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僚体制的身份性

按：可与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相互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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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文明比较研究工作坊

中国古代官僚体制的身份性

很多组织的制度与行为不是为了效率，而是为了追求合法性与生存。任何组织都有两方面的性质：依据效率原则的技术性质与适应一定制度框架的仪式性质。前一种性质较强的组织，其生存能力，取决于其完成技术目标的效率，如市场制度下的赢利性企业；后一种性质较强的组织，其生存能力与效率的相关性较小，更多取决于组织制度框架本身的生存能力。拥有复杂内部结构、程序与规则的组织，总比简单的“乌合之众”生存能力强，不容易随时“作鸟兽散”。“仪式组织”的生存能力，取决于组织制度的精致复杂程度、组织规模的庞大程度、内部交流的频度、协调与控制的强度，以及内部身份安排、等级关系和分配制度的精致程度。

中国古代官僚体制的“外向性”，即提供公共管理的方面，小于现代法治政府；它的“内向性”，它在等级尊卑、地位升降、利益分配、关系协调、组织效忠等事项上耗费的资源、制定的规章、设置的机构、投入的精力，大于现代法治政府。

……品位结构，直接反映了中国官僚组织是一个“身份组织”。这个组织的品位结构的典型特征，就是人员结构明显大于职位结构，官员数量大大多于职位数量。品位结构是有层次、梯度的，其中心部分是职事官，第二层次是没有职事的各种品位性官号的拥有者，第三层次是民间的朝廷名号拥有者。这种三层次结构，大大扩展了等级组织的规模。

现代文官制是“功能组织”，采用“为官择人”原则，即专业能力与职位匹配，好像给机器选配件。而中国古代官僚组织存在一个重大不同：它经常是“因人设官，向人授官”的，如同魏晋南北朝唐宋各种散官、员外官、添差官、祠禄官所显示的那样。这等于是先有了一支“官人”队伍，再考虑让他们各有其位。这就很像一个家庭，膝下若干儿孙，得让他们各得其所，有了好事儿人人有份，一个也不能少。在相当程度上，选官时所考虑的是身份与地位是否相称，而不是专业与职位是否相称。

……从“功能组织”或“外向性”看，超出行政功能需要的品位性官号属“多余行为”，或说是体制的“冗余”成分，它造成了财政的重负与政府的臃肿。即使在古代，这种现象也频遭诟病。然而从“身份组织”或“内向性”的角度看，冗官冗吏就不一定是冗余成分了。它增大了组织规模，增加了官位，为成员提供了更多晋升机会，对组织自身生存有很大好处。组织的扩张“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也更容易保留它的最有才能的现有人员”，“任何特定组织的领导者都会通过他们的组织的发展来增加他们的权力、收人和声望”；而且大型组织比小型组织的生存机会更大，保证外部环境的稳定性的能力也更大，“官僚组织很难消亡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它们庞大的规模”。好比一个铁盆或铁桶，从使用便利看，其轻重厚薄应该恰到好处；但从铁盆或铁桶自身来看，越粗、越厚、越笨重，其寿命越长。

不同组织对人员规模有不同偏好。假如我办一个公司，那么人员越精练越好；假如我成立一个党团，就会使劲儿把更多的人拉入党内。从“功能组织”角度看，或从社会利益看，冗官冗吏纯属弊端，像是肌体上的赘肉赘疣，民间也会有“河中鱼多搅浊水，世上官多不太平”的歌谣。但从“身份组织”角度看，或从国家利益看，冗官冗吏可能很有必要，甚至是连心肉，不能轻易割爱，割了就会出毛病。没有官僚体制，这个社会大厦就失去了支撑；而官僚体制的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僚的“人多势众”。一个最简单的理由是：多一名官员，王朝就多了一名支持者。这可以解释许多滥封滥授行为，以及努力增加科名以羁縻士人的做法。……大致说来，若你看到某个政权中有大量冗官冗吏，那么你不必迟疑，随即就可以判定，这个政权具有强烈的身份组织性质。反之亦然，若某个政权很少冗官冗吏，那么这是一个功能组织。观察现代组织也是如此。某市有9位副市长、20 位副秘书长，某学会有十几位副会长，这无疑都是“身份组织”的特征。

——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第二版）》，pp.36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