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江
01 专业门槛太低
在一次微信群的聊天中，一位国关圈的年轻学者表示非常钦佩阎学通教授就许多国际议题公开预测的勇气。尽管一些预测是失败的，也有一些是无效的预测——缺少对预测事件关键信息如时间区间的描述，但在中国国际关系圈中这份敢于预测的勇气是少见的。
相反，这个圈子流行的是对事件、局势、政策等问题进行描述、解释、评论，尤其喜欢对宏大命题如中美关系进行战略性思考。然而，许多所谓的战略思考往往没有对基本事实进行廓清和科学地推演，宏大的叙述却更放大了当中细节和逻辑的缺失，只是中国公民缺少批判性思维的训练，以至于对公共议题常常理性缺位，更无法准确辨别专家的逻辑。
尽管能享受极丰富的曝光机会和相对充裕的研究经费，但许多国际关系专家圈子感到十分郁闷的是，这个专业门槛太低，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公园老大爷、朝阳区大妈等广大人民群众对国际问题也往往讲的头头是道，尤其是北京出租车司机常常被国际关系专家视为具有相当威胁性的竞争对手。
当然，这只是一种自嘲。自嘲的背后，是一种深深的无奈。
02 有效知识供给不足的国际关系
整体而言，中国的社会科学还处于学习、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阶段。有意思的是，某些学者引进了某学科或理论，居然以中国某学科、某理论之父（母）自诩。原创性学术贡献的缺乏造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难以对国家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因此郑永年教授才会批评中国社会科学界有效知识供给不足。
不过，中国国际关系其实也在努力构建所谓的“中国学派”。但诚如林民旺博士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所提出：所谓的“中国学派”究竟是科学理论还是人文理论？在方法论层面，也就是实证研究和解释学的分歧。而中国的国际关系，目前表现出浓重的解释学特点——只是许多时候表现得非常蹩脚。
透过媒体上报道，我们很容易发现，同样是社会科学分支，经济学家与国际关系学家，财经分析师与国际政治分析师常常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分析思路和方法——这其实代表了两个学科在方法论上的区别。
经济学家与财经分析师们撰写的文章或公开的讲话会对某个具体的展开分析，也用依靠相对严谨的逻辑推演和可靠的证据支撑某个具体的论点。譬如在论证一线城市房价上涨这个议题上，经济学家与财经分析师们会将导致房价上涨的关键因素一一列出，如货币政策、土地供应、商品房库存、购房需求、居民收入等等，对每个关键变量与房价之间在某个时间区间的因果关系和传导机制进行逻辑推演。
尽管房价走势的实际状况常常与许多经济学家与财经分析师们的分析和预测大相径庭，甚至使得人民群众严重怀疑经济学理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理论贡献甚微。国际关系学者与国际政治分析师的风格则更为诡谲多变，有的如评书演绎那般在电视上吐沫横飞，有的如科幻小说那般在文章里天马行空，有的如文化苦旅那般在讲坛上千年一叹，有的如谋臣军师那般在论坛上指点江山······
总体而言，许多国际问题专家喜欢分析宏大问题，甚至有些学者侵入了哲学家的研究领域，这在“一带一路”话题上尤其明显。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分析方法缺少严谨的逻辑推演和可靠的证据支持，这就从根本上导致这些国际问题专家对事件的分析深度不可能超过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国际关系专家表现专业，只是这样的风格容易被大量浮夸的表现淹没罢了。
不过，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认为，电视评论等公开言论“不反映自己深刻积累的时事评论，只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副产品。”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学者和分析人士的公开言论观点需要有扎实研究的支撑，经济学家的公开言论之所以看起来更加“专业”，的确是因为经济学学科发展比国际关系更为完善。
唐世平教授就曾经批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过度关注“大理论”和“大战略”的研究而对“中层理论”和“微观理论”的研究明显不足。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现象，有多方面原因。
第一，“大理论”和“大战略”研究能够满足知识分子的“国师心态”（详见拙作《中国学者的国师情结》，FT中文网）。只有“大理论”和“大战略”方能满足国师指点江山的快感，增加媒体曝光度。第二，国际关系研究需要足够的情报支撑，而宏大问题则对细节要求相对较低，更不需要像“中层理论”和“微观理论”那样甄别关键变量。第三，整体社会科学研究能力的不足。中国国际关系关系学科的实证研究训练严重不足，长期致力于推动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科社会科学化的阎学通教授就曾坦言“实证研究在我国还不是主导性的研究方法”。
“中层理论”和“微观理论”需要扎实的实证研究能力，而目前在中国高校接受过严格实证研究训练的大多是“留洋派”学者及其学生，但在学阀秩序下这些“留洋派”并未主导地位。在学阀秩序的保护下，知识结构严重老化、水平止步不前的学阀掌握大量资源，从根本上无益于国际关系学科的进步。
2014年，政见上发表的一篇名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有病》曾经引爆国际关系圈。文中总结了牛新春博士对当下国际关系学风的批判，即“预测缺失、理论贫乏、逻辑混乱、方法困惑”。牛新春博士选择了两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刊物和一本通俗刊物中涉及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的文章作为观察对象。他发现，中国学者很少作出预测，“观点只能跟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甚至出现某种精神分裂，让人啼笑皆非。”
