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航
今年以来的很多事情，不管是俄乌，还是疫情的坚决清零，更有体感可测的经济寒冬，这些事情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因此引发了各种微信群、朋友圈的不同声音，每个人可能都面临着不同观念的冲突和争辩，我也不例外。哪怕是在最活跃的一线科技企业家群里，一些顶级学者为主的智库群里，都是如此。
最近有一件事情特别让我触动。
前几天在一个企业家群里，突然有一位说：「我实在受不了这个群了，这个群里除了每天骂gov、骂 system，并没有看到任何企业家精神。」一时间让我感觉哑口无言，无从辩驳。也有其他的企业家公开说：「虽然面对疫情的反复，大家都很煎熬，但要远离负面信息，远离负面情绪爆棚的人，努力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等等。」这些信息，听起来猛一听好像也蛮对的，但心里总感觉有那么些不通。
所以，我想和企业家朋友们谈几个话题。
■ 关于「正能量」
总体来说，人们总是喜欢正面的东西，有希望的东西，人总是希望开心，愉快的。当然不希望悲伤、沮丧。我觉得人这种需求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在希望「多跟正能量接触，要远离负能量」这个说法背后，可能有几个逻辑上的矛盾。
我们先姑且把情绪能量定义称之为能量。如果你希望看到外界所谓「正能量」（也就是正面情绪），那就意味着你自己也必须是正能量的，你绝对不可以呈现负能量。你不能要求别人都是正能量，而你可以负能量，对吧？否则，这样的道德要求就显得不合逻辑和不合情理了。
你那么需要外界有正能量来给你予力量，是不是可能恰恰说明你自己「正能量」不足？才需要外界来给你。如果你真的内在正能量极其充沛，那外界再多的负能量也影响不了你。因此可能你的内在是有负能量的。
如果你承认其实你是有负能量（负面情绪）的，但却不能说或者不能表达，你必须要装得是正面的，正能量的，这背后是不是本身就是一种虚假。虚假的东西会有力量吗？强撑的正能量真的可以感染他人吗？我对此深表怀疑。
你是否同意人，包括自己、他人会自然产生情绪的，或许高兴，或许生气。所谓的负性情绪其实就是一种本能的情绪反应，不管是什么样的情绪表现，人是有权利表达的，无可指责的。当然，你的自由是可以选择不听不看不接触。
多想一层，这一段时间以来，你自己或者整个社会，分明是有很大的所谓负能量，这到底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好日子过久了，面对一点困难我们就受不了了，我们变得不坚强，脆弱，娇气了，真的是这样吗？到底是什么造成如此全社会普遍性的的负能量呢？谁应该为此负责任呢？如何去改变呢？这或许是我们更应该去思考的。
■ 关于建设性
很多朋友说我们改变不了什么，这个时候与其抱怨，不如努力去做一些有建设性的事。甚至有人说如果你对它不满，你就去建设它，比如如果你对当局不满，对system 不满，你就去改变，去当人大代表。
但是关于建设性，我也有一点不同的看法。
建设性工作该不该干？我觉得当然应该干。
我们看到疫情以来，有很多感动人的企业家行为。京东从全国各地召集的几千人物流敢死队，绑着红头带，喊着誓言，就像奔赴战场一样的去支援大上海。我们也看到物美为了减缓整个社会到超市抢购的恐慌，宣布采取自然闭店的措施，意味着只要有顾客，就永远不闭店，让大家可以不受时间限制的购物。武汉、西安，哪里有险情根本不用动员号召，企业家都马上自觉自愿地行动起来。这些企业家非常让人敬佩，为苍生着想，他们配得上称为时代的英雄。
但是，这是一个正常社会应该的样子吗？和平年代搞的这么悲壮，这是不是有点荒唐？好像这个社会水库溃坝了，我们只能勉为其难的拼命搬运沙袋来做一些弥补，但是我们不是更应该去把已经溃掉的堤坝补上吗？如果那边的堤坝加速溃烂，我们搬再多的沙袋，每个人都快累死了，其实也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吧？
难道我们不应该停止继续制造荒唐时代，不要再制造更多荒唐时代的悲壮英雄了吗？
有人说，做一个企业家，我们改变不了现实，我们只能适应现实。在适应现实的情况下去做好自己企业的经营。
