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叙拉古之惑
正如食品公司会通过资助科研机构，诱使研究得出有利于食品公司的结论，那么人文社科这些更具结论弹性的领域，无疑就更具利益勾兑的操作空间了。事实上我们不用怀疑，绝大部分的知识生产，都无法脱离它们的社会背景，如果我们弄明白了知识产生的背景，也就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各种“知识”保持一个清醒的距离。本文就是试图通过还原杜钢建教授观点产生背后的相关背景，让读者在嘲弄揶揄之外，多一份从容的明透。
“清华大学名誉校董”、“清华大学法学院凯原中国法治与义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名誉校董”、“北京大学廖凯原中国法治与义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校董”、“复旦大学法学院名誉教授”、“复旦大学法学院凯原法治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大校董”、“上交凯原法学院名誉教授”……
这一连串令人炫目中国顶尖高校的学术头衔背后的获得者——他——不是哈贝马斯，不是斯金纳，不是纳斯鲍姆——而是“国际软件屋公司”（SoftwareHouse International，SHI）的创始人，一位出生在印尼的美籍华裔廖凯原先生。
如同“御前侍卫副总管”、“正黄旗副都统”、“抚远大将军”、“鹿鼎公”、“神龙教白龙使”、“天地会青木堂香主”、“少林晦明禅师”、“清凉寺方丈”诸多头衔集于一身，但事实上只会一些街头打斗本事的韦小宝，廖凯原先生登堂入室获得的这串令人肃然起敬的头衔，依籍的并非是他令人高山仰止或是被人视如敝屣的学术成果：“凯源量子信息学（KQID）”和“轩辕反熵运行体系2.0”，而是他对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总额不下6亿元人民币的捐款。
正是因为出了这笔可以烧坏12个点钞机的捐款，廖凯原先生才得以登堂入室，在中国顶尖的学术殿堂里兜售他那涵盖了本体论、方法论这些哲学重要范畴、囊括了民族主义、物理学、计算机科学、信息学、数学等诸多学术话语，将中国文明定义为一种类似宇宙奇点的Qbit在凯源量子信息力学（KQID）的作用下产生的轩辕思想，轩辕之道。
根据流传在网上廖凯原博士（是J .D非S.J.D。J.D大概也就是相当于法律实务技能的教育；S.J.D是法学研究教育。二者之别，犹如建筑业中的包工头和设计师。）授课视频显示，廖博士基本不具备中文能力，大段的英语中偶尔夹杂一些如“轩辕”、“孔子”、“炎黄子孙”等中文词汇，中文能力甚至低于大部分国外汉学家。其课程PPT经常性出现玄幻文学，科幻小说的一般的文体，对话，数学公式，图示，诗歌相互交织，颇有点时下二次元鬼畜文化的意味。应该说廖凯原博士尽管以掌握中国文化终极哲学奥义自居，但他的“轩辕理论”看起来更像是寻宝人式的幻想。
虽然金钱可以铺就通往“象牙塔”的道路，但6亿人民币换来的只是悠悠之口一致的评价：“民科”。无论是吃瓜群众的嘴巴，亦或是友情站台的大学者的腹诽，都不会让廖凯原先生惬意的尝到穿上“皇帝新衣”的滋味。
高等学府的学术矜持，让廖凯原先生生出了阿伽门农面对特洛伊城墙的无奈心境。所谓“千里马常有，而特洛伊木马不常有”，廖凯原先生在等待一匹能够和他互相唱酬，引为奥援的“学术特洛伊木马”。
没错，这匹“特洛伊木马”不是别人，正是被我嘲讽为“战狼学者”的杜钢建教授。
根据百度百科的介绍，杜钢建教授是“新儒家代表人之一”，但我查阅了杜钢建教授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对“新儒家代表人物”这个头衔起了疑心。
虽然杜钢建教授发表过若干篇关乎儒家政治思想的论文，但要被称为“代表人物”，实在有点不知从何说起，杜钢建教授既不像蒋庆先生一样发表过《政治儒学》这样具有轰动效应的著作，也没有像陈明教授那样坐镇《原道》期刊。单就杜钢建教授那几篇关于儒学论文，无论是思想冲击性或者学术影响力也远及不上到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或者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所展开的持续学术热度和议题掌控力。讲真，在我不算广博的政法史哲学术信息储备中，对于杜钢建教授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是一直孤陋寡闻的——从没有在论文或者和儒家朋友的交谈中，见到有人援引杜钢建教授的学术观点。这个所谓的“新儒家代表人物”，对杜钢建教授而言既担不起，对儒家而言也是伤不起。据在下妄测，极有可能是杜教授团队自我营销的噱头。
当然，杜钢建教授的学术头衔并不止这么一个，根据杜氏团队的官方性介绍：
