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聿文
国防大学前政委刘亚洲已被双开，并被移交军队司法系统处理。（图片摘自网路）
最近有关国防大学前政委刘亚洲的传闻很多，有港媒报导，刘被指涉嫌以基金会、协会等名义聚敛巨额财富，犯下严重贪腐案，可能将被当局重判“死缓”；又中央军委纪委已在今年春节前后完成了对刘的调查，已被双开，并被移交军队司法系统处理。同时中国军方在2月底下发通知，要求在3月份清除“刘亚洲有害资讯”，并要求各单位以自查的方式，清除涉刘的图书、报纸、期刊、文章、题字、讲稿等，网上流传一份太原干休所的自查通知证实此事。左棍也趁机捅刀，批判刘亚洲准备为谁殉葬，指他是“西方带路党的领头人”。
党内右派又损失一名大将
这些林林总总的资讯表明刘亚洲确实出事了，而且事情看来不小。刘是2017年在国防大学政委的任上退的，值得注意的是，他退的时候，到省部级65岁的退休年龄尚差几月。虽然未到点即退也常发生，但一般都会安排在二线过渡一下，而刘没有安排，直接退下来。也许这并不能特别说明什么，可能和他在军中任职有关，军队高官退下来一般都不会安排在人大政协任职。但是，2021年，刘突然传出失踪，此后，关于他被卷入反习而遭拿下的传闻不胫而走。
刘被查，左派拍手叫好，右派痛心疾首，直批这是习近平制造的又一起政治迫害。左右所以对一个被查将领的看法泾渭分明，表明这个人带有很强的政治标签。就像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因为被看作党内左派的旗帜人物，因而右派拍手叫好，左派痛心疾首。刘亚洲的政治标签是军中和党内的右派。他的被查显示右派又折损一员大将。
我很早就听过刘，但没有接触，和他的弟弟刘亚伟有些来往，去年他弟弟告诉我，2013年我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中国应该放弃朝鲜”一文离职后，他说，偌大一个中国只有邓聿文这么讲。虽然事过近10年，如今在他落难时刻，对他的“仗义执言”还是很感激。不过对他的作品和言论关注得不多，这次左棍批他的文章引述了他的一些话，看后让我有些惊讶，其言论的大胆比我认识的很多公知朋友的公开发言都来得猛，即使按照自由派的标准，他都构得上十足的公知，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预示著他会有今天的结局呢？
判他重刑原因不是贪腐
外界不清楚刘到底因为什么触怒了习，以致要判他重刑，但肯定不会是贪腐，尽管刘或许有贪腐行为。对他这种在军中高职位的人，外加中共元老李先念的女婿身份，如果仅仅是腐败问题，是有可能放一码的，即便要判刑，也不可能是死缓。这和徐才厚、郭伯雄之类的军中贪腐是不同的，后两者尽管职位比刘高，但少了红二代的保护色，以及政治标签。所以对他们判重刑，很少有人不叫好。可右派也不能因为刘和自己是同道，就否认他可能存在贪腐，或者有贪腐，也同他被判重刑无关紧要。中共自文革结束后，不再承认党内有路线和政治斗争，政治问题和政治斗争刑事处理；也就是说，党内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如果决定要被投入监狱，在具体的量刑标准上，采取的是刑事标准，按腐败罪论处。刑法没有政治斗争的条文，若用政治标准量刑，就会遇到法律适用的难题。毕竟习现在假装提倡依法治国，判一个人有罪，要经过法律的裁决，而不能政治裁决。刑法上有寻衅滋事罪，还有侮辱英烈罪，但这只适合对付民间反对派，对党内军内的高官尤其红二代是不适用的，所以只能用贪腐的名义来量刑。而判死缓重刑，必定意味著贪腐数额巨大，且要拿出实锤证据。故从这个方面看，如果刘没有贪腐，非得给他安一个贪腐罪，可能性不大。
然而，如前所述，贪腐不过是当局的一个障眼法，刘真正触怒习的，恐是政治原因。只是外界现在不知道哪方面的政治问题，这或许要等到官方对刘案的通报才会透露一些。我猜想，不大可能是他过往的右派言论。习肯定不喜欢刘的右派言论，可若仅仅是言论问题，而且是过去讲的，习不会拿来算老账，充其量像对待刘少奇的大公子刘源一样，把他晾在一边OK了，也翻不出什么风浪。刘的右派言论虽然在左派看来刺耳，但他毕竟没有像任志强一样，公开发表讨习文章。况且，在习2012年底上台后，刘马上转向，向习投诚。外界对刘的定位，有点标签化，只注意到他的自由派色彩的一面，对他的另一面，即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一面，注意不够。刘2013年6月策划出台了一部《较量无声》反美宣传片，这部片子是由国防大学、总政保卫部、总参三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品的，其时刘正任国防大学政委，他也是该片的总策划。该片强调意识形态斗争和冷战思维，认为美国有著“反华阴谋”，与过去刘亚洲呈现给世人的面貌判若两人。刘2013年5月也在人民日报发表《坚守神圣的“党性”》一文，公开称赞习。他还为解放军的鹰派将领、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的《苦难辉煌》一书作序月台，称根据此书拍摄的同名纪录片关乎历史话语权之争，同时与后者等解放军的学者合作，在2015年出版《强军策》。
习近平拿刘亚洲当祭品
从策略的角度，右派可以把它说成，是刘的不得已转向，为了保护自己，不算对习输诚。从现在的结局看，即使是他的输诚，显然也没有得到习的认可，更别说接受。但我想说的是，除了机会主义的策略考虑，是否有刘本身的民族或国家主义的因素，促成他转向？2013年的习刚刚上台，立足尚未稳，那时人们还看不清他的真实面目，社会不少人把习看成邓小平路线的继承者。这个时候刘即转向，向习靠拢，既反映了他对时局判断的敏感性，也可能是他身上本来具有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因数此时被启动，在大多数人尚对历史走势看不明白时，促成了他的快速转向。撇开这点，仅仅出于机会主义角度，不太好解释一个普世价值非常浓厚的人为什么会有力度这么大的转向。刘如果这样做，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正如一个朋友所说，刘亚洲身上，有著共产党内右派官员具有的复杂性。中国很多自由派人士的思想中，多少都有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追求。像刘亚洲，职业的大部分生涯在军中渡过，而军队天然是国家利益的捍卫者，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要说没有一点民族和国家主义的因素，是说不过去的，也很难混到高位。
但显而易见，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也没能救得了他。这显示出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因为政治斗争唯利益是重，主义是放在一边的。习所以对刘下重手，最可能的解释是，在刘退休后的几年，目睹习将国家带向一条同人类文明的大道完全背离的不归路，他坐不住了，做了一些在习看来会危及其统治的事情，所以要拿他做祭品，既是对刘的惩罚，也是要对党内军内那些有二心、不服习的高官的严厉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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