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史
看看牛不牛，仲裁都没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报告声明
2023年4月30日星期日
知青是因为什么原因回城的，很多知青是不知道的
1968年12月，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指示的发表，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发展为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大运动。其时，上山下乡“一片红”成了“文革”的一个“战略部署”，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运动推向极端，从而改变了一个时代的面貌。1978年云南知青的集体抗争事件拉开了全国知青大返城的序幕。
到1978年年底，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进入第十个年头，全国下乡与支边的知青总数已高达2000万人，实际尚在农村或边疆接受“再教育”的还有1000万。
全国的知青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插队落户，与农民杂居在一起的，他们同农民一道挣工分，自食其力，如遇机会，可以被抽调回城。另一类便是支边的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他们名义上是兵团战士，过着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享受微薄的工资，但不能招工回城，也不能招干，这样的知青有200万人，占全国知青的五分之一。
由于兵团知青大多是1969年前后从京津沪及部分省会城市来到边疆的，年数长达七八年以上，常年生活在条件艰苦的基层连队，看不到前途，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要求返城的愿望比插队的知青更迫切，更强烈。然而，粉碎“四人帮”两年过去了，国家的整体情况在好转，唯独知青的生存状态未得到根本改善，这就必然导致他们对有关政策强烈不满。一些了解知青尤其是兵团知青内情的人不无忧虑地说：“知青状况如果不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我看迟早要出乱子！”
果然，就在1978年的年底，震撼全国的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爆发了。
导致这次运动的一个前提原因是，这年秋天，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开了40多天后，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形成了一个决议，即《知青工作四十条》（以下简称《四十条》），这个决议不仅肯定“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而且强调指出今后仍然要“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
这个《四十条》里还明确规定，今后农场（兵团）知青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知青政策的照顾范围。正是这一条，彻底破灭了滞留边疆的200万兵团知青的愿望。他们不仅为边疆建设贡献了整整十年的青春岁月，最后却连回城的权利都给剥夺了！
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之死，成为这场大风暴的导火索。
徐玲先分娩时难产，而此时农场的赤脚医生却喝得大醉，结果母子不幸双亡。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整个农场，闻讯而来的知青络绎不绝，将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个个挽着裤腿，戴着黑纱或者小白花。
这些知青一开始只是无目的地议论，转而便有了最初的动议，要农场领导同意举行追悼会，要求对造成徐玲先母子死亡的人员进行严惩，后来又提出一些改善知青待遇和医疗卫生条件的要求。于是，这一由女知青之死引发的不满情绪，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
在与农场僵持了两天后，知青们不得不采取了另一种极端做法。他们抬着徐玲先的尸体，踏上了前往西双版纳州府景洪的大路。
云南省委紧急指示：要多做工作，不要激化矛盾。一位中央领导也为此讲了话。全国各建设兵团、边疆农场都接到上级有关部门的紧急通知，加强了对知青动态的密切注视，以防出现连锁反应。
知青向西双版纳州委提出了三项要求：
第一，惩办肇事医生，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二，改善农场的医疗卫生条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第三，给死者开追悼会，追认烈士，优抚死者家属。
然而，这种并不过分的要求，却没有得到州领导的认可。于是，知青们在景洪抬尸游行，围观者不计其数。
第四天，领导们终于出面了，他们带来了上级的有关答复：第一，对肇事医生严肃处理，追究责任；第二，徐玲先享受因公死亡待遇，同意开追悼会；第三，进一步落实知青政策，责成农场尽快改善医卫条件，并统筹解决知青生活中存在的多方面的问题，等等。知青的要求基本上得到了满足。
然而，当这支请愿队伍退出景洪时，他们却在路上遇到了另一支知青队伍。这是一支罢工的大军，他们打出的两块横标上写着两行惊心动魄的大字：“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
领导这次知青大罢工的是一名上海籍知青，叫丁惠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
丁惠民对一些犹豫不决的知青说：“你们情愿当一辈子知青吗？现在命运就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你要么一辈子当知青，要么横下一条心，除了回城，别无选择！《国际歌》唱得好，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想一想十年青春付之东流，你们还等什么？”
不到一周，景洪农场12个分场的知青都被串联起来，成立了“声援橄榄坝知青领导小组”，通过宣言，丁惠民被推选为总指挥。这一事件令云南省委十分头疼，立即派出省、州联合工作组，与罢工的知青进行了一次正面接触。
省、州工作组的领导们摆出一副官架子与知青代表见面，居高临下地说了一番劝导的话，使得知青们十分不快。丁惠民看出这些领导人并没有诚心，便突然提出一个让他们为难的问题：“各位领导，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需要你们回答，你们是不是可以向我们交交底，你们的家里都有几个子女在乡下当知青？”这个问题让领导们目瞪口呆。确实，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子女此时还在乡下当知青。领导们发怒了，对着丁惠民和其他知青谈判代表拍桌子，大声斥责起来。
知青罢工代表立即全体退场，表示抗议。
也就是在这罢工的关键时刻，中央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会议决议播发后，犹如在火堆上又泼了一瓢油，知青们的愤怒更加强烈了，要求回城的信念更加坚定了。
1978年12月14日，罢工知青向州委正式提出北上请愿的要求，并在未获同意的情况下，强行组队北上。冲突再次迅速升级，又一轮斗争开始了。
一封寄自北京的匿名航空信及时地送到了丁惠民手里。写信人显然熟知这里发生的一切，他向罢工决策者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北京最高层对上山下乡运动存在着不同看法，分歧很大。《四十条》并不代表许多老同志的意见，据说邓副主席对知青问题已另有指示，云云。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位上海知青收到朋友的来信，朋友的父亲刚刚参加了北京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他将这次会议中的种种内幕和细节透露给了远方的这位知青朋友。信中说：“……我父亲说，知青问题迟早是有希望解决的，但是切忌操之过急。”
这两封信给了罢工的组织指挥者以很大的信心与勇气，他们决定继续北上，并写了《北上请愿并致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一封公开信》。在北上请愿团成立大会上，丁惠民讲了话：
我们的目的是代表云南农垦十万知识青年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当面呈交请愿书，并作口头汇报，反映十年上山下乡道路存在的错误和问题。我们唯一的宗旨和使命，是将全体农垦知青的最高心愿———大返城的要求转达给敬爱的华主席、邓副主席。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是顺应党心民心和历史潮流的。我们坚信党中央在了解农垦知青真实情况后，是会同情和理解我们这一正当要求的。
经过一番较量，知青请愿团战胜了省、州工作组，顺利到达昆明，正式进驻云南农垦总局招待所。
云南省委派人会见了知青代表。省委某领导并没好好看《请愿书》和《北上宣言》，瞄了一眼便交给了秘书。然后他却郑重其事地指出，知青们赴北京请愿的做法是错误的，并向他们转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个电话指示：“云南省委办公厅并转知青代表请愿团，中央原则上不同意你们来北京。希望你们立即返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并配合当地党委做好落实知青政策的工作。”
省委这位领导的脸上现出严肃的表情，口气严厉地接着说：“同志们，你们必须立即停止一切不利于安定团结的错误行动，无条件回农场去，抓革命促生产，否则你们就要犯更大的错误！”
几个知青代表小声地耳语了几句后，丁惠民站起来宣布道：“请领导同志转告中央，我们肩负云南边疆十万农场知青的重任赴京请愿。我们的决心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2月28日下午，知青北上请愿团近百名代表，打着旗帜，义无反顾地踏上铁路路轨，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一个叫做羊方凹的地方集体卧轨示威，致使当日应由昆明开出的数十对客运和货运列车受阻；昆明连接京沪、京广、陇海干线的铁路大动脉中断。
消息传出，全国为之震动，数以千计的昆明市民和学生冒着严寒，纷纷赶到羊方凹围观。当天晚上，省、市委组成工作组赶赴卧轨现场，进行说服劝阻工作。大批军警也奉命开进羊方凹，待命行动。
60个小时过去了，铁路线依然中断，连秘密开往中越边境的军用列车也不得不停在那儿。
3天3夜后，云南知青大卧轨的严重事态终于惊动了北京的最高层。
12月31日凌晨，北京方面电告云南，同意知青请愿团赴京反映情况，但人数须限定在30人以内。
喜讯传到羊方凹，响起了一阵欢呼声。欢呼后，知青们又抱头痛哭。他们终于用自己的行动震动了北京，换得了应有的一份权利。1979年1月2日，刚下过一场大雪的北京火车站迎来了这批衣衫单薄的云南知青。丁惠民在月台上左右张望了一番，没有任何人前来同他们接洽与中央首长见面事宜。他心里被这种怠慢与冷遇暗暗地激起了一团火，于是下了命令：“全体集合，打出我们的旗帜，列队前进。目标，人民英雄纪念碑，出发！”
30位皮肤黝黑、衣着不整的男女知青，风尘仆仆、表情肃穆地列成两队，踏着吱吱作响的积雪，朝着天安门广场走去。一面皱巴巴的大旗在刺骨的寒风中猎猎作响，上面醒目地写着“云南农垦知青首批赴京请愿团”。
一连两天，越来越多的北京市民、知青家长和从各地回家过节的知青，纷纷赶到广场来声援云南知青请愿团，食品、饮料和御寒衣物堆成了小山。许多外国记者咔咔地按动快门，把关于中国知青的新闻发往世界各地。
1月3日下午，两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分开人群，走到知青跟前。他们掏出工作证自我介绍后说：“对不起，哪位是丁惠民同志？请你们随我们先到招待所住下，中央首长明天接见你们。”
云南知青赴京请愿团代表终于等来了中央首长。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听取了知青代表关于边疆农场存在严重问题的汇报后，说了许多感慨之言。首长的话说得很诚恳，很感人，对知青们有安抚，也有鼓励与小小的指责。
对于上山下乡的道路正确与否，首长们没有评说。他们只是让知青们回去后，“把生产搞好，把公共食堂办起来，把猪喂起来，还可以养鸡，养鸭，把菜也种好……你们要在那里安家立业，以那里为家，创造新乐园……”首长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新时代的人，眼光要放大一些，远一些，我们把希望寄托于你们。你们的意见，我们负责转达给党中央。中央已经派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回去后要帮助农场某些干部转变作风……”
会见后，首长与知青代表一一握手，最后，还直呼其名地把丁惠民留下来，嘘寒问暖。
1月24日，丁惠民等3名知青代表以个人名义致电王震，以检讨的口吻说了一些话。
没过几天，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知青代表的谈话，以及知青的检讨电报同时刊登在全国各家大小报纸的头版头条。
就在元旦过后不久，云南省的一个工作组来到勐岗农场，要在场部召开知青代表大会。
工作组的组长是省知青办的副主任，一位两鬓斑白的老干部。他走上台后，看了下面一眼，然后念起了讲稿：“国营农场广大青年职工同志们，战斗在农场生产第一线的广大青年工人、干部、党团员同志们……”
