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边的西塞罗
我们曾因轻信吃过什么亏。
有关甲午战争的经纬几乎已经被人写烂了。不过，对于甲午的回顾中，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马关条约》签完，中日两国并没有如人们想当然的那般，立刻结仇。相反，中日俄三个大国之间的外交风云，其实才为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华民族苦难史埋下了更直接的诱因。我们今天来说说这段常常被忽略，但却有至关重要的“甲午后传”。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在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这个人的卖国贼形象，说不冤其实也冤。甭管是《马关条约》还是后来的《辛丑条约》，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家明火执仗就是要抢你的，不签其实也没办法。不过，真要说李鸿章决策失误，主动“卖国”，倒是也有一次，只不过今天中国人反而不怎么提，那就是紧接着《马关条约》之后的《中俄密约》。
事情要从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开始说起。按照这份城下之盟所言，中国要赔给日本两亿两白银和台湾，还要把辽东半岛也割给它。考虑到这片地方紧挨着清朝祖上的“龙兴之地”，大清的决策者们很是肉疼。正纠结间，北方传来了一个我们听来很是“正义”的声音，让日本怎么吃的怎么把辽东给吐出来。
这个声音，沙俄联合法德两国发出来的，这就是所谓“三国干涉还辽”事件。
俄国此时出来打抱不平，倒不是因为正义感发作，而是觉得日本割占辽东阻碍了它下一盘大棋。事实上，正当中日两国在远东掐的正欢，沙皇也在他的宫殿里对着地图比比划划，想要在远东建立所谓的“黄色俄罗斯”——说白了，沙俄当时想自己把整个中国东北一口吞下。突然听说日本人要抢先把辽东割走，吃惯了独食的沙皇表示不爽，于是立刻义正严词的警告日本人立刻放开中国东北——换他来。
不过，沙皇的这番“苦心”，中日两国当时却都没有很深的体会，日本那厢只觉得自己很受伤，觉得自己维新多年，明明学来了君主立宪、近代化军事，乃至西装革履、留上了八字胡，却仍然是被欧洲列强当外人看。从此留下了心理阴影，“卧薪尝胆”成了响彻当时整个日本列岛的口号，日本人扯起“为黄种人争取地位”的虎皮做大棋，憋在家里一门心思大搞扩军扩军。
与之相对应的，清廷这边却乐坏了，清廷原以为洋人都没有好心眼，突然见着这么个肯给中国打抱不平的，当然惊若天人。
所以，在甲午战争以后，清廷的外交政策做出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由原来的“一体拒外”变为“有联有拒”，而“联”的对象，首先就是沙俄。1896年，清廷派出李鸿章出访沙俄，出席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并密令他检讨“联俄拒日”的可能性。
其实，以李鸿章之能，冷静思考估计能看出沙俄“无事献殷勤”背后安的什么心。不过，甲午一战大清赔光老底儿，此时实在拿不出手什么东西来制衡日本，李鸿章这会儿也陷入了焦躁当中。
更何况，李鸿章一到莫斯科，估计很快就被捧的找不到北了——沙俄给了李鸿章空前的超规格待遇，红地毯、仪仗队和十九响礼炮声，根据美国记者当时的报道：在参与典礼的各国来宾中，数李鸿章所受到的欢迎是最为热烈的，其排场仅次于加冕典礼的主角沙皇夫妇。
这么高的待遇，真是给足了李中堂和大清的面子。没办法，咱中国人就吃这一套，偏巧，沙皇陛下又向来善搞这一手。
在双方热烈而友好的气氛，李鸿章和尼古拉二世很快签订了《御敌互助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两国共同防御的目标明确指向日本：“如果日本侵占俄国远东或中国、朝鲜领土，中俄两国应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而为了满足共同防御的需要，清政府同意沙俄修筑“东清铁路”（也就是中东路）。
请注意，最后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借助这条丁字形的铁路线，沙俄可以将自己的触角深入中国东北这片他们觊觎已久的膏腴之地。而这种做法，更挑起了其他列强入我堂奥的野心。
但据说签了《中俄密约》之后，李鸿章反而很是满意，他的密友兼幕僚黄遵宪在得知这份密约之后，忧心忡忡的提醒他沙俄一定没安好心，要早做防范，但李却自信的对黄说：“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
不料密约的墨迹未干，李中堂就被打脸了。
老来失计亲豺虎
彼得大帝曾经有言，俄罗斯只有两个朋友,海军和陆军。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想成为其“第三个朋友”的民族往往会被卖的很惨。而这一判断，在上个世纪初不幸被清朝应验——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引来了八国联军侵华。
