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29日星期日

中国人参观靖国神社小史:早不是新鲜事

近期明星张哲翰因参加友人在日本举行的婚礼,其照片背景有靖国神社,一经披露,即造成大事件,与其合作的商业品牌皆迅速解约。此事情节之微,反应之大,足见神社在此间语境中已成一大禁忌,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是颇耐人寻思的。

近代中国人东渡日本,留下的文献极多,其中参观神社的记录亦颇不少,我平日偶有所见,曾陆续记下若干线索。兹检出录存于此,冒其名曰“小史”,以求醒目,实际上只是史料摘钞而已。还需要说明,所录存者仅限于手边掌握的文献,并未专门作全面的搜集,也未利用电子检索,作为史料必然是很不周全的。

首先宜掌握神社最低限度的信息:其前身是东京招魂社,创立于1869年,1879年改今名;神社内设游就馆,原系国立军事博物馆,二战后改为神社博物馆。

关于中国人参观靖国神社,以我所见,严安生《灵台无计逃神矢: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陈言译,三联书店2018年版)一书已有专门讨论,见其第三章“‘人以纪其功,我以铭其耻’的游就馆”一节,引据的史料主要是王拱璧《东游挥汗录》、冯延铸《东游鸿爪录》、李大钊《警告全国父老书》,其书易见,此不详述。

据手头的史料,中国人之参观神社,大约可分三个阶段:甲午战争之前,五四之前,五四之后。

1879(光绪五年),王韬有七古长诗,题曰《四月望日,藤田鸣鹤招诸同人小集于新桥滨乃家,树木深蔚,泉石苍古,居然一名胜所,亭中扁额题菊诗,尚是西乡隆盛笔迹。余前日既览鹿儿岛战功图,今日又同鹿门诸君子历览招魂社,闻诸君说殉难义士遗事,曷禁慨然有感,爰于席上作长歌纪之,殊有铁如意击碎唾壶之概》,诗云:日东节义汉代匹,抱义怀忠多激烈。平生知国不知家,身可亡兮家可灭。西乡本是人中豪,提戈欲靖边尘嚣。请缨有志急一试,赫然金石铭功高。功高赏薄寻常耳,何不角巾归闾里。坐令一死鸿毛轻,照代宏勋等流水。吾在中土已叹吁,朅来东国观战图。两军生死併一命,战场血肉红糢糊。呜呼此战分顺逆,顺者终兴逆者绝。……(《蘅华馆诗录》卷五,陈玉兰校点《王韬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64页)

按:王韬是年日记(旧历)四月十七日载:……过此则招魂社矣,乃东国维新之际,义士捐躯而殉国难者。盖鹿儿岛之叛,西乡隆盛实为倡首,势甚披猖,日廷兴师伐之,血战经年,死于是役者,前后四五万人。诏筑社坛于东西两京,称曰招魂社,每岁设祭四次:一为伏见开战日,二为上野(今公园)接战日,三为会津城陷日,四为箱馆战胜日。此四日间,角抵竞马,烟火杂沓,鱼龙曼衍,极为热闹。此亦足以见朝廷恤典之攸隆,而民生忠义之气奋发而不能自已也。义士所葬处,今呼为神田,瘗骨悉以石塔列于两旁。其地芳草芊绵,绿阴披拂,祠中有屹然矗立者,则纪事碑也。鹿儿岛人好勇善战,向来宣力于国家,乃一旦谋叛,身膺显戮,前日殊勋,付之流水,此无他,不明顺逆也。以西乡赫赫之功而不终,可胜叹哉!(田晓春辑校《王韬日记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下册第560-561页)

王韬的诗与日记自可相互印证。不过,当时王氏初赴东瀛,对幕末前后史事的了解不尽准确。其诗谓西乡隆盛“提戈欲靖边尘嚣”,应指其力主“征韩”一事,但“征韩”之议当时实被否定,也就不存在所谓“赫然金石铭功高”的事;而且,当时朝鲜是大清的附庸国,“征韩”等于剑指朝鲜背后的大清,王韬作为中国人若表彰其事,自然也是很不得体的。还有,西乡隆盛率领萨摩武士反叛明治政府(西南战争),是在1877年,此时招魂社成立已久,而日记里介绍招魂社的来历未免夹缠不清。