下面的知青一下子愣住了：“你再念一遍，开头那句是什么？”
副主任没有听出台下人的话中之意，把开头那句又念了一遍。台下顿时哗然，会场一下子如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知青就是知青，你们搞什么鬼？怎么干了十年，连知青也不是了吗？……”
会场大乱，知青们情绪激愤，有人当场痛哭起来，更多的人则冲上台去质问副主任。副主任这才知道自己的头一句话便出了问题。可是，面对质问他还强辩说，这是中央最新的《四十条》里规定的，自己没有说错……
事关自己的切身利益，见过大世面的知青指导员龙胜云忍不住站了出来，他的一番话很快赢得了众人的支持：“知识青年同志们，战友们，我们的真实身份是兵团知青，我们是响应党和毛主席号召，到边疆来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而不是来就业找工作的。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现在兵团撤销，‘文革’也结束了，为什么还有人任意篡改我们的知青身份，剥夺我们落实知青政策和回城的权利？《四十条》是不能接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管什么人讲的话，哪一级领导的指示，如果不尊重事实，不遵循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都不能接受！”
很快，新的知青罢工潮又掀起了。
此时，有一行自称中央调查组的六人小组到达了勐岗。
勐岗农场的知青对中央调查组人员给予了最高规格的欢迎：成千上万的知青迎出农场几公里，在公路上夹道欢迎。农场大门口搭起了鲜花牌坊，插起彩旗，横幅标语大书“欢迎你，北京来的亲人”。
每一个知青都很激动，因为他们相信，当中央调查组了解到农场知青的实际情况后，《四十条》里不公正的条款就一定可以改变。
调查组人员心里却不安起来。他们的使命不是来解决问题的，而是来宣传《四十条》，解释有关文件的，只是借调查走走过场。更麻烦的是，他们并非真是从北京来的。
发觉受骗的知青们怒不可遏，有许多知青甚至要冲上台揍这些冒牌的中央调查组人员。好在罢工指挥部紧急决定，将冒牌调查组的人护送出会场后，便将他们驱逐出境，才没造成更大混乱。
罢工指挥部决定即日起罢工升级，并通电中央和省委，如果真正的中央调查组3日内不到勐岗农场并答复知青的要求，勐岗农场知青将进行共和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千人大绝食运动。
他们提出了一个口号：“不回城，毋宁死！”
3天很快就过去了。1月23日晚上7点整，通电的最后时限已到，中央调查组依然杳无踪影。
当晚9时，首批参加绝食的男女知青，共计311人，在场部露天会场集合，经过庄严宣誓后，一一进入绝食现场。
他们宣誓的方式很有中国特色，每人一碗酒，歃血为盟，然后齐刷刷跪下，面向家乡，右手握拳，誓言铿锵。这种悲壮古朴的宣誓仪式，让当事者与旁观者都不由自主地涌动起一股壮烈之情。万余名知青为进入绝食场地的壮士们送行，一时间泪飞如雨，哭声恸地。
几分钟后，一份事先拟就的电报稿通过电话传到县城邮电局值班室。以后，每隔两小时，勐岗农场知青以罢工指挥部名义向当地县、州、省委以及北京通报一次绝食现场情况。
就在知青开始绝食时，中央派来的调查组一行数人向勐岗急速奔来，领头的便是调查组组长鲁田。鲁田是农林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还兼任着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是一位从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走过来的老干部。
他在年初便接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到云南调查并妥善处理农场知青大罢工的非常事件。他先去了西双版纳，在那里亲眼目睹边疆农场的落后与混乱状态，感慨不已。
在橄榄坝农场，知青们给鲁田做了一锅“鲜鱼汤”。那所谓的“鲜鱼汤”，只有汤没有鱼，味苦涩，腥臭扑鼻。原来知青将河里长满绿苔的鹅卵石取来下锅熬汤，还给取了个好听的名字“鲜鱼汤”。那里的知青一年至少有一半时间要吃这样的“鲜鱼汤”！
鲁田看到那些低矮潮湿的草房，屋顶发黑，漏了许多窟窿，屋里的墙角和床底下竟然长着一簇簇的野蘑菇。就在这样简陋不堪的屋里，每间同时住着两对甚至更多的男女知青，他们大多属于未婚同居，有的人孩子都有两三岁了……
在勐腊农场，鲁田看到一群男知青脱下上衣，裸露出累累伤痕，那是在兵团工作时被打的永久纪念。他得知一个统计数据，知青中伤病率高得惊人，贫血接近百分之百，营养不良达百分之百，患胃病、肠炎、风湿性关节炎等急慢性疾病的达百分之百，另外女知青患痛经与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者近百分之百。更可悲的是，知青中非正常死亡率逐年上升，自杀率高居各项死亡率之首……
这就是全国知青生存环境的一个可悲的缩影。知青上山下乡到底有多少价值，是否成功，今后还真要再坚持搞下去吗？鲁田想起，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中央主要领导多次到会表示，坚持要按“既定方针办”，坚持上山下乡的正确道路决不动摇，会议产生巨大矛盾，最后才勉强通过了那个决议。
鲁田也听说了，最近北京流传着邓小平一句不无幽默的话：“我们花了300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鲁田想，小平同志的话绝非出于偶然，这也许正是那位大智大勇，经历过许多次风浪的老革命家放出的一个意味深长的试探气球。
应全体知青的强烈要求，调查组与知青见面大会立即在山坡的露天会场举行。中央调查组的首长被请上主席台就座，罢工指挥部成员坐在台下知青队伍的最前排。
放眼望去，会场与山坡上黑压压的知青少说也有三五万人，主席台就像一座孤零零的小岛，被知青的汪洋大海包围着。鲁田的脑子里冒出一句古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当他走上讲台，说出第一句话，也就是按规定把知青称为“青年职工”时，台下便咆哮起来：“我们不是青年职工，还我知青！”
鲁田有点发急，但他必须按中央的指示，“妥善解决”此事，便对着话筒苦口婆心地劝慰起来，从罢工的危害讲到中央的决议，试图唤起人们的理智，让他们耐心等待将来的好前景。
台下的知青不想听下去了。知青罢工副总指挥、北京知青吴向东走上台，拿起话筒，才说了首句“北京来的首长同志们，我亲爱的知青战友们，兄弟们，姐妹们---”喉咙便颤抖了，话不得不停顿了下来。
台下一片寂静。鲁田站在旁边，有点儿不知所措。不自觉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
吴向东终于又开口道：“我，吴向东，1969年下乡的北京知青，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当着我的故乡北京来的首长和亲人的面，当着我患难十年的知青朋友的面，说几句公道话。请你们记住，这是一个30岁男知青留给这个世界的肺腑之言。说完这些话，我想我从此问心无愧，因为我已经尽了我的最大努力来报答大家的信任。”他尽情诉说了知青的种种苦难与不幸，讲出了一代知青的心里话，说出了大家要求返城的迫切愿望，最后，说：“在我的发言即将结束时，为了捍卫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尊严，也为了拒绝刚才强加给我的'农场青年职工'的不真实身份，我决定以最后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抗议！”说完，他转过身，面对全体调查组成员，从裤袋里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一下子就切开了手腕，刹那间指头粗的血柱有如喷泉般喷涌而出，不等人们清醒过来，这位勇敢的知青便面带微笑跌倒在地上了。
响着凄厉警笛的救护车将伤员载走了，会场已无法平静。鲁田早已老泪纵横，他决没想到，现行的知青政策会对知青伤害得那么深那么致命。他几乎有了一种身为刽子手的负罪感。
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讲台，对准话筒说：“我要郑重地、负责地和全心全意地为了刚才的话，也为了那个不公平的称呼向你们道歉。我这里正式向你们说一声：你们，知识青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台下的知青猛然爆发出了长达十几分钟的掌声。
接着，鲁田告诉台下的知青们，他也有两个在农村插过队的孩子，他被打倒多年，去年才重新出来工作。他了解也能理解知青的苦难与迫切心情，但还是要请大家耐心等待一阵，让中央有个全盘考虑分批解决的过程……
然而，知青们不想再一天天一年年地等待下去了，一个身患严重心脏病的四川女知青，慢慢走上台，突然一下子跪倒在鲁田面前，大哭起来：“伯伯，伯伯，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这些可怜的人吧……”
女知青的哭声与话音，引起了台下数万知青的共鸣，他们一起对着台上的中央首长，齐刷刷地跪下来，哭得石破天惊，大地颤动！
鲁田大恸，泪流满面，不能自已。面对眼前这个女知青和台下数万长跪不起的知青们，他感到自己肩上如同压着一座泰山，难以承受之重。
他慢慢扶起女知青，面向话筒说道：“知识青年同志们，孩子们，你们起来吧，我决定，现在就通过电话向党中央请示，反映你们的回城愿望与要求。”这位老人决心冒着政治生涯中的最大风险，挺身而出，为苦难深重的知青们请命了。
凌晨5时许，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通话，满脸倦容的鲁田重新走进了会场，登上主席台。他对着话筒，用略带嘶哑的嗓音对着下面静寂中的知青们说：“知识青年同志们，现在让我负责地回答你们的问题。首先，我希望所有绝食的同志立即恢复进水进食，全体知识青年停止罢工，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因为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态———知青同志们，你们的合理要求是应该得到满足的！”
一阵窒息般可怕的静寂后，全场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疯狂的跺脚、鼓掌声，歇斯底里的号啕大哭声。许多知青冲进绝食现场，把他们的英雄高高地抬起来，抛向空中。
返城的大门打开了。国务院批准了知青办的一个包括“六条”办法的请示报告，于1979年1月下旬下达各省市自治区。“六条”大致内容如下：
其一，积极办好农场，尽可能地把知青稳定在农场中。这是前提，但也是一条不现实的前提，几乎等于虚设。
其二，需要商调回城的，可以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
其三，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招收其在农场的子女。
其四，从国营农场参军的知识青年，从1979年起，退伍复员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分配工作。
其五，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
其六，上海郊区去云南农场的青年，本人愿意回原籍社队，可以允许。
1979年2月上旬，云南召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市有关领导商讨如何落实国务院“六条”的精神。此消息很快在云南垦区各农场传播开了，知青们闻风而动。很快，知青返城大风暴就从云南蔓延到了全国。
上山下乡运动，就此宣告终结。
鸡同鸭讲的悲剧 ——关于鸦片战争的几个真相
文/二大爷
==上==
18世纪的广东十三行
我们日常极为熟悉一些历史名词，比如“鸦片战争”，在国际学术界并不常用。国际上一般把两次鸦片战争称之为“英中战争”或者“通商战争”。不一样的说法，实际上体现出对这两场打开中国国门的战争的本质认识不同。
第一次鸦片战争导火索是鸦片贸易，但真正的起因是中英两国贸易问题。
一、满清的贸易政策
满清延续明朝的闭关锁国政策，直到1684年才开放海禁，允许定点通商。奉行的是不对等的贸易政策——我的茶叶、瓷器、丝绸你可以随便买，但是我的市场你不能随便进。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单边贸易”、“贸易壁垒”。
满清开始并不重视海外贸易，所以海关税率很低，大概是4%，但是由于税收体制不透明，官僚腐败和贪婪，随意征缴，导致洋人做生意实际缴纳的税率在20%以上。作为中国当时最大的贸易国，英国仅仅在乾隆朝的十年（1781－1790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1640万两，在嘉庆朝的十年（1800－1810年）则达2600万两。到19世纪30年代初更是屡创新高，每年贸易逆差达到了300万两白银以上。当时包括英国人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国家奉行的是金本位货币，并没有那么多白银，显然这样做生意是没法持久的。
从乾隆开始，也就是1757年，满清大走回头路，原来的四口通商，变成只开放广州一个口岸，而且还是有限贸易——指定只有通过广州十三行才能进行洋货买卖，这就是所谓的“中间商赚差价”，大大增加了贸易成本。同时还制定了专门防范洋人的《稽查管束夷人条例》《防范外夷规条》等，洋人不能随意接触其他中国人，而且也不能随意在中国定居、旅行，只能在圈定的范围内活动……这样严苛的条件下，英国人必须跛着脚做生意，占据绝对优势的工业产品根本无法进入内地市场，在当时的贸易框架下，根本不可能扭转逆差。
二、英国的谈判要求
从1759年开始，不堪忍受满清官员勒索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派出代表向清政府寻求谈判，主要内容就是要求扩大开放，增加通商口岸，革除海关勒索陋规，解决十三行随意拖欠货银，改革保商制度等等……这些要求如今看来那条不正常？那条不合理？结果在乾隆看来，上邦允许“蛮夷”做生意已经是莫大的恩惠，你还敢提要求？乾隆直接把东印度公司的代表以“勾结奸商，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罪名关了三年。
