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求职 金庸面试
1979年7月某日，《明报》刊登招聘高级编辑人才的广告。我寄出了中英文应聘信。过了两周，没有回信。8月初一天中午，我冒昧登门《明报》总部求见董事长金庸，其秘书说，“查先生（查良镛，即金庸）有空，可以谈10分钟”。
会面时，金庸问：“你的英文应聘信写得不错。你在哪儿学的英文？”我说主要是自学的。他又问我：“你的兴趣在于哪个朝代呢？”我说对不少朝代都有兴趣。他接住话题说：“既然你涉猎甚广，那我向你请教几个历史跨度比较大的问题。”
接下来，他连续提出了四个问题。我刚过而立之年，坐在新闻界老前辈的对面，他出了考题，而我志在求职，自然不能冷场，几秒钟后就开始回答了。时隔40年，依然记忆犹新。
第一个考题：欧亚两洲不少国家发生过宗教战争，如欧洲有三十年战争、英国与西班牙战争以及捷克胡斯战争等，持续至今的北爱尔兰共和军与英国政府的冲突在本质上也是宗教战争，而亚洲也有此类战争，比如菲律宾北部、中部是天主教势力，南部是伊斯兰教势力，政府军与南部武装部队的宗教战争不绝如缕。中国古代有的皇帝受道教徒撺掇，采取了四次大规模灭佛行动，史称“三武一宗”（注：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及后周世宗）灭佛惨案。为何佛教东山再起后，中国却从未发生过宗教战争呢？
我回答：中国历来没有宗教战争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推崇“中庸之道”，向来杂拜鬼神，信仰不专一。这意味着中国人没有执着的、终极性的文化精神追求。这就使得中国不具备推动宗教战争爆发的狂热的社会和宗教氛围。
原因之二，在爆发宗教战争的国家中，宗教全面渗入政治和社会层面，“政教合一”是爆发宗教战争的前提。中国从来没有实行过“政教合一”。前提不存在，遑论结果？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在政坛长久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这就意味着中国缺乏支撑宗教战争的行政基础和经济资源。
原因之三，佛教在“三武一宗”事件中教门蒙难后，力主不予报复，这是宋代以后道教加速向佛教趋同的一个原因。从此，佛教、道教、儒教趋同性加强，对抗性趋无。宗教战争所需的对抗性极强的宗教思想基础在中国内部不复存在。
原因之四，排他性极强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均远离中国，亦即宗教战争的策源地远离中国，对中国是鞭长莫及。况且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长期处于交战状态中，无暇针对中国进行征服式的强制性传教。这层地缘政治的特点也是中国可以远离宗教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接着金庸提出了第二个考题：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在其自述中总结太平天国十大失误时，把建都南京而停止北伐列为第一条失误，意谓一旦革命丧失了进攻势头，必然会淹没在旧势力的汪洋大海中。为什么元朝末年朱元璋崛起于淮北，并未北伐，而是南下占领南京为首都，西讨陈友谅、东征张士诚，多年后才开始北伐，却最终统一了中国？1926年，蒋介石开始率军北伐，占领武汉、南京、上海后，停止了北伐，先是用武力清除同盟者，接着又与占据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所辖军队交战，然后在1928年发动“第二次北伐”，不是也统一了中国吗？
