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襄
史学大家吕思勉在其著作《白话本国史》中认为岳飞为军阀，秦桧为大政治家。在书中，他就岳飞与秦桧，提出了5点看法：
1.南宋初年，军事实力没有办法跟金国抗衡。大将如岳飞、韩世忠等人，其部队都是群盗纠合，“既未训练，又无纪律，全靠不住”，平定盗寇尚可，遇到金兵，则非败即遁。偶有小胜，也无补大局。
2.大将们把持军区内的财政大权和人事大权，是架空中央的军阀。金宋如果交战，中央只能继续容忍大将割据；金宋如果议和，中央腾出手来，必会谋求收回兵权。
3.依据史料对照分析，岳飞战功被夸大，最著名的“郾城大捷”也严重注水。
4.秦桧不是金人奸细，主持议和也不是卖国贼，“和议在当时，本是件不能避免的事。然而主持的秦桧，却因此而大负恶名，真冤枉极了。”
5.岳飞被杀，其他大将的兵权被收归中央后，“宋朝才可以勉强立国了”。
吕思勉这本书，是作为中学历史选修教材出版的，在当时评价很高。
此书于1923年商务印书馆初版，当时中国正处在内有军阀割据、外有强敌环伺的困境，他对岳飞与秦桧的论述，也颇受了现实环境的刺激。他在书中坦承：
“古人滥得美名，或者枉受恶名，原不同咱们相干，不必要咱们替他平反；然而研究历史，有一件最紧要的事情，便是根据着现代的事情，去推想古代事实的真相（根据着历史上较为明白，近情的事情，去推想糊涂、荒诞的事情的真相）。这么一来，自然见得社会上古今的现象，其中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得了这种原则公例，就好拿来应用，拿来应付现在的事情了。
所谓“臧往以知来”。历史的用处，就在这里。倘使承认了历史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人物，譬如后世只有操、莽，在古代，却有禅让的尧、舜；现在满眼是骄横的军阀，从前偏有公忠体国的韩、岳、张、刘。那就人的性质，无从捉摸；历史上的事实，再无公例可求；历史可以不必研究了。”
此书刊行十二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从政府到民间都大力推崇岳飞的坚持抗金之志、精忠报国之心，唾弃主和的秦桧。
舆论开始指责吕，说他贬低岳飞、为秦桧喊冤。商务印书馆邀请吕思勉对内容做了一些删改，在1933年出了修订本。
1935年，该书终于酿成了一个大事件。
这年3月5日，南京市市长石瑛签发训令说：岳飞忠，秦桧奸，是“千秋定论”，不容置疑；该书诋毁岳飞，推崇秦桧，可谓居心叵测。故严禁在南京销售，严禁学生阅读。
3月16日，北平的《世界日报》中，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报道称：“精忠的岳武穆，遗臭万年的秦桧，一为举世所敬仰崇拜，一为万古所唾弃诟骂，不但史乘斑斑可考，即松木参天的西湖岳坟，凌云浩气，忠义昭然，瞻仰徘徊，谁不肃然起敬。可是，也颇有矫奇立异之说，并以著述见行于世者。最近南京市政府呈请教育部通令查禁吕思勉著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即系因其第三编近古史下，持论大反常理，诋毁岳飞为军阀，推崇秦桧为爱国大政治家。”
这则禁书训令引起南京《朝报》的不满，刊文为吕思勉喊冤。《朝报》的竞争对手《救国日报》则用最大号字体，在自家报纸上大骂吕思勉。整个3月份，两份报纸天天对骂，将此事炒成了全国热点，众议汹汹。
4月，吕思勉被迫对书再次进行删改。5月，《救国日报》总编辑龚德柏看到民意都站在他这边，便将吕思勉和商务印书馆告上法庭，指控他们犯了“外患罪”——贬低岳飞，是削弱国人的抗日意志，是向日本侵略者献媚；为秦桧喊冤，是替“主和”的汉奸们开脱。
最终，法院认为：吕这本书，写于东北沦陷之前，不可能有向侵略者献媚、为汉奸开脱的用意，只是“个人研究历史之评论与见解”，不构成犯罪。
吕思勉曾公开表态，如果“激发学生爱国精神”与“讲述历史真相”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他将选择后者。但在1935年，他还是被迫修改了自己的著作。
当时的学术界，有颇多与吕意见相近者。比如，清华历史系教授、宋史专家张荫麟，他“对岳飞评价不高，同意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中说岳飞是‘军阀’的观点”，考试时还曾出题“论岳飞”，引导学生参考各种不同史料来评价岳飞其人。
1949年后，情况又发生了改变。在台湾，岳飞作为“还我河山”的历史标签，长期备受蒋氏父子推崇；在大陆，因为阶级立场，岳飞被指镇压农民起义，“民族英雄”的光环也被摘下。
1952年，在大陆“三反运动”中的吕思勉，在“思想改造汇报”中，便为自己当年的贬岳尊秦之举辩护。
1957年，吕思勉去世，10年后，杭州西湖的岳飞墓在“文革”中被平毁。图为“文革”结束后重修的岳飞墓。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