遭到挫折的英国政府于1792年又以马戛尔尼为特命全权大使，带着包括科学家、艺术家、医生等组成的正式使团以及600箱礼品，希望敲开满清通商的大门。乾隆对马嘎尔尼不行跪拜礼已经非常愤怒，一听还是要求通商，直接拒绝。
至此英国人还是不死心，1816年决定再派大使阿美士德，再次请求清政府保障外商权益，不要随意停止贸易，允许自由买卖，增加通商口岸。结果由于阿美士德在觐见嘉庆皇帝的时候，拒行三跪九叩之礼。嘉庆大怒：“中国为天下共主，岂能如此侮慢倨傲？”直接把阿美士德驱逐出国。
一而再，再而三，正常的谈判要求始终就是敲不开那一个个拖着猪辫子的脑袋。实际上从始至终，这个自视天下第一的封建王朝就根本没有谈判的想法。
三、逐步恶化的贸易争端
但即便如此，也还没有到刀兵相见的程度，因为英国人随后从鸦片贸易中看到了逆转的希望。
需要强调的是，那个时代并没有毒品这个概念，鸦片贸易刚开始和今天的香烟买卖一样，在全世界都是合法贸易。英国人在海外买，在自己的国家也卖。直到1868年英国才制定《毒品药店法案》，对本土的鸦片贸易给予一般性限制，到了1914年才真正禁止鸦片。
中国从明朝开始进口鸦片，是作为药材使用的。万历年间开始出现把鸦片和烟草混在一起吸食的记载，之后不久迅速成为有闲阶层的一种时尚，对鸦片的需求导致外国进口的增加，也导致在四川、云南、福建、浙江、广东等地开始种植罂粟。1729年，雍正就下令禁烟，但所禁的是烟草与鸦片的混合制品——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鸦片烟”，并非鸦片本身。鸦片进口仍作为药材的一项。
有需求，自然就有买卖。吸食鸦片在嘉庆年间成为一种全民时尚之后，英国人开始将鸦片大量输入。这下顺差立马变成了逆差，白银大量外流，引发诸多社会问题。满清一看这不行啊，遂于1838年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宣布鸦片贸易违法，派林则徐清缴洋商鸦片，围困商行，抓捕英商。这就是让中国人众人皆知的“虎门销烟”。林则徐不仅是禁烟，而是禁绝一切外贸，英国商人一刀切，尽数驱逐。
四、战端开启
至此中英两国由贸易引发的矛盾开始激化，无从对话的日不落帝国在商人们的强烈要求下，滋生了武力解决争端的想法。从1839年开始，英军军舰就开始在广州附近游弋。但即便如此，也还有对话的可能。统领英军的义律多次投书，结果没有一个满清大臣愿意对话，结果义律只能把要求最后谈判的《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丢在厦门的沙滩上……这个文书口气还算客气，“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
紧急时刻，道光皇帝也一度犹豫不决，担心开战。结果林则徐和两广总督邓廷桢联名给道光皇帝上过一到奏折，大谈“要打便打”。林则徐说英军“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大学士琦善则跟道光说洋人“日以牛羊肉磨粉为食，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每日食后，此为通肠之圣药……”
这不是搞笑的段子，这是一个拥有三千多年文明史，四亿人口的巨无霸帝国最高层之间的世界观。这样的人来决策，后果可想而知。所以满清轻而易举的下了跟英国人死磕到底的决心也就不足为怪了。无知者无畏，无畏不是因为勇敢，仅仅是因为无知，千古皆然。
五、拖不起的谈判
1840年8月，英国军舰抵达天津大沽口，吓坏了的道光没了之前的豪情，马上按照英国人的要求，把之前主战的林则徐等撤职，派出琦善去谈判。结果谈了一个月，也没有成果，琦善对英方所提要求，一概含糊表示“定能代申冤抑”，但前提是英军回广东“听候办理”。
英国人一看既然满清愿意谈判，就回到了广东。要求以之前的《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为蓝本，详细列明谈判成果。主要内容包括平等外交、赔偿烟款欠款、增加通商口岸、割让香港……英国人之所以要求割地，是因为满清不允许洋人上岸定居，那总得给我一个歇脚的地方。这跟俄国人完全是为了占领你的土地不一样。
结果好了伤疤忘了痛的琦善还是拖字诀应付，对于英方条件既不答应，又不拒绝，更不讨价还价，唯一的战术就是“拖”。经过一月和谈，双方未取得任何结果，英国人失去耐心，看来你还是只服大炮，所以决定“战后再商”。
战端重启，满清又是一败涂地。其间广州知府余保纯为了保住广州向英军乞和，加上双方商人要求保障贸易的请求，中英双方一度休战了两个月。这两个月的喘息，心存侥幸的满清并未设法谈判，而是抓紧时间调集重兵准备反攻，道光甚至放出豪言“务使该夷片帆不返”……
1842年5月26日，英军以死9人，伤68人轻微代价击败2万望风溃逃的满清军队，占领广州。满清不得不再次乞求谈判。
六、绝望的谈判
琦善先后和英国人达成了两项合约《穿鼻草约》《广州和约》，其中《广州和约》主要是赔款问题，要命的是《穿鼻草约》。这个草约实际上是口头协定，主要内容就是割让香港。琦善已经领教了洋人的厉害，再也不敢拖，所以口头上已经同意割地，允许英国人在“新安县属之香港地方一处寄居”，当时的香港指的是如今香港仔一带的小地方。
琦善作为谈判代表也确实是两头为难，他知道如果不答应割让这一条，肯定达不成和约。但以道光的性格，赔款已经是擅作主张，再割地那绝对不干。所以琦善也不敢上报实情，只能花言巧舌，指鹿为马，在上奏中只提赔钱，不谈割地。
而对于英国人来说，也很不满。消息传回国内，英国政府认为割这么点地方太没诚意，否决了这个协议，坚持要求香港全岛。
结果就是双方的大boss对《穿鼻草约》都不满意，全盘推翻。谈判又一次破裂，舌头推不动，又只能靠拳头。
1841年8月英军第二次北上，相继攻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7月势如破竹的英军攻陷镇江，切断了清朝经济命脉京杭大运河的漕运。满清再无底气，第三次乞和。
七、要求平等的不平等条约
这一次，双方只谈了7天，被彻底打趴的满清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全盘接受了《南京条约》。它被称之为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是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所谓的不平等条约开篇就是讲平等的——“清朝和英国停战并缔结永久和平及对等关系。”“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这些话为什么放在这么重要的文件第一条？实际上就是说，你家那种以上邦大国的姿态装逼格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除了赔款割地，增设通商口岸，允许英国人上岸自由贸易之外，还有一条经常被人忽视：就是共同订立关税。所谓的“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什么意思？就是你关税不能想收多少就是多少，大家得商量着来，根据商量好的税率征收。
如果你仔细读读这个条约的所有原文，倒是很容易看出原来的贸易有多不平等。
可以谈的时候你卖狠耍横不想讲理，被打怕了之后你才想要平等，天下没有这样的好事。
1860年的圆明园
满清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因为盲目自大、谈判不利吃了几次大亏，但却一点都没有吸取教训。各种毁约各种造作，终于在十几年后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
八、鼓励种鸦片的林则徐
虎门禁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实际上后来180度转弯，鼓励鸦片种植，这一点估计让很多人惊掉下巴。
首先要强调，鸦片在中国的泛滥，并不是从英国人输入开始的。在鸦片战争开始的十年前，也就是1831年，道光皇帝身边的一个叫做邵正的小顾问上了一道奏折：“近年内地奸民种卖鸦片烟，大多小贩，到处分销，地方官并不实力查禁。”
朝廷据此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地核查情况上报。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山西、陕西、四川、安徽、湖南、云南、贵州……均上报了罂粟大面积种植的情况，业已成行成市，涵盖全国。其中云南还上报“民间私种罂粟，缘费工少而获利多，积习已久。”其实云南在1736年，也就是乾隆朝就已经有罂粟种植的记载了。
这些国内产的鸦片，叫做“土烟”，对应于英国人的“洋烟”。土烟虽然早就已经流毒全国，但是因为小农生产，首先产量上不去，其次生产技术落后，提炼的纯度差，所以在“质量”上远远不如英国人工业化产出的“洋烟”，即便是洋烟价高，烟鬼们依然听从内心召唤，不支持国货。
面对洋烟大行其道，赚光白银的局面，太常寺卿许乃济1836年就给道光提了个惊世骇俗的建议：听任国内种植，以抵制外来鸦片。
有这种想法的不止他一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林则徐替皇帝背锅被免职，隔了几年又被重新启用为陕甘总督。1847年，江西抚州知府久闻林则徐大名，就写信给他请教如何发展地方经济。林则徐回信：“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若内地果有一种芙蓉（指鸦片），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而食？”
一个靠销鸦片登上神坛的民族英雄，给自己的粉丝推荐的致富之道就是种鸦片，还要种出好鸦片——历史就是这么有讽刺意味。跟他当年在虎门销烟的想法已经背道而驰。
实际上，鸦片战争的始作俑者——道光在没当皇帝之前就喜欢抽鸦片，其余亲王、郡王、公主、高级官员、高级文人瘾君子更是不计其数。要说他们禁烟是忧国忧民，那真是想多了。
所以满清禁止鸦片贸易真的抵御外辱，为民着想吗？显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洋烟赚走了大量的作为硬通货的白银，导致国内“银贵钱贱”，严重危及清政府的财税基础。
九、满清的小聪明
1842年，在英国人坚船利炮之下签署《南京条约》之后，一贯被满清视为蛮夷，打交道吃尽了苦头的西方各国一看原来这国吃硬不吃软，纷纷跟进，要求取得和英国同等的外交地位。美国人和法国人不费一兵一卒，稍加恐吓，就和吓破胆的满清签署了《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一系列条约。
美帝做生意最精明，比较讲究与时俱进，在《望厦条约》第34条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候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也就是世界变化太快，12年后咱们再商量要不要根据情况改。没想到这个很不起眼的条款埋下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伏笔。
可以肯定的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打疼了满清，但是根本没有打醒。满清骨子里根本没有意识到双方的争议本质是什么，巨大差距在哪里。只是一肚子窝火不敢发作。作为所谓的“天下共主”，被从前不屑一顾的蛮夷揍得鼻青脸肿也就算了，结果还要黑纸白字的签约羞辱，这在情感上是万万不可接受的。所以满清虽然签了约，但不过是作为打不过的缓兵之计，从心底从来就没有打算认账。
签约可以，但找各种借口不执行，或者钻中外文本差异的空子，就成了满清对付洋人的杀手锏。
比如《南京条约》中规定在通商口岸，洋人可以携眷入城经商定居。但是满清最害怕的就是民众受洋人影响，摆脱愚昧。所以在这方面耍尽了小聪明。两广总督耆英就想出一个办法，把洋人宣传成掏心挖肺的野兽，然后三天两头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斗洋人，洋人一问罪，就出来装好人和稀泥——协议我是想要执行的啊，但是刁民太多不允许我也没有办法嘛，你等两年啊。
耆英之后的徐广缙就做得更绝。英国人派军舰闯入珠江口内，这又等了两年了，你们该履行条约了吧。徐总督秘密召集爱国群众十多万人，驾着小船围堵英国军舰……英国面对这么大的爱国声势，毫无脾气。结果就是洋人整整七年无法进入广州城，更不要说打开预期的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赢了战争，却依然输了贸易！
在1845-1855年的十年中，英国输华的棉纱由260万磅上升到290万磅，增加不过10%，而棉布则由310万匹下降到200万匹，减少30%以上！（柯克：《中国》）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和生丝却几乎连年递增，茶叶增幅26%；生丝增幅更加高达65%！（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
五口通商前，生丝和茶叶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五口通商后，中国出口品种逐渐增多，皮革、猪鬃、锡、豆类、籽仁、食油……等等，所以中国实际上扩大了出口额。1850年到1856年英国对华贸易逆差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逐步扩大！短短的几年中，逆差额从427万磅涨到844万磅，几乎翻了一番（英国蓝皮书：《提交上院的统计》1857年）。即便英国人加大了鸦片的出口，但鸦片的盈利并不足以弥补巨大逆差，仅生丝一项出口就可将其抵消。
英国人费尽心思打了一仗，说干口水签了条约，结果战场上、谈判桌上赢回来的东西，在实际的贸易中还是输了个干净。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十、修约风波
12年很快就过去了，洋人一看这跟满清打交道到处是坑，满满的套路。看来协议还得细化一下，免得被钻空子，所以想起了《望厦条约》的那个第34条。
