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二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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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广东十三行
我们日常极为熟悉一些历史名词，比如“鸦片战争”，在国际学术界并不常用。国际上一般把两次鸦片战争称之为“英中战争”或者“通商战争”。不一样的说法，实际上体现出对这两场打开中国国门的战争的本质认识不同。
第一次鸦片战争导火索是鸦片贸易，但真正的起因是中英两国贸易问题。
一、满清的贸易政策
满清延续明朝的闭关锁国政策，直到1684年才开放海禁，允许定点通商。奉行的是不对等的贸易政策——我的茶叶、瓷器、丝绸你可以随便买，但是我的市场你不能随便进。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单边贸易”、“贸易壁垒”。
满清开始并不重视海外贸易，所以海关税率很低，大概是4%，但是由于税收体制不透明，官僚腐败和贪婪，随意征缴，导致洋人做生意实际缴纳的税率在20%以上。作为中国当时最大的贸易国，英国仅仅在乾隆朝的十年（1781－1790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1640万两，在嘉庆朝的十年（1800－1810年）则达2600万两。到19世纪30年代初更是屡创新高，每年贸易逆差达到了300万两白银以上。当时包括英国人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国家奉行的是金本位货币，并没有那么多白银，显然这样做生意是没法持久的。
从乾隆开始，也就是1757年，满清大走回头路，原来的四口通商，变成只开放广州一个口岸，而且还是有限贸易——指定只有通过广州十三行才能进行洋货买卖，这就是所谓的“中间商赚差价”，大大增加了贸易成本。同时还制定了专门防范洋人的《稽查管束夷人条例》《防范外夷规条》等，洋人不能随意接触其他中国人，而且也不能随意在中国定居、旅行，只能在圈定的范围内活动……这样严苛的条件下，英国人必须跛着脚做生意，占据绝对优势的工业产品根本无法进入内地市场，在当时的贸易框架下，根本不可能扭转逆差。
二、英国的谈判要求
从1759年开始，不堪忍受满清官员勒索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派出代表向清政府寻求谈判，主要内容就是要求扩大开放，增加通商口岸，革除海关勒索陋规，解决十三行随意拖欠货银，改革保商制度等等……这些要求如今看来那条不正常？那条不合理？结果在乾隆看来，上邦允许“蛮夷”做生意已经是莫大的恩惠，你还敢提要求？乾隆直接把东印度公司的代表以“勾结奸商，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罪名关了三年。
遭到挫折的英国政府于1792年又以马戛尔尼为特命全权大使，带着包括科学家、艺术家、医生等组成的正式使团以及600箱礼品，希望敲开满清通商的大门。乾隆对马嘎尔尼不行跪拜礼已经非常愤怒，一听还是要求通商，直接拒绝。
至此英国人还是不死心，1816年决定再派大使阿美士德，再次请求清政府保障外商权益，不要随意停止贸易，允许自由买卖，增加通商口岸。结果由于阿美士德在觐见嘉庆皇帝的时候，拒行三跪九叩之礼。嘉庆大怒：“中国为天下共主，岂能如此侮慢倨傲？”直接把阿美士德驱逐出国。
一而再，再而三，正常的谈判要求始终就是敲不开那一个个拖着猪辫子的脑袋。实际上从始至终，这个自视天下第一的封建王朝就根本没有谈判的想法。
三、逐步恶化的贸易争端
但即便如此，也还没有到刀兵相见的程度，因为英国人随后从鸦片贸易中看到了逆转的希望。
需要强调的是，那个时代并没有毒品这个概念，鸦片贸易刚开始和今天的香烟买卖一样，在全世界都是合法贸易。英国人在海外买，在自己的国家也卖。直到1868年英国才制定《毒品药店法案》，对本土的鸦片贸易给予一般性限制，到了1914年才真正禁止鸦片。