又1882年(壬午),庄介祎有诗《招魂社》:堂悬明镜月光磨(堂中悬大镜一面),士卒当年溯枕戈。照得忠魂自千古,两行献立石灯多。(《日本纪游诗》,清末刊本)

以上两人访日皆在甲午之前,两国仍属“和平友好”,对神社自然能心平气和,且有表彰之意。

接下来,1906年(丙午),程淯日记(旧历)九月十九日载:午后一时,偕长濑安平、谢康伯等往游靖国神社。盖社为嘉永以来奔走殉难于国事者及西南之役、中日之役、日俄之役战死军人崇祝之所,是日为社中大祭三日中之第一日也。社在神田区九段坂上,坂下有辽阳大激战图观览处,门列甲午战利品。前于上野曾见辽阳战图,然此必有异,因购券入。其夹道中及瞭台一如前式,惟海陆军战事殊异,地亦略变。海军则水雷飞激,榴弹炸裂,露舰有发火者。陆军则刀剑相接,血肉模糊,盖最激烈之肉搏战争也。露军有据一小堡张皇拒围者,日军有攀援荆棘伏草发枪者。颓垣破壁之下,有中国难民,横被杀伤,呻吟宛转者。每一巨弹着地,陡起烟尘,中伏火光,但见断手折足碎飞寸裂而已。观毕,出登九段坂上,迎面一巨石表,大书“靖国神社”字。左侧道旁一铜表铭文,系为西征将士战死者之纪念,并立者为故陆军大将水〈川〉上操六之铜像。旷地之中,为大村铜像,制极高大。大村名永敏,又谓大村益二郎,维新之前,曾为长门藩士,极研究泰西兵学而为教授,其忠义不亚于楠公,明治二年,为东京凶人所戕杀,赠从三位。是日因大祭,游客甚多,百戏咸备,因一一遍观,盖欲知日人风尚也。(张晶萍校点《程淯丙午日记游记》,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73页)

这里说的“辽阳大激战”,应指日俄战争中的奉天(今沈阳)之役。“露”,即露西亚,指俄罗斯(日语读为ロシア,以汉字标记即露西亚)。又日记十月初七日载其赴神社摄影,有神社及游就馆陈列品的清单(同上,第141-142页)。

又1907年(丁未),文恺日记(旧历)正月十九日载:午后一点钟,偕司缉亭游靖国神社。社在九叚坂上,一曰招魂社,祀嘉永以来尽忠死难之人士。门外竖双铜柱,高大异常。社前后左右地皆庭园。社前地约长数十丈,有大村兵部大辅铜像,余常夜灯、石狮子等类甚多。社后遍栽樱树,中有池,置喷水器,为一少年拥抱大鲤鱼之状,其水由鲤口喷出。池旁设石亭椅桌三四处,以为游客憩所。隔池筑假山,中悬瀑布,其外则梅松掩映,芳草如箦。行人不哗,珍鸟时鸣,洵佳境也。游毕,观游就馆。馆居社侧,专集古今内外之兵器。此次日俄战争所虏获于俄军者,亦多陈于馆前。馆有楼二层,分二十余室,炮弹、枪刀、剑戟、甲胄、旗帜、马鞍、兵服、金铜、皮革暨军舰、炮台模型等类,难以数计。所陈兵士战死时所着衣服,血痕犹存。又壁悬油画战图与各将军士卒肖像,见之使人气壮。(朱发健校点《文恺东游日记》,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99页)

同年杨芾日记(旧历)三月初五载:到九段坂上靖国神社外一看,樱花盛开,颇堪玩赏。此社旧名招魂社,合祀从前殉难诸臣,明治十二年,改称靖国神社。每年西历五月、十一月,均大祭。社前有已故兵部大辅大村益次郎铜像。日人将历年战胜所获俄军械及我国军器,胪陈于社外四周屋内,加以标识,见之凄然。又诣社外游就馆,购券入,共两重楼,所列卤获枪炮军装战品甚夥,绘伊历次战胜各图,并将所获奉天各官德政扁额悬挂四壁,我等见之惭汗