英、法、美三国在1854年和1856年两次提出修约要求，希望增加以前条约的可执行的细则。这其实是个比较正常的外交谈判要求，但是满清上邦大国的梦根本还没醒，满朝文武没人懂国际外交的概念，当时又被太平天国的内乱搞得焦头烂额，无暇他顾，所以对英法美的要求干脆采取鸵鸟政策，两耳一塞，不管不问。咸丰私底下对大臣表态，“择其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变通一二条”，“以示羁縻”，“大段断无更改”。
1856年5月，三国代表先是找到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叶名琛，发出修约照会，叶名琛是出了名的“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六不干部，年少得志，靠血腥镇压国内的起义得以官运亨通，但他也知道洋枪洋炮的厉害，所以对洋人的交涉一概打哈哈耍太极，背地里煽动民众去当炮灰——“但凡见上岸与在船滋事英匪，痛加剿捕，准其格杀勿论，仍准按名赏三十大元”。
叶名琛自我总结的和洋人打交道的有效方式就是一个字：躲！“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你都见不着我，还能谈什么呢。所以对于洋人的要求一概拒绝，甚至连谈判代表的面也不见。但这厮私底下又上表给皇帝大吹特吹，说要是洋人要是晃悠到其他地方找麻烦，就叫他们来找我好了。
见不到叶名琛的洋人只好沿海北上，希望能找到一个说话管用的满清官员谈判。在上海终于找到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但吉尔杭阿在皇帝的授意下又把洋人推回广东。这下洋人觉得被戏弄了，不干了，既然你们都踢皮球，我就直接找皇帝去。舰队直奔天津。在天津得到的答复还是回广东找叶名琛。洋人这下怒了。
十一、搞笑的战争
很快，洋人在修约问题上的怨气就找到了发泄口。1856年2月，广西西林知县张鸣凤认为在此传教的法国传教士马赖是和洪秀全一类的反贼，将其处斩。1856年10月，挂英国国旗的商船亚罗号涉嫌走私，水手被广东水师拘捕。这两件事凑合在一起，英国人和法国人决定将计就计，以两个事件为借口，正式开战，以打促谈。美国人和俄国人也表示支持，但不出兵。
12月底英法联军对广州发起攻击，第二次鸦片战争拉开序幕。叶名琛在总督衙门建了一个“长春仙馆”，里面祭祀吕洞宾、李太白二仙；一切军机进止都取决占卜。两个大仙告诉他挺过十五天就平安无事，结果英法联军仅仅1天即攻陷广州，活捉叶名琛。
英法联军随后立即挥师北上。1858年4月，联军2600人抵达天津大沽口，兵临城下。5月攻占大沽炮台，满清不得不又乞和，坐下来和四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这个条约最让满清难过的不是开放更多的口岸，赔款或者是允许外国人传教，而是“双方互派公使；外使可行西礼，并进驻北京”。
满清这么多年以来之所以不愿意跟外国人打交道，害怕丧权当然是其一，但最害怕其实是辱国——洋人不行跪拜礼那一套，这见了皇帝不磕头，上邦大国赖以自慰的优越感就彻底崩溃了，让皇帝老儿的脸往哪儿搁？
这里我要稍微多说两句，为什么满清会如此看重这个“跪”字。中原王朝（蒙元不算）由于地理原因，势力范围向西最多也就达到帕米尔高原。在这么个半封闭的环境中，在周边蕞尔小国的簇拥之下，产生上邦大国、天下第一的错觉那是很正常的。这种心理一旦形成定式，就堂而皇之的成为王朝的尊严，丢不得也丢不起。只有万邦来朝，绝无国家平等。这种传统外交叫做朝贡外交，和礼尚往来、平起平坐的现代外交是两回事。说白了，就是你承认我是老大，换我的保护和真金白银的施舍。
满清承接明朝制度，没有所谓的外交部门，涉外事务是由礼部和理藩院两个原来处理朝贡事务的部门完成的。但这洋人不吃你那一套，坚持要满清按照现代外交的规则来——这些规则现在看来稀松平常，简而言之就是大家平起平坐，谁也别装逼。但在满清看来，不行跪拜礼，开领馆，驻使节等于事实上承认天朝梦碎，把泱泱大国和从前看不起的海外蛮夷们同列，万万不可接受。满清把这种愚昧的坚持上升到了国格的高度，大有宁可亡国不可乱了辈分的意思。
签订了《天津条约》后，1861年迫于形势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是外交部，但这个后来大名鼎鼎的机构根本没有正式的官品和编制！它只是军机处的下属机构，而且定位是临时性的机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连事业编都不算，大清帝国的外交部整个都是临时工。由此可见满清对于和洋人打交道的态度。那真是厕所里面的石头，又臭又硬。
十二、皇帝的脸面
《天津条约》签订后按照规定西方使节就要进驻北京了。少不了要面见皇帝，交换新约。咸丰皇帝一听说洋人使节要进京面圣，愁肠百结，他甚至想以取消一切关税、再多赔几百万两白银为筹码，阻挡洋人进京，后来又想在海上换约……总之，就是不想和洋人平等的打交道，免得老脸挂不住。
你看，国家真金白银的利益，都远远不如皇帝的脸面重要。
深谙皇帝心思的大臣桂良上奏说：“此时英、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签约就是为了毁约——这种打不过，又不守信用，把小聪明当做大智慧的中国传统，我们在史书中见得太多了。
在咸丰指使下，满清把大沽口的航道连夜给堵了，洋人只能弃船上岸。结果上了岸又被一大堆“自发组织”的民团包围，不让道。英法联军一向轻视清军，一怒之下自己清理航道，强行硬闯，结果中了在此等候多时的满清悍将僧格林沁的埋伏，大败而归。只有1200人的英法联军伤亡过半。咸丰自以为高枕无忧了，立马宣布废止《天津条约》。
满清背信弃义的偷袭和毁约，彻底激怒英法两国，回头调兵遣将，纠集了两万多人卷土重来，这回僧格林沁埋伏也不顶用了，1860年8月，联军势如破竹，兵临北京。
十三、残杀使节
这一兵临城下，咸丰的豪气顿消，立马乞和。两边在通州谈判。
英法派出了以广州领事巴夏礼为首的39人谈判团。本来谈判进行得还算顺利，1860年9月12日双方已经达成停战协议。巴夏礼坚持要进京递交国书，而且不行跪拜。满清谈判代表载恒说：“按中国礼制，见皇帝必须跪拜。”巴夏礼认为自己不是皇帝的臣子，坚决拒绝。
咸丰听说英法使节坚持要见皇帝，不行跪拜，还要带一千卫兵的要求后，认为“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咸丰恶向胆边生，指示僧格林沁抓捕英法使团全部人员，准备以此为人质，与英法谈判。中国人历来讲“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也是古今中外通行的基本的交战准则，满清狗急跳墙，最后一点道义都站不住脚了。
巴夏礼作为广州领事，在之前的亚罗号事件和广州沦陷过程中已经被满清在内部通报，认为是祸首之一，两广总督黄宗汉就在给咸丰的奏章中说，“……祸粤也，不去巴夷，粤难未已”咸丰作为一个自大的蠢货，想当然的认为这次巴夏礼就是联军统帅，“该夷巴夏礼能善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所谓擒贼先擒王，拿下他联军群龙无首，自然就崩溃了。
他给巴夏礼定的罪名是“叛逆罪”——由此也可见辫子族的可笑，依然认为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巴夏礼算是运气好的，他和另外8个人被直接送进北京的刑部南北二监。其他30个有些在前线直接被杀，剩下的则被关在北京城外的圆明园。这直接埋下了圆明园被烧的种子。
巴夏礼被抓的时候问僧格林沁：我们是谈判人员，打着休战白旗从你们防区经过的，且得到过贵方明确承诺“未尝苛待，居处适宜，待遇优渥”，给予通行安全。你们现在为什么不遵守规则呢？僧格林沁给他的回答就是按住他猛磕头。被抓的英法谈判人员除了遭受酷刑，当日即有被杀的。
英军统帅额尔金闻讯后大怒，在9月14日写给恭亲王奕訢的信函中，斥责清政府违背国际公法，以圆明园乃“英法侨民所受痛心疾首惨刑而死之地”为由，要求将其毁为平地，“以为此背信暴行之罚”；在此之前，绝不议和。
英法联军在得知谈判使团被扣的当天中午即对部署在通州的清军发动了攻势。联军四千人与僧格林沁所部精锐近万人在通州张家湾交战，结果清军惨败。数日后双方在通州八里桥再次交战，英法联军六千人大败清军骑兵三万人。满清此战损失了唯一可依靠蒙古精锐骑兵，再无兵力可以抵抗，被迫再次乞和。之前厚着面皮吹嘘“朕今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灭讨而张挞伐”的咸丰拍屁股一溜，又去承德“狩猎”去了。
这个时候满清才同意放回被抓的巴夏礼等人，但39个人中能回去的只有18个了，这18个已经不成人样，而那些死了的有3个人尸体都找不到。被关在圆明园那拨人下场极其凄惨，双手被捆，整日下跪，三天水米未进，手腕处被皮绳勒得生出蛆虫。英国人26人，死了13个；法国人13人，死了7个。《泰晤士报》记者包尔贝更惨遭分尸喂狗之祸，可以说尸骨无存。就这活着的18个本来按照咸丰的意思也是要杀掉，只是因为负责和谈的恭亲王奕訢头脑还算清醒，在英法联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压力山大，私自提前将他们放回去了。
英法联军兵不血刃，通过满清出兵专用的安定门进驻北京。英法联军并未像某些人写的一路烧杀掠夺，而是正儿八经的列队入城。当时的北京民众大批在安定门围观，甚至有人叫好欢迎，当带路党。毫无所谓的被占之痛——一个“宁赠友邦，毋与家奴”朝廷亡就亡了，对老百姓而言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何悲之有呢。
在和满清签署《北京条约》的列强中，出兵的英法得利并不是最大的，得利最大的是沙俄，他们借机通过《瑷珲条约》等一系列条约强迫清政府陆续放弃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的主权，中国从此丧失东北的出海口。英法可以说是空得恶名，而沙俄这个恶邻才是真正得了大利益。
十四、背锅的鸦片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跟鸦片还沾点边的话，第二次鸦片战争其实就是一场耍滑头不履约甚至蛮横毁约引发的战争，跟鸦片一点关系没有，叫做“鸦片战争”有极大的误导。
两次鸦片战争表面上看是商业利益纠葛引发的国家冲突，但本质上都是落后文明和先进文明不同价值理念的冲突。落后并不一定挨打，是落后导致的愚昧和野蛮必然导致挨打。
细细梳理一下整个过程，除了俄国是真正的狼子野心之外，西方各国的要求不过是通商互惠，平等交流，但这样的要求，必然会导致满清闭关锁国、保持稳定的愚民国策被冲击，最终导致破产。所以如果说西方的要求和中国的利益有冲突，那也是和满清统治者的利益有冲突；如果说屈辱，那也是道光、咸丰的屈辱。对于普通民众，鸦片战争的枪炮声，恰恰是打破铁屋窗户，摆脱数百年枷锁，真正进入现代文明的契机。
这里要多说一段鸦片的结局。
《天津条约》中将鸦片改称“洋药”，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后，满清为了对抗洋烟的输入，开始默许国内大面积种植罂粟，输出土烟。直隶总督李鸿章上奏，“既不能禁英商之不贩洋烟，即不能禁华民之不食洋烟”，应“暂弛各省罂粟之禁”。
这个口子一开，中国的罂粟产量大增，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罂粟种植遍及全国，史籍中很难找到不种罂粟的省份了。由于种罂粟远远比其他的农作物更为划算，在西南的云贵川三生，种罂粟甚至已经成为农民的主业。到1879年，全国鸦片的自给率竟达到80.12%，仅在1880年，“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共出烟土二十六万五千担”（苏智良：《中国毒品史》），罂粟种植已成为满清重要的财税来源。
国产鸦片的大量产出，对进口鸦片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进口鸦片的数量与销售价格大幅降低。而来自英国的鸦片彻底被挤出市场，不见踪影。到了1882年，满清的鸦片完全实现了自给自足，并且开始出口创汇。到了清朝灭亡前夕，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鸦片种植国……
是的，你没有看错。最后不是洋人毒害了中国人，是我们自己毒害自己，同时我们也毒害世界。
我们今天重新梳理这段历史，不是为了猎奇翻案，而是要厘清事实。真知只可能来自于真相，灼见必须是源于常识。如果180年过去，我们还是站在原地，不能理解真正的现代文明是什么，那这180年所经历的血泪、曲折、痛苦通通都没有价值，它只会成为重复重复再重复的大坑，一次次的等待我们跳进去。
2023年4月29日星期六
中央网信办：重点治理散布民企卖国论等网络乱象
4月28日消息，按照2023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总体安排，中央网信办决定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3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 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专项行动，重点治理十类网络乱象。其中包括，采用“贴标签”“带节奏”“放大镜”等方式恶意散布所谓“民营企业卖国论”“民营企业离场论”“国进民退”等论调，渲染丑化、煽动抵触国有经济、民营企业。（网信中国）
微语录精选 0429：我给大家画饼
@汪有: 之前领导给大家画饼都是 “好好干！等业绩上去了好位置就轮到你们了”。
现在房地产下行，我给大家画饼都是 “坚持住！等我被优化了就轮到你们啦”。
@梁斌 penny: 最近不少人问买房的事情，从一个有一点投资房产经验的老同志来说，无数血泪教训告诉我们，别买郊区房，存量极大，价格根本涨不动，一大票待售房源根本涨不动的，跌起来比什么都狠。年轻人在地段好的地方，买个电梯房，哪怕小一点有个八九十平就够了，别贪图郊区大房，谢谢。
@孙健敏: 一个观察不一定对，那些真正坚持价值观的人，基本上都不太会拿价值观说事，可能那已经是他的本能，自己都未必以为这是价值观。另一个不一定对的观察：往往是以钱值观和权值观为本能的人，却最喜欢拿价值观说事。
@古月中心相心: 联通 + iPhone 在高铁上 = 失联