这几年，市场被极大的削弱，有的行业甚至被直接消灭；产权得不到法律保护，使稍有资产的人都产生莫名的恐慌；企业家也被污名化了，剥削与被剥削的话题又重新登上了时代的话题舞台；资本市场的两端都被卡死了，一级市场融不了资，二级市场上不了市。我们简直就像西西弗一样的企业家，每天在负重的搬着一个大石头上山，好不容易推上去一点石头又滚下来了，我们第二天还要接着搬。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人的能量不被耗干的，一个人的本能当然选择躺平，这才是对自己生命的保护呀。所以我时常特别感激现在依然在努力为整个社会提供产品、提供服务的企业和企业家，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真的是会饿死、困死、穷死。他们真的是在燃烧自己的生命在创造啊！
这样的困境，我真不知道要聪明到什么程度，才可以继续老老实实地去适应现实的经营。喊这些口号的大神们，能不能教我们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既要继续有所贡献，又要多快好省效益提升，还要始终激情澎湃着别让自己被干死耗死呢？
还有人说机会永远有。你说的对，我完全同意，当然有很多机会。
谁可以垄断社区的团购权？谁又可以获得区里的核酸检测资格和抗原资质？想想，他们是不是躺赢呢？但是大量优质资产都大幅减值了，如果你手里有现金或者有融资能力，有便宜的资金成本，或者说你有不受风险约束源源不断的资金供给，你又不被政策打压你，当然可以有大量低价并购优质资产的机会。
或者有人说，你看 gov 指明了很多新的方向，去做国产替代，去做解决卡脖子问题，有内循环，有统一大市场，要硬科技，要新能源，要有企业服务......
但是企业家怎么会需要 gov 的指导呢？市场怎么能被指导和精准定义呢？如果一个天天需要 gov 指导的企业家，他是真正的企业家吗？Gov 怎么会比企业家更敏感更懂得市场呢？Gov 不见得知道市场到底需要什么，但是他真的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而他最会干的事情是可以不让你干什么！这才是他最擅长的。
很多所谓的国产替代、解决卡脖子问题，在我来看，很多都是唤醒落后生产力的沉渣泛起，真的要我们重新回到不用 windows 的电脑吗？对了，邻国曹县智能手机也有一个叫「阿里郎171」的自主操作系统，我们真的要回到这样的时代吗？
所以我真的很困惑，我不知道如何去做有建设性的事情。
■ 关于改变
这是我最想说的。
朋友都说你不要再说了，你说的这些，哪怕有些许的道理，但是你能改变什么吗？你能改变现在的一切吗？你改变不了。因此你说它干嘛？你空耗了自己的精力，甚至给自己招来了更大的风险，给你所在的企业，给利益攸关人士，给你的家庭，亲人，造成了更多的担心和恐惧。你逞了一时口舌之快，这有什么意义吗？在这里你不要想去改变什么，你只能适应什么。
如果我们认为什么都改变不了，我想从逻辑上请问两个问题。
第一，您到底想不想改变？如果说真的不想，这样很好，甚至继续强化才更好。我觉得咱们也没有任何讨论的基础，没关系。
我们现在所有的教育，所接触到的被控制的一元化信息，其实是在驯化人，使得你只能认可它，甚至自愿接受它强化它，并最终成为它的一部分，这样自然就丧失了任何改变的想法和动力。但是如果这真的是一个无需改变、不应该被改变的社会，那继续发展的逻辑也不成立啊？发展也是一种改变啊？如果连发展也不要了，真的彻底僵化停滞，这样的未来还有什么意义和希望吗？
如果您说我其实是想改变的，但是我很害怕，而且我也不知道要变成什么样子？不知道怎么改变？我也不知道为改变该做什么？那很好，至少我们彼此有一个共识是：我们还是想改变的。
虽然我们想改变，但是我们无力改变，我们人的本能反应是适应。但是这几个月以来，我们曾经认为我们可以适应，可以接受，上海、北京，一切的变化告诉我们，其实不管你是高官、富豪，还是体面的中产，其实我们和所谓折叠社会的底层一样，都是蝼蚁，我们都在面临着隔离，我们都会去方舱，我们都可能会被撬门，都是一样的蝼蚁。只不过你可能是穿着华丽一点的蝼蚁，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的蝼蚁而已。如果我们还是选择适应和忍耐的话，最终所有人的命运都是一样的，逃无可逃。
还有人说，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我们这一代也就这样了，就只能指望下一代。可是我们的上一代也曾经这样跟我们说。我们每一代都逃避了我们每一代的责任，都把这个希望和责任转嫁给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这样负责任吗？我们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吗？我们对自己的下一代负责任吗？
