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二大爷
说话虽然是人张口就来的本能，但批评就不在其中了。在古往今来的中国都是一件需要莫大勇气、甚至付出砍头代价的事情。1660年，江南湖州（今天的浙江南浔）富豪庄允诚自行刊发了一部史书——《明史辑略》。由此拉开满清百年文字狱第一案的序幕。
《明史辑略》的原作者是南明大学士朱国祯，写成后一直小范围传阅，未能刊发。庄允诚是南浔富豪，家底殷实，儿子庄廷珑酷爱读书，因为眼病而致盲，受到史书上“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启发，也想做点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事情，就从朱国祯后人手中重金买下史书手稿，聘请江南一带有名文人加以大幅度扩充编撰，还请了原南明礼部侍郎李令皙为该书作序。庄廷珑书未成而病故，父亲庄允诚为了完成儿子遗愿，继续编撰，终于完成。
这本书因为如实记录了满清入关后的诸多屠城暴行，对此多有鞭挞批评，违反了满清伟光正的主旋律，被人告发。刚上台的康熙大开杀戒，先后株连千余人，被杀头的就多达七十余人。甚至连为这本书排版印刷的工人都不能幸免。其残酷程度，无以复加。
为这本书作序的李令皙自然也没躲过，当时他也因病失明，实际上序言是他委托的一个友人所写。但被捕后，他缄口不言，不愿连累友人，始终不提此事。本人被凌迟处死还株连了四个儿子。主审官见其小儿子刚16岁，于心不忍，就暗示他在口供中年龄减少一岁，因为如果是15岁按满清律例就可免死充军了。没想到李令皙小儿子年纪虽小，却极有气节，他说：“父兄俱死，不忍独生。”始终不改口供，随父兄一起赴难。
批评有杀头的风险，赞美是不是理所当然的安全？极权之下，这又不见得。
还是满清的事。乾隆十八年，也就是1753年，白莲教马朝柱的起义声势浩大，清廷一时间焦头烂额。江西抚州府金溪县人刘震宇，一个已经70岁的老朽，几十年科举不第，就想借此机会献计谋、表忠心，跪舔一下皇帝，看能不能独辟蹊径，升官发财。
刘震宇写了篇号称可以平叛的《佐理万世治平新策》，向官府投诚。他的文章通篇“陈腐套袭之言、迂阔难行之事”，这种跪舔文章当地的知府、巡抚都看不上，根本不搭理。他不死心，再向湖南巡抚投书。这回就投出了杀身之祸。
湖南巡抚范时绶也想证明自己政治觉悟高，上书乾隆，说这老家伙献策虽然通篇“感颂圣明”，“无悖逆诽谤之语”，但是明显不了解当朝的政策，有些建议不对路，属于妄议中央，革掉他仅有的“生员”也就是科举资格算了。
没想到乾隆可不是这么想的。刘震宇的八股文中有条建议是“贬关圣封号祀典及更易衣服制度”，这可是犯了清廷的大忌。满清作为彻头彻尾的境外势力，能够入主中原，贬岳飞、抬关公、剃发易服等措施是消弭汉人的反抗意识，保证满人能够长期欺骗民众、统治华夏的根本。那容你妄议？乾隆对湖南巡抚的处理很不满意，说这老头“无知愚民，乃敢逞其狂诞，妄訾国家定制，居心实为悖逆”，直接处斩。
刘震宇这个一心想要颂圣求荣的“小红粉”，就这样拍马屁拍在了马腿上，拍成了刀下鬼。
批评已然不得，赞美错了也不得，笼子里的奴隶们该怎么选择呢。还是要说满清。雍正的时候广东惠来县有个叫做屈明洪的县学教谕，就是如今的教育局长。他在读当时的反面教材、后来的禁书——《大义觉迷录》的时候发现，疑犯供词中有“仰慕广东屈温山先生”的话语，这个所谓的屈温山，应该是屈翁山的口误，就是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叫做屈大均，号翁山，是大名鼎鼎的明末岭南三大家之一，学问好，气节更甚，长期投身反清复明的事业，直到年老无望，隐归老家番禺，潜心撰写《皇明四朝成仁录》，为明末的忠臣义士立传，终不复出。屈明洪眼看已经入土几十年的父亲居然是当朝罪人的偶像，这还了得！
恐惧至极的屈明洪左思右想，怕受牵连的恐惧战胜了人伦的天理，立马带着父亲留下的诗文著作，跑到广州自首，揭发自己的父亲，说父亲死时，自己年纪尚幼，懵懂无知，父亲的反动诗文存留在家，自己一直没有觉察，是读了《大义觉迷录》，回去自纠自查，才发现父亲诗文的文字和内容违反了大清的核心价值观，所以亲自呈首投监，请正典刑。雍正觉得这正是自己英明统战的功劳，没有杀这个揭发父亲的可怜虫，只是把他和儿子流放，焚毁屈大均的著作了事。
思想和语言经过一代人的圈养，就成了这样。没有人伦也没有天理，华夏礼仪之邦，遍地衣冠禽兽。
正因为没有选择的权利，加上揣测圣意的艰难，才有了中国人独特的语境。批评什么，赞美什么，都是一种统治阶层意志的体现，不准、也无需个人作出判断。极权的体制下，全国只需要一个大脑，就是皇帝的大脑。全体臣民只需要复制粘贴圣语、圣意，除此之外，任何的思考都是非法，都是危险。
所以说当奴隶的艰难，就在于说与不说，成了一种两难，都需要官方指引。在此之前，唯有如太监一般，自我阉割，表明消弭自我觉醒的决心，表达人身依附的迫切，才能安稳。
但真相就是一种顽固的东西，就算你让所有的评论都下线，它也还躲在人的心里。不会因为你给驴粪蛋扑上粉，它就成了糖丸。它依然是个只有屎壳郎迷恋的粪团。
我们今天回过头看墙内满屏清廷辫子戏，《雍正王朝》《戏说乾隆》《康熙大帝》……除了通篇腐臭的清官明君情节之外，是否可有制度、文化、价值观之反思？可有放眼世界的、对照这两百年来人类文明进步真正差距的干货？一个根本不容许存在批评的王朝，一个自己用不间断的谎言堆砌赞美的王朝，一个事实上故步自封腐烂透顶的粪坑，赞美可还有任何意义？
愚昧和苦难是一对孪生兄弟，总是如影随形。愚昧必然导致苦难，苦难反过来又加重愚昧。
而批评和赞美，则是相互砥砺的盾与矛。缺失了任何一个，关于矛盾的吹嘘都是可疑或者可耻的神话。担得起批评，才受得起赞美。过滤了批评的赞美，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那些历史上依靠告密、迫害、杀戮等恐惧手段消除人民质疑和批评的人物，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霍查、齐奥塞斯库……即便喝饱了人血，站在无数人头累积的“京观”之上，营造出一种山呼海啸的“尊崇”，哪个身后不是骂名滚滚甚至挫骨扬灰？
1931年，坚持反战的德国媒体人卡尔·冯·奥西茨基对全民崇拜希特勒的氛围极为痛心，他在《世界舞台》上发表了针对德国民众的批评：“一个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沦落到何种程度，才能在这个无赖身上看出一个领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随的人格魅力？”同年他被判有罪入狱，进入集中营劳改。1935年，他成为第一个在监狱中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的人。
今天，也许不会再有人赞美纳粹德国，但一定会有无数的人，赞美奥西茨基惊世骇俗的批评。
在如今中国严酷的环境中，大部分人也许不能学习奥西茨基的批评，但请记住，你还有保持沉默的自由，还有拒绝赞美的自由，还有，等待明天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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