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克罗采和春天（高林）
“低烈度的、民愤小的侵害事件历来是君主所能容忍的。相比之下民众的自我防卫才是不可容忍的。”
法律理论上追求“公正”，也就是要让每一个人各得其所，但这只在小范围内是可行的。日耳曼部落习惯法可以追求公正是因为世界就这么大，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王”也好、“贤人”也好，是否公道每个人都可以作出判断。
一旦国家变大，部落变成“公国”、公国又选出了国王，国王甚至还去罗马加冕当了皇帝，这时候公正就变得太奢侈了。你要拉住村子里的“王”很容易，要找公爵就难了，要找罗马皇帝就更难了。皇帝为了选举来到萨克森也是骑马绕场的，哪有功夫听你跟他伸冤？
一名日耳曼战士在仪式上向他的首领宣誓效忠，作为回报，首领会赠予这名战士武器
那没有办法追求公正了怎么办呢？就捍卫秩序！君王没办法保证你们各得其所，但只要保证无事发生，没有暴力事件发生，你们就没有受伤害，这也就变相地实现了一种公正。
可是一旦君王捍卫的对象变成了秩序，那能侵犯秩序的就不只是坏人。你们手里有刀有矛也是不稳定因素啊。坏人打村子里的姑娘，你们十几个大小伙子把坏人打了，你们也是秩序的危害啊。
所以从中世纪开始打击坏人和打击普通人的自卫权就是君王捍卫秩序的两大目标，而且同等重要，后者甚至更重要。因为说到底君王也是人，没有三头六臂，说是捍卫秩序，也还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果每个普通人都能挥刀舞枪自己捍卫自己的权利，那还要君王干什么呢？
《长安十二时辰》中讨巧地把剧情设置在“金吾不禁夜”的上元灯节期间
那么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把所有的人民都变成没有自卫能力的顺民，并且关在一目了然的秩序里。比如“宵禁”、一到晚上谁也别出门，只在特定的日子“金吾不禁夜”。在这个基础上不听话的“刺头”自然就暴露出来了，那就可以轻易加以制裁。
可事实上一旦到了这个地步，君主就会发现把所有人都“编户齐民”变成顺民已经很费劲了，要是还要去打击所有的“刺头”，就别干别的了。所以不如装看不见，节省资源。等哪天刺头干出了什么惊世骇俗的事，再“特事特办”、杀鸡骇猴。所以低烈度的、民愤小的侵害事件历来是君主所能容忍的。相比之下民众的自我防卫才是不可容忍的。因为前者是耗费资源的事，需要考虑性价比；后者是可能威胁到统治本身的事，必须防微杜渐，没有性价比可言。
所以你会发现从中世纪以来，《国内和平条例》也好，君权的崛起也好，反对“武力自卫”历来都是其中的根本性环节，想让“国家”承认“正当防卫”都是非常困难的，原因就在于对绝对君主来说“防卫”本身就没有正当性可言。如果歹徒抢你你就应该给他，绝对君主抓贼首要目的也是防止类似事件重演而不是替你把被抢的钱要回来。一直到21世纪，这个逻辑也仍然适用。
从我们被编入一个无远弗届的强大帝国里那天起，我们个人的荣辱就都已经让位于一个神圣的抽象秩序了。之所以欧洲人、新大陆殖民地人，面对类似事件表现得更有正义感，更敢于去加以干预，是因为他们的绝对国家的历史比我们短得多，很多人还没有成为老实听话的顺民。
而且说到底当一个安顺良民、做一只羊圈里的羊到底好不好呢？从最近一段时间看肯定不那么好。可是你想想，早几年、早几个月你是怎么看的呢？“我们可以半夜出去撸串”曾经是很多人引以为傲的事啊。为什么引以为傲呢？因为我们虽然胆怯、虽然不敢出头，看到暴力事件打电话报警都觉得麻烦，一想到要做笔录就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居然还可以“半夜出门撸串”，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赚到了！
我们老老实实服役纳税，在天高皇帝远的情况下这俩还都可以打马虎眼。然后一两百年才会有一次天下大乱的事落在我们头上。这跟欧洲人、新大陆人天天枕戈待旦、捍卫自己的权利相比，不知道舒服到哪去了。
所以说到底，我们和殖民地人的最大区别就是在秩序问题上采取了一种“零存整取”的方式。我们平时把捍卫权利、捍卫秩序的资源秩序都用来吃点、喝点，只要一辈子没有大事发生，没有xx砸在我的头上，到我寿终正寝那一天，相比那些愚蠢的日耳曼战士或者西部拓荒者我就赚到了！不但赚到了，我简直赚大发了！
可要是被xx砸到了头上呢？我也只能认倒霉！这就是个博概率的事。为什么最近这么流行“润”呢？这其实也是我们祖祖辈辈的人生智慧的体现。别人维护的秩序，别人争取来的权利、福利，我要是能花点钱就能蹭到手，那当然也就赚到了。至于说自己动手捍卫自己的公道，那不可能！系统里就没有这个功能。不信你反思一下，你最近一次健身是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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