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ELM
和很多人直觉相悖的是：中国和国外的疫情防控工作其实在实质上是无法直接比较的。这是因为中共已经把疫情防控上升到了制度竞争的高度。新华社定调：中国抗疫成效彰显众志成城的团结力量，彰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制度优势。所以不管从“党中央的运筹指挥”，到组织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快速建设方舱医院，医务人员驰援等抗疫行动，都必须而且只能体现出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优势。在党的话语体系里，中国制度必须成功，必须胜利，必须压过“失败的西方”。
从这个宣传议程出发，既很容易理解很多看起来莫名其妙的中国政府的防疫行为：比如天天播报和渲染世界疫情的死亡人数，渲染国外疫情的严重性，“不惜一切代价”搞全城封控，等等；也很容易推知：在这种政治操控下，中国的实际疫情报道一定会因为政治需要而出现扭曲。比如：“疫情死亡人数”。这本该是一个看起来非常直观且容易理解的衡量防疫工作的比较基准，但是，在中国这种“中共制度必须胜利”的议程之下，就显然会被严重压缩，而大大低于真实死亡数字。
要操纵“疫情死亡人数”其实在技术上很简单。头一个就是定义“疫情死亡”的标准。从中国自己公布的新冠死亡病例原因来看，这个“疫情死亡”的认定标准严苛到了没法再严苛的程度：凡是有基础疾病的那就不算“因新冠疫情而死”，这已经囊括了九成以上的死因。如果是因为其他原因死亡的，比如饿死，那死因就是“重度营养不良”，更不是什么“新冠疫情”了。这么一个筛子筛下来，已经剩不下多少“死于新冠的人”了。
和很多人直觉相悖的是：中国和国外的疫情防控工作其实在实质上是无法直接比较的。这是因为中共已经把疫情防控上升到了制度竞争的高度。新华社定调：中国抗疫成效彰显众志成城的团结力量，彰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制度优势。所以不管从“党中央的运筹指挥”，到组织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快速建设方舱医院，医务人员驰援等抗疫行动，都必须而且只能体现出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优势。在党的话语体系里，中国制度必须成功，必须胜利，必须压过“失败的西方”。
从这个宣传议程出发，既很容易理解很多看起来莫名其妙的中国政府的防疫行为：比如天天播报和渲染世界疫情的死亡人数，渲染国外疫情的严重性，“不惜一切代价”搞全城封控，等等；也很容易推知：在这种政治操控下，中国的实际疫情报道一定会因为政治需要而出现扭曲。比如：“疫情死亡人数”。这本该是一个看起来非常直观且容易理解的衡量防疫工作的比较基准，但是，在中国这种“中共制度必须胜利”的议程之下，就显然会被严重压缩，而大大低于真实死亡数字。
要操纵“疫情死亡人数”其实在技术上很简单。头一个就是定义“疫情死亡”的标准。从中国自己公布的新冠死亡病例原因来看，这个“疫情死亡”的认定标准严苛到了没法再严苛的程度：凡是有基础疾病的那就不算“因新冠疫情而死”，这已经囊括了九成以上的死因。如果是因为其他原因死亡的，比如饿死，那死因就是“重度营养不良”，更不是什么“新冠疫情”了。这么一个筛子筛下来，已经剩不下多少“死于新冠的人”了。
但是，中共当然不会满足于此，所以，即使在这样严苛的标准下，中共还是在千方百计地不报、少报、漏报死亡人数，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压缩死亡人口，进而显得中国取得了抗疫的胜利，从而证明：中共的制度是更加优越的、更加优秀的、更好的。这当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有上海市民实名要求上海市公布新冠死亡认定标准和人数：
在中国这样一个严格管控言论自由的政权下，竟然有市民实名要求上海市公布新冠疫情死亡认定标准和死亡人数，足以说明老百姓已经知道，中共在极大限度地不报、少报、漏报疫情死亡人数。换句话说，中国疫情实际死亡人数大大高于对外公布的数字。
和其他的统计数据一样，中国的疫情统计数据质量一向低下。上海市6月1日解封，现在回顾上海市的疫情死亡人数尚不可能。不过，武汉市的一个新年习俗可以帮助我们大概判断疫情的死亡规模和对外公布数字的数量关系。
2020年新冠疫情元年，Covid疫情在武汉爆发。在经过一系列严格的封城措施之后，4月武汉解封，中共对外报武汉疫情死亡病例3869人。这个数字明显偏低，疑点重重，一直没有得到广泛认同。
