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24日星期一

文字狱 一一 笼子里的批评和赞美


文/二大爷   

说话虽然是人张口就来的本能,但批评就不在其中了。在古往今来的中国都是一件需要莫大勇气、甚至付出砍头代价的事情。1660年,江南湖州(今天的浙江南浔)富豪庄允诚自行刊发了一部史书——《明史辑略》。由此拉开满清百年文字狱第一案的序幕。

《明史辑略》的原作者是南明大学士朱国祯,写成后一直小范围传阅,未能刊发。庄允诚是南浔富豪,家底殷实,儿子庄廷珑酷爱读书,因为眼病而致盲,受到史书上“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启发,也想做点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事情,就从朱国祯后人手中重金买下史书手稿,聘请江南一带有名文人加以大幅度扩充编撰,还请了原南明礼部侍郎李令皙为该书作序。庄廷珑书未成而病故,父亲庄允诚为了完成儿子遗愿,继续编撰,终于完成。

这本书因为如实记录了满清入关后的诸多屠城暴行,对此多有鞭挞批评,违反了满清伟光正的主旋律,被人告发。刚上台的康熙大开杀戒,先后株连千余人,被杀头的就多达七十余人。甚至连为这本书排版印刷的工人都不能幸免。其残酷程度,无以复加。

为这本书作序的李令皙自然也没躲过,当时他也因病失明,实际上序言是他委托的一个友人所写。但被捕后,他缄口不言,不愿连累友人,始终不提此事。本人被凌迟处死还株连了四个儿子。主审官见其小儿子刚16岁,于心不忍,就暗示他在口供中年龄减少一岁,因为如果是15岁按满清律例就可免死充军了。没想到李令皙小儿子年纪虽小,却极有气节,他说:“父兄俱死,不忍独生。”始终不改口供,随父兄一起赴难。

批评有杀头的风险,赞美是不是理所当然的安全?极权之下,这又不见得。

还是满清的事。乾隆十八年,也就是1753年,白莲教马朝柱的起义声势浩大,清廷一时间焦头烂额。江西抚州府金溪县人刘震宇,一个已经70岁的老朽,几十年科举不第,就想借此机会献计谋、表忠心,跪舔一下皇帝,看能不能独辟蹊径,升官发财。

刘震宇写了篇号称可以平叛的《佐理万世治平新策》,向官府投诚。他的文章通篇“陈腐套袭之言、迂阔难行之事”,这种跪舔文章当地的知府、巡抚都看不上,根本不搭理。他不死心,再向湖南巡抚投书。这回就投出了杀身之祸。

湖南巡抚范时绶也想证明自己政治觉悟高,上书乾隆,说这老家伙献策虽然通篇“感颂圣明”,“无悖逆诽谤之语”,但是明显不了解当朝的政策,有些建议不对路,属于妄议中央,革掉他仅有的“生员”也就是科举资格算了。

没想到乾隆可不是这么想的。刘震宇的八股文中有条建议是“贬关圣封号祀典及更易衣服制度”,这可是犯了清廷的大忌。满清作为彻头彻尾的境外势力,能够入主中原,贬岳飞、抬关公、剃发易服等措施是消弭汉人的反抗意识,保证满人能够长期欺骗民众、统治华夏的根本。那容你妄议?乾隆对湖南巡抚的处理很不满意,说这老头“无知愚民,乃敢逞其狂诞,妄訾国家定制,居心实为悖逆”,直接处斩。

刘震宇这个一心想要颂圣求荣的“小红粉”,就这样拍马屁拍在了马腿上,拍成了刀下鬼。

批评已然不得,赞美错了也不得,笼子里的奴隶们该怎么选择呢。还是要说满清。雍正的时候广东惠来县有个叫做屈明洪的县学教谕,就是如今的教育局长。他在读当时的反面教材、后来的禁书——《大义觉迷录》的时候发现,疑犯供词中有“仰慕广东屈温山先生”的话语,这个所谓的屈温山,应该是屈翁山的口误,就是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叫做屈大均,号翁山,是大名鼎鼎的明末岭南三大家之一,学问好,气节更甚,长期投身反清复明的事业,直到年老无望,隐归老家番禺,潜心撰写《皇明四朝成仁录》,为明末的忠臣义士立传,终不复出。屈明洪眼看已经入土几十年的父亲居然是当朝罪人的偶像,这还了得!