中国从明朝开始进口鸦片，是作为药材使用的。万历年间开始出现把鸦片和烟草混在一起吸食的记载，之后不久迅速成为有闲阶层的一种时尚，对鸦片的需求导致外国进口的增加，也导致在四川、云南、福建、浙江、广东等地开始种植罂粟。1729年，雍正就下令禁烟，但所禁的是烟草与鸦片的混合制品——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鸦片烟”，并非鸦片本身。鸦片进口仍作为药材的一项。
有需求，自然就有买卖。吸食鸦片在嘉庆年间成为一种全民时尚之后，英国人开始将鸦片大量输入。这下顺差立马变成了逆差，白银大量外流，引发诸多社会问题。满清一看这不行啊，遂于1838年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宣布鸦片贸易违法，派林则徐清缴洋商鸦片，围困商行，抓捕英商。这就是让中国人众人皆知的“虎门销烟”。林则徐不仅是禁烟，而是禁绝一切外贸，英国商人一刀切，尽数驱逐。
四、战端开启
至此中英两国由贸易引发的矛盾开始激化，无从对话的日不落帝国在商人们的强烈要求下，滋生了武力解决争端的想法。从1839年开始，英军军舰就开始在广州附近游弋。但即便如此，也还有对话的可能。统领英军的义律多次投书，结果没有一个满清大臣愿意对话，结果义律只能把要求最后谈判的《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丢在厦门的沙滩上……这个文书口气还算客气，“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
紧急时刻，道光皇帝也一度犹豫不决，担心开战。结果林则徐和两广总督邓廷桢联名给道光皇帝上过一到奏折，大谈“要打便打”。林则徐说英军“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大学士琦善则跟道光说洋人“日以牛羊肉磨粉为食，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每日食后，此为通肠之圣药……”
这不是搞笑的段子，这是一个拥有三千多年文明史，四亿人口的巨无霸帝国最高层之间的世界观。这样的人来决策，后果可想而知。所以满清轻而易举的下了跟英国人死磕到底的决心也就不足为怪了。无知者无畏，无畏不是因为勇敢，仅仅是因为无知，千古皆然。
五、拖不起的谈判
1840年8月，英国军舰抵达天津大沽口，吓坏了的道光没了之前的豪情，马上按照英国人的要求，把之前主战的林则徐等撤职，派出琦善去谈判。结果谈了一个月，也没有成果，琦善对英方所提要求，一概含糊表示“定能代申冤抑”，但前提是英军回广东“听候办理”。
英国人一看既然满清愿意谈判，就回到了广东。要求以之前的《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为蓝本，详细列明谈判成果。主要内容包括平等外交、赔偿烟款欠款、增加通商口岸、割让香港……英国人之所以要求割地，是因为满清不允许洋人上岸定居，那总得给我一个歇脚的地方。这跟俄国人完全是为了占领你的土地不一样。
结果好了伤疤忘了痛的琦善还是拖字诀应付，对于英方条件既不答应，又不拒绝，更不讨价还价，唯一的战术就是“拖”。经过一月和谈，双方未取得任何结果，英国人失去耐心，看来你还是只服大炮，所以决定“战后再商”。
战端重启，满清又是一败涂地。其间广州知府余保纯为了保住广州向英军乞和，加上双方商人要求保障贸易的请求，中英双方一度休战了两个月。这两个月的喘息，心存侥幸的满清并未设法谈判，而是抓紧时间调集重兵准备反攻，道光甚至放出豪言“务使该夷片帆不返”……
1842年5月26日，英军以死9人，伤68人轻微代价击败2万望风溃逃的满清军队，占领广州。满清不得不再次乞求谈判。
六、绝望的谈判
琦善先后和英国人达成了两项合约《穿鼻草约》《广州和约》，其中《广州和约》主要是赔款问题，要命的是《穿鼻草约》。这个草约实际上是口头协定，主要内容就是割让香港。琦善已经领教了洋人的厉害，再也不敢拖，所以口头上已经同意割地，允许英国人在“新安县属之香港地方一处寄居”，当时的香港指的是如今香港仔一带的小地方。
琦善作为谈判代表也确实是两头为难，他知道如果不答应割让这一条，肯定达不成和约。但以道光的性格，赔款已经是擅作主张，再割地那绝对不干。所以琦善也不敢上报实情，只能花言巧舌，指鹿为马，在上奏中只提赔钱，不谈割地。
而对于英国人来说，也很不满。消息传回国内，英国政府认为割这么点地方太没诚意，否决了这个协议，坚持要求香港全岛。
结果就是双方的大boss对《穿鼻草约》都不满意，全盘推翻。谈判又一次破裂，舌头推不动，又只能靠拳头。