我的应答（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花费了较多时间）是：朱元璋、蒋介石在初步巩固了政权以后，均未继续北伐，却未蹈太平军中止北伐旋遭败亡的覆辙。这需要分析三个时段的历史背景。
先从太平军与清军对峙的情况说起。首先，太平军从广西起事，穿越了七省，却是旋占旋弃，未分兵置守，截至建都南京之日，太平军势力所及仅是苏、皖、赣三省的小部分地区而已，北方全部省份和南方大多数省份都在清政府有效控制之下。国家外交权也在清廷掌控之中。清廷征收商人厘捐“助饷”，又扩大富人“捐官”的力度，尽管在战时军费激增，清廷在财政上并未受到巨大冲击。
其次，曾系湘军的崛起同太平军纵横苏、皖、赣同时发生。曾、左两系湘军和李系淮军对汉族民众尤其是知识份子的号召力远远大于太平军。而太平天国领袖们建都南京后，沉迷酒色，加速腐败，在统治集团内部又相互屠杀，发生创巨痛深的内讧。太平军终于淹没在旧势力的汪洋大海中，乃是历史必然。
最后，太平军建都南京数年后，曾派李开芳、林凤祥率领偏师北伐，兵锋直指天津城下。换言之，如果太平军攻下南京后继续全力北伐，不是没有可能攻占北京的。
在太平军威胁北京的情况下，曾系湘军势必应诏北上“勤王”，远离根据地，在地利、人和不占优势的北方同太平军较量。何况，在京畿重地周围用兵，曾系湘军难以避免清朝宗室的猜忌，牵制因素众多，不可预测性颇大，这支汉族军阀部队难以坐大。如此，太平军胜负还在两说。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军政领导人。作为这段历史的过来人，他的亲身感受以及由此获得的评语，自然是一针见血。
至于朱元璋建都南京后与群雄对峙的情况全然不同。“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红巾军在黄河流域起事后，北方陷于一片混乱，大小不等的汉族军阀势力纷纷崛起，在各地割据称雄。各地元朝地方政权丧失殆尽。元朝宗室在北京周围非常狭小的一个地区苟延残喘，号令不出都门，根本谈不上对全国有什么号召力。
朱元璋建都南京后，认为现实威胁不是元朝政府，而是辖区东西两边盘踞一方的汉族军阀张士诚和陈友谅。南京处于四战之地，在上下游方向都受到军事威胁。倘若不解决陈、张两大军事集团，别说北上讨伐元朝政权，连政权生存都成问题，遑论扩张实力和辖土？
朱元璋削平了群雄后，派徐达率军北伐，犹如摧枯拉朽一般，并未遇到强有力的抵抗。于是，他达到了对旧政权犁庭扫穴、对新政权巩固百年基石的战略目的。
至于蒋介石率北伐军占领长江下游后，不遑北伐，却在北伐军阵营内部打起了内战，最终居然也在形式上统一了国家，值得推敲。这一情况比较复杂。
北伐军占领南京、上海后，面临的形势也同太平军攻占南京后的处境大异其趣。蒋介石通过频密的内外联系，已获得列强对其政权的崛起的理解，并取得江浙财团的支持。蒋无须面对一个控制着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对立的中央政权。实际上，哪怕在北伐前，北洋军阀已经四分五裂，当时根本就不存在对所辖地区实施有效统治的中央政权。
蒋介石利用向国民政府靠拢的老北洋军阀冯玉祥、阎锡山，钳制奉系军阀张作霖、直系军阀吴佩孚、直鲁系军阀张宗昌、褚玉璞等。在发动反革命事变后，蒋面对的主要威胁是来自原来同处一个阵营的以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人为代表的国民党内部另外一批当权派，这批人还拥有以唐生智、张发奎为统帅的两支军队，实力不容小觑。
1927年8月，蒋介石因北伐受挫，被桂系逼宫下野，“宁汉合流”。接着，桂系击溃唐生智军队，势力进入两湖，从广西经湖南、湖北直达北平、天津一带，横贯南北，似乎如日中天，势不可遏。次年初，蒋东山再起，由唐生智运动由白崇禧率领抵达平、津的唐旧部李品仙，驱逐桂系势力，并经俞作柏运动桂系健将李明瑞、杨腾辉两个旅长倒戈，终于桂系一败涂地，从此龟缩在广西一隅。