恐惧至极的屈明洪左思右想,怕受牵连的恐惧战胜了人伦的天理,立马带着父亲留下的诗文著作,跑到广州自首,揭发自己的父亲,说父亲死时,自己年纪尚幼,懵懂无知,父亲的反动诗文存留在家,自己一直没有觉察,是读了《大义觉迷录》,回去自纠自查,才发现父亲诗文的文字和内容违反了大清的核心价值观,所以亲自呈首投监,请正典刑。雍正觉得这正是自己英明统战的功劳,没有杀这个揭发父亲的可怜虫,只是把他和儿子流放,焚毁屈大均的著作了事。

思想和语言经过一代人的圈养,就成了这样。没有人伦也没有天理,华夏礼仪之邦,遍地衣冠禽兽。

正因为没有选择的权利,加上揣测圣意的艰难,才有了中国人独特的语境。批评什么,赞美什么,都是一种统治阶层意志的体现,不准、也无需个人作出判断。极权的体制下,全国只需要一个大脑,就是皇帝的大脑。全体臣民只需要复制粘贴圣语、圣意,除此之外,任何的思考都是非法,都是危险。

所以说当奴隶的艰难,就在于说与不说,成了一种两难,都需要官方指引。在此之前,唯有如太监一般,自我阉割,表明消弭自我觉醒的决心,表达人身依附的迫切,才能安稳。

但真相就是一种顽固的东西,就算你让所有的评论都下线,它也还躲在人的心里。不会因为你给驴粪蛋扑上粉,它就成了糖丸。它依然是个只有屎壳郎迷恋的粪团。

我们今天回过头看墙内满屏清廷辫子戏,《雍正王朝》《戏说乾隆》《康熙大帝》……除了通篇腐臭的清官明君情节之外,是否可有制度、文化、价值观之反思?可有放眼世界的、对照这两百年来人类文明进步真正差距的干货?一个根本不容许存在批评的王朝,一个自己用不间断的谎言堆砌赞美的王朝,一个事实上故步自封腐烂透顶的粪坑,赞美可还有任何意义?

愚昧和苦难是一对孪生兄弟,总是如影随形。愚昧必然导致苦难,苦难反过来又加重愚昧。

而批评和赞美,则是相互砥砺的盾与矛。缺失了任何一个,关于矛盾的吹嘘都是可疑或者可耻的神话。担得起批评,才受得起赞美。过滤了批评的赞美,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那些历史上依靠告密、迫害、杀戮等恐惧手段消除人民质疑和批评的人物,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霍查、齐奥塞斯库……即便喝饱了人血,站在无数人头累积的“京观”之上,营造出一种山呼海啸的“尊崇”,哪个身后不是骂名滚滚甚至挫骨扬灰?

1931年,坚持反战的德国媒体人卡尔·冯·奥西茨基对全民崇拜希特勒的氛围极为痛心,他在《世界舞台》上发表了针对德国民众的批评:“一个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沦落到何种程度,才能在这个无赖身上看出一个领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随的人格魅力?”同年他被判有罪入狱,进入集中营劳改。1935年,他成为第一个在监狱中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的人。

今天,也许不会再有人赞美纳粹德国,但一定会有无数的人,赞美奥西茨基惊世骇俗的批评。

在如今中国严酷的环境中,大部分人也许不能学习奥西茨基的批评,但请记住,你还有保持沉默的自由,还有拒绝赞美的自由,还有,等待明天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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