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在节目里讲过桑德尔在《反对完美》里写到的一个案例：美国的一对女同性恋伴侣都是听障人士，并且以此为傲，她们认为耳聋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种文化认同，而不是一种需要被治疗的残疾。她们想要生一个同样失聪的孩子，希望“跟孩子分享听障群体美好的一面”，于是找来一个上溯五代都是听障的捐精者，果然生出了一个天生失聪的孩子。
《华盛顿邮报》报道了她们的故事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大多数“健康人”看来，她们这样做，相当于“蓄意”将残疾加诸于孩子身上，但她们认为，自己只是想要生一个“像自己的孩子”而已，这种心态跟“大多数健康的异性恋伴侣生孩子时的想法没有什么不同”。
桑德尔借此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一旦拥有了“订制”后代的权力，那么“治疗”和“改善”之间的边界就会变得非常模糊。因为“健康”并不完全是一个生物学问题，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也不是那种可以被价值最大化的优点。换句话说，健康是有止境的，不存在“最健康”这个概念。这对听障人士的例子当然是极罕见的情况，但对于普通的异性恋伴侣来说，也不需要卷入“优生的军备竞赛”，就可以生出一个足够健康的孩子。
如果一个人因为一个基因变异，增加了1%患上某种疾病的风险，那他需要去做基因编辑吗？或者说，在“子宫道德”的标准下，他是应该被淘汰的“劣精”吗？那如果这个风险降低到千分之一或者万分之一呢？同理，当“健康”被作为body shaming的理由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考虑，我们面对的到底是一个体重多少的人。优生学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永远有从“健康”滑向“完美”的趋向，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健康”的标准也是为权力和某种意识形态服务的，而这种权力和意识形态，从来不是女性友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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