@挂挂釉: 朋友圈里，大家纷纷出发了，他们之中很有一些人回程的票根本就没买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买到，这让今年的五一充满了一种执着，一种使命感，一种不留后路的坚毅和决心，一种集体成了拼命三玩的感觉，一种壮士一去兮虽然还是要复还但是具体哪天还再特么说了的三青子气质。
我好喜欢
@疯女纪实: 鉴于我们都活得不久，想死其实也是一种乡愁。
@琉玄: 幸福时刻：从睡梦中惊醒，窗外在下大雨，心砰砰乱跳之中仔细想了想今天有什么安排？没有。完全没有。安心地继续睡懒觉。
困难时期并不能造就坚强的人。只有在困难时期过后才会留下坚强的人。——Fund_a_ment_a_list
就像有些颜色是我们人类看不到的一样，也可能有一些情绪是我们感受不到的。——Blended_dick
我们都在慢慢地走向疯狂，但睡眠会重设这个计时器。——GoodGuyBuddyBoy
皖南事变 毛泽东与项英的不解之仇
文/张朴
被周恩来称作“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中共的党史一直宣传说，是蒋介石设下的陷阱。但事实恰好相反，是毛泽东为了挑起内战，设下陷阱，故意对项英部队见死不救。
（项英资料图）
一、毛泽东设下陷阱
新四军政委项英与毛泽东有不解之仇。十年前，他想制止毛用血腥暴力打AB团，毛企图诬陷他是AB团的后台。后来他反对带毛泽东长征，预见到毛要伺机夺权。直到皖南事变前夕，他对毛的批评态度不改，甚至嘲弄毛。
项英的总部有一千工作人员、八千部队，驻扎在云岭，在以千变万化的云彩和奇峰怪石著称的黄山之侧。一九四零年十二月，项英的总部是新四军唯一在长江以南的部队。毛把百分之九十的队伍都已调到江北，组成了江北指挥部，由毛的盟友刘少奇负责。项英管辖的新四军不到百分之十。
当时的毛泽东正想方设法促使斯大林同意他打全面内战，并出兵相助。为达到这个目的，他有意把项英的孤零零的总部送给蒋介石的部队去杀戮，逼蒋介石开第一枪。早在七月，蒋曾下令新四军北上去华北，把长江流域让给国民党，当时毛拒绝执行。现在，毛令项英过江到长江以北。
过江有两条路，一条直端端北上，渡口在皖东的繁昌、铜陵，另一条朝东南方向走，在长江下游江苏南部镇江渡江。
十二月十日，蒋介石规定项英走皖东路，因为镇江一带国民党韩德勤部正在挨新四军的打，他怕项英部队去参战。他给名义上是项英上级的国民党长官顾祝同发电报说：“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
毛没有向蒋表示异议，二十九日，他批准了这条路，对项英说：“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
但第二天，毛突然打电报要项英改走蒋介石专门否决的苏南路线：“走苏南为好。”这一路线改变，毛没有通知蒋介石。
蒋介石还以为项英会按他的要求走皖东，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发电报给新四军总部，重申皖东路线，并说他“沿途已令各(国民党)军掩护。”
项英发现蒋介石并不知道路线已改，赶紧在四日给蒋介石发了封电报通知他。这封关键电报没有到达蒋介石手里──原因在毛。
毛早已明令禁止中共将领直接跟蒋介石联系，所有的联络都必须经过他，再由周恩来转。毛把项英给蒋的电报压下了。
毛泽东压下项英一月四日关键电报的证据，是他在一月十三日给重庆周恩来的电报。里面说：“军机前转上叶、项支日（四日）致蒋电，措词不当，如未交请勿交。”这不仅说明毛不让周恩来转项英电报，而且说明毛是在十三日或前一两天才把项英四日的电报发给周，这时国民党军对项英部队的攻击，已经在持续一个星期后结束。
左起：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
二、毛泽东故意见死不救
项英发完电报又等了若干小时，拖到当天夜里才出发。他以为蒋介石应该得到改变路线的消息了，沿途驻扎的国民党军队也应该接到命令，给他让路了。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的夜晚，风雨交加，项英和一万新四军撞入了国民党十几万大军的驻地。这些军队没有得到项英要过路的通知，以为是新四军来挑衅，就开了火。早已因黄桥之战中国民党将领被打死而痛恨新四军的顾祝同，六日下令把项英的部队“彻底加以肃清”。皖南事变爆发了。
慌张的项英发了一封又一封电报给延安，要毛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毛毫无动静。到了九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刘少奇电毛谈起项英的情况，毛才回电说他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五日以后就没有得到过项英的电报：“得叶（挺）、项五日报告，他们四日夜间开动，五日晨到太平、泾县间，此后即不明了。”
一月六日到九日，国民党军围歼项英部的最激烈的四天，毛没接到过项英的电报？在这些日子里，项英的电台不断发出求救电讯，刘少奇都收到了，独独毛没收到？真是没收到，为什么不设法恢复联系？在这样重要的时刻？
毛的电台似乎总在关键时刻合着他的心思出故障。西安事变时，他也声称没收到莫斯科要他协助释放蒋介石的指令。现在他又称没收到项英向他求救的一连串电报。毫无疑问，毛不想为新四军解围，毛要蒋介石歼灭他们。这样莫斯科才可能批准他打全面内战。同时，他也一箭双雕，除掉项英这个心腹之患。
在收到刘少奇一月九日发给毛的电报后，毛的电台奇迹般恢复运作了。十日，新四军总部报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然而，毛仍旧一动不动。
十日那天，项英自己给蒋介石打了封电报，恳求蒋撤围。这封电报他再次发给毛转，毛又再次把它压了下来。毛对周恩来说，项英的这封电报比前一封“立场更坏”，“此电决不能交，故未转你处。”
十一日晚间，周恩来在重庆开酒会，庆祝《新华日报》三周年。毛泽东关于新四军总部被围攻的电报这时姗姗来到，由周对庆祝会上的人宣布。但就是这份电报也不是叫周恩来向国民党交涉停火，而只是泛泛的情况通报。
迟至十二日毛才让周“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但毛故意降低了形势的严重性、紧急性，用“据云尚可固守七天”的谎言替代新四军总部早已报告的“今已濒绝境”。周恩来在十三日才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蒋介石已经在前一天主动下令停止攻击了。
三、毛利用“皖南事变”要苏联出兵
就在十三日这一天，毛突然活跃起来，叫周恩来“向全国呼吁求援”。他命令部队：“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已不是增兵威胁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一下决心，就要打到四川去，打到底。”
如前所说，毛的最主要目的是促斯大林出兵。一月十五日周恩来去见苏联大使潘友新，说中共急需苏联的拯救。潘泼了他一头冷水。潘在他的只给苏联高层看的回忆录里指出，他当时就怀疑皖南事变是毛泽东有意送项英去死，而周恩来不断向他撒谎。比如，周对潘谎说新四军总部同延安的电讯联系是十三日下午断的，跟毛撒的谎，即六日到九日断的，对不上号。显然周明白毛的版本不能说给苏联人听，他们一听就会知道是撒谎。
毛不满意潘友新，直接向莫斯科呼吁恳求，用苏联人的话说是发了“一封又一封歇斯底里的电报”。毛说蒋介石的计划是全歼新四军，然后消灭八路军，然后“摧毁中国共产党”，“我们有被斩尽杀绝的危险。”说来说去，就是要斯大林帮助他打全面内战。特别要求“呈交斯大林同志，使他能够估量中国形势，考虑能否给我们具体的军事援助。”这里的“军事援助”指的不仅是军火资金，而且是出兵。
毛硬要把莫斯科拉进中国打仗，使斯大林大为不快。一月二十一日在列宁忌辰纪念仪式上，斯大林以新四军军长叶挺暗喻毛。斯大林称叶为“一个不守纪律的打游击的，”“查查看(皖南事变)是不是他挑起的。我们也有些打游击的，人是好人，但我们不得不把他们枪毙掉，就是因为他们不守纪律。”季米特洛夫再次警告毛，口气比以前更坚决：“不要挑起破裂。”
大清挨揍，百姓都干嘛去了？
文/二大爷
北京民众为联军架云梯（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1841年1月，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半年之后，英军开始大举进攻林则徐销烟之地——珠江咽喉，虎门。尽管清军严密布防，依然一败涂地。
前后4次战斗，英军仅以伤亡数十人的代价，击毙清军1300余人，俘虏1200人，清军主将关天培阵亡，另一名将领祥福被逃跑的自己人踩踏致死……这场在我们教科书中极为悲壮的战斗在洋人的记载中充满了搞笑的段子。
“……当英舰突破虎门要塞，沿江北上，开向乌涌炮台时，珠江两岸数以万计的当地民众，平静地观看自己朝廷军队与英军的战事，好像观看两个不相干的人争斗。”[1]
“当挂青龙黄旗的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时，两岸居民竟然发出象看马戏看到精彩处的嘘嘘声。”[1]
当时《泰晤士报》的特派记者库克（GeorgeWingrove Cooke）在英军军舰“费勒吉敦号”上观战，他写道：“……百姓到岸边，注视飞过他们头顶的炮弹……向正在炮击省城的水手售卖水果蔬菜，谁能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 [2]
库克还是太年轻，不懂得大清自有国情在。
1900年，英军从沙窝门的下水道进京，百姓皆在侧围观（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这种搞笑的场景并不是偶然发生，而是多次。比如在1842年7月同样惨烈的“镇江之战”中，清军水师和英军在长江激战时，岸边大批百姓冒着枪林弹雨聚集围观。当清军舰船被击沉时，岸上百姓并不悲伤反到不时爆发出阵阵喝彩声、鼓掌声、尖利的长啸声。
当英军登陆后，正为食物和淡水发愁时，镇江百姓争相将蔬菜、牲畜、粮食和淡水卖给英军。[3]
被渲染为民族英雄，在镇江战役中阵亡的满清将领海龄，一贯瞧不起汉人，在战斗进行中，都不忘记抓“汉奸”，随意处决他认为会叛变的汉人。镇江人写的《出围城记》记载：“人疑副都统欲尽汉人而后止……百姓有违言，即是汉奸，吾兵足以杀之。”，当时被海龄以“锄奸”名义残杀的百姓甚至上万！城中百姓都希望英军早日破城。连他的主子道光皇帝接到奏报都看不下去，说“海龄查拿汉奸，误杀良民不计其数……”[4]
百姓对于满清的恐惧远远胜于英军。所以至死百姓都为英军叫好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都以为“三元里抗英”那些民众是中国人的形象，但其实这才是。即便是三元里的故事，也不是因为保卫满清，真实的起因是因为当地百姓听到英军强奸女性的传闻之后，才义愤填膺，投入战斗的。
1900年联军进入天津，民众推独轮车为联军运粮（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即便如此，广东本地人“援英”的远远多过了“抗英”的。同样是三元里，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前后就有1200余人投靠英军，主要做向导、马夫、苦力等后勤保障，也有个别直接为英军冲锋陷阵者。连英军都认为这些广东人吃苦耐劳，“如果给予适当的训练和引导，绝对会是优秀的士兵。”[4]
在虎门战役中，林则徐就上奏，有很多老百姓为英军当带路党，“汉奸百余名，由穿鼻湾登岸”，使得英军轻而易举绕过复杂的珠江水道。不仅仅是在广东，其他地方的带路党也是此起彼伏。在宁波，“夷人用汉奸各处打听信息”；在定海，英军在带路党引导下，从清军设防薄弱的后山突袭；镇江战役中，英军“遣汉奸驶驾杉板船，预伏岸侧，乘火轮船开炮头，舍命登岸。”[5]
对于这种民心的反转，满清也是一脸懵逼，震惊不已。主政广东的琦善1841年2月上书道光皇帝，指出广东已不堪作战，原因就在于广东民众除了带路党，其余民众咸被英军诱惑以助敌势。琦善甚至提出了“防民甚于防寇”的观点。
从不反思自己的施政有没有问题，只会视民如寇……谁才是寇，这很难说。
即便是在皇帝眼皮子底下京津地区，王化之地，带路党也是蔚为壮观。
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联军进入圆明园，当联军劫掠完毕传令纵火的时候，“各军并无火器，惟有水桶、水锅而已”。洋人正为缺少纵火之物而着急之际，又是“海淀华人暨华役，将携来之火线、秫秸一切引火之物齐集以待。”联军走后，周边百姓一哄而上，把皇家园林剩余的东西哄抢个精光。[6]
著名诗人龚自珍的儿子龚橙精通英文但穷困潦倒，当时曾在英法联军中任翻译混口饭吃。因为跟洋人干活被骂为“汉奸”。晚清小说《孽海花》借助他的口（实为杜撰），对此回应：“我们本来是良民，上进之路被你们堵死，还被尔等贪官盘剥压榨，衣食都不全，你看我是汉奸，我看你是国贼！”
北京民众为联军架云梯（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带路党到了八国联军之役（1900年）的时候，就更为壮观了。联军在天津登陆后，百姓发现这些洋鬼子并没有烧杀掠夺，反而还比清兵规矩。于是，当地老百姓受联军雇佣，用独轮车队为联军把粮草送进城，士绅们甚至组织大量粮草劳军。据英军总司令格兰特的日记记载，有天津百姓甚至为了降暑，给联军送来窖藏的大冰块，一位天津粮商还把自家的豪宅腾出来给联军作为指挥部……
在联军攻入北京的时候，是天津当地民船组成的运输船队通过白河向北京运送物资。清兵一哄而散后，民众竞相扶梯帮助联军翻越北京城墙，堪称奇景。英军在带路党的引导下，直接抄近道从沙窝门的下水道进城，百姓并不畏避，皆在侧围观……
天津民众为联军组织船运（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英国人在多次的战争中也注意到了这些中国的“特殊国情”，敏锐的意识到中国民众“绝不热爱他们的鞑靼统治者”，在战争中要“尽量少与人民做对”。[7]
所以英国人在战斗中，往往是一边狠揍大清，一边张贴布告安民。比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攻占广州的时候，英军就发布告安民，说作战对象是清政府而不是普通民众，还号召广州人想一想谁才是“真正的祸害”，试图让广州人相信英国人是“这个城市真正的保护者”。[8]
