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理
我们还需要直面法律落地的社会经济问题、人性障碍、观念阻力、潜规则羁绊。
| 电影《熔炉》剧照
这两天，法学界针对是否应该提升拐卖妇女、儿童的惩罚力度展开一场辩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罗翔与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车浩，就持支持与反对两种意见。但两位教授的共同点是，都认为打击“买妻”行为，法律是最基础、最有效的工具。
目前看，舆论较为支持提升“买妻”的违法成本，主要指加大对买家的惩戒。
法律是必须的，但法律并非万能。公众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法律身上时，可能也是为了减轻内心的不安与焦虑（好像提升违法成本就不会出现人口贩卖现象）。事实上，从文化与社会层面透析“买妻”现象，就会发现：仅依赖法律，并无法为妇女儿童提供完备的保障。
影视作品有时会为人们提供不一样的思考维度。以下三部电影《狗镇》《盲山》《熔炉》就深刻地反映了类似“买妻”之类的恶行存在与滋长的文化社会因素，以及法律在某些情境下的“失效”。
1，善恶两面：打破“淳朴”的幼稚想象
拉斯·冯·提尔执导的著名电影《狗镇》，可能存在于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这是一个贫穷、封闭、与世隔绝，同时外界想象中的“淳朴”小镇，居民们表面上过着与世无争的平静生活。
美丽善良的女孩格蕾丝，为躲避黑帮的追捕而逃到了狗镇。像很多天真的年轻人一样，格蕾丝对于小镇抱有浪漫的想象，对人性也有美好的期待。她对外面尔虞我诈的世界失望，而眼前这个像世外桃源一样的小镇，让她倾心不已。她渴望在小镇留下来，在两个礼拜的“试用期”里，为了获得居民们的接纳，格蕾丝甘愿承担起小镇里各种繁重的劳动。结果，她的善良、美丽、勤劳打动了所有人，小镇居民一致同意她留下来。
一开始格蕾丝与小镇居民安然共处。但警方的通缉令，打破了平静。人们发现格蕾丝原来是逃犯，正被警方悬赏捉拿。居民们心有迟疑，但开始还是保持友善。警方又来了一次，说格蕾丝两周前抢劫了银行。这时人们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他们认为小镇为格蕾丝提供了庇护，她需要支付更高的“居住成本”，也就是说，她必须为小镇居民做更多的活。
格蕾丝渐渐成了小镇居民的“奴仆”，她连轴转地工作；大家对她的态度变得恶劣，呼来唤去，不断索取；男人们垂涎她的美貌，猥亵她、强奸她；镇上的女人又视她为红颜祸水，羞辱她、践踏她；就连孩童也污蔑她……在绝望中，格蕾丝试图逃离小镇，却被抓了回来，结果得到更粗暴的对待——她像狗一样，被拴上铁链子，链子上拖着沉重的铁块以防止她逃跑……
| 电影《狗镇》剧照
狗镇居民不是很“淳朴”吗？怎么变得如此残暴？这不是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人性有善的因子、也有恶的因子，只不过狗镇居民“恶的因子”被诱导出来了。当他们发现格蕾丝可以被尽情控制、奴役时，就抑制不住作恶的欲望，人性中的暴虐、懒惰、贪婪、色欲、妒忌等一览无余，人人如此，也因此人人都没有愧疚感。
《狗镇》有一个大快人心却又令人悚然的结局。格蕾丝竟然是黑帮的女儿，当初她为了重建一个想象中的美好世界才逃离了父亲，结果在小镇遭遇精神与肉体的极致凌辱。最后，她让父亲的手下把小镇的人全部屠杀，无论男女老少，只留一条狗。
这种以暴制暴的快意，只存在于电影中。拉斯·冯·提尔以一个寓言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所谓“淳朴”的乡镇想象，往往是一厢情愿；没有天然善的人性，那只是他们没有作恶的诱因和条件。人应该放弃“幼稚病”，对人性的复杂保持足够的警惕与防范。无论是《狗镇》里的格蕾丝，还是《盲山》里的女大学生白雪，都因轻信了某种“纯朴”而万劫不复。
这并不是指责受害女性，而是为了避免其他人落入同一个陷阱---认知到人性中隐藏的恶意，不是渲染悲观，而是必要的自我保护。
“狗镇”里的村民平庸地活着，在恶没有被激发出来之时，我们或许可称之为淳朴；但当村民们逐渐将恶本身看得越来越轻甚至理所当然之际，就会纵容更多的恶，甚至自己参与作恶。
大多数人都知道，拐卖妇女儿童是刑罚之罪，为何会知法犯法？很大程度上，就像“狗镇”里的村民一样，村民们逐步地纵容甚至参与到作恶的队伍中。拐卖妇女儿童，除去知法犯法和社会因素之外，群体的“平庸之恶”也是孕育违法的土壤之一。
2，群体之盲：“无法之地”的形成
李杨执导的《盲山》，许多人对电影情节并不陌生，此处不再赘述。那个同样封闭而凋敝的西北农村，并非公权力无法抵达之地。在电影中，有一个颇为反讽的情节。村里的干部在广播里通知：上级领导要来视察我们村，不该说的就不要说；另一边，村民把拐卖来的妇女们用车拉走，到山上藏起来。
显然，村民知道拐卖妇女是犯罪的，但该村仍然成为一个“无法之地”，让法律“鞭长莫及”。这是耐人寻味的地方：哪怕法律再完善，如果一些地方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法律依然是空转状态。