1841年8月英军第二次北上，相继攻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7月势如破竹的英军攻陷镇江，切断了清朝经济命脉京杭大运河的漕运。满清再无底气，第三次乞和。
七、要求平等的不平等条约
这一次，双方只谈了7天，被彻底打趴的满清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全盘接受了《南京条约》。它被称之为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是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所谓的不平等条约开篇就是讲平等的——“清朝和英国停战并缔结永久和平及对等关系。”“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这些话为什么放在这么重要的文件第一条？实际上就是说，你家那种以上邦大国的姿态装逼格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除了赔款割地，增设通商口岸，允许英国人上岸自由贸易之外，还有一条经常被人忽视：就是共同订立关税。所谓的“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什么意思？就是你关税不能想收多少就是多少，大家得商量着来，根据商量好的税率征收。
如果你仔细读读这个条约的所有原文，倒是很容易看出原来的贸易有多不平等。
可以谈的时候你卖狠耍横不想讲理，被打怕了之后你才想要平等，天下没有这样的好事。
1860年的圆明园
满清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因为盲目自大、谈判不利吃了几次大亏，但却一点都没有吸取教训。各种毁约各种造作，终于在十几年后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
八、鼓励种鸦片的林则徐
虎门禁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实际上后来180度转弯，鼓励鸦片种植，这一点估计让很多人惊掉下巴。
首先要强调，鸦片在中国的泛滥，并不是从英国人输入开始的。在鸦片战争开始的十年前，也就是1831年，道光皇帝身边的一个叫做邵正的小顾问上了一道奏折：“近年内地奸民种卖鸦片烟，大多小贩，到处分销，地方官并不实力查禁。”
朝廷据此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地核查情况上报。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山西、陕西、四川、安徽、湖南、云南、贵州……均上报了罂粟大面积种植的情况，业已成行成市，涵盖全国。其中云南还上报“民间私种罂粟，缘费工少而获利多，积习已久。”其实云南在1736年，也就是乾隆朝就已经有罂粟种植的记载了。
这些国内产的鸦片，叫做“土烟”，对应于英国人的“洋烟”。土烟虽然早就已经流毒全国，但是因为小农生产，首先产量上不去，其次生产技术落后，提炼的纯度差，所以在“质量”上远远不如英国人工业化产出的“洋烟”，即便是洋烟价高，烟鬼们依然听从内心召唤，不支持国货。
面对洋烟大行其道，赚光白银的局面，太常寺卿许乃济1836年就给道光提了个惊世骇俗的建议：听任国内种植，以抵制外来鸦片。
有这种想法的不止他一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林则徐替皇帝背锅被免职，隔了几年又被重新启用为陕甘总督。1847年，江西抚州知府久闻林则徐大名，就写信给他请教如何发展地方经济。林则徐回信：“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若内地果有一种芙蓉（指鸦片），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而食？”
一个靠销鸦片登上神坛的民族英雄，给自己的粉丝推荐的致富之道就是种鸦片，还要种出好鸦片——历史就是这么有讽刺意味。跟他当年在虎门销烟的想法已经背道而驰。
实际上，鸦片战争的始作俑者——道光在没当皇帝之前就喜欢抽鸦片，其余亲王、郡王、公主、高级官员、高级文人瘾君子更是不计其数。要说他们禁烟是忧国忧民，那真是想多了。