1860年10月16日，决定焚毁圆明园的英军统帅额尔金在北京发布了一份很有意思的中文通告：“兹为责罚清帝不守前约及违反和约起见，决于九月初五日焚烧圆明园。所有种种违约行动，人民未参与其间，决不加以伤害，惟于清室政府，不能不惩罚之也。”[9]
大白话很容易理解，我们烧圆明园是惩罚满清政府，跟老百姓无关，大家该干嘛干嘛。
区分政府和人民这一招，如今看来已经被美帝的某些爱洗碗的胖子学到了。
人民群众觉悟不高，深受皇恩的官员又怎样呢？答案是比百姓还糟糕。
1900年，北京民众与联军合影（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留下的北京官员给联军司令部送了两面大锦旗：“万国咸喜”和“祝效华封”。“万国咸喜”比较好理解，就是喜大普奔、皆大欢喜，“祝效华封”语出《庄子·天地》，是人民为尧帝祝寿的话，意思是祝你多福多贵多子孙。
自家的国都被人占领了，作为官方代表居然表示大家都很开心，祝福敌军万寿无疆……这个操作也算是空前绝后了，老百姓带路党的那点事，与之相比简直太清纯了。
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曾经对百姓助阵英军很困惑，问身边的翻译何至于此？翻译说了一句很有水平的话：“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
当国家只是统治者的私产，民众不过是统治者的奴隶的时候，要求民众爱国是可笑且无耻的。民众可能大部分时候出于阶层的限制，显得无力而又愚昧，但是当可以选择的时候，并不愚笨。苟且偷生都是一种奢望，也就不可能会有舍生取义。特别是有人帮他们出拳解恨的时候，倒戈也就在情理之中。
当年群众对夏桀说：时日曷丧，吾及汝偕亡！依我看，还是不要偕亡，因为不值得。爱新觉罗家的大清亡也就亡了，不值得可惜，但人民还得继续生活。搬出小马扎，坐在岸边隔岸观火，也是大快人心的事啊。
史料索引：
1.《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三联书店译本）,（美）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弗兰克·萨奈罗
2.《中国与下孟加拉，1857—1858年》, （英）George Wingrove Cooke
3.利洛：《英军在华作战末期记事——扬子江战役及南京条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4年版
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0年版
5.《鸦片战争文献汇编（三）》，杨家骆主编，鼎文书局就，1973年版
6.汪康年：《记英法联军焚劫圆明园事》
7.《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8.柏纳德：《复仇神号轮舰航行作战记》
9.《第二次鸦片战争》（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2023年4月28日星期五
卢沙野大使为台湾独立做出巨大贡献
文/ELM
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在法国电视台大放厥词，来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从国际法的角度，甚至可以说那些前苏联国家没有有效的国际法地位，因为没有国际协议认定他们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也就是说，在卢沙野眼中，前苏联解体之后形成的多个国家（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等）都还不算主权国家，都还没有有效的国际法地位。一句话引起大哗，这相当于把1991年之后的世界格局秩序整个都否定了，联合国和欧盟的存在也成为了被质疑的对象，所以引发的外交后果用“欧洲震怒”来形容也不为过。
以卢沙野一贯的战螂外交人设来看，此番高论并不是他一时失言，而是内心就是这么认为的，也是主动迎合习近平的上意，要推翻二战以来的“旧国际法”下形成的世界秩序，重新塑造国际秩序。在2015年10月12日，习近平就讲过中共要推进“全球治理体制改革”，彼时卢沙野走马上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政策研究局局长，当然是心领神会，对习近平心里的小算盘琢磨得一清二楚，所以之后屡屡以战螂言论博出位，也理所当然得到了圣上的垂青和提拔。就在上个月的3月22日，习近平访问俄罗斯，还跟普京拍胸口，说所谓百年变局，“我们共同来推动”。有皇上这个“世界新秩序”的金口玉言，嗅觉灵敏的卢沙野当然是如奉至宝，奉为圭臬。
卢沙野的话不长，归纳一下大意是：一个国家的主权地位，是要由国际协议来确认的。在这个前提下，（他认为）当初苏联解体的时候，15个加盟共和国是没有签过什么国际协议来确认他们主权国家地位的，所以苏联解体之后，所有的15个加盟共和国都不是有效的国家。卢沙野本意是踩乌克兰，当然他没想到也顺便把俄罗斯给打了一巴掌。
【岔开说一句，卢沙野对国际法是真的完全无知，按照《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根本法（宪法）》第二章规定，苏联是一个主权国家联盟，联盟保护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各加盟共和国本着自愿和平等原则加入联盟，也有权退出联盟，这一章1924年就写入了《宪法》，不管加入苏联还是退出苏联，本身都是主权国家，不受苏联会员身份的干扰。】
卢沙野的嘴炮当然是为了迎合习近平的“世界新秩序”的新世界观，但更有意思的是：卢沙野的嘴炮从正面支持了台湾独立的法理依据，算是现在紧张的台海局势的一个黑色幽默吧。
说到海峡两岸的陆台并立的局面，大陆的粉红战螂最喜欢用的一个证据就是：【联合国把台湾赶出来了，台湾没有加入联合国的资格，所以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是中共多年党宣偷换概念的结果，把联合国这种“主权国家俱乐部”当成了“主权国家认证机构”，误以为台湾没有加入联合国就意味着台湾不是主权国家。这个逻辑的问题这里不去计较，因为现在卢沙野大使跳出来，身体力行地打脸中共党宣：联合国确实不是主权认证机构，否则的话，为什么前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等）都能加入联合国？既然联合国不是主权认证机构，那么“台湾不加入联合国”和“台湾是主权国家”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并没有啊，要感谢卢沙野大使，跳出来给粉红和战螂们上了一堂课。
其次，按照卢沙野的说法，一个国家的主权地位，是要由国际协议来确认的。前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并没有签过什么国际协议来确认他们主权国家地位，所以他们不是有效国家。巧了，大陆和台湾之间也没有签过任何国际协议来相互确认各自的主权国家地位，——所以，要么大陆和台湾都是主权国家，要么大陆和台湾都不是主权国家。既然卢沙野大使是来自主权国家的大使，那么显然大陆是个主权国家，那么同样的，台湾也就是个主权国家。
卢沙野之前在接受LCI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理由是“自公元230年、在欧洲还是罗马帝国的时代以来，台湾一直在中国的管理之下。比法国的出现早得多”，并且根据开罗宣言，台湾应当归还给中共国。——抱歉，按照现在的卢沙野的逻辑，不管是公元230年还是开罗宣言，都不存在所有当事方参与的签署的真正的国际协议（开罗宣言只是一个宣言，不是一个和约，也不是一个协议）。真正的关系到台湾地位的国际协议是什么呢？是旧金山和约和承袭旧金山和约的台北和约，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署，中华民国虽然没有参与《旧金山和约》，但同年与日本签订了《台北和约》，承认《旧金山和约》中关于「台澎主权归属」的规定，所以也就认可《旧金山和约》自动替代了《开罗宣言》而产生效力。而台澎主权部分是怎么讲的呢：第2条“领土放弃”之2：日本政府放弃对台湾、澎湖等岛屿的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抱歉，这里根本就没有“归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思，压根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儿。这才是真正的国际协议，怎么卢沙野张口闭口国际协议，到了真正的台湾问题上，就不敢承认旧金山和约和台北和约这样的国际协议了呢？卢大使，你应该再大胆一点，勇敢一点，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所谓主权，为台湾独立事业继续做出贡献。
按照卢沙野的逻辑，前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并没有主权国家的资格，但他们仍然可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也就是说，在中共外交部的标准下，不具有主权国家资格的政权是可以和其他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的。那么，现在台湾和美国、日本、立陶宛等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就完全是合乎卢沙野大使的逻辑的，中共国不但不应该阻拦，反而应该鼓励，否则不就是打脸自己的外交政策了吗？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边和俄罗斯、乌克兰等不具有主权国家身份的政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一边却极力阻拦台湾和其他国家建立同样的外交关系，这样自己打自己的脸，觉得好玩吗？
建议台湾外交部给卢沙野发一个荣誉员工证，毕竟，像卢沙野这样能心甘情愿打自己的脸、为台湾拓展国际空间的中共在任高级外交官，真的不多哦！
微语录精选 0428：毛利兰肯定干不过灰原哀
@银教授：有一天，我问佛：“活着很累，怎么办？”
佛说：“虽然活着很累，但死了就能一直休息了。”
我恍然大悟，原来这是老天在对我调休。
@tombkeeper：说保守吧，从性行为调查数据可看不出保守。说开放吧，连对动画人物都提出了圣人般的道德要求。这种宽以待己，严于律人的风气也不知道怎么形成的。
@真主钦点仁波刀：想到了一个网上吵架的万用答复，而且特别适合我这种中年直男 ——
“你怎么敢假定我的性别！？”
爱吃榴莲的小吴同学：在一个 gaybar 里，坐着和朋友喝酒
听他说了那么一句：我下周一又要去装直男了
突然就意识到了一些什么
长叹了一口气
@互联网见闻录：能治愈你的是睡觉、火锅、小动物、大自然、有钱，很少是因为人类
@tombkeeper：毛利兰肯定干不过灰原哀。因为灰原哀是 AI。
@荒谬 - 西西弗斯：开个 tag 讲讲八字 #人生的核心竞争力是八字#
这个礼拜聊了一家做 pack 件箱体的公司，老板之前是做手机抛光材料的，4G 转 5G 让这个行业快速消亡。
他在 2016 年开始转型，各种因缘际会做进了比亚迪供应链，去年乘着比亚迪汽车销量爆发的东风，营收翻了十倍，今年下半年准备报辅导了。
老板自己也挺懵，我只是个做贸易的，没什么制造业经验，这两年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制造业领袖呢，只能说一切都是历史的进程。
@tombkeeper：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不过六十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两边都还是帆船。二十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就有了蒸汽动力的战舰。
世界是加速发展的，现在只会比那时候更快。发展速度不但也是国家安全问题，而且是最根本的国家安全问题。
@伊利达雷之怒：移动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好处就是，以往打点好几个巨头媒体就能让企业的负面新闻消失于无形之中歌照唱舞照跳这种事一去不复返了。
@柳叶安安：老大搂着老三，说：“我们是亲兄弟，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和大哥说。就算大哥去读大学了，你遇到问题也可以给我发信息，比如交不到朋友啦女孩子不理你啦。”
老三扭捏了一下，说：“现在说这个还太早了吧。”
@黄斌：我跟老三说，你的那个好朋友，方方面面都特别棒，不如介绍给姐姐当男朋友。老三马上跳起来说绝对不行！我的那个朋友一定会对我说：“我把你当兄弟，你却想害我！”
揭开鸦片战争中被刻意隐藏的六个历史真相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6月～1842年8月)。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闭关锁国”后的中国落后于世界大潮。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开始向中国走私鸦片，来获取暴利。为打开中国市场大门，英国借口1839年六月林则徐的虎门销烟，而发动的侵略战争。后因战事不利道光帝派直隶总督琦善与英国议和，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第一次向外国割地、赔款、商定关税，严重危害中国主权。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虎门销烟和鸦片战争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新篇章。
1.鸦片的来历