03 真正的国别研究专家少之又少
其实，对于国际问题的研究而言，最基础的工作应该是国别研究。然而，我国的国别研究之落后，与其大国之地位完全不相称。许多国别专家的研究对象动辄覆盖数个国家、大片区域。
由于中国专家有跟着经费转移研究方向的本领，很好地继承了我党早期“游击战”之精髓，肯专注于一个国家的基础研究工作的专家似乎已随着改革开放早期那批老一辈学人的故去而凋零。
早几年拉美火热，全国突然冒出了一大堆拉美研究所，有些高校在没有拉美专家的情况下毅然找几个会西班牙语的专家就敢成立拉美研究所。拉美圈流传过一个笑话，全国拉美研究所比拉美学者还多。
由于研究经费比较充足和稳定，学术界出现了扎堆研究大国和西方国家的现象。尤其是美国研究的经费最为充足，因此专家资源的集中度也最高。然而，研究成果却基本集中在联邦政府层面，州层面的成果却少得可怜。相比之下，国内研究中亚、中东、非洲地区的专家屈指可数。
更有意思的是，许多国别专家不会说对象国的语言是常见现象——除英语、法语、德语、日语、韩语外，甚至一辈子也没去过几次对象国。国别专家所依赖的往往局限于公开的资料，实地调研和当地消息严重匮乏。这就造成了专家们的研究成果经常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的情况，严重误导了政府、企业和其它专家后续的判断、预测和决策。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我国的“一带一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国推进的。“一带一路”沿线的27个重点国家当中，有半数信用级别未达可投资级，绝大部分从B到BBB不等。政治风险、安全风险、社会风险、市场风险等都对中国企业和项目造成极大的挑战。2011年利比亚事件之所以给中国带来损失堪比一场军事战争，就是因为中国缺少对利比亚政治和安全形势的基本研究和判断。中国的学者和专家在该事件前几乎集体失语，事后却频频扼腕叹息、捶胸顿足、激昂慷慨。
王缉思教授曾经在大梅沙论坛上感慨，中国真正的国别研究“专家少之又少”。他认为国别专家应该“要懂当地的语言，在当地长期生活过，有一些当地的联系和朋友，影响越高越好，发表过论著”。
然而，由于中国的国别研究十分薄弱，国际关系研究常常沦为空中楼阁。例如，某位知名教授在讴歌“一带一路”将“融通中国梦与沿线各国梦”的时候，是否有研究过沿线各国到底在做什么梦呢？显然他是没有的，因为“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国家之多，非一人之力能研究得透，许多国家甚至对该国的国别专家来说都是雾里看花。然而，这位教授的凿凿之言谄媚之词尽管遭到许多同行的蔑视，但他其实代表了整个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平均水平。
04 有病的中国国际关系
做国际关系政策研究，不仅要求分析者掌握多学科知识，更需要分析者拥有有效情报、科学模型和判断经验。每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基于国内因素以及感知的国际因素共同作用，而这涉及到国内经济状况、政局形势、舆情反映、意识形态等诸多子变量。这不仅要求分析师本身具备综合学科知识，更需要足够的情报和经验判断出影响对象国家某项行动的关键因素。
每一项决策都是在一定的情势（scenario）中作出的，而决策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情势的复杂程度。国家政策的出台之所以需要经历漫长的论证，就在于它面临的情势的复杂程度极高，也即无数的可能性。国家政策制定者们需要弄清楚各种可能性背后的成本和效果，对每一种决策所造成的后果准备预案。这就依赖于政策制定者及智囊们拥有可以凭借的科学模型和判断经验。例如李克强总理在辽宁主政时期以发电量、铁路货物运输量以及信贷额度这三项指标来分析真实的宏观经济状况。
对外政策的制定同样复杂。依靠丰富经验以及长期训练而成的敏锐判断来面对复杂的国际情势已属于近代欧洲外交官的辉煌过去，现代国际社会资讯量之庞大，国际体系之复杂，形势之敏感，对人的智力和知识要求更高。
但有趣的是，在国内的国际关系专家的口中，国际问题似乎非常简单。他们想当然地判断各个行动主体的动力和意图，高度简化国与国之间的博弈情势，完全不考虑各种行动的风险，更不考虑预案。这些专家们在极度简化的模型中拍着脑袋找出对策——有些甚至连分析模型都没有，就敢给国家提出建议，有些还敢于做出预测。这种预测即便应验，也与瞎猜无异，只是瞎猜技术含量高低的区别。
有些专家认为笔者要求过高，学者和专家没有必要考虑政策制定的技术性问题，而更应该着眼于“基础研究、理论研究和战略研究”。他们的理由是政府内部复杂的运行机制不透明，而且也不应该纠结于技术细节。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政府之所以需要智库和高校提供智力支持，是因为政府面对复杂的情势常常力不从心，尤其在中国特色政治体制中，处长往往需要面对与他们职能不相称海量信息，需要外部专家为他们提供务实的分析意见和决策建议。
如果说高校学者可以专注于理论研究，智库专家毫无理由让自己置身于理解政府体制运行逻辑的职能之外。确实，中国的“旋转门机制”并没有形成，很多智库专家难以得窥政府内部之玄奥。但这也并非没有可能，准确预测了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和“立委”的选举结果的唐世平教授，与体制就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从根本上，中国国际关系界假大空盛行的风气是整个群体堕落的表现。或许是因为充足的课题资助，丰富的媒体曝光机会，兴趣盎然的人民群众，让国关专家们饱受诱惑，以至于比许多学科更缺少坐冷板凳的钻研精神。笔者也许充满偏见，许多观点对一些甘于平凡认真做研究的学者而言颇为刻薄，但笔者却毫无愧色。因为造成国关圈问题的不是笔者，而是他们的同行。
笔者何尝不愿学风清正，然而人微言轻，只能奋笔斥之，略抒书生意气罢了。比起面对不义时的刻薄，沉默反而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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