那样简陋的条件里，没有一例病危，没有一例难产，没有一例感染。
直到今天，这些已经长大的孩子，还每年会回到罗汉寺——他们共同的家里，纪念曾经的缘分。
素全法师说，这都是他的孩子。
如果佛菩萨真能示现奇迹，那它也一定以大爱为最高前提。
佛门弟子的无畏无己，尽在其间。
这个故事，是不是和“唐僧该不该吃肉”同工异曲？
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很勤谨，其实看到和抓住的只是芥子，漏掉的却是一整座须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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