还有人说反抗有用吗？徒增风险而已。我们每个人做出的一点点微弱的，哪怕是反抗了一点的姿势，一点点的表达，我们心里都很惶恐，我们都很害怕。我承认我也一样。而且任何的改变都是一点点变化的，你不要指望今天做一点行动，明天一切就会变化了，不会的。变化是非常的漫长，非常的曲折，甚至非常危险。
但是我们需要改变，这是我们共识的起点。
在这里我想先跳开这个话题，谈谈我在当代艺术受到的一些启发。
现代艺术到当代艺术的转化其实就这几十年。现代艺术还是以所谓的艺术风格为目标和价值的，而当代艺术价值观是以人为价值。这种转换的结果最终把艺术扩展到观念和思想领域。除了几位艺术先驱之外，最重要的是在美国 60 年代，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运动，我们把它称之为「垮掉的一代」。
垮掉的一代的价值追求就是要跟主流对着干，这个运动最大的特征就是旗帜鲜明的反当时西方主流文化价值。凯鲁亚克的书《在路上》，写几个青年从芝加哥出发开辆破车，身上的钱只购买汽油，旅程不长，内容也没什么惊险，就是在美国的乡间穿行，几个旅行者也非常颓废，捡烟屁抽喝劣质的酒和妓女们鬼混。但是这个书却呈现了一种另类的生活态度“就是不让自己被任何事情所束缚”。人们所在乎的金钱、地位、爱情、美色，都无法束缚这些在路上的年轻人。这种被主流文化定义为被垮掉的一代的生活方式，居然吸引了千万读者，他们有一种被敲醒的感觉：我们生而为人到底该怎么度过这一生呢？
这本书从 1957 年一出版，就在文坛引起了震动，有太多的年轻人从中接受到一个强烈的信息：「放下一切，走吧，上路！」它代表的已经不是实际的旅行，而是精神的解放。Bob Dylan 甚至将这本书视为他的圣经。直到今天这本书在美国每年还能平均卖 10 万本。
从最开始的文学运动，后来逐渐扩展到整个西方的思想领域，并最终成为了一个影响全社会的文化运动。西海岸的旧金山作为非西方文化的聚集之地，成了这一次反叛文化的温床和大本营。当时的美国热血青年一波又一波的涌向旧金山，街上到处看到无聊席地而坐，无家可归的长发青年，叼着烟，弹着吉他，吸着毒，有上顿没下顿，无所事事浪迹街头。在当时社会主流正常人眼里，他们绝对就是一副彻头彻底垮掉的一代。这些参与者用各种方式去发泄他们对主流价值的不满，反越战、性解放。比如在《阿甘正传》里看到他的女朋友珍妮。实际上这一次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青年，所谓垮掉的一代，正是用这种看似放浪形骸的形象，做下了最有出息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促进了社会大面积的文化反省，给美国文化注入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带来了文化景观的大变化。垮掉的一代所做的事情完全不是垮掉，而是大建设！他们用最激烈的方式去挑战了主流的权威，并真的打破了西方文化的所谓主流和正确的传统，让西方的文化开始呈现了多元。我们只要稍稍的改变一下既定的观念，稍稍换个位置和角度来想，这些所谓的垮掉其实一点都不垮掉，谁规定说非主流就一定不正确，不听话就一定是祸害，如果我们现在去相遇那个时候的年轻人，他们好奇、大胆、独立、反叛，他们的反叛精神，让那个时代的空气中到处都弥漫着一股几乎能闻出味道的创造能量，一切皆有可能。不管是文化、艺术，还是后来的科技创新，整个美国60年代开始的硅谷就以爆炸般的姿态出现了。
上述来自《看理想·西方艺术史》中的分享。
任何的改变都是从不同意、不服从、从批判、反思、对抗开始的。
我们可以做的是表达我们的不同意，我们的不愿意，我们的不服从。作为企业家还可以多做一点，努力的去做一些自己主张的事情。可以倔强一点，努力一点，除了适应之外，努力的去做一点点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哪怕是普通人，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多做一点点事情。普通的市民，学者知识分子，企业家，作为公务员，都可以从表达不同开始。
改变从表达不同开始，哪怕就是小心翼翼的写上一句你真正想说的话，不用怕，因为道义会站在你这一边，老了以后你可以为自己当年的一点点勇敢而自豪，你的孩子会为你当年的一点点勇敢而为你骄傲和尊重你。
改变从表达开始，哪怕就是小心翼翼的写上一句你真正想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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