所以满清禁止鸦片贸易真的抵御外辱，为民着想吗？显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洋烟赚走了大量的作为硬通货的白银，导致国内“银贵钱贱”，严重危及清政府的财税基础。
九、满清的小聪明
1842年，在英国人坚船利炮之下签署《南京条约》之后，一贯被满清视为蛮夷，打交道吃尽了苦头的西方各国一看原来这国吃硬不吃软，纷纷跟进，要求取得和英国同等的外交地位。美国人和法国人不费一兵一卒，稍加恐吓，就和吓破胆的满清签署了《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一系列条约。
美帝做生意最精明，比较讲究与时俱进，在《望厦条约》第34条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候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也就是世界变化太快，12年后咱们再商量要不要根据情况改。没想到这个很不起眼的条款埋下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伏笔。
可以肯定的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打疼了满清，但是根本没有打醒。满清骨子里根本没有意识到双方的争议本质是什么，巨大差距在哪里。只是一肚子窝火不敢发作。作为所谓的“天下共主”，被从前不屑一顾的蛮夷揍得鼻青脸肿也就算了，结果还要黑纸白字的签约羞辱，这在情感上是万万不可接受的。所以满清虽然签了约，但不过是作为打不过的缓兵之计，从心底从来就没有打算认账。
签约可以，但找各种借口不执行，或者钻中外文本差异的空子，就成了满清对付洋人的杀手锏。
比如《南京条约》中规定在通商口岸，洋人可以携眷入城经商定居。但是满清最害怕的就是民众受洋人影响，摆脱愚昧。所以在这方面耍尽了小聪明。两广总督耆英就想出一个办法，把洋人宣传成掏心挖肺的野兽，然后三天两头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斗洋人，洋人一问罪，就出来装好人和稀泥——协议我是想要执行的啊，但是刁民太多不允许我也没有办法嘛，你等两年啊。
耆英之后的徐广缙就做得更绝。英国人派军舰闯入珠江口内，这又等了两年了，你们该履行条约了吧。徐总督秘密召集爱国群众十多万人，驾着小船围堵英国军舰……英国面对这么大的爱国声势，毫无脾气。结果就是洋人整整七年无法进入广州城，更不要说打开预期的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赢了战争，却依然输了贸易！
在1845-1855年的十年中，英国输华的棉纱由260万磅上升到290万磅，增加不过10%，而棉布则由310万匹下降到200万匹，减少30%以上！（柯克：《中国》）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和生丝却几乎连年递增，茶叶增幅26%；生丝增幅更加高达65%！（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
五口通商前，生丝和茶叶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五口通商后，中国出口品种逐渐增多，皮革、猪鬃、锡、豆类、籽仁、食油……等等，所以中国实际上扩大了出口额。1850年到1856年英国对华贸易逆差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逐步扩大！短短的几年中，逆差额从427万磅涨到844万磅，几乎翻了一番（英国蓝皮书：《提交上院的统计》1857年）。即便英国人加大了鸦片的出口，但鸦片的盈利并不足以弥补巨大逆差，仅生丝一项出口就可将其抵消。
英国人费尽心思打了一仗，说干口水签了条约，结果战场上、谈判桌上赢回来的东西，在实际的贸易中还是输了个干净。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十、修约风波
12年很快就过去了，洋人一看这跟满清打交道到处是坑，满满的套路。看来协议还得细化一下，免得被钻空子，所以想起了《望厦条约》的那个第34条。
