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庆民
同样一个名词，不同的人对其定义、内涵的解释，甚至会是完全相反的。
例如秦晖教授提出“低人权优势”一词，本意是指中国通过罔顾工农权利、让资本主义野蛮生长刺激经济发展。而新冠疫情爆发、中国采取“清零”政策之后，秦晖教授也明确讲中国的防疫模式同样是“低人权优势”的反映，即牺牲自由和民生，换取防控成功（只从对新冠病毒传播的抑制看，2022年之前的确是成功的）。
但在官宣以及五毛、小粉红眼里，“低人权”，反而是指美国死几百万人、印度露天火葬、欧洲停尸房堆满人。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对疫情“不管不顾”，放任疫情蔓延和大量死亡，换取“群体免疫”，才是“低人权优势”的表现。而中国政府保护民众免于被新冠病毒感染、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是在乎人命、重视人权。
显然，这和秦晖的本意完全相反。秦晖明确说了，中国不惜一切代价的“清零”防控模式，才是“低人权优势”；而西方则无法通过侵害权利自由来达成防疫目的，不具备“低人权优势”。
之所以出现对“低人权优势”完全相反的理解，是因为这些五毛小粉红对“低人权”具体指的是哪些内容的看法，与秦晖完全相反。
秦晖所说的“低人权”，指的是防疫对人的权利、自由、尊严、生计、舒适度及其他日常生活的负面影响、各种损害；而西方的防疫不侵害或者不过度侵害人的权利自由、尽可能不影响人的正常生活和社会正常运转，是尊重人权的体现。
五毛小粉红认为的“低人权”，则是指西方政府“不作为/不封控”导致的大量感染和人员死亡。
秦晖对“低人权（或者说‘人权低’）”的理解，是正常社会中有良好价值观的正常人的理解；五毛粉红对“低人权”的理解，是中国畸形社会、畸形教育、畸形价值观下，扭曲的乃至完全颠倒黑白的理解。
官宣最喜欢说“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和发展权”，然后呢？没有然后，其他权利、自由、尊严、舒适，都是累赘。
这个例子可以非常明显看出中国人和正常人类价值观的差异。
除了对“低人权优势”的畸形解释，中国官方和民间还在许多议题上，有着与国际主流极为不同、相当畸形的认知和解释。
例如中国官方一直对东欧剧变及此后的转型加以贬斥，声称这些国家使用“休克疗法”导致物价飞涨、经济崩溃、民不聊生。而同时，他们又声称中国改革开放后实行稳健的经济改革措施，平稳的实现了经济过渡。
其实这并非事实，或者起码不是完整的事实。对于事实究竟如何，秦晖教授同样有所研究，并与他的妻子金雁女士专门做过论述和解释。
首先，东欧各国的转型各有特色，并非都实行“休克疗法”。相反，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是相对稳健的改革，只有俄罗斯、匈牙利等少数国家实行了“休克疗法”；第二，无论是否实行“休克疗法”的东欧国家，都在经济改革中非常重视工人和农民的福利保障，即便改革激进，但大众整体上仍然保有基本的收入和福利，一部分改革较为成功的国家如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人民生活水平还大幅提高；第三，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声称“不学习西方的自由化”、改革稳健，可改革的具体措施却罔顾工人和农民的权利权益，例如大下岗致使数千万人失业，国企和事业单位改制时贱卖国有财产且未征求普通员工同意，其粗暴野蛮远超东欧的所有制转型。而中国的“价格闯关”，物价上涨速度和对普通国人生活水平的打击，也是东欧大多数国家不及的。
显然，按照正常的标准，东欧各国才是相对“温和”、“稳健”的，中国改革才是“激进”、“极端”。可中国官方和国人，对这样的事实视而不见乃至有意扭曲，以抹黑东欧基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福利国家的转型，并为中国改革开放中的种种丑恶洗地，以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秦晖教授在其文章和访谈中还多次提到，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社会福利保障体系都是向弱势群体倾斜，越是贫困、残疾、生计艰难的人，越是得到政府更多福利保障。而收入多、地位高的人，福利相对较少，纳税则更多。而在中国，越是位高权重的人福利越多，而越是贫穷、没有社会地位的人，其社会保障越少甚至趋近于零（秦晖教授对此有一个非常准确的称呼：“负福利”）。但国人似乎对中国式福利体系习以为常，认为这样的“贫者越贫、富者愈富”才是天经地义。
还有，在评价中外历史人物与事件时，同样可以反映中共官方宣传部门价值观的扭曲。例如在评价苏联各领导人时，官宣极为吹捧进行大清洗、镇压工农、制造饥荒、对外搞霸权主义的斯大林；却对真诚信仰共产主义和改善工农物质条件的赫鲁晓夫、追求民主与捍卫和平的戈尔巴乔夫，持相当反感乃至痛恨的态度。
在评价中国古代王朝时，官宣（以及部分受洗脑的国人）对残暴的秦王朝、强大的汉王朝唐王朝、压迫奴役大众的清王朝不吝赞美，而对文明温和但相对孱弱的宋王朝却一再贬低、百般嘲讽。而其实宋代和平时期，对国民的物质福利和法治保障，都远胜于秦汉唐清。
虽然这样的舆论在最近一两年似乎略有改变（原因大抵是疫情及防疫措施对国民权利民生的极大损害，让一向不在乎人权人道的既得利益者也体会到权利自由的重要），但各种慕强踩弱、不讲是非只讲拳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观仍然在中国大行其道。
这些事例都能说明，在中共政权的管制、奴役、洗脑之下，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思维逻辑、言行方式，以及整个社会舆论和风气，都已经高度扭曲，与正常国家格格不入甚至完全相反。他们以美为丑、以丑为美，且反而指责外国人尤其欧美人价值观扭曲变态，已完全没有判断力和道德良知。
我所列举的这些中外对比，很多都来源于秦晖教授研究成果或与其相关的争论。这并不是巧合，而是因为秦晖教授是当今中国最能洞悉中共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本质、最能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与普世价值差异的学者。
其实，秦教授所讲的许多东西，在正常国家尤其欧美发达国家，是常识和理所当然的，但在中国却被视为“异端”般的惊人之论。这恰恰反映了被中共洗脑的国人常识的匮乏、基本逻辑和判断力的差劣。秦教授敏锐的察觉了这些，并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启蒙国人，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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