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先生在1951年的思想检查

文/@饮冰志

汤用彤先生在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运动」中的一份思想检查

一，「所受家庭影响」
「我具有严重的自私自利的名位主义的思想，早在幼年时代便开始有了。我的父亲是士大夫阶层，也夹着一点新思想，他希望我好好读书，他在那个时代更希望我中西兼通，好出人头地……使我自私自利的名位思想打下了基础。」

「后来我父亲为了要特别培养我，叫我从甘肃来到北京新式学堂，不久我就入了清华学校，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教育。」
（汤用彤和兄长汤用彬虽无表面上的矛盾和冲突，但关系并不密切，或是由于汤用彤认为汤用彬没有在学问上下功夫，而对做官颇有兴趣，而在感情上有着隔膜。抗战前，汤用彬在北平与亲日派过往甚密，抗战中任北平市府秘书主任，与日本人有不少来往，汤一介见他卧室中有一日本美女照片，上有日本人题词：「三人成众，三女为姦。」）

「比如作文别人作得很长，我故意作得很短，因为短就容易精炼，这样可以博得先生的称赞；在黑板上作算学练习题，我故意演得很快，目的是要大家佩服我的本领，在这样的场合我的心里都觉得洋洋得意。这一种自私自利的虚荣心理，当时学校自然不能纠正我，相反的，这种资产阶级学校教育，是自私自利为中心的，正好助长了我的个人名位思想，虽然表面上，我自负有救人救世的志愿，实则是十足为个人自私自利的名位打算。虽然我那时自己以为具有爱国家爱民族的热情，但入了这一个留美预备学校已经甘心被培养为帝国主义的奴才。基本上不认识什么是人民的立场，什么是民族的立场。」

「在美国所研究的哲学史，特别是印度哲学史，我在学生中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人，。回国以后这种稀奇的『商品』在学术界贩卖，真正可以希望成为王麻子剪刀，『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所有这些思想，都是垄断居奇，资产阶级的思想，说明了我选择这些学问，根本不是为着教育青年，更谈不到为人民的利益，而目的完全是为了争取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名誉，自私自利达到了顶点。」

「回国以后，一直担任大学教授，而不参加实际政治，一方面是因为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中国旧式士大夫和洋学院式的学者理想的结合，产生了我的超政治的清高思想；另一方面因为觉得已经有一套本领，可以在教育界『贩卖』，也不愿意在政治上另辟途径，又需要筹措『资本』。这样从大学讲堂上来猎取我的名位。」

「我个人长期大学教授生活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经济背景，由于这样的经济背景，使我往上爬的思想一天天滋长起来。这就是说，以名位为目的，而把学问当作『资本』，用种种方法抬高自己的声价。」

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
「因为我的思想中存在着资产阶级严重的毒素，这本是胡适的买办资产阶级教育的主张，顽固地统治了旧北大，而解放以后北大虽然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但是我没有坚决执行人民的教育政策，仍然让资产阶级的思想统治了新北大，表现在纯学术观点和美国标准两点上。」
（纯学术观点：一、开设的课程完全脱离实际，传播一些无用的知识，引导学生追求所谓高深的研究，从而麻醉了青年；二、聘请教员单纯注重他的学术，不问他的思想意识，因人设课，这样是不能培养优秀的青年成为国家建设的干部；三、对于教员提倡个人研究，偏重学术地位，要求他们有特殊的贡献，而这种贡献是脱离实际的，毫不结合社会需要，这种落后经院式贵族的教育，这种研究方式决不是人民所需要的；四、对于学生，主张培养成为学术上的专家，实则是成了学术上的贵族，鼓励他们钻在书本里，这样超阶级超政治的教育，是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三，「挖思想根源」
「那时候所以有这种思想，是由于长期受了资产阶级教育的麻痹，使我醉心于美国的所谓『民主自由』，站在剥削阶级立场。我在教育上的一套办法，是和战犯胡适完全一样，我到北京大学，是他罗致来的，他当北京大学校长，我当然是很拥护的，这不但因为我和他在思想上的基本相同，并且因为都是站在反动统治方面，所以个人利害是一致的。」

四，「总结错误产生的思想根源」
「第一、往上爬的名位思想；第二、超政治的纯学术观点；第三、追求美国标准的思想。而这三种思想的总汇，是一种严重的自私自利的名位主义思想。它的性质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

这份检查，不能说是为了过关，但无疑其中有不少是夸大的成分，甚至有些今天看是应该坚持的，而作为错误思想作了自我批评，这当然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但和汤用彤谨慎行事、明哲保身的思想也不无关系。解放后用政治运动方式来进行「思想改造」应该说是失败的，使不少知识分子失去了自我，而在学术上没有再取得可观的成就，这应引以为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