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大西洋月刊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本周宣布﹐俄罗斯将征召约30万名预备役军人和退伍军人﹐以加强在乌克兰的战争努力。此后﹐从俄罗斯各城市起飞的国际航班迅速售罄。最近一波俄罗斯人的出走潮包括一家IT公司的高级经理﹑38岁的安东·沙拉耶夫（Anton Shalaev）和他的15名同事。
安东·沙拉耶夫的领英主页显示﹐他的位置已经转移到亚美尼亚。
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这些处在服役年龄的男子都离开了他们在莫斯科市中心相对舒适的生活﹐飞往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他们逃得极为匆忙﹐沙拉耶夫只在背包里扔了一本书﹑一台iPad和一台笔记本电脑﹐将他的道奇留在了原地。
沙拉耶夫和他的同事都是真正的技术极客﹐是高价值电脑游戏的生产者。他们代表着俄罗斯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才﹐是俄罗斯新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他们属于一批科技精英新贵。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张自拍照中﹐沙拉耶夫举起一个咖啡杯﹐上面写着“今天不行﹐撒旦”的字样。
《大西洋月刊》采访了刚刚安顿下来的沙拉耶夫。他谈到了自己从“爱国者”转向反战人士的历程﹐他和其他男人们如何逃离﹐以及他如何对俄罗斯走到了这一步感到后悔。
大西洋月刊﹕你为什么不想被征召去乌克兰作战﹖
安东·沙拉耶夫﹕在普京宣战的那天﹐我知道我永远不会为这个新纳粹帝国而战。他们是我个人的敌人﹕他们是一群雇佣兵﹐从我手中偷走我的国家﹑占领外国领土﹑杀害无辜的人。普京的军队指挥官有足够的时间拒绝效忠﹔相反﹐他们现在正在招募更多的炮灰。
所以我选择帮助遭受这种恐怖的乌克兰人——用加密货币支付在基辅的避难所的费用﹐并在社交媒体上写反战帖子。为了鼓励国内的俄罗斯人﹐我说﹕“伙计们，看，我就是在莫斯科写这篇文章的，别害怕。”
大西洋月刊﹕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沙拉耶夫﹕像Yandex和Mail.ru集团这样的国有企业正在强迫他们的员工留下来﹐但跟他们不同﹐我们的公司完全不拿政府资助﹐所以我们立即做出了搬迁的决定。
在机场护照检查处﹐气氛安静但紧张﹔在我周围﹐等飞机的男人们交换着警惕的眼神。我们已经听到了动员令的风声﹐我本人是在正式宣布动员令之前买的票﹐所以才花了300美元。但我的同事们是在第二天才买票﹐票价超过1000美元。
进入出发大厅时﹐压力特别特别大。边防军把我的每个朋友都带到一个小房间里﹐审问他们﹐问他们是否服过役﹐如果没有﹐为什么不服役。你知道那种狡猾的边境官员会开个小玩笑﹕“啊哈﹐你在征兵当天离开。”当然﹐他们也检查了我们的名字是否在动员令的数据库中。
大西洋月刊﹕你18岁的时候服过兵役吗﹖
沙拉耶夫﹕没有﹐我当时考进了莫斯科国家国际关系学院﹐那里有一个军事专业﹐所以我就不用服兵役了。我学的是政治学﹐梦想成为一名俄罗斯外交官——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就是那里毕业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自己是一名俄罗斯爱国者﹐随时准备为国效力。
2001年我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里还有一些意识形态上的多样性﹕我们有一个新斯大林主义者﹐教我们“约瑟夫”是如何铁腕统治的﹐但下一节课就会是一个教授给我们讲自由主义价值观。如今﹐这所学校为特勤局招收学生。最近﹐我听说这位院长敦促学生呼吁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伦斯基投降。
大西洋月刊﹕你怎么看克里姆林宫的决定﹖
沙拉耶夫﹕几个老人和一群僵尸正把我们引向地狱。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身边的俄罗斯人表现得就像被僵尸咬过一样﹐把我的整个国家拖入了一场可怕的战争。我能看到的就是俄罗斯的废柴丈夫们殴打妻子﹐而整个腐烂的国家体制把我的人民变成了僵尸军团。
他们是我的敌人。
大西洋月刊﹕你对乌克兰的局势了解多少﹖
沙拉耶夫﹕我一直在关注乌克兰的战争新闻——我寻找最好的﹑最客观的分析。关于这些暴行﹐我的主要资料来源是乌克兰难民﹐他们来自被俄罗斯军队轰炸的城市。
我意识到我宁愿进监狱也不愿去和乌克兰军队作战。我公开拥护自己的反战立场。我敦促我的社交媒体粉丝向乌克兰人捐款。这场战争是反人类的罪行。
大西洋月刊﹕你怎么看俄罗斯国家媒体﹖
沙拉耶夫﹕俄罗斯的宣传是一种武器﹐在那里工作的混蛋是战犯。在整个悲剧中﹐最大的罪责属于少数高层的老家伙﹕克格勃官员。
大西洋月刊﹕你自己感到内疚吗﹖
沙拉耶夫﹕我为我们没心没肺的生活﹐为我们的享乐主义而自责。我们都特别随心所欲﹐一群电脑极客享受着莫斯科十年快乐而舒适的生活﹐创作游戏﹐自己也开开心心地玩游戏。我们以为整个国家都和我们一样﹔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国家。
2月24日﹐当入侵乌克兰开始的时候﹐我清楚地意识到﹐那个老人是在孤注一掷。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不在乎我们所有人﹑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未来会发生什么。
