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与宏大叙事

文/维舟

大年初一一早，我去看了电影《满江红》首映——这还是因为有朋友推荐（她事先看的是影评人专场），也确实如她所言，故事讲得不错，人物也都立得住，不过我最在意的，还是其中那些小人物的悲欢、挣扎和拼命。

主角张大说了一句：“你们这些大人物啊，打的全是小算盘。”确实，剧中这些大人物几乎个个是人精（可能武大人除外），对下面的情况也掌握不少（连一个马夫的私生女这样的“软处”都知道），但最后层层反转、不断博弈，事实证明他们的算计还是敌不过小人物，这一是因为他们都有盲点和私欲（有时就是私欲造成了盲点），二是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三是那些小人物不仅了解对手的弱点，而且有必死的决心——因为不这样，他们几乎毫无胜算。

要在重重防卫之下刺杀秦桧，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此每往前接近一步，都要付出一条人命（有时还不止一条），而且这种付出还往往是惨烈的苦肉计。参与计划的人极有可能根本没打算活下来，这也解释了张大为何不愿意瑶琴加入——两人在柴房里重逢那一段，赚取了我全片看下来唯一一次掉眼泪。

可想而知，这一胜算极低的计划，在执行中也会出现无数变故，剧中没有交代其原定计划是什么，但显然瑶琴的加入是个意外，这可能意味着即便是主谋也无法事先料准每一步。结局的反转看来也不在原计划内，至少瑶琴就是为了刺杀秦桧，除非张大早就预料到她是去送死的，而且他原本设想的也是在牢房再行刺杀秦桧。

末尾所说的“保存真实记忆比杀死个人更重要”，不失为一个有价值的主题，我们自己经历了这三年，也应该比以往更清楚保存历史记忆不被抹煞、扭曲有多重要；但在剧中全军背诵《满江红》的场景，也难免让我感觉有点强行升华。

我一位朋友看完电影后说：“万一岳飞就是没有遗言，或者留下一句‘花生与豆干同嚼有火腿味’，或者只是交代私事，那怎么办？毕竟刺客们事先无从得知岳飞真实的临终遗言是什么。”——当然，如果是这样，那这个故事的基调就完全变了。说到底，刺客们（或说导演张艺谋）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单一真相存在且可以拯救。

实际上，岳飞《满江红》一直有人怀疑是明代伪作，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不见于明代中叶之前的任何文献。这涉及到岳飞形象的复杂变迁，甚至争论其真伪的学者可能也各自有不同的出发点：有人着眼的是文献学意义上的真实性，但另一些人为之力辩，可能在意的是这首词对激励人心的作用。

我本人也倾向于认为这是伪作，当然，电影这样的通俗文艺不必在意这一点，《三国演义》里诸如“草船借箭”之类脍炙人口的故事，历史真实性都是成问题的，金庸《书剑恩仇录》还说陈家洛和乾隆是亲兄弟呢。反过来说，真实性本身并不能确保历史记忆就一定能在众声喧哗中胜出。从这一意义上说，“保存真实记忆”其实也是在“制造真实记忆”，并且一直不可避免地受后人观念的不断塑造。

秦桧畏惧恶名传世，这一点倒是真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十五年七月丙午条记载“秦桧数请禁野史”，就是旨在抹煞记忆，以至于岳飞的孙子岳珂后来编写《鄂国金佗粹编》时，像“铁浮图”等记载已出错。

不过，最老谋深算的并非秦桧。《满江红》中，孙均说自己不过是秦桧的一条狗，其实秦桧也不过是皇帝的一条狗，这一点，金庸《射雕英雄传》开篇就写到了：

    那跛子又端上一碟蚕豆、一碟花生，听他三人骂得痛快，忽然嘿嘿两声冷笑。杨铁心道：“曲三，怎么了？你说我们骂秦桧骂得不对吗？”那跛子曲三道：“骂得好，骂得对，有甚么不对？不过我曾听得人说，想要杀岳爷爷议和的，罪魁祸首却不是秦桧。”三人都感诧异，问道：“不是秦桧？那么是谁？”曲三道：“秦桧做的是宰相，议和也好，不议和也好，他都做他的宰相。可是岳爷爷一心一意要灭了金国，迎接徽钦二帝回来。这两个皇帝一回来，高宗皇帝他又做甚么呀？”