侵华八国之中，最积极、最兴奋的就属刚刚跟中国签约缔盟的沙俄，俄皇把几年前刚刚许下的盟约抛到脑后，立刻通过陆军大臣向俄军下令：“中国已经到了衰亡、崩溃的边缘，俄罗斯应当利用这一时机，攫取尽可能大的一块。”
梦想“黄色俄罗斯”的尼古拉二世。
所谓“尽可能大的一块”可真够大——它包括整个中国东北。
趁着中国内乱，也借助还在营建中的中东路，十五万俄军打着镇压义和团、保护“东清铁路”的旗号，兵分七路，浩浩荡荡的杀奔中国。而借着中东路的便利，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沙俄就占领了东北全境，且这一来就在东北安下窝了，一待就是五年，还节外生枝地向清政府提出了“列强势力不得进入满洲，俄国参与北满行政管理”等七项撤军新条件。明摆着是要吞并东三省。
交友不慎的李鸿章在绝望中被俄罗斯人逼死了，把黄遵宪气的够呛，在送他的挽联里刻薄的讽刺这位老友，说：“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撑二十年”。
在黄遵宪和当时的很多精英们看来，李鸿章一生其他的过失也许都可推脱“时运不济，不得已而为之”。唯独“联俄拒日”这招棋，是其主动而为的，大大的臭棋。
然而讽刺归讽刺，面对沙俄陈兵十五万于东北现实，自知打不过的清政府此时实在没有什么好办法了——赶也赶不走，忍又忍不下。
交友不慎造成的创伤，似乎只能以新的交友来弥补，急火攻心的清廷这是不得不又一个外交急转舵，转而“联日拒俄”。
其实，与中俄之间的“亲善”仅仅停留在外交层面不同，当时中日之间，反而倒真有点“亲善”的民间基础——
甲午战争打完之后，中国的民间思潮从最开始对日本的仇视，迅速转向对日本短时间内富国强兵的崇拜。
而日本方面，在认识到武力吞并中国没希望后，转而希望以中国的老师自居，开始炒作“日清提携，复兴黄种文明”的概念。事实上，从1898年开始，日本政府就开始自掏腰包请中国学生留日，至少最初，授课态度确实还算诚恳，连当时欧美密不外传的军事学科，日本都对大清国学生进行了教授（这导致后来不少抗日名将都有留日经历）。
留日时穿和服的鲁迅先生
在东学中渐之风的感召下，中国整个精英阶层迅速走向亲日。1898年至1907年这段时间，被称为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两国关系甚至好到中国人把自己的语言都模仿日文改造了——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汉语中，有大量词汇（比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的“打倒”和“帝国主义”），其实转自日文对西洋概念的翻译。
更有甚者，维新变法中，康有为等人还提出要效法战国苏秦佩六国相印的故事，聘请伊藤博文来中国担任“客卿”。“日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可以说是那个时代中国人诚挚的愿望。
而在中日打得火热的背后，所有持此主张的人又都有一个潜台词：现在威胁我们国家存亡的主要敌人是沙俄，跟日本结盟是我们唯一选择。
于是就像当年李鸿章联俄抗日时一样，中国当时的精英们在短短几年后的联日抗俄中也完全抛下了“一片心”。完全倾心结交。
有民间思潮做底儿，清廷的外交转向登时间在国内一呼百应。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全国各地“请联日以拒强俄”的请战折子纷至沓来，张之洞、盛宣怀、岑春煊、端方等大员纷纷表态支持此提案。
其中最激进的张之洞，还提出过一个今天看来十分“脑洞大开”的建议，他上奏说中国人的勇敢是没问题的、也不缺兵员，只是我们现在尚未训练好熟悉现代战争的军官体系，所以真要打，则应“日本之将校，率我之兵，庶几可与俄人一战。”——张中堂不仅要中日组成联军跟沙俄血拼，还要让日本军官领导中国士兵上阵（也不知道他是打算让中国士兵学日语，还是日本将官学汉语）。这个提议真的实行了，之后的历史也不知会如何写张之洞这个人。
到头来，反倒是日本人担心清朝参与对俄作战会引发外交不利，出于自身的利益力劝清朝保持中立。
1904年，日本对沙俄宣战，日俄战争爆发，而清廷表面宣布中立，暗中则倾向日方。而看到日本为了“亚细亚前途”敢于单挑强俄，中国人民更感动了：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鉴湖女侠秋瑾挥笔写下了“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名句，盛赞日军英勇无畏。在日本留学的陈天华更是组织“拒俄义勇军”，要到东北去帮日本人拼命，还好，被中日政府合力给拦下了。
所以今天读历史，你会感觉很奇怪，对日俄战争这一仗，我们教科书中的官方叫法都是日在前，俄在后，其实以实力而论，这一仗应该叫“俄日战争”才对（就像同期的英布战争），其实这个叫法最初确定，就是因为当时中国的亲日情绪达到顶峰，顺着日本人“日露战争”的叫法，我们也就这么“日俄战争”“日俄战争”的叫上了。
日寇祸华的肇因
也许在整个中日关系史上，日俄战争都是中日关系最好的一段时光。然而，这段中日间浓情蜜意的日子几乎刚过了春分，立刻就冬至了——我们中国人把日本人的参战动机想象的太美好，而日本人在战后的漫天要价，却又太赤裸裸了。
与很多国人后来的指责不同，日本打日俄战争，主要目的还真不是为了取代沙俄称霸中国东北，而是怕沙俄进一步染指朝鲜。所以日本最初跟沙俄提出的是“以满易韩”，你瓜分中国东北，我占据朝鲜半岛，咱俩都当好”模范帝国主义，井水不犯河水，这不挺好的吗?
