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杰
近日，邓聿文先生在“德国之声”发表文章《五中全会，习近平的个人胜利》。文章称：中共这次五中全会，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习近平的个人胜利，这不仅表现在两个计划在习的主导下制定，更重要的是，全会公报用一大段篇幅肯定和颂扬习带领中共在十三五取得的辉煌成就，用公报的语言说，“实践再次证明，有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各种艰难险阻”。此种表述是以前没有的。其次，在习成功地控制党政军大权并稳住了国内疫情后，中美的全面对抗和西方对中国的围堵，只会轻易让习以党内团结、稳定大局来要挟高层一致对外，中共领导人之间的人事、政策分歧是不可能上升到通常所说的政治或权力斗争的程度，在此敏感期都必须服从习的领导，这是党的要求。再次，至少今后五年，中国的政局是在习的牢牢掌控之下。要破这个局很难，除非习的领导出现重大失误或者外部与中国有关的环境出现意料不到的重大事变。五中全会勾勒的这幅中国未来的发展图景，加上领导体制的稳固，基本堵死了未来五年中国内部出现变革”惊奇”的可能性。这或许是习近平要达到的效果。唯一的不可控因素是外部环境的改变，尤其是中美关系。这可能会触发中国内部的变化机关。
我不赞同聿文的观点，理由是：第一，五中全会公报高调突出习近平的核心地位的确是前所未有的。但这并不能说明习近平权力稳固，恰恰表明习近平的权力出现了危机。比较毛泽东、邓小平，他们都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宣示个人的权威。他们的权威是无形的和稳固的。邓小平更是连一把手都没有当过，但他是真正的当权者。或许正是外界对中共权力斗争的质疑，致使中共高层需要通过这种高调的方式来显示内部的团结。第二，中共高层面对目前严峻的内忧外患，确实会求同存异，因为他们都在一条船上。但这种靠利益维系的团结是脆弱的。我们可以说团结是暂时的，斗争是永恒的。第三，文章称：“五中全会勾勒的这幅中国未来的发展图景，加上领导体制的稳固，基本堵死了未来五年中国内部出现变革‘惊奇’的可能性。”这个观点倒是有点令人惊奇，一个不切实际的发展图景，一个一直争斗的领导体制，如何就堵死了未来五年中国内部变革的可能性呢？我的看法是未来中国内部变革的可能性一直存在。习近平无法堵死内部变革，不是他不想，而是他根本就做不到，因为这源于中共制度性危机。无论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做不到，那就是对枪杆子的迷信和对失去枪杆子的恐惧。
我们破除一个误区，那就是党指挥枪。中共党史专家丁凯文在《抛弃“党指挥枪” 才能根治“枪指挥党”》文中指出，“党指挥枪”的铁律是习近平治军理念中的最高政治原则。用习的话说就是：“坚决听党指挥是强军之魂，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党的话、跟党走。”
但中共的历史证明“有枪就是草头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了枪就有了一切，不仅能够在战争年代打败如国民党这样的强大政敌，还能消灭自己党内的政敌。在以往中共的历史上，毛泽东都是有了军队的支持，才将自己的对手一一击垮，甚至送上了黄泉之路。毛泽东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成为中共发展、壮大乃至夺取全国政权的座右铭。因此，中共政权的本质还是党枪一体，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枪指挥党”。毛泽东不仅出任党主席，更要兼任军委主席，只有抓住军权，才能抓住党权和政权，才可声称自己就是“党中央”，他人必须服从这个中央的指示和命令。毛泽东所言“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不过就是一句欺世谎言，其实质是决不容许别人指挥毛自己。
中共建国后，毛泽东实施了各项党内外斗争，尤其是在搞党内斗争上，毛玩得炉火纯青，斗倒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是在军队的强大支持下完成的。凡是在毛泽东感觉到自己地位有可能被消弱时，就格外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在文革伊始就排兵布阵，调兵遣将，成立了首都工作组，增加北京地区的警卫力量，美其名曰“防止修正主义政变”。军队一切部署就绪后，毛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贴出“我的一张大字报”，此时的刘少奇只能束手就擒。1971年8月，毛泽东为了斗倒林彪，南巡各地，在那短短的20几天里频繁接见地方掌管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不断向他们灌输庐山会议是党内继刘少奇之后的第十次路线斗争，是两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并给林彪量身定做了想当国家主席的谋逆罪名。正是有了军队的强有力支持，林彪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已然是瓮中之鳖。