毫无疑问，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源头，它总会引起中国人的痛楚：屈辱的时代由此开始。然而，这并非事情的全部。
鸦片，是罂粟的初级产品。而罂粟确实上帝赐予人类的一个大家族：它有28属，250多种;主要生长在北半球几乎整个温带和亚热带地区。而这个地方几乎是全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在瑞士发掘的公元前4000年新石器时代屋村遗址中，考古学家便发现了“鸦片罂粟”的种子和果实的遗迹，并且属于人工杂交种植的品种。到公元前3400年，如今伊拉克地盘的两河流域，人们已经大面积地种植这种作物了，而且给它以“快乐植物(joy plant)”的美名。
至少在公元前2160年，鸦片已经成为兽医和妇科药品。已经发掘的公元前1500年古埃及墓葬中，“底比斯鸦片”已经属于高级品牌。延续到公元前300年，古希腊已经把鸦片作为普遍的饮料。在《圣经》与荷马的《奥德赛》里，鸦片被描述成为“忘忧药”，上帝也使用它。至少在公元前两世纪的古希腊名医加仑(Galen)，就记录了鸦片可以治疗的疾病：头痛、目眩、耳聋、癫痫、中风、弱视、支气管炎、气喘、咳嗽、咯血、腹痛、黄疸、脾硬化、肾结石、泌尿疾病、发烧、浮肿、麻风病、月经不调、忧郁症、抗毒以及毒虫叮咬等等疾病。
繁亢的列举我们不再继续，总之一句话：鸦片几乎伴随着人类的全部历史。17世纪的英国医生、临床医学的奠基人托马斯.悉登汉姆(Thomas.Sydenham)歌颂道：“我忍不住要大声歌颂伟大的上帝，这个万物的制造者，它给人类的苦恼带来了舒适的鸦片，无论是从它能控制的疾病数量，还是从它能消除疾病的效率来看，没有一种药物有鸦片那样的价值。”“没有鸦片，医学将不过是个跛子”。这位医学大师因此也获得“鸦片哲人”的雅号。
我们的祖宗也早就熟悉鸦片。文字的记录是贫乏的，但至少在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时，鸦片就传到了中国。三国时名医华佗就使用大麻和鸦片作为麻醉剂;在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就有鸦片进口的记录，唐代阿拉伯鸦片被称为“阿芙蓉”;公元973年北宋印行的《开宝本草》中，鸦片定名为罂粟粟，这后一个“粟”当蒴果解。当成吉思汗的铁骑踏遍欧亚大陆以后，鸦片也成为社会商品的一个重要种类，但那都只是入药佳品。
大约1600年代，荷兰人通过台湾把北美印第安人的烟斗连同烟叶传入中国，中国开始有吸烟者。其广泛程度令中国的统治者恐慌，崇帧皇帝下令禁烟。因为曾经有人把鸦片混入烟草吸食，始料不及的是，烟草被禁却导致了吸食纯鸦片的泛滥。直至18世纪中叶的清朝官员黄喻普才首次记录了台湾人吸食鸦片的具体过程。他断言：除了杀掉吸食鸦片者，否则无法令其戒除恶习。
2.鸦片贸易在中国的兴起
17世纪末，康熙皇帝恩准外国人在广州经商，附加了八项严苛的限制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必须经户部批准的“公行”方得以从事对外贸易，它成为官方特许的商行，于是就有了腐败的门户。广东的地方官员和具有官家背景的人通过贿赂获得特许，户部官员则获得贿赂。整个18世纪中外贸易在发展之中，英国人逐渐取代了葡萄牙人、荷兰人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角，贸易的范围十分广泛：茶叶、糖、蚕丝、瓷器、纸张、珍珠母、樟脑、肉桂、铜、明矾、金银、丝制品、漆器、植物油、竹器、大黄等商品换回欧洲人带来的棉花、羊毛及制品、铁、铅锌、钻石、辣椒、钟表、珊瑚、琥珀、鱼翅、鱼、米等商品，鸦片也跻身其中。
贸易的发展导致西方文化、宗教、道德观念等意识形态也渗入中国，朝廷担心这会严重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从而动摇朝廷的统治;民间也对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宗教与文化产生抵触，于是必须加以限制。迂腐的皇室认定西方货物包含着诱惑，限制的措施一方面严格控制外国商人仅限边远的广东;另一方面禁止以货易货的实施。于是官员们随心所欲地认可允许进口的货物，且规定出口必须换回金银。由于中方市场有限，严重的出超使英国为主的商人难乎为继，此外，以英国商人为主的外商，更垂涎三尺于中国内地广阔的市场。
由于中国的茶叶同样使英国人上瘾，商人们必须用现银购买茶叶导致巨额逆差，而内地市场严禁外商涉足，有限的贸易额不足以弥补这个逆差。为了弥补这种逆差的商人们很快发现，只有两种商品官员们从不禁止进口：棉花和鸦片。棉花主要产出于埃及和印度，埃及的运输成本导致无利可图;即使印度的棉花也获利菲薄;而产于印度的鸦片却有暴利可图，官员们特别需要它来发财。中国虽然已经盛产罂粟，但鸦片质量却不是印度鸦片可以比拟的，何况国产鸦片远不能满足需求。
鸦片导致不良后果的证明在于：雍正皇帝1729年曾下令禁止鸦片贸易。处罚包括100军棍、三个月戴枷囚禁、流放新疆直至处死。但对于吸食鸦片者免罚，也没有限制鸦片进口的任何规定。对种植和生产鸦片的严处，无异于鼓励鸦片进口贸易，仅禁令颁布当年，就合法进口鸦片200余箱。到1767年增加到1000箱，到1790年便达4000箱。不可思议的措施只能以朝廷的昏庸来解释。而且另一个原因显然是，进口鸦片要支付给朝廷执照税，朝廷珍惜这笔收入。这个税一直到1796年还在征收。
一个苦涩的故事是，1793年英国首任外交公使马戛尔尼(Ma Cartney)率七百余人的庞大使团携各种礼品抵达北京。使团的规模与礼品之丰厚表明了英王的重视程度。在英皇乔治三世给他的授权书里，不仅有自主做出让步决定的权力，而且还有必要时同意禁止东印度公司把鸦片输往中国的英王允诺，以符合中国的鸦片禁令。英国特使谋求中国开放内地市场。但马戛尔尼拒绝了必须对乾隆皇帝行跪拜礼的要求，于是被视一切外国均为夷、礼品必是贡品的清朝认定为大逆不道，清廷遂限期逐其出国门。
而他所赠送的大批先进的科学仪器和机器都被安装于皇宫当做玩物，所提议的建立中英两国外交与商业联系，亦未讨论即被拒绝。英王促进英中正常贸易全面开展的企图寿终正寝。非但如此，马戛尔尼却通过与满清官员的接触得出结论：“清王朝已经腐败衰弱，不堪一击。”称之为“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他提议英王注意清王朝的垮台，以便得到“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1816年，英王又派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以继续马戛尔尼未完成的使命。结果在跪拜礼问题上又僵持住了，这回清廷干脆连对话也不考虑，直接把他们遣送出境。
进口鸦片导致国库银两剧减，1799年嘉庆皇帝颁布了禁鸦片令，禁止进口、销售鸦片和种植罂粟。这使原来就依靠种植和加工本国发财的清国皇室及官僚很伤脑筋。他们阳奉阴违，一方面隐秘地继续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另一方面借着禁止进口而加入走私，因为走私连税也不必交。1800年，至少西南各省自产鸦片就超过进口。到1830年代，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官僚与皇室都掩护罂粟种植与加工，产量大大增加。而进口鸦片被禁又使鸦片价格剧增，走私则使皇帝的禁烟令成为一张废纸，朝廷原来收取的税银全部落入官员和买办的腰包。他们与外国――主要是英国――鸦片商互相勾结，走私鸦片如入无人之境。
魏源追述：广东水师巡船“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水师副将韩肇庆专门护送走私，走私鸦片干脆由水师包办运输，每万箱抽数百箱报功，韩竟因此“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福建水师居然全靠协办走私鸦片为业，甚至“夷船之鸦片一时不能进口，往往寄顿于炮台附近”。浙江官军也不甘落后，英国政府蓝皮书称：“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高级官吏与政府人员，对于鸦片走私公开地默许，前任和现任巡抚都从中取利，听说北京的军机处也暗中允许。”“他们纵容烟贩从外国船上取走鸦片，有时甚至将官船借以转运。”马克思也在美国报纸上发表评论： “那些纵容鸦片走私、聚敛私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都逐渐腐蚀着这个家长制的权力，腐蚀着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精神联系。”
鸦片之所以如此炙手可热，原因在于市场有巨大需求。当时人士蒋湘南调查：京官中吸食鸦片者达十之一、二;幕僚吸食者达十之五、六;长随、吏胥不可胜数。林则徐报告：“衙门中吸食者最多，如幕友、宦亲、长随、书办、差役，嗜好者十之八、九。”1831年刑部奏称：“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之人，而各衙门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者，甚属寥寥。”
皇室内部也是鸦片鬼成群。神机营管理大臣桂祥便是著名的大烟鬼;甚至连慈禧太后本人也是鸦片吸食者。乃至清廷禁烟措施中，不得不把一品以上官员、六十岁以上人士列入禁烟行列之外。就在道光皇帝的心腹大臣中，以军机大臣穆彰阿、重臣琦善、耆英、伊里布等，都是鸦片走私的受益者。
由于清国官府与军官的参与，走私鸦片的数量甚至比禁烟前的进口更甚。英商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印度的鸦片，他们运至珠江口的伶仃岛批发给中国有官府背景的走私商，1790年代每年进口约4000箱鸦片，禁烟令以后1810年代达4494箱; 1821-1828年扩展到9708箱;1828-1835年增加到18835箱;1835-1839年竟高达30000箱以上。又例如英资怡和洋行的郭士立医生(Dr. Karl Gutzlaff)每年贿赂钦州官员2万美金，鸦片就得以长年累月平安登陆钦州港。走私导致鸦片输入大增，乃至东印度公司急忙扩大印度的罂粟种植，增加鸦片产量，否则就供不应求。据统计，在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里，中国输入鸦片达三亿元以上。
3.英国对鸦片的争论
英国的鸦片贸易也并非只针对中国，在当时的世界，鸦片贸易是合法而且正常的，但因中国市场需求导致贸易额巨大，1830年代，鸦片占英国对华贸易总额的一半!唯利是图的英国政府可以获得大额收入。鸦片贸易在英国本土也属于正常贸易，只是没有吸食鸦片的市场。
直至1868年英国才制定《毒品药店法案》，这个法案只不过对英国本土的鸦片贸易给予一般性限制而已，真正的禁止鸦片一直到1914年。英国甚至制造相当多鸦片产品，例如一种常见的儿童鸦片糖“巴拉高利”(Balagoli)，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是使婴儿安静的家常药物。而1885年美国才立法禁止美国本土的鸦片贸易，但禁令并不严密。一个典型的事例是，著名的可口可乐饮料直至1903年尚含有微量可卡因。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异议。英国许多有识之士早在1780年代就十分强烈地谴责并呼吁政府取缔鸦片贸易，而且这个呼声一直不断。如沙夫茨伯里伯爵(Shaftesbury)宣布：“我充分相信这个国家怂恿这种罪恶的交易是极坏的，也许比怂恿奴隶贸易更歹毒。”托.阿诺德(T.Arnold)博士称英国允许鸦片贸易“如此邪恶以致它是最大的民族罪孽”;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格拉德斯通(Gladstone)说：“就我所知和我所读过的，这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一场使国家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
处理中英关系的官员乔治.斯当东勋爵(George Staunton)也在国会声明：“我们不否认这个事实，要不是鸦片走私的话，就不会有战争。”就连东印度公司鸦片代理处经理赛蒙(Sam)也写道：“鸦片产品摧垮了人民的健康，使其道德沦丧。哪里种植鸦片，那里的人就吸鸦片，种得越多，吸得越多。” 但多数人不赞成禁止鸦片贸易，一些人属于对鸦片没有正确的认识;另一些人则完全因为鸦片带来的巨大利益。那时英国报纸对反对和拥护鸦片贸易的意见统计大约在1:5，于是英国议会长期通不过禁烟法案。
4.林则徐、义律其人其事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指挥打响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国政府全权代表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nt)本人就是一个坚决的鸦片贸易反对者。他原任英属圭亚那医疗舰《奴隶护神》号舰长，前任英中联络官罗宾逊爵士也是鸦片贸易的反对者，他报告英国政府：“无论什么时候，英国政府要我们制止英国船只参与鸦片非法贸易，我们都能够完成。但更确实的办法是禁止英属印度的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这个建议导致印度当局的强烈反对，他终于被免职，临时委任义律担当此职。义律一上任就要求英国政府改变在中国的历史航向，敦促政府采取措施制止鸦片走私。他个人认为这种贸易是一种罪行，是大英帝国的耻辱。在给伦敦的报告中，义律写道：鸦片贸易“给打着天主教旗号的国民丢脸。”
林则徐则是中国方面严禁鸦片的代表人物。当道光皇帝发现库银已从7000万两下降到不足1000万两时，启用了林则徐任禁烟钦差大臣。林下令收缴鸦片时，义律未经请示伦敦也没有任何讨价还价就命令英国商人交出所有存货20283箱鸦片，并代表英皇承诺赔偿英商的损失。此举令林则徐都感觉惊讶和满意，却令英国朝野愤怒。只是中国历来的宣传都不提义律个人在收缴鸦片中的决定性作用;而英国则忽略了他在割让香港问题上所起的作用，至今连《英国名人大词典》仍未提及正是义律首先提出割让香港的要求，并且实施占领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一阶段后，义律在提交《穿鼻条约》时，又未经伦敦批准。这个条约的主要要求是：a,将香港让与英国;b,赔款六百万元(这是琦善主张的数目);c,英中官员平等相待;d,限于(1841年)春节后十日内恢复广州贸易。该条约琦善仅以割让香港须皇帝批准，其他照准。