这个要求，日本觉得自己已经很克制扩张野心了——毕竟中国东北多么膏腴，朝鲜半岛那嘎达除了冷面泡菜有个啥？出血大甩卖啊属于是。
但俄罗斯这个帝国吧，作为世界列强之一，它在思维上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漏洞——心里没数，不懂得见好就收。总不会和不甘于与其他列强在合适的程度上达成妥协。过度的野心让其霸道，而霸道的要求又每每让其众叛亲离。
面对日本提出的其实对沙俄很有利的妥协案（后来日本人又让步，说要以三八线为界，详见《三八线，为什么是“38°线”》），沙俄的态度基本是这样的：你们这些黄皮猴子，怎么配和我们高贵的第三罗马谈条件？还什么“以满易韩”，甭废话。满韩都是我的！
就这样，求与沙俄“亲善”而不得的日本，这才想起“提携”一下“同文同种”的清朝。
换句话说，这个朋友本来就不是真心的，可是清朝当时自上而下，却真的“全抛一片心”。
果然，随着日俄战争的展开，日本的心思起了变化——由于日俄战争中军事技术的演进（机关枪、重炮霰弹、堑壕、铁丝网），以及日军极端落伍的战争思想，这场战争日本打的太惨了，日俄战争日本号称是“战死十万，冻死十万”，总伤亡达到二十万人以上，兵源几乎打空了。有的村庄家家戴孝，户户披麻，完全是一场惨胜。
与之相比，俄罗斯人虽然最终输掉了战争、整支太平洋舰队报销，但其上报的陆军死亡总数却不到三千人（俄军把士兵当灰色牲口，这个伤亡统计一直都很迷），甭管真假，没有太伤筋动骨可能是真的。
更让日本感到不满的是，在战后签订的《普茨茅斯和约》中，日本除了获得俄方割让的殖民地和在华利益，没有获得任何赔款。沙皇尼古拉二世咬紧牙关就是不赔款。
这让勒紧裤腰带，在家吃了多年苦的日本人民很是不爽。《和约》签订消息传回日本后，不满政府“丧权辱国”的日本人民立刻在东京日比谷公园搞了场“群体性事件”，以烧外国使馆的方式发泄不满。
死了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却没捞到足够多的好处。日本决定堤外损失堤内补，打起了中国东北的主意——按照日本人的一厢情愿，整个东北是日本“帮”着中国保下来的，“心怀感恩”的中国应该对日本的予取予求全盘答应。
但这个账，中国方面无论如何是不会认的，尤其当时主理外交事务的，是北洋大臣袁世凯。此公在朝鲜早跟日本打过交道，当下决心要做铁公鸡。主权问题，能争一分是一分。
于是双方就开始了从清朝打到民国的“满洲问题”外交扯皮战。
双方争论的具体焦点，聚焦在日本从沙俄继承了的所谓南满权益上——中方坚持认为日本即便继承沙俄租借的大连、旅顺、南满铁路等权益，也只能继承“租借中余下的年限”。然而，这些租借的年限大多所剩不到15年，日方掐指一算，觉得根本不够“回本”，坚持要求中方延长。中方则当然不干。
在谈判过程中，日本媒体天天浓墨重彩的渲染中国人“不懂感恩”（在日本文化中，这是十分严厉的指责）、而所谓“满蒙权益”又是日本怎样“牺牲数十万帝国军人”换来的。拜这些宣传所赐，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印象迅速恶化。
与之相对，中国人也从之前的“亲日狂热”中冷却了下来，从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中国人为日本“代表黄种人取得胜利”而如痴如狂，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短短十余年之中，中国精英们对日本的观感，又经历了一次从顶峰到谷底的过山车。
1906年，中日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条约确认了中国对东三省享有主权，而大连、旅顺等租借也应在15年期满后归还中国。
公道的讲，对于积贫积弱的中国来说，能迫使日本签订这样一份条约，也算是一场亡羊补牢式的“外交胜利”了，主理此事的袁世凯等人得到了清廷的嘉奖。但这个“胜利”，其实也仅仅是战术上。从整体战略上看，中国在这十年中丢失了台湾，又在东北结了祸缘，其实是大亏的。
在这场会议结束后，日本全权代表小村寿太郎说的一句话很能代表日本人当时的想法：“此次我抱有绝大希望而来，故会议时竭力让步……不料袁宫保（袁世凯）如此斤斤计较，徒费光阴，独不见大局。”
代表日本的小村心怀怨怼的走了。而中日的这次不欢而散，最终成为了两国此后半个世纪为仇作对的起点，数十年后，日本将用悍然侵略的手段，试图攫取他们在谈判桌上没有拿来的“满蒙权益”。
写到这里，你大约能理解为什么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对侵华为何如此执迷而疯狂了，几十年起，这场灾祸的种子就已经被种下了。