英、法、美三国在1854年和1856年两次提出修约要求，希望增加以前条约的可执行的细则。这其实是个比较正常的外交谈判要求，但是满清上邦大国的梦根本还没醒，满朝文武没人懂国际外交的概念，当时又被太平天国的内乱搞得焦头烂额，无暇他顾，所以对英法美的要求干脆采取鸵鸟政策，两耳一塞，不管不问。咸丰私底下对大臣表态，“择其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变通一二条”，“以示羁縻”，“大段断无更改”。
1856年5月，三国代表先是找到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叶名琛，发出修约照会，叶名琛是出了名的“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六不干部，年少得志，靠血腥镇压国内的起义得以官运亨通，但他也知道洋枪洋炮的厉害，所以对洋人的交涉一概打哈哈耍太极，背地里煽动民众去当炮灰——“但凡见上岸与在船滋事英匪，痛加剿捕，准其格杀勿论，仍准按名赏三十大元”。
叶名琛自我总结的和洋人打交道的有效方式就是一个字：躲！“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你都见不着我，还能谈什么呢。所以对于洋人的要求一概拒绝，甚至连谈判代表的面也不见。但这厮私底下又上表给皇帝大吹特吹，说要是洋人要是晃悠到其他地方找麻烦，就叫他们来找我好了。
见不到叶名琛的洋人只好沿海北上，希望能找到一个说话管用的满清官员谈判。在上海终于找到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但吉尔杭阿在皇帝的授意下又把洋人推回广东。这下洋人觉得被戏弄了，不干了，既然你们都踢皮球，我就直接找皇帝去。舰队直奔天津。在天津得到的答复还是回广东找叶名琛。洋人这下怒了。
十一、搞笑的战争
很快，洋人在修约问题上的怨气就找到了发泄口。1856年2月，广西西林知县张鸣凤认为在此传教的法国传教士马赖是和洪秀全一类的反贼，将其处斩。1856年10月，挂英国国旗的商船亚罗号涉嫌走私，水手被广东水师拘捕。这两件事凑合在一起，英国人和法国人决定将计就计，以两个事件为借口，正式开战，以打促谈。美国人和俄国人也表示支持，但不出兵。
12月底英法联军对广州发起攻击，第二次鸦片战争拉开序幕。叶名琛在总督衙门建了一个“长春仙馆”，里面祭祀吕洞宾、李太白二仙；一切军机进止都取决占卜。两个大仙告诉他挺过十五天就平安无事，结果英法联军仅仅1天即攻陷广州，活捉叶名琛。
英法联军随后立即挥师北上。1858年4月，联军2600人抵达天津大沽口，兵临城下。5月攻占大沽炮台，满清不得不又乞和，坐下来和四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这个条约最让满清难过的不是开放更多的口岸，赔款或者是允许外国人传教，而是“双方互派公使；外使可行西礼，并进驻北京”。
满清这么多年以来之所以不愿意跟外国人打交道，害怕丧权当然是其一，但最害怕其实是辱国——洋人不行跪拜礼那一套，这见了皇帝不磕头，上邦大国赖以自慰的优越感就彻底崩溃了，让皇帝老儿的脸往哪儿搁？
这里我要稍微多说两句，为什么满清会如此看重这个“跪”字。中原王朝（蒙元不算）由于地理原因，势力范围向西最多也就达到帕米尔高原。在这么个半封闭的环境中，在周边蕞尔小国的簇拥之下，产生上邦大国、天下第一的错觉那是很正常的。这种心理一旦形成定式，就堂而皇之的成为王朝的尊严，丢不得也丢不起。只有万邦来朝，绝无国家平等。这种传统外交叫做朝贡外交，和礼尚往来、平起平坐的现代外交是两回事。说白了，就是你承认我是老大，换我的保护和真金白银的施舍。
满清承接明朝制度，没有所谓的外交部门，涉外事务是由礼部和理藩院两个原来处理朝贡事务的部门完成的。但这洋人不吃你那一套，坚持要满清按照现代外交的规则来——这些规则现在看来稀松平常，简而言之就是大家平起平坐，谁也别装逼。但在满清看来，不行跪拜礼，开领馆，驻使节等于事实上承认天朝梦碎，把泱泱大国和从前看不起的海外蛮夷们同列，万万不可接受。满清把这种愚昧的坚持上升到了国格的高度，大有宁可亡国不可乱了辈分的意思。