又四月二十八日:重游游就馆,购券入,再补记之。楼上下陈列各件,多系刀剑甲胄枪炮之属,有系伊国自制,及从前将帅所用者,有标明桦太战役卤〈虏〉获露国之衣袴者,有标明朝鲜之甲胄者。并有中国大小铳无算,标明系明治三十三年战利品;又有钲鼓之属,标明明治二十七八年得自清人;又有金龙炮一尊,标明系清国最贵重之炮,明治三十三年为其所获。此外尚有中国大炮无算,又将旅顺港黄金山之炮台,及大连湾和尚岛之炮台,捏成模型。楼上下悬伊从前力征将帅影像,不下数百,又将屡次及各国战胜情形,绘图悬壁,并将收取台湾,及攻取牛庄情形,绘图张挂,其在奉天掠获各衙署金字扁额,如“海隅沾恩”、“政侔东里”、“三军挟纩”、“克壮其猷”等扁,一一悬挂,彼盖以夸大其功,我等见之,能无泪下乎?伊又将明治二十七八年战死之将士,勒为一碑,谓之纪念碑。又伊国有妇人,集一万人头发,制为战舰所用之粗绳,大书于纸,极力夸奖,其鼓励民心,大概类此。(杨早整理《扶桑十旬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第35页)

同年左湘钟日记(旧历)三月二十一日载:闻是日日皇亲诣靖国神社,祭日俄战死将士,乃同程铎君,早往观之。社前石碑约五丈,有“靖国神社”四字,左右两碑“扬辉照暗”四字。后有白石狮一对,闻自天津运来。内有大圆冢一座,社西二铜像,一子爵品川弥二郎,一陆军大将子爵川上操文〈六〉。斯时士民妇孺数万人,静立以待。至午正,明治皇同皇后、太子皆坐马车而至。前列马队十对,后二马车,载数大臣而已。一时道旁之人,皆脱帽为礼,欢呼万岁,声如雷动。日皇下车,亦脱帽答礼,随至社前行三叩礼,随来护从及百姓均随后。行礼毕,游憩一周,回跸,百姓欢呼送之。彼国之待武士,如此其诚且敬也。且一国之主,轻车减从,下与小民周旋礼数,一德一心,焉得不强哉。(朱发健校点《左湘钟东游日记》,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143-144页)

还是这一年,凌启鸿有五古长诗《东京靖国神社诗二十韵》:绛阙神都閟,瀛嵎象纬尊。鼎铏新展礼,盉斝旧铭恩。肃肃灵祇列,威威钜典敦。至诚通肸蚃,弘感会贞元。寰海森昭布,殊乡颂弗谖。钧天天使梦,与国国殇魂。紫石岩扉竦,金泥篆额宛。烟沈香袅袅,茅缩酒温温。嘉玉隆仪备,铜琵众乐蕃。天昭神号太,墨坂祭当轩。牲帛秋申典,毛柔夏胙膰。阴阳通沕穆,祝史式庄惇。建国开尝礿,宜民祝翰藩。步虚词缥缈,章表语温黁。灾患当时捍,光芒奕代存。大烝资祼荐,季女洁蘋蘩。明赫非迷信,于皇肃骏奔。讵知三岛上,犹见万灵宣。指掌尼山义,精诚郑孔论。中原郊祀志,回首问乾坤。(《云巢诗草》,民国刊本)

又此年徐兆玮有诗《游就馆》:武库埋兵气,瀛州振国光。悬门铜面具,卧壁绿沉枪。国耻宁能洗(馆外列甲午战利品),戎机未敢忘。壮心增枨触,天地正元黄

至1908年(戊申),徐兆玮又有诗《琼隐自长崎来偕游游就馆》:飞动匡时意,欷歔爱国心。游人长叹息,我辈一登临。兵甲满天地,江山成古今。匣中雄剑在,应作老龙吟。(《虹隐楼诗集》之二《扶桑集》,徐昂千点校《虹隐楼诗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上册第200页、第205页)

又同年陈道华《日京竹枝词百首》也有三首七绝并小注:靖国军人旧日功,君王提酒酹英风。宫妃剑珮坛前立,都为忠魂泪眼红。(靖国神社在九段坂上。每岁春秋设坛祀故军士,榜“义勇忠魂”四字于门,后及妃随从日皇临风洒酒,一表感诚。时则笳鼓喧天,灯火连夜,洵盛典也。)

暮春神社放花烟,事纪辽阳战伐年。飞起红旗人拍掌,坂风吹响过樱田。(靖国神社春祭时施放花火,飞砲一响,扬旗半空,雷动欢声,观者如蚁。盖庆胜俄旧事云。樱田町区,近宫禁。神社谓庙坛。)