这一观点，明代就有人提到了（可能也受明英宗复辟的启发）。宋史专家刘子健认为，秦桧不过是被皇上利用，他“对高宗非常谨慎，就怕高宗疑心他”，即便如此，高宗对他也是过河拆桥：

    秦桧最大的失算，是没有看透高宗。这皇帝才真是老谋深算呢！……秦桧病重，高宗亲临探视，确定他活不了几天了，便立刻下诏，当即罢免秦氏父子。秦桧死后，又下令秦氏父子回籍，不许再来都城。将以往政策的错误，都推在秦桧身上。被秦桧远贬的政敌，也逐渐赦还起用。足见圣明天子，计算得又准又狠。

秦桧与皇帝之间的暗战，《满江红》电影里倒也有体现，但这样说来，如此城府极深的高宗，既已不信任秦桧，竟然会派一个那么草包的武大人去监视宰相，这就稍显不合理了。因此在剧中，皇帝也就难免遭低估了。

这种在封闭环境下相互算计的“斗争”，即便我们现在电影上看来惊险刺激（海报上用商业片的语言说“悬疑管够，笑到最后”），但身在其中只会感到“步步惊心”，这当然不是谁都喜欢的。

哲学学者周濂称这部电影只体现出“文化心理的不可逆伤害”：

    这部电影折射出张导和许多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比如目的证成手段，因此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地滥杀无辜；比如无处不在的等级观念，因此媚上欺下丝毫不以为耻；比如经年累月的情绪压抑导致的精神扭曲和不舒展、不坦荡；以及只能以集体的名义才可以尽情宣泄自我，而无能于对真正的生活乐趣和美的欣赏。

    人生实苦，古今皆然，中西皆然。区别在于，苦难与黑暗是否导致了功能性的丧失，如果答案是yes，那就是文化心理层面不可逆的伤害。

这种批判当然也不无道理，不过应该说，他所批判的，也未必是剧中所推崇的。像张译扮演的何立，我觉可能是全剧最出彩的，他以往出演的多的是正面角色，但这次城府深、心狠手辣的感觉相当到位，不过，演技归演技，观众是否认同这个角色就是另一回事了。

中国的文艺，确实很擅长刻画这种在逼仄环境下的斗争，远的如大家庭里的复杂关系（《金瓶梅》、《红楼梦》或巴金“家春秋”系列都是），近的如这些年热播的宫斗剧、办公室政治、谍战剧，无不如此，其中人人自危，知人知面不知心，只能随机应变。

我也不喜欢这种黑暗，更不能接受对它的赞颂，但如果无法退出游戏（不是没有隐士，但这类游戏的前提设定通常就是你无法退出），又难独善其身（这往往是一种特权），那么，我想也应当看到个体即便在污浊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性尊严。把所有人都一律看作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心机算计，这恰恰抹煞了个性，没能看到“人”本身。

我不想看《流浪地球2》，那种宏大叙事我实在无法入戏：再宏伟的计划，如果全世界要死一半人，而我很可能就在其中，一想到这一点，且不说感动，我首先就怀疑其合理性。当然，说起来《满江红》中的刺杀计划，参与者人人必死，为什么还能感动人，我想这里的区别在于：你是否自愿、自主，为了某个更高的价值存在而涌现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道德勇气。

韩国电影《华丽的假期》中有一幕让我印象深刻，一位原先的街头混混，在光州事件中死于抗争时，用最后一口气说：“谢谢你们，让我这样的小混混也有机会为壮丽的事业而死。”

《满江红》的故事因为是突然发生的，并未交代参与刺杀计划的每个小人物都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似乎他们被岳飞的忠义精神所激励，就都毫不畏死地投入其中了，但每个人各有复杂动机才是人之常情。

日本电影《十三刺客》中，每个刺客都各具动机，防守一方的鬼头也秉持自己作为家臣的忠义原则，双方的对抗可说是两种原则的对抗（二律背反），但在《满江红》中，协助秦桧的何立、两位侍女蓝玉/绿珠，都未解释其行事逻辑是什么，这就让人感觉他们只是“坏人”，难免要牺牲一点人物内心的复杂性。

要说我对《满江红》有什么不满，那主要就在这里：它描写了小人物，但最终仍让他们被宏大叙事所吸收。在这里，“真实的历史记忆”其实是某种相当于“正义终极审判”的存在，而不是纷繁多元的叙述。剧中的小人物们可能没有想到，他们力图捍卫的岳飞遗言没有那么重要，相反，他们为此努力的故事才值得被人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