签订了《天津条约》后，1861年迫于形势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是外交部，但这个后来大名鼎鼎的机构根本没有正式的官品和编制！它只是军机处的下属机构，而且定位是临时性的机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连事业编都不算，大清帝国的外交部整个都是临时工。由此可见满清对于和洋人打交道的态度。那真是厕所里面的石头，又臭又硬。
十二、皇帝的脸面
《天津条约》签订后按照规定西方使节就要进驻北京了。少不了要面见皇帝，交换新约。咸丰皇帝一听说洋人使节要进京面圣，愁肠百结，他甚至想以取消一切关税、再多赔几百万两白银为筹码，阻挡洋人进京，后来又想在海上换约……总之，就是不想和洋人平等的打交道，免得老脸挂不住。
你看，国家真金白银的利益，都远远不如皇帝的脸面重要。
深谙皇帝心思的大臣桂良上奏说：“此时英、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签约就是为了毁约——这种打不过，又不守信用，把小聪明当做大智慧的中国传统，我们在史书中见得太多了。
在咸丰指使下，满清把大沽口的航道连夜给堵了，洋人只能弃船上岸。结果上了岸又被一大堆“自发组织”的民团包围，不让道。英法联军一向轻视清军，一怒之下自己清理航道，强行硬闯，结果中了在此等候多时的满清悍将僧格林沁的埋伏，大败而归。只有1200人的英法联军伤亡过半。咸丰自以为高枕无忧了，立马宣布废止《天津条约》。
满清背信弃义的偷袭和毁约，彻底激怒英法两国，回头调兵遣将，纠集了两万多人卷土重来，这回僧格林沁埋伏也不顶用了，1860年8月，联军势如破竹，兵临北京。
十三、残杀使节
这一兵临城下，咸丰的豪气顿消，立马乞和。两边在通州谈判。
英法派出了以广州领事巴夏礼为首的39人谈判团。本来谈判进行得还算顺利，1860年9月12日双方已经达成停战协议。巴夏礼坚持要进京递交国书，而且不行跪拜。满清谈判代表载恒说：“按中国礼制，见皇帝必须跪拜。”巴夏礼认为自己不是皇帝的臣子，坚决拒绝。
咸丰听说英法使节坚持要见皇帝，不行跪拜，还要带一千卫兵的要求后，认为“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咸丰恶向胆边生，指示僧格林沁抓捕英法使团全部人员，准备以此为人质，与英法谈判。中国人历来讲“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也是古今中外通行的基本的交战准则，满清狗急跳墙，最后一点道义都站不住脚了。
巴夏礼作为广州领事，在之前的亚罗号事件和广州沦陷过程中已经被满清在内部通报，认为是祸首之一，两广总督黄宗汉就在给咸丰的奏章中说，“……祸粤也，不去巴夷，粤难未已”咸丰作为一个自大的蠢货，想当然的认为这次巴夏礼就是联军统帅，“该夷巴夏礼能善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所谓擒贼先擒王，拿下他联军群龙无首，自然就崩溃了。
他给巴夏礼定的罪名是“叛逆罪”——由此也可见辫子族的可笑，依然认为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巴夏礼算是运气好的，他和另外8个人被直接送进北京的刑部南北二监。其他30个有些在前线直接被杀，剩下的则被关在北京城外的圆明园。这直接埋下了圆明园被烧的种子。
巴夏礼被抓的时候问僧格林沁：我们是谈判人员，打着休战白旗从你们防区经过的，且得到过贵方明确承诺“未尝苛待，居处适宜，待遇优渥”，给予通行安全。你们现在为什么不遵守规则呢？僧格林沁给他的回答就是按住他猛磕头。被抓的英法谈判人员除了遭受酷刑，当日即有被杀的。
英军统帅额尔金闻讯后大怒，在9月14日写给恭亲王奕訢的信函中，斥责清政府违背国际公法，以圆明园乃“英法侨民所受痛心疾首惨刑而死之地”为由，要求将其毁为平地，“以为此背信暴行之罚”；在此之前，绝不议和。
英法联军在得知谈判使团被扣的当天中午即对部署在通州的清军发动了攻势。联军四千人与僧格林沁所部精锐近万人在通州张家湾交战，结果清军惨败。数日后双方在通州八里桥再次交战，英法联军六千人大败清军骑兵三万人。满清此战损失了唯一可依靠蒙古精锐骑兵，再无兵力可以抵抗，被迫再次乞和。之前厚着面皮吹嘘“朕今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灭讨而张挞伐”的咸丰拍屁股一溜，又去承德“狩猎”去了。