现任湖南大学教授、博导，法治湖南研究院院长，湖南省政府法律顾问，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清华大学凯原中国法治与义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汕头大学法学院院长、浙江工商大学西湖学者，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副主任，《法治湖南与区域治理》集刊主编，《太平洋学报》主编，《中国法学》副总编。兼任全国国学文化专业人才考评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亚太法协会执行会长，中国太平洋学会副会长，全国公共政策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全国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会执行会长，全国老庄与法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君子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等。
虽然这些学术头衔令人不容小觑，但令人尴尬的是，杜钢建教授的专业领域内的学术成果似乎乏善可陈，虽然出过几本专著，但在豆瓣上，有评分的仅仅是《中国近百年人权思想》一个，而且评分多少也有点让人“汗颜”（在豆瓣，评分低于7分的，一般是两种情况，垃圾书或者翻译太差）。
然而就是这些资历，正是廖凯原先生所期待的“特洛伊木马”。相比之下，在文史政法领域取得震慑性成就的学术巨擘，必然自重名家身份，不屑于出来抬轿子。但如果只是一个光有学术职称，而没有担任学术行政职务的学者，又显得分量不够。而杜钢建教授一方面学术上乏善可陈，没有太多羽毛可以爱惜，另一方面又是湖南大学法学院的院长，履历漂亮。
“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或许一首《醉赤壁》，能形容廖凯原博士如获至宝的心情。
这里，我完全无法去猜想杜钢建教授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愿意为廖凯原先生抬轿子，或许仅仅是最简单的“鸟为食亡”的生存逻辑。
根据网络上的信息，廖凯原先生出资成立的“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凯原中国法治与义理研究中心”于2014年聘任了首批研究人员，首任主任是徐炳。当2015年网络上一篇《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的节操值多少钱？》对学术大门口的野蛮人进行口诛笔伐之际，已经卸任研究中心主任的徐炳先生表示，他虽然也看不懂《云中的天命人》、《轩辕召唤：轩辕4712中华共识》、《轩辕反熵运行体系2.0》、《黄帝范例：轩辕反熵运行体系》、《关于时间和“我”的沉思》、《比特是万物，万物是比特》、《天命人及万物创造和分配原则》、《中国法治与义理科学观的反熵运行体系》这些论文，但依然强调：“看不懂不能怪别人，你只能怪自己还没到那个程度，是不是？”
而此时已经就任新一任“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凯原中国法治与义理研究中心主任”杜钢建教授则更为露骨，发表了一通单骑救主的背书：
我们大家都应该静下心来，学习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的精神，况且你面对这样一个文理知识兼备的人。有这么一个高水平的人，你还抱着轻蔑、嘲笑的态度，不去认真思考自己的知识欠缺在哪里，读不懂别人的文章，反而埋怨别人，而不是反省自己知识的不够。这是很可笑的一个现象。
廖教授是一个很真诚的科学家。他本人是研究量子物理学的，同时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国际关系硕士、纽约法学院法律博士。他有理科的学位，也是文科的博士，他的逻辑思维和习惯是理科式的。
同时，廖教授又是一位很有责任感甚至有神圣的历史使命感的人。什么意思？他从小就感觉到他有责任，把华人世界的历史传统恢复起来，要追溯到至少是轩辕黄帝。所以他把恢复轩辕黄帝的文化历史记忆，当作自己的毕生使命。
在人类史上，金钱虽然不时会被知识分子所鄙夷，但是金钱和知识分子的头脑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时，又往往会迸发出火花，典型如美第奇家族对于艺术家的资助，这才留给了我们后人一件件艺术隗宝。
也就是杜钢建教授就任了“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凯原中国法治与义理研究中心”之后，杜氏原本平淡的学术生涯，犹如化学反应一般，井喷式的抛出了一个个令考古学、历史学、分子人类学界瞠目结舌的结论。
通过知网搜索，我们可以发现，杜钢建教授在2015年（或者是2014年，具体时间不详，待考）之前，也不时发表过一些文史的观点，比如说湖南人是韩国人、日本人始祖的说法，或者是根据那个英国海军军官孟席斯的“民著”《1421：中国发现世界》提出湖南人最先发现了美洲这样的观点。虽然有点荒诞，但杜钢建客座湖南大学法学院担任院长一职，在原本文史领域的老生常谈的基础上做点过度发挥，说些东道主爱听的好话，也算人之常情，置之一笑即可。