地理位置的封闭，为“无法之地”提供了客观上的便利条件。穷山恶水、交通不便，小村很少有外人来，被拐卖而来的妇女也不知道逃出去的路径。电影中的女大学生白雪被拐卖到这里，逃过几次都被村里的人轻车熟路抓了回来。
没钱，是又一困境。为了杜绝被拐卖女性逃走，村人杜绝她们接触到金钱的机会；而在落后地方，没有金钱寸步难行。所以，白雪第一次逃走，因为支付不起5块钱的车费又被抓了回去，后来她只能无奈地出卖肉体来换取车费。
客观上的“难逃”，便利了犯罪的发生；主观上的买卖需求，则是罪魁祸首。
| 电影《盲山》剧照
在中国一些偏远农村，保留的仍然是宗法社会时的形态，那里是彻头彻尾的父权社会，传宗接代是男性的第一要务，重男轻女理念根深蒂固。在《盲山》未删改的版本里，就有溺死女婴的片段。从源头上没有改变父权社会的畸形理念，遏制重男轻女现象，就很难根除拐卖。哪怕没了拐卖，女性的生存状态也会恶劣，因为这些男性的需求仍然存在。
机械维稳的基层管理需求，也在纵容“无法之地”的形成。一些地方基层的治理部门并非不知道拐卖现象的存在，《盲山》中的村干部为了所谓村里的利益和稳定，就习以为常，甚至助纣为虐。即使执法部门发起解救行动，也会遭到村民的对抗，面临极大的阻力。
在《盲山》中，无论村干部，有一定知识的乡村教师黄德诚，还是代表与外部世界衔接的邮递员，都纵容了作恶。除了一个在白雪教育下良知未泯的小孩，全村为何没人觉得这是错的？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这也是宗法社会的特征——无讼，靠私了解决，靠人情支撑社会运转。如果有哪个村民告密了，反而会遭到全村人的排挤；当他们有“困难”时，也没有人会站出来。村民一致对外，“无法之地”得以巩固。
这几年轰轰烈烈的扶贫运动，为破除“盲山”局面提供了经济上的突破口，让贫困地区与外部世界接轨，扶贫也“扶智”，逐渐消除蛮荒状态，这是第一步。但避免“返贫”，扭转宗法社会，改变重男轻女风气，让法律有办法深入每个角落……这些层面仍需要社会的长足努力。
3，机制之弊：徒法不足以自行
立法，是一回事；如何执法，又是一回事。这个世界上较少缺乏明规则，倒是许多人对各种潜规则一点不陌生。
韩国电影《熔炉》，取材于2005年光州一所聋哑障碍人学校的真实事件。韩国雾津市刚刚入职的美术老师姜仁浩和当地人权维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徐友真，发现当地私立的聋哑学校的校长和部分老师，长期虐待、性侵住校残障学生。姜仁浩和徐友真鼓起勇气，向社会揭露学校利益集团的丑行，帮助聋哑学生展开了艰难维权。
令观众痛心和遗憾的是，哪怕校长等人的恶行早已人神共愤，受害者的指控铁证如山，校长等人还是利用权势和金钱，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强奸幼女的罪犯，被包装成慈善家、教育家、教会长老，道貌岸然；警方接受贿赂，对各种恶行视而不见；教育厅和市政厅不想得罪权贵，相互踢皮球；司法部门，从法官、律师到证人都屈服于权势和“前官礼遇”的潜规则，为了个人前途徇私枉法……
| 电影《熔炉》剧照
在电影中，法律中所规定的种种保护聋哑人、保护孩子的条文，根本就没办法落实。法律本来是打击犯罪的基本工具，结果成了权势部门维护自身权益的工具。在真实的光州聋哑学校性侵案中，从校长到老师10多人，从2000年到2004年对住宿的听障生施暴或性侵，受害学生年龄范围7—20岁。经过调查，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只举报6人，4人受到司法审判，其中校长、总务主任一审分别被判5年、10个月，2名性侵老师被判2年。二审却大逆转，校长、总务主任皆因“没有前科”且与被害者家属达成协议而被判缓刑获释。
由此可见，只有严刑峻法是不够的，能够落实到位的法律才是有效的。
《熔炉》上映之后，成为一部改变韩国社会的电影。受到“熔炉效应”推动，韩国光州警方组成特别调查组重启调查，韩国国会针对电影中所反映的性暴力犯罪通过了《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部分修订法律案》，又称“熔炉法”。将原本的“性侵幼童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更改为：性侵女身障者、不满13岁幼童，最重可处无期徒刑；将原本的7年公诉期更改为“废除公诉期”。与此同时，还通过了《社会福祉法事业法修订案》，进一步规范社会福利机构或特殊教育单位等社会福祉事业。
针对拐卖妇女儿童，是否需要修法立法，法学界会有更充分的讨论。期待法律不断完善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多管齐下，扫除法律落地的人性障碍、观念阻力、潜规则羁绊，还要避免法律成为某些人牟取私利的工具。
就像《熔炉》结尾的台词所说：我们一路奋战，或许改变不了世界，但一定不要被世界改变。
于理系青年文化评论者。本文原标题为“打击‘买妻’，法律不能一劳永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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