武汉疫情封城期间，有个细节很值得关注：外省市殡仪馆驰援武汉。『改变中国』网站主编曹雅学根据武汉一家殡仪馆的一个“清明节前发完所有骨灰”的通知和公开数据推算出，武汉市84座火化炉在60天总共火化了33600具遗体，再减去武汉市的正常死亡人数，超额死亡（即死于新冠的人数）大概在22540人左右。这样的话，粗估自12月1日首次确诊开始，超额死亡人数估算在2.2万至3万之间。
中共党宣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情况，所以双管齐下，一方面强调殡仪馆火化加速是因为封城期间无法“工作”，所以集中火化；另一方面刻意引导舆情炮轰《方方日记》，因其节选文字曾与一张“殡仪馆地板上堆积的手机”被混在一起。
但是，武汉市的另一个风俗就成为新的证明：武汉有大年初一上新香的风俗，就是如果哪家有人走了，第二年的初一凌晨就会有亲朋好友抱着菊花去给过世的人上一柱香。2021年大年初一，武汉因为上新香，罕见出现了堵车的情况。花市门口的单向四车道堵的水泄不通，菊花一盆难求，价格暴涨，三支菊花卖到150元，好多人还买不到，最后无奈只能空手去上柱香。很多人甚至堵在汉阳，没法过江。最后，整个武汉到了几十年都没遇上的情况：用于祭奠的菊花彻底断货。
和其他的统计数据一样，中国的疫情统计数据质量一向低下。上海市6月1日解封，现在回顾上海市的疫情死亡人数尚不可能。不过，武汉市的一个新年习俗可以帮助我们大概判断疫情的死亡规模和对外公布数字的数量关系。
2020年新冠疫情元年，Covid疫情在武汉爆发。在经过一系列严格的封城措施之后，4月武汉解封，中共对外报武汉疫情死亡病例3869人。这个数字明显偏低，疑点重重，一直没有得到广泛认同。
武汉疫情封城期间，有个细节很值得关注：外省市殡仪馆驰援武汉。『改变中国』网站主编曹雅学根据武汉一家殡仪馆的一个“清明节前发完所有骨灰”的通知和公开数据推算出，武汉市84座火化炉在60天总共火化了33600具遗体，再减去武汉市的正常死亡人数，超额死亡（即死于新冠的人数）大概在22540人左右。这样的话，粗估自12月1日首次确诊开始，超额死亡人数估算在2.2万至3万之间。
中共党宣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情况，所以双管齐下，一方面强调殡仪馆火化加速是因为封城期间无法“工作”，所以集中火化；另一方面刻意引导舆情炮轰《方方日记》，因其节选文字曾与一张“殡仪馆地板上堆积的手机”被混在一起。
但是，武汉市的另一个风俗就成为新的证明：武汉有大年初一上新香的风俗，就是如果哪家有人走了，第二年的初一凌晨就会有亲朋好友抱着菊花去给过世的人上一柱香。2021年大年初一，武汉因为上新香，罕见出现了堵车的情况。花市门口的单向四车道堵的水泄不通，菊花一盆难求，价格暴涨，三支菊花卖到150元，好多人还买不到，最后无奈只能空手去上柱香。很多人甚至堵在汉阳，没法过江。最后，整个武汉到了几十年都没遇上的情况：用于祭奠的菊花彻底断货。
如果新冠死亡人口仅仅是3869人，考虑到其中有同属于一个家庭可以合并祭奠和绝户死亡没人祭奠的情况，会让整个武汉的菊花断货？武汉人口有一千多万，以最保守的方式估算，要买断整个武汉市的菊花，死亡人口也应该在3-4万人左右，和曹雅学的估计相仿，比官方公报搞出一个数量级。
参考武汉的前例，上海的疫情死亡人数有多大的参考价值已经不言而喻，更何况这里面还刨除了所有能找到其他死因的情况。比如上海一家医院有数十名老人，新冠阳性死亡，但官方宣称他们不是因为新冠病毒死亡，而是因为本身患有的疾病而死亡。考虑到上海主要是致病率更低的Omicron毒株，上海的数字当然会比武汉要“好看”很多。
这种靠操纵数字来获得的“政治制度优越感”，当然也确实说明了政治制度的特点：党可以操纵数字。只不过，这么低的数字看起来证明了中共防疫的成功，却证明了中共社会治理的失败：死亡率如果真这么低，为什么还要全城封城两个多月导致Q2中国经济面临负增长危险？这就好比有人打了个喷嚏，为了成功抗感冒，于是打断了他的腿让他居家隔离两个月。抗感冒也许是成功了，但也只有抗感冒成功了。
参考武汉的前例，上海的疫情死亡人数有多大的参考价值已经不言而喻，更何况这里面还刨除了所有能找到其他死因的情况。比如上海一家医院有数十名老人，新冠阳性死亡，但官方宣称他们不是因为新冠病毒死亡，而是因为本身患有的疾病而死亡。考虑到上海主要是致病率更低的Omicron毒株，上海的数字当然会比武汉要“好看”很多。
这种靠操纵数字来获得的“政治制度优越感”，当然也确实说明了政治制度的特点：党可以操纵数字。只不过，这么低的数字看起来证明了中共防疫的成功，却证明了中共社会治理的失败：死亡率如果真这么低，为什么还要全城封城两个多月导致Q2中国经济面临负增长危险？这就好比有人打了个喷嚏，为了成功抗感冒，于是打断了他的腿让他居家隔离两个月。抗感冒也许是成功了，但也只有抗感冒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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