但是，杜钢建教授为了报答廖凯原先生的知遇之恩，赤膊上阵，接连抛出《日耳曼长人源于上古湖湘地区》、《埃及佛教源于上古湘西文化》这样的文章来肝脑涂地，则未免让人生出啼笑皆非，欺人太甚的感觉。
根据我们日常的生活经验和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一种现象：当一个人愿意丧失名誉去做一件有损形象的事情之后，这个人有时会随着所做事情的次数增加，相应的内心挣扎程度会呈边际递减，从而变本加厉，肆无忌惮的将这件事从事下去。在此，我们或许可以借用“破鞋”这个市井之辞，命名为“破鞋效应”。
当杜钢建教授一而再，再而三的不顾学术操守，不惜学术名声，发表连串荒谬绝伦的观点之后，无疑就是我说的那种边际递减。所以最后在香港光明出版社推出了这本被我戏称为“战狼式学术”的大著《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也算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热烈祝贺“战狼学者”杜钢建教授雄著《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惊世而出
公允的说，虽然网上舆论对杜钢建教授的大著所预告的内容，是一片哗然，但包括我在内，绝大部分人都没有读过这本书，我们所嘲讽的依据，主要是根据杜钢建教授之前发表在网上两篇文章《日耳曼长人源于上古湖湘地区》、《埃及佛教源于上古湘西文化》来管中窥豹，这当然算不上严谨的态度。不过好在我鬼使神差的找到了一位看过此书的朋友。这位朋友系名校历史系科班出生，从他发给我的文章来看，有着非常出色的史学素养。他现在在业界颇有名望的一家出版社里担任编辑。他自述，拿到书稿阅览完毕，十分生气，当天就写了一份退稿的审读意见：
本书内容严重违背历史常识，颠覆历史。作者所提出的设想（如炎帝及其后裔为白人、印第安人来自湖南），多为个人臆想，将西方上古史籍与中国上古文献牵强附会地联系在一起，存在着众多的逻辑硬伤，又无考古学成果可做佐证。作者所依据的某些史料如《路史》等并非信史，多不可靠；另有一些史料虽为信史，但认真分析就会发现其根本起不到支撑作者观点的作用。其行文言语也有不恭之处，如将陈独秀称为政客，甚为过分。总之，其书稿所做出的结论全属空中楼阁，无可靠的史料与考古发现作为其支撑，唯心主义成分居多，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无学术价值，且会引起麻烦，建议做退稿处理。
一位网友曾对《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的问世评价道：“这本书，只要作者、编辑、出版社有一个正常，就出不来。”面对这份严厉的退稿意见，杜钢建教授并没有像李广那样充满气概的自陈：“钢建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而是效法淮阴侯韩信能屈能伸，“俯出袴下”，找了那种给钱就能出——二三流学者、作者都会不屑一顾——一家香港不知名的出版社。百转千回，《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终于获见天日。
但是正如赵高牵来一头鹿时，他并不是不知道那是一头鹿，赵高只是凭借自己的权势颠倒是非，杜钢建教授自然是知道自己做不到只手遮天，不难预料到自己会在学术界遭到冷遇，所以早就未雨绸缪找好了台阶铺垫：
嗯哼，“伯沙博士同扬榷，海日尚书互唱酬”（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学术捧场是不可能了。但是，“你是风（feng）儿，我是沙（sha）”还是会有的。
一群被北大中文系里教授西方古典文学的高峰枫称为“学术义和团”的民间学者对于杜钢建教授的研究交口称赞。
这群“学术义和团”的大作我也尝拜读一二，每每忍俊不禁。我觉得这种喜感，是“义和团”所不具备的，因此，我觉得称之为“桃谷六仙”似乎更恰如其分。
不客气的说，“桃谷六仙”无论是思想见识还是问题意识都非常的浅陋，基本的学术方法和学术史积累都不具备，凭着一腔热忱，去和一个并不存在的学术假想敌论战。这里我倒是愿意给喜打木桩的“桃谷六仙”指条明路，现在刘小枫教授就是中国学术界里“言必称希腊”的总瓢把子，和他的同宗先祖刘向、刘歆喜欢编书一样，正在热火朝天的兜售你们所谓的“共济会文献”。所以，以后要论辩，指名道姓找刘小枫教授辩论就可以。
当然，我也知道这群“桃谷六仙”有难言之隐，虽誓师聚义于省城长沙，然迟迟不做“学术北伐”，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三辉图书拿下三卷本《黑色雅典娜》中译版版权后，后两卷久侯未出，直接拖累了“桃谷六仙”学术攻城拔寨的进程。在此我谨以个人名义向三辉图书的编辑提出强烈谴责，并希望三辉能以国家学术自信的大局出发，尽快落实《黑色雅典娜》后两卷的出版计划