招魂春社纸灯明,市上人人拜故兵。一曲讴歌连夜笛,万家欢泣总同声。(春祭靖国神社,设坛凡七昼夜。家家悬灯于门,曰参拜英魂,曰万民欢泣。或唱凯还,或歌追悼,笙箫达旦,各抒感情。民气一致,于此可见。)(王慎之、王子今辑《清代海外竹枝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345页)

以上七例,皆集中于1906-08年间,似非偶然。因甲午之战,日本遂成中国之敌,但经过日俄战争,中国人复有联日亲日的心理,故此时东渡者联袂而行。同时,当日民族主义话语虽已滋长,仍未成为大潮流,中国人面对神社中的种种,于当年的战败虽深以为耻,却能就事论事,甚而对日本人亦不乏“了解之同情”。

再接下来是北洋政府时代,1919年,王拱璧《游就馆中先烈碧血(日人辱我之纪念品)》一文云:十二年前,同学王靖武君,由东寄余有曰“游游就馆见日人辱我之纪念品”,自是“游就馆”三字,遂嵌余脑髓。……七年春,余初游此馆,首见门外左右矗立兵舰取风口各一,口高约六尺,围约十尺,前各树木牌一柄,右书“清国靖远号取风口”,左书“清国来远号取风口”。靖远、来远,甲午战争被日人击沉之我国二兵舰也。时拣券员视余,且频睨取风口,骤现洋洋之色,盖彼已知余为此二取风口之旧主人也

(以下详列有关中国的陈列品,略)

……余未游此馆以前,闻二十四室中,曾以大玻璃瓶酒渍我国人头一颗,曰“请看亡国奴之脑袋”,置之高台,以与众览。河南张国威君见而愤怒,抱瓶碎之于地,日人因将人头撤至他处,而加张君以缧絏之刑。此七八年前事也。嗟夫,余入此室,睹此遗物,觉一矛一戈一铳一弹一戎衣一旌旄,莫不染有我先烈之碧血,附有我先烈之忠魂,觉我先烈被发垢面,疾首蹙额,向余哭诉黄海战败全军覆没之辱国。余入此室,冷汗浇背,热血冲脑,复睹遗物,目眩欲倒,哀哀苌弘之血,遍洒倭邦,累累仇人之头,犹拥头项。嗟夫,“大树无枝向北风,千年遗根〈恨〉泣英雄”、“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余入此室,余不知果何以慰先烈也。(《东游挥汗录》,民国9年刊本)

《东游挥汗录》是作者东渡后所著的时论集,计有六篇文章,此系第一篇。关于参观神社(游就馆)的文献,我所见者以此篇内容最为细致,情感亦最为激烈。作者参观是在1918年,而完成写作则在1919年,其自叙有谓“半缀于五四运动之暇”,则其民族主义情绪之昂扬,自与时事的刺激有关。

按:后来黄季陆回忆有云:……在九段坂可遥见山坡上一座名叫“靖国神社”的大庙,亦即是一所忠烈祠。最初使我不解的,是庙门的走道两旁树立了不少黑色而巨大的圆筒形的东西,近看时始知是中日甲午之战时,被击毁的我国军舰的烟囱,日本人把这些烟囱作为战利品,陈列在神社的门前,其他的俘获品则陈列在室内,当时见到这一情景,心中的难受真无法形容!我们的中国也曾强盛过,也曾东征西讨打过胜仗,但却从来没有像日本这样小器过,把一时的得意视作永恒的荣耀,五十年前的事至今回忆起来犹耿耿在心。(《忆往与借鉴——留学日本时期的一段回忆》,《黄季陆先生怀往文集》下册,中华书局2016年版)

黄季陆留日是在1918-1919年间,他所见的“烟囱”,显然与王拱璧《游就馆中先烈碧血》所记的“取风口”是同一物事。

以下是1930-1940年代的记录。

李清悚《游就馆》一篇云:余来东京居西神田,距靖国神社极近。病后未能作远游,尝曳杖散步其间,睹其陈设,触目惊心。西怀故国,令人作人间何世之感。病后易伤感,至此益甚

(以下扼要介绍有关中国的陈列品,略)