不可或缺的战略级外交思维
从1896年的甲午战争，到1906年的中日缔约，短短十年中，从“联俄拒日”到“联日拒俄”，外交政策经历了过山车一般的巨变，但这样看似灵活的闪转腾挪非但没有争取到主动，反而整个20世纪前半叶的苦难史种下了肇因。这背后的教训，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至德收京回纥马，宣和浮海女真盟。”必须承认，中华民族虽然勤劳、智慧、朴实，但在历史上，我们并不是一个很有“外商（外交智商）”的民族。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我们早早完成了“征服所有已知土地”的大一统。列国纷争时代的早早结束，让我们在面对欧陆那种“多元外交”时所必须的博弈智慧开始退化。
在战国时代，我们尚有苏秦张仪那种纵横捭阖的战略级外交大师，汉唐时代就只剩下了班超、王玄策那种“借威服远”的战术级外交家了。
到了南北宋，“约金攻辽”、“约蒙攻金”最后把自己活活玩死的外交蠢招就开始一再上演。如果说同时代的罗马余脉拜占庭是在以其外交术给自己续命，那么宋朝的外交就是一道催命符。
到了近代，我们从善用外交的英国人那里学会了两句很“丛林法则”的话：一，“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并奉之为圭臬。
但我们对这两句话的理解其实从没有深邃过。你看晚清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之间的这段外交术，表面上看，似乎一直在践行这两句话，可是一番博弈的结果，却是盟友最后一个没交上，祸患却惹了一大堆。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深入了解英国历史，你会发现，英国的外交政策，是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轴的：既“光荣孤立”和由其发展出的“大陆均势”、“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从英法百年战争结束以后数百年至今，英国人万变不离其宗，一直让它的外交围绕这个主轴转动。
美国人后来承袭了这种思维模式，为自己的国家量身定制的“门罗主义”“离岸平衡”“美利坚治下的和平”等外交思想。
这种层级的外交思想，我们不妨称之为“战略级外交思维”
请注意，这些“战略级外交思维”有一个共性：它并不定义或锁死自己应该与什么国家结盟——所谓“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其实是为战略级思维服务的：敌友是可以变动的，但也绝对不是乱变的，并不是所有“敌人的敌人”都天然是朋友，必须围绕这个国家的战略轴心转动。
有这些战略级的思想作为主轴，再去思考外交上的“敌友问题”，这些国家的外交就不会出过于重大的纰漏。而与之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外交思维，始终停留在晚清那样的“找朋友”迷思当中，沉迷于到底“联俄拒日”还是“联日拒俄”的战术二元选择中，没有自己的“主轴”。那么这个国家的行动，就很容易被急于拉拢的那一方所绑架，围绕这个“朋友”的外交主轴来转动，最终一再重演被对方卖了，还替其数钱的悲剧。
幸运的是，正如我在《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要不要分的那么清？》一文所叙述的，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定了符合我们国情的外交战略主轴——“无敌国外交”。正是在这种外交战略的保驾护航下，我们迎来了人民幸福生活、经济发展、国家崛起的黄金时代。
遗憾的是，从留言看，虽然我在那篇文章中解释了那么多到底什么叫“无敌国外交”，很多普通人好像仍无法理解这种高深而英明的外交策略，这可以理解，就像顾维钧所言，外交对大多数人来说本就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最可怕的是做庸俗化理解。
那我们不妨就把故事讲的浅一点——从晚清那十年的交友不慎史当中，你至少应该弄明白一点：
敌人的敌人，未必真的就是朋友，也可能是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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