在邓小平掌权年代，1987年，邓小平在十三大后宣布退休，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但是邓小平竟然以普通党员的身份留任中央军委主席，照样当他的“第二代核心”，具有对党内重大事件最后的拍板决定权。正是由于邓小平对军队有绝对的指挥权，因此可以废黜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以及血腥镇压1989年的“六四事件”。
更有甚者，邓小平在1989年11月宣布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仅属一介普通公民，但是却在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并得到当时掌握军权的杨尚昆的大力支持，迫使时任党中央总书记、军委主席的江泽民不得不响应邓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要求。
由此可见，在中共的辞典里，仅仅掌握了党权和政权还不够，还必须掌握军权，掌握了军权才算是真正地掌握了全部政权，才能肆无忌惮地发号施令，要党中央听从枪杆子的指挥。
习近平早已经是中共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大权在握，俨然天命系于一身，为何还要反复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呢？
习近平过去少有军旅生涯，虽然贵为军委主席，但是要想全面、稳固地掌握军权还必须要有自己的人马，否则党内反腐和军内反腐很容易激发强烈的反弹，军队这把两面刃很可能就会伤及自身。
历史早已清楚地证明，毛泽东掌握了军权，才能拿下彭德怀、刘少奇和林彪。邓小平掌握了军权，也才能拿下胡耀邦和赵紫阳，及镇压“六四“运动。习近平掌握了军权，才能拿下周永康、徐才厚等党政军里的“大老虎”，才能确保自己权力的稳固。
由此可见，所谓“党指挥枪”不过就是一个政治幌子加谎言，党的命运是靠枪来决定的。
习近平虽然不遗余力地强调“党指挥枪”，但中共奉行的制度恰恰不是“党指挥枪”，而是“枪指挥党”。这种宣传不过就是给自己的统治披上一层合理、合法的外衣。这套障人眼目的宣传再次说明中共还是没有走出“革命党”的范畴，没有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化。军队应该是国家的军队，而非一党之私利，更不应该成为党争的武器。军队一日不国家化，就一日走不出毛氏邓氏权力斗争的怪圈，政权也就谈不上真正的稳定。
以上是丁凯文先生文章的主要内容。在文章中，他通过中共党史揭示，中共政权的维系在于抢杆子，并不是党领导枪，而一直是枪领导党。谁掌握了枪杆子，谁就可以领导党，党只不过是个人独裁统治的面具。事实上，中共不过是中国专制朝代的延续，以党的名义替换了一家一姓的王朝，以党的五代领导人代替了君王。中国历代王朝也无不是靠枪杆子出政权的，只不过更坦率，从不掩饰军队就是皇帝的私家军，直接宣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既然，中共与中国历代王朝并无本质区别，自然也就解决不了权力的争斗问题。历代君王无不迷信权力，无不恐惧丧失权力。权力如同春药，使当权者欲摆不能，直至欲火焚身。习近平上台以来，何时缺少权斗，与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孙政才斗，与李克强斗，与昔日盟友王岐山斗。为何武汉疫情爆发和南方洪水泛滥，习近平不去灾区慰问，无非害怕外出遭遇不测，害怕离京中南海城头变幻大王旗。枪杆子可以夺得政权，但别人的枪杆子也可以夺走你的权力。其次，枪杆子掌握在人的手中，子弹飞向谁，谁也不知道。为何习近平外出视察，必定戒备森严，不惜雇佣群众演员，狙击手的枪口对准狙击手。如此紧张氛围，我们又如何能够说习近平五年内权力稳固，高枕无忧。聿文的乐观会让习近平觉得不可思议，别有用心。
反观美国，川普与拜登两个七十岁的老头为权力竞争上岗，还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但无论谁赢谁输，都会体面地向对手问候。这就是现代政治文明，因为它已经告别了抢杆子出政权的怪圈，实现了三权分立和军队国家化。宪政民主体制，将你死我活的野蛮政治争斗脱胎换骨成文明有序的政治游戏。
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指出：习近平本人已经成为中国迷途知返、改弦更张、重振国运的最大障碍，不能留在大位上继续造孽了。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国家政权和天下公器岂容一家一姓、一党一派长期垄断？有几千年文明历史和几十年宪政经历的中华民族，岂能不享受宪政民主的人类文明成果？中国先贤在一百多年前就已勇敢告别一家一姓的专制政权而创造中华民国的辉煌，当今中国人应勇敢拥抱宪政民主。不抛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逻辑，不放弃对权力的迷信和对失去权力的恐惧，习近平就生活在危机和恐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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