日人耗巨万之资,建立斯馆,其用意乃激励国民精神,不待言也。日人素以军国民主义相号召,各地神社,无不喜陈列一二兵器,斯馆实集其大成。涉足其间,而不兴感者,未之有也。吾国近亦有创设革命纪念博物馆之议,数年未能观厥成,可憾也。游就馆非徒足以兴奋国民精神,而各时代兵备之整理,亦颇具军事文化史之价值。吾恶之,不愿入,然亦不愿不入,国人来东京者,可一游也

后附诗《参观游就馆感赋》:病后支持曳杖来,遗徽入眼总成哀。盛朝一代开边事,痛付孤臣孽子谋。(《东游散记》,大东书局民国24年版)

曹贯一《靖国神社》一篇云:……此神社为祭祀有功国家之死难军人而设,即历次对外战争为国牺牲之军人,均将其名字列于社中,而由尉官起,并列有死者之像片,以表示国家不忘有功者,使人观瞻,而励来兹。每年四月末三日中,并举行隆重盛大之祭奠,上起天皇、总理大臣、各阁僚、师团长、县知事,下讫市民,无不献香进供,奉礼致祭,且天皇并亲往导领行礼,亦云伟矣。于此三日中,万民出动,人山人海,热闹非常,各种游艺浮摊,杂然并陈,恰若我国之庙会。此外,平常亦率皆开放,任人游览。……另外有历次对外战争所获之战利品,作战情形之图解,亦依时代次第而分置之。若中日战争,庚子之役,日俄战争,东北事迹,长城战争,上海战争等。有清军之战鼓军号,有宋庆(按:清军将领)之令旗,有马褂朝靴,有大礮,有步枪,有俄军之旗帜,有于东北所得之利器,有十九路军之戎装,以及其他战时一切之用具,无不应有尽有。吾人侧身其中,殊觉郝然,盖几乎一切悉由中国所得耳。日人观此,能不对中国生轻蔑之心乎?……由是观之,此神社实为灌输人民军事知识之策源地,迥异于其他神社。如斯事实,弗知我国人阅后当作如何感耶?(《东游杂感录》,改造社民国25年版)

仲跻翰《东京靖国神社》一篇云:……神社大门外有铜制牌坊一,高约三四丈,再进为大村氏之铜像(大村氏为明治之功臣,维新时陆军制度多出其手,后被刺于幕府之余孽),像高丈许,着和服,姿势极威严雄壮,座高倍之,像之左右列二石狮,各高丈余,乃庚子之役,取之我国者。大门系前年新建,尚未髹垩,门内右为游就馆,左为国防馆,两馆之前,陈列日俄战役虏获之鱼雷,装甲车,及大小砲数十门,置砲处之地面,均作成砲台被破坏之形状,旁立木牌,纪载当日攻下砲台之战绩,与部队之名称,盖不仅以之夸示武功,实含有鼓励后人之作用也。大殿系中国式建筑,正位所祀,乃日人最尊重之乃木大将,余即死难与阵亡将士,日皇以下,至此均须行礼。按乃木氏在日俄战时,任陆军总帅,其二子保典胜典,皆阵亡于是役,迨明治薨,氏又剖腹以殉,其妇亦同时死节。日人素敬忠君爱国,故对之特加尊崇,除年中按时举行公祭外,每日至此行礼祈祷者,亦络绎不绝

又《游就馆》一篇云:……明治大正(按:指明治、大正天皇)及乃木之遗物,多为生时衣饰,及日常所用之品。室中并满悬日皇及各功臣像片,至此者,皆须行礼。又战利品类有获自日俄战役者,有获自青岛德国者,其得自我国者,有庚子一役之朝服翎顶,有甲午一役之枪砲旗帜,有“九一八”“一二八”所获之各种军械器物,亦殊不尠。(《东西洋考察记》,世界书局民国28年版)

又,阮蔚村《日本游记》第七部分有“靖国神社”一节(民国29年自刊本),惟内容简单且浅显,兹不具引。需要说明,此书封面由当时北京伪政权巨头王克敏题签,其自序亦有“为日本肇国二千六百年纪念,而吾国则欣逢国府之还都南京”之语,可知作者是有伪政权背景的人。