而英国政府并不满意，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打开中国的贸易封锁，获得在中国全境自由贸易的权利。1841年8 月，义律被免职，璞鼎查(Henry Pottinger)接任。维多利亚女王称义律为：“一位完全不遵守指令而努力争取最短任期的人”。义律被调往北美得克萨斯任英国代办，就算是与林则徐被充军新疆扯平吧。
说鸦片战争的导火索是鸦片，这原本不错。但这次战争的本质却并非鸦片。鸦片是显示剂，它把中国专制统治的腐败暴露无遗;鸦片又是腐蚀剂，使这个本来就已经腐败不堪的体制更加腐败。恰如马克思所说：“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忠勇之士忧患于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尽管范文澜尊林则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以他们的能量而言，无力回天。
林则徐于1839年5月18日收缴鸦片完毕;6月3日开始销毁。此时英国只有二十余艘商船由唯一一艘小型护卫舰《英王拉尼》(HMS Larne)号保护。林则徐没有坚持让这些鸦片商人签署契约保证停止鸦片贸易;当义律命令商人按照中国官方要求缴出全部鸦片时便满足了。而英商马地臣、查顿则向英国政府状告义律，因为中国官员有人偷偷告诉他们：只需缴“六七千箱足矣。”
销毁鸦片时，林则徐邀请一位美国商人金(C.W.King)、一位美国传教士埃利加.布里奇曼(Elijah Bridgman)到场观看。金告诉林则徐，英国正应那些商人请求，派出的蒸汽炮舰已在途中。林则徐对这个情报显然没有足够的重视，没有意识到他销毁的只是鸦片，并没有销毁中国巨大的鸦片市场，更没有销毁鸦片商们对暴利的渴望。他也没有采取足够措施，使正当贸易的商人与鸦片走私商分开。
直到7月7日，一伙英国水手划船到九龙尖沙嘴的小酒馆酗酒，捣毁了村民一座神龛，引发斗殴。结果村民林维喜伤重不治。林则徐要求按大清律将水手中一人偿命;义律则同意赔偿死者家属，惩办所有参与此事的水手，但拒绝只以其中一人被判极刑顶罪。大清律与英国法律在此冲突，它也是后来治外法权的由来。
双方僵持不下，林则徐向所有“海外夷人”发布通告，命令他们顺从天朝。8月15日，林下令禁止一切贸易，封锁外国在广州的全部企业，并派兵开进澳门。义律则命令香港、澳门的英国商人及其家属登船，驶离海岸;林进一步命令严禁村民供应英船任何日用品，并且派战船封锁英船，一旦发现上岸的外国人，一律就地正法。
9 月5日，义律派英商郭士立作为特使，交给林的信件之一，要求解除对英国船只的封锁，恢复正常贸易关系;之二则要求制止村民在英船取得淡水处投放污垢物甚至毒物。林拒绝了。下午两点，义律发出最后通牒，得到的是置之不理。3点，英国军舰向封锁的中国战船开火，以图突破封锁。《时代周刊》称之为鸦片战争第一枪。其实这顶多只是一场局部的武装冲突，称不上任何战争。
5.鸦片战争始末
冲突结束之后，无论正常贸易仰或鸦片走私，在整个过程中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区别仅在规模缩小了许多。销毁鸦片的一个“副产品”就是鸦片价格飚升，铤而走险的大有人在。双方僵持数月却没有积极的解决不能不是林则徐的一个失误，这种僵持除了导致英国军舰陆续到达以增强实力之外，还被英国那些反对禁止鸦片贸易的势力利用，致使武力解决问题的主张逐渐占上风。
11月4日，英国军舰与中国水师在穿鼻、官涌海面开始武装冲突，至13日，此类冲突共发生六次，双方各有损失。连同9月5日那一次冲突在内，林则徐报告朝廷称之为“七战七捷”。道光皇帝大喜，在朝廷昏官的一片赞扬声中，道光皇帝12月下令禁止广东口岸的全部对外贸易。林则徐于1840年初奉命正式封港，断绝中外之间全部贸易往来。
这种全面的禁止一切贸易一直持续了四个多月，矛盾的焦点已经不再是鸦片的问题，而是闭关锁国与自由贸易的冲突。腐败僵化的清政府与实行炮舰政策的英国政府已经到了非战争不能解决分歧的地步。
但林则徐与义律之间的函件往来并没有中断，义律提出了运输、贸易以及限制鸦片的各种方案。不过林则徐坚持除林维喜案的要求外，其他一概不予理会。僵持至 1840年5月，抵达珠江口的英国军舰已达48艘，大炮540门，军队25000人。英军反向封锁珠江口。
5月9日夜，林则徐派火舟10艘主动出击，焚毁英国办艇11只;义律并不在防备森严的广州还击，率舰40艘北上，攻厦门、陷定海，于7月12日抵大沽口讹诈清廷。道光皇帝眼瞧英舰威胁京畿，连忙派大学士署直隶总督琦善赴天津大沽议和，皇帝诏曰：“禁烟措置失当，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定能代伸冤抑。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
琦善明确对义律表示只要英舰返还广州，朝廷一定查办林则徐、邓艇桢等。英国军舰于是南下。8月道光委任琦善为钦差，9月28日免林则徐、邓廷桢职，11月29日琦善抵达广州。义律提出赔偿战费及没收商品包括鸦片损失费;重开商埠;给予英商专用码头;规定税则;改革行商制度以及治外法权的14点要求。
琦善答复赔偿六百万元;除广州外另开一处商埠。英方坚持在福建、浙江、江苏另选两处商埠。琦善报告道光皇帝后，道光皇帝大怒，他原本以为革林则徐职、重开贸易即可解决问题，如今英国人决心打开中国自由贸易的大门，这是绝无可能的。于是，1841年1月20日，皇帝以最紧急件命令琦善，立即停止谈判，调湘、川、黔诸省兵援广州，准备一战;同时命令两江总督伊里布，见英船即开炮，痛加剿洗。
1月6日，义律获知中国将拒绝英方要求，马上照会琦善，一切待战后再商。并命令英国军舰挂红旗。琦善复照义律，警告英国勿轻举妄动，否则一切已答应之要求将化为乌有。7日英舰20只、兵员1500余人，进攻沙角、大角两处炮台。清军二千人不敌，两处炮台均陷落。
20日，义律停止作战并通过澳门当局致琦善《穿鼻条约》草案，要求割让香港。琦善于正月初三签订该条约，但保留待上奏批准后方有效的尾巴，道光皇帝得奏后嗤之以鼻，谓为“一片呓语”。26日，英军不等皇帝批复，即遣《硫磺号》军舰登陆香港，并发文告称香港居民为英国子民。广东巡抚怡良2月10日报告朝廷，其实道光皇帝已经于1月27日诏告中外，义正词严地对英国宣战了。此时再闻报，即授喻内阁：“琦善擅与香港，辜恩误国，著即革职锁拿，押解来京严讯，所有家产查抄入官。”
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军事冲突升级为战争。义律立即于2月26日进攻虎门;27日进攻乌涌。至3月3日，英军已经兵临广州城下。腐败的清朝政府，公开宣战之后一个多月，非但没有战争准备，就连委派接任的官员亦未到任。3月5日，接替琦善的大臣之一杨芳始抵广州;18日，义律委托美国领事提议调停，杨芳同意，双方于 20日结束战事恢复贸易。杨芳与广东巡抚怡良奏报：“虎门既已失守，近省猎德、大黄滘等处亦被闯入，省城别无屏障可以控御。
陆续调到之官兵虽有八千，但皆不习水战。旬月以来，英军所以没有攻打广州，实恋通商。英货船有九只满载洋米九万担，粤东产米无多，可见英人并非包藏祸心，莫如权作变通，允许英商到广州贸易。”道光皇帝答复：“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逮问琦善?”4月18日将杨芳、怡良革职交部严处。没几天，23日，又谕革职留任。
4月14日，接任琦善的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抵广州，经过一番谋划，从5月10日起开始进攻英军，至21日夜，烧毁英船两只，英军退守南岸。杨芳与义律经营的停战、恢复贸易局面亦不复存在。已经停下来的战争进一步升级。22日英军开始反攻，清军伤亡惨重，至24日上午，广州城郊各据点系数被英军占领，广州完全暴露于英军火力之下。尽管三元里等地百姓自发参战，并杀伤英军若干，终究难挽颓势。27日签署《广州和约》，缴纳“赎城费”六百万元、赔偿英商损失三十万元，清军撤离广州六十里，英军亦退返海上。
但英国政府对于其全权代表义律的举动并不满意，5月3日林则徐离开广东流放新疆，随后，义律也被免职。接任义律的璞鼎查，按照英国政府的要求下指挥英国军舰北上，要一鼓作气彻底打开中国大门，在厦门、宁波、定海、镇海、吴淞、上海、宝山、镇江等地连续打败清军，1842年8月，英军兵临南京城下;29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被称为中国近代史开篇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这个条约规定：一，中国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二，割让香港;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四，协定关税，即英国进出中国海关货物之税率，要由两国共同议定;五，中、英两国商人可以自由贸易。无可否认，这个条约远比《穿鼻条约》、《广州条约》苛刻得多。
《南京条约》尚不是鸦片战争的全部结局，1843年7月的《五口通商章程》及10月的《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又增加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
6.鸦片后话
我们纵观整个鸦片战争的前因、过程及后果，不难看出，鸦片并非战争的全部。鸦片并不是英国人带来中国的，它早就在中国存在巨大市场。不是鸦片导致腐败，而是腐败已经造就了鸦片市场;反过来，鸦片又进一步促进腐败。如果寻找一点安慰，那么清朝政府是世界上最早意识到鸦片的危害，并且最早颁布禁止鸦片令的政府。
在那个年代，人类对鸦片的认识远不同于今日。世界各国，包括英国本土在内，都没有对鸦片设立限制。问题在于，只有中国社会吸食鸦片泛滥成灾，乃至于形成巨大的暴利市场。英国商人如同猎狗，逐利而来。如果没有中国官员的配合，英国鸦片商跟本无法从事走私鸦片的任何活动。西方从那时起将近百余年的“黄祸” 说，也根本不是我们现在某些人所想象的、如同成吉思汗那样的野蛮入侵，而是“鸦片鬼”之祸害。
大致在 1820年代，广东、福建沿海华工(苦力)便以一定规模开始输往海外，俗称“卖.仔”。他们中约95%属于契约劳工，待遇是非人的，在遭受层层盘剥之余，他们还必须偿还国内“蛇头”的欠款。于是为了解除烦恼，带去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在东南亚一带吸食鸦片不是华人首创，却因大批华人抵达而扩大了这种嗜好。华人占95%以上的新加坡，三分之一男人鸦片上瘾;菲律宾有190余家鸦片馆，只为华人服务;在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内，鸦片成了广泛的消遣方式，乃至于白人排斥华人甚至包括那些亲近华人的白人妇女。
1888年一艘叫“阿富汗”的船只抵达墨尔本，当地居民自发组织纠察队不许船上250名华人下船，理由仅为抵制鸦片侵入墨尔本;在美国因为南北战争大量使用鸦片作为医治伤员的药物，鸦片已经被广泛使用。华工到来使之更趋严重。凡中国社区必有中国人开的鸦片烟馆，它使华工收入的几乎一半消费在鸦片烟里。1885年一项调查显示，仅旧金山唐人街便有26家鸦片烟馆，每馆可以同时容纳24人吸食。不止吸食鸦片，赌博、卖淫、高利贷都在这些烟馆里蔓延开来;在秘鲁，鸦片与华工同时输入，那些发现暴利唾手可得的中国商人很快就构筑了一条把中国鸦片经美国运到秘鲁的黄金途径。
鸦片战争的一个结果是中国从单纯的鸦片输入国变成输出国，与中国苦力同时输出。随后便发展到这些国家。例如1888年澳洲的鸦片输入便达17684磅，到1890年4月，仅维多利亚一个州，欧洲裔鸦片吸食者便达700余名; 1875年《旧金山晚邮报》统计，全美共计有12万鸦片的“瘾君子”。该报特别声明：此数据尚不包括华裔在内。1885年输入美国的鸦片达208152 磅。美国的排华法案，鸦片是根本原因。
对此，美国参议院牧师纽曼博士(J.P.Newman)1874年的演说具有代表性：“中国人作为家仆、洗衣工、体力劳动者、矿工等大批到来。我们尽我们所能使他们文明和基督化(我们给他们学习的学校和宗教的殿堂)。但他们到来时都已经虚弱不堪，鸦片使他们浑身无力。我们需要他们做体力劳动者;我们需要他们做仆人;我们需要他们做市民。因为从密苏里到金门的广阔土地上，只有不到100万白种居民。我们欢迎他们，但如果他们是鸦片吸食者，我们无法欢迎他们。”
也许鸦片的祸害恰是全球化的先声，毒品对全人类都是一视同仁的，它不会只伤害一个民族或一个人种。1898年美国打败西班牙获得菲律宾的统治权，那里的鸦片泛滥使美国占领者头疼，于是一个委员会于1903年成立，采取了取缔烟馆、禁止输入鸦片的强制性政策。美国认识到如果没有全世界的共同行动，鸦片是禁不住的。1906年这个委员会的布伦特主教致函罗斯福总统，美国正式开始号召全世界起来反对鸦片走私及其他毒品。
1909年2月，人类首次禁毒的国际会议在上海召开，13个国家参加这次国际鸦片委员会会议。略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会议因对慈禧太后驾崩表示尊重而延期一个月，慈禧正是一个鸦片鬼。这次会议虽然没有实质上的制约能力，但它毕竟是人类首次国际意义上共同讨伐毒品的宣战：“国际鸦片委员会渴望能力促各国政府在自己的领土内采取措施，控制吗啡及其他或能带来相似结果的鸦片衍生物的生产、出售和分销。”
1924年出版的英国女作家艾伦.拉.莫特(Allen La Mott)《鸦片民族》一书，她强烈谴责了殖民国家对待毒品的态度之后，又预言：“假设鸦片是为了东方而生产，可是多余的产出必然会回流到欧洲和美洲。”
后来的毒品历史证实了她当年无心的预言，这是否证实了这样一个哲理：任何针对部分人类的歧视与伤害，都是对全人类的伤害?或者用简单的中国俗话表述：害人终害己。这个毒品之害，延续至今也为祸不浅，成了人类文明的恒久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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