我唯一的希望是他还残存着自我保护的本能﹐这样他就不会用核武器把我们都炸光了。
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这些处在服役年龄的男子都离开了他们在莫斯科市中心相对舒适的生活﹐飞往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他们逃得极为匆忙﹐沙拉耶夫只在背包里扔了一本书﹑一台iPad和一台笔记本电脑﹐将他的道奇留在了原地。
沙拉耶夫和他的同事都是真正的技术极客﹐是高价值电脑游戏的生产者。他们代表着俄罗斯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才﹐是俄罗斯新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他们属于一批科技精英新贵。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张自拍照中﹐沙拉耶夫举起一个咖啡杯﹐上面写着“今天不行﹐撒旦”的字样。
《大西洋月刊》采访了刚刚安顿下来的沙拉耶夫。他谈到了自己从“爱国者”转向反战人士的历程﹐他和其他男人们如何逃离﹐以及他如何对俄罗斯走到了这一步感到后悔。
大西洋月刊﹕你为什么不想被征召去乌克兰作战﹖
安东·沙拉耶夫﹕在普京宣战的那天﹐我知道我永远不会为这个新纳粹帝国而战。他们是我个人的敌人﹕他们是一群雇佣兵﹐从我手中偷走我的国家﹑占领外国领土﹑杀害无辜的人。普京的军队指挥官有足够的时间拒绝效忠﹔相反﹐他们现在正在招募更多的炮灰。
所以我选择帮助遭受这种恐怖的乌克兰人——用加密货币支付在基辅的避难所的费用﹐并在社交媒体上写反战帖子。为了鼓励国内的俄罗斯人﹐我说﹕“伙计们，看，我就是在莫斯科写这篇文章的，别害怕。”
大西洋月刊﹕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沙拉耶夫﹕像Yandex和Mail.ru集团这样的国有企业正在强迫他们的员工留下来﹐但跟他们不同﹐我们的公司完全不拿政府资助﹐所以我们立即做出了搬迁的决定。
在机场护照检查处﹐气氛安静但紧张﹔在我周围﹐等飞机的男人们交换着警惕的眼神。我们已经听到了动员令的风声﹐我本人是在正式宣布动员令之前买的票﹐所以才花了300美元。但我的同事们是在第二天才买票﹐票价超过1000美元。
进入出发大厅时﹐压力特别特别大。边防军把我的每个朋友都带到一个小房间里﹐审问他们﹐问他们是否服过役﹐如果没有﹐为什么不服役。你知道那种狡猾的边境官员会开个小玩笑﹕“啊哈﹐你在征兵当天离开。”当然﹐他们也检查了我们的名字是否在动员令的数据库中。
大西洋月刊﹕你18岁的时候服过兵役吗﹖
沙拉耶夫﹕没有﹐我当时考进了莫斯科国家国际关系学院﹐那里有一个军事专业﹐所以我就不用服兵役了。我学的是政治学﹐梦想成为一名俄罗斯外交官——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就是那里毕业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自己是一名俄罗斯爱国者﹐随时准备为国效力。
2001年我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里还有一些意识形态上的多样性﹕我们有一个新斯大林主义者﹐教我们“约瑟夫”是如何铁腕统治的﹐但下一节课就会是一个教授给我们讲自由主义价值观。如今﹐这所学校为特勤局招收学生。最近﹐我听说这位院长敦促学生呼吁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伦斯基投降。
大西洋月刊﹕你怎么看克里姆林宫的决定﹖
沙拉耶夫﹕几个老人和一群僵尸正把我们引向地狱。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身边的俄罗斯人表现得就像被僵尸咬过一样﹐把我的整个国家拖入了一场可怕的战争。我能看到的就是俄罗斯的废柴丈夫们殴打妻子﹐而整个腐烂的国家体制把我的人民变成了僵尸军团。
他们是我的敌人。
大西洋月刊﹕你对乌克兰的局势了解多少﹖
沙拉耶夫﹕我一直在关注乌克兰的战争新闻——我寻找最好的﹑最客观的分析。关于这些暴行﹐我的主要资料来源是乌克兰难民﹐他们来自被俄罗斯军队轰炸的城市。
我意识到我宁愿进监狱也不愿去和乌克兰军队作战。我公开拥护自己的反战立场。我敦促我的社交媒体粉丝向乌克兰人捐款。这场战争是反人类的罪行。
大西洋月刊﹕你怎么看俄罗斯国家媒体﹖
沙拉耶夫﹕俄罗斯的宣传是一种武器﹐在那里工作的混蛋是战犯。在整个悲剧中﹐最大的罪责属于少数高层的老家伙﹕克格勃官员。
大西洋月刊﹕你自己感到内疚吗﹖
沙拉耶夫﹕我为我们没心没肺的生活﹐为我们的享乐主义而自责。我们都特别随心所欲﹐一群电脑极客享受着莫斯科十年快乐而舒适的生活﹐创作游戏﹐自己也开开心心地玩游戏。我们以为整个国家都和我们一样﹔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国家。
2月24日﹐当入侵乌克兰开始的时候﹐我清楚地意识到﹐那个老人是在孤注一掷。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不在乎我们所有人﹑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未来会发生什么。
我唯一的希望是他还残存着自我保护的本能﹐这样他就不会用核武器把我们都炸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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