据以上材料来看,中国人的神社参观史,似乎止于沦陷时期——这想必是由于我对资料掌握得仍不充分。但是不是也有一种可能:自此而后,靖国神社作为一个政治符号变得更为极端化,承载了更多的仇恨和耻辱,中国人纵未必皆望而却步,恐怕也不愿付诸文字了。

此外,“靖国神社”这一名目,日本人也曾搬到大陆来。季羡林日记1946年6月9日载:

坐洋车到新街口,遇到长之、幼平同施先生。他们找我去逛靖国神社,是伪组织时代日本人建筑的,在五台山上。现在却成战利品纪念室,一切全是地道的日本风味,令人觉得仿佛到了日本。里面的所谓战利品并不多,顿有泄气之感。(《此心安处是吾乡:季羡林归国日记1946-1947》,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第27页)

顺带说明一下,靖国神社的“靖国”,游就馆的“游就”,都来自古汉语,只是又非古汉语所习用者,标志之一,是《汉语大词典》皆无条目。

据我留意,“靖国”一词似在《左传》里特别多见(但杨伯峻、徐提所编《春秋左传词典》亦无条目),如僖公二十三年:“吾以靖国也。”“而天不靖国,殆将启之。”僖公二十七年:“以靖国也。”襄公九年:“不靖国家,不可谓亨。”襄公二十五年:“君舍有罪,以靖小国,君之惠也。”襄公二十七年:“慈和而后能安靖其国家。”哀公十六年:“王孙若安靖楚国。”此外,《史记·鲁周公世家》引《尚书·无逸》异文:“不敢荒宁,密靖殷国。”这些应该就是“靖国”一语的出处。至于“游就”,则一搜即得,来自《荀子·劝学》:“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关于神社,以上只是罗列一些史料,自“思想”立场,我未有专门的探讨,姑且附谈一点“杂感”:

中国人对靖国神社,可谓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它的名字,作为一个政治化的符号;陌生的是它的内涵,作为一个历史性的存在。在敌意的有色眼镜里,神社的内涵其实是被遮蔽了。

比如,我们很少意识到,靖国神社所祭祀的亡灵,只限于官方(政府)认可的战死者。我注意到日本学者指出的一点:“靖国神社不予祭奠的敌方的死者,不只限于外国人。即使是‘本国的死者’,如果属于敌方的话,决不会予以祭奠,这就是靖国。

……直至今日,祭奠在这里的内战中的阵亡者,只有‘官军’即新政府军的死者,而‘贼军’即前幕府军和反政府军的死者则不包括在内。……把东京招魂社的祭礼定在平定‘朝廷之敌、贼军’的日子,这表明了明治新政府把‘朝廷之敌、贼军’作为敌人从靖国神社中排除出去的方针,也决定了靖国神社在此后的地位。”(参[日]高桥哲哉《靖国问题》,黄东兰译,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26页)这一点实甚关键。中国人只知道神社祭祀了什么人(“战犯”),而未必知道神社没有祭祀什么人(“朝敌”、“贼军”)。

由此来看,神社如今名义上虽属独立法人,但其与日本政治的特殊关联,仍是显而易见的。同时,这也意味着,在日本官方来说,神社的意义首先在于确立对内征服的正统意识,其次才衍生为对外扩张的帝国意识。神社只代表了日本政权的正统,在本质上,它并非是真正全民性的祭祀场所,不能代表日本人的全体。因此,神社的意义恐怕是被过度放大了——在这一点上,日本的右翼和中国的左翼倒是不约而同的。

还有,以当今资讯之发达,而一般中国人对于神社的实际了解,却未必胜于晚清民国时代(我就只限于抄书,并不了解神社的现状)。更重要的是,神社在此时此地已成了一个“塔布”,一桩“不可描述之事”,我们在视觉上完全删除了它,不允许它与中国人的面孔并存,那怕仅仅是作为“到此一游”的背景板;而在晚清民国时代,中国人并不避忌神社,事实上他们很愿意去神社,在他们来说,那是异己的国耻记录,也是特殊的反省场所——一个历史的“反纪念碑”。如前引李清悚所言,“吾恶之,不愿入,然亦不愿不入”,这种态度,不是很值得我们咀嚼吗?

重复一次,我只限于搜集文献、以存史迹而已。至于张哲翰在神社拍照是否就该封杀,高晓松对神社的理解是否得当,现在中国人是否可以参观神社,如此之类的问题,“我不便回答,也不想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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