这个时候满清才同意放回被抓的巴夏礼等人，但39个人中能回去的只有18个了，这18个已经不成人样，而那些死了的有3个人尸体都找不到。被关在圆明园那拨人下场极其凄惨，双手被捆，整日下跪，三天水米未进，手腕处被皮绳勒得生出蛆虫。英国人26人，死了13个；法国人13人，死了7个。《泰晤士报》记者包尔贝更惨遭分尸喂狗之祸，可以说尸骨无存。就这活着的18个本来按照咸丰的意思也是要杀掉，只是因为负责和谈的恭亲王奕訢头脑还算清醒，在英法联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压力山大，私自提前将他们放回去了。
英法联军兵不血刃，通过满清出兵专用的安定门进驻北京。英法联军并未像某些人写的一路烧杀掠夺，而是正儿八经的列队入城。当时的北京民众大批在安定门围观，甚至有人叫好欢迎，当带路党。毫无所谓的被占之痛——一个“宁赠友邦，毋与家奴”朝廷亡就亡了，对老百姓而言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何悲之有呢。
在和满清签署《北京条约》的列强中，出兵的英法得利并不是最大的，得利最大的是沙俄，他们借机通过《瑷珲条约》等一系列条约强迫清政府陆续放弃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的主权，中国从此丧失东北的出海口。英法可以说是空得恶名，而沙俄这个恶邻才是真正得了大利益。
十四、背锅的鸦片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跟鸦片还沾点边的话，第二次鸦片战争其实就是一场耍滑头不履约甚至蛮横毁约引发的战争，跟鸦片一点关系没有，叫做“鸦片战争”有极大的误导。
两次鸦片战争表面上看是商业利益纠葛引发的国家冲突，但本质上都是落后文明和先进文明不同价值理念的冲突。落后并不一定挨打，是落后导致的愚昧和野蛮必然导致挨打。
细细梳理一下整个过程，除了俄国是真正的狼子野心之外，西方各国的要求不过是通商互惠，平等交流，但这样的要求，必然会导致满清闭关锁国、保持稳定的愚民国策被冲击，最终导致破产。所以如果说西方的要求和中国的利益有冲突，那也是和满清统治者的利益有冲突；如果说屈辱，那也是道光、咸丰的屈辱。对于普通民众，鸦片战争的枪炮声，恰恰是打破铁屋窗户，摆脱数百年枷锁，真正进入现代文明的契机。
这里要多说一段鸦片的结局。
《天津条约》中将鸦片改称“洋药”，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后，满清为了对抗洋烟的输入，开始默许国内大面积种植罂粟，输出土烟。直隶总督李鸿章上奏，“既不能禁英商之不贩洋烟，即不能禁华民之不食洋烟”，应“暂弛各省罂粟之禁”。
这个口子一开，中国的罂粟产量大增，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罂粟种植遍及全国，史籍中很难找到不种罂粟的省份了。由于种罂粟远远比其他的农作物更为划算，在西南的云贵川三生，种罂粟甚至已经成为农民的主业。到1879年，全国鸦片的自给率竟达到80.12%，仅在1880年，“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共出烟土二十六万五千担”（苏智良：《中国毒品史》），罂粟种植已成为满清重要的财税来源。
国产鸦片的大量产出，对进口鸦片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进口鸦片的数量与销售价格大幅降低。而来自英国的鸦片彻底被挤出市场，不见踪影。到了1882年，满清的鸦片完全实现了自给自足，并且开始出口创汇。到了清朝灭亡前夕，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鸦片种植国……
是的，你没有看错。最后不是洋人毒害了中国人，是我们自己毒害自己，同时我们也毒害世界。
我们今天重新梳理这段历史，不是为了猎奇翻案，而是要厘清事实。真知只可能来自于真相，灼见必须是源于常识。如果180年过去，我们还是站在原地，不能理解真正的现代文明是什么，那这180年所经历的血泪、曲折、痛苦通通都没有价值，它只会成为重复重复再重复的大坑，一次次的等待我们跳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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