蒋介石在稳定南方后再次北伐，基本没有打过什么硬仗。他派遣陈调元坐镇津浦线，何成浚遥控京汉线，对北洋军阀的各支部队基本采取“赎买政策”。另外，蒋政权辅之以一系列配套措施，其中相当重要的一条是获得了西方列强的支持，又暂时缓解了同日本政府的矛盾，其阶段性战略目的就是先完成国家在形式上的统一。
其后，蒋政权又屡遭来自党内实力派系的严峻挑战。冯玉祥、阎锡山等人亦已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新军阀了。截至抗战前夕，国内冲突迭起，蒋纵横捭阖，方才一一闯过难关。由此可见，此时对蒋政权构成主要威胁的是国民党内部的实力派系。
至此，金庸突如其来地问了我一个私人问题：“请问你的籍贯是哪里？”我说，父亲是江苏人，母亲是浙江人。他又问：“你父母是江苏、浙江哪里人？”我回答，“父亲是江苏武进（常州）人，母亲是浙江宁波人”。接着他又问了两个问题。
第三个考题是：历史上有三个宦官专权的朝代，为东汉末年、唐朝末年和明朝。东汉末年尤其是唐朝末年，宦官集团能主宰皇帝的生杀废立，而明朝宦官集团有过四大权宦（注：汪直、王振、刘瑾、魏忠贤），却始终没有这样的影响力。原因何在？
我的应答是：东汉数个皇帝均利用宦官集团同外戚集团进行斗争，宦官集团势力坐大。唐朝末年宦官集团掌握了包括御林军（神策军）在内的京师卫戍部队的军权，难免拥有主宰皇帝生杀废立的权力。
明朝情况不同。明朝宦官集团的权威是依附在皇权之上的。明朝王振、刘瑾、魏忠贤、汪直为四大权宦，却连其本身性命也被置于皇帝之手。明朝皇帝对宦官集团牢牢掌握着控制力量，是由下述因素决定的：
首先，朱元璋颁旨不准宦官干政，人尽皆知。一旦宦官违背了祖训，若皇帝并不十分袒护宦官，这条祖训往往成为朝廷群臣同宦官集团进行斗争的法律武器。
其次，明朝宦官对军队的影响力，充其量仅限于“监军”的职权，从来就没有掌握过一支军队的控制权。不掌军权，遑论主宰皇帝的生杀废立？
再次，明朝宗室诸王，按照祖制，在封地都掌握一支军队，其兵力少则数千，多则逾万。合诸王兵力，要谋逆造反，固然不足；要起兵勤王，却有余裕。宗室诸王的兵权对野心家不失为一支牵制力量。
最后，明朝皇帝设立“东厂”特务机构，由宦官主理，以保护皇权不坠。皇帝还建立了另一个特务组织“锦衣卫”，却由勋臣后裔掌控，宦官集团不能染指。即使对于宦官集团掌握的特务机构，皇帝也不允许其独断专行，另由其他太监成立新的特务机构，如“西厂”、“内行厂”等，同“东厂”互相牵制。
第四个考题：历史上开国皇帝杀功臣，以汉高祖、明太祖为典型，动机是巩固子孙后代的百年根基。唐高祖李渊的天下是其子唐太宗李世民替他打下来的，李世民早年即挥师打天下，奠定了唐朝基业，作用与开国皇帝无异。在他治下，若非谋反有罪，他并没有如何屠戮功臣，也为子孙奠定了近三百年的基业。为什么？
我答道：汉高祖本来是里长，明太祖乃是乞丐、和尚，出身均低微。在当初追随他们的“从龙之士”心目中，并没有把他们太当回事。面对一众功臣，汉高祖、明太祖在心理上也略微有些自卑感，深深担忧日后子孙约束不了这些功臣。因此，他们在遇到挑战时，倾向于采取“狡兔死，走狗烹”的处理方式。
然而，这一心理状态不适用于唐太宗。其父唐高祖李渊是隋炀帝的表兄弟，又多年担任地方高官。唐太宗是天潢贵胄，说他是“皇族”确实受之无愧。他召集过来众多“从龙之士”，本来就是为他家门下奔走效力之辈。在他们心目中，即使唐太宗没有做皇帝，也是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即。唐太宗登基称帝后，无须担忧这批“从龙之士”会有不敬举动，遑论诉诸谋反的极端行动。
这次面试持续了50分钟。临别时金庸对我说：“你知识面广，口才也可以。可是《明报》不是电视台或广播电台，是报社，是以文字形式同读者见面的。所以你还要写一篇大约6000字的文章，一周交卷。
摘自 薛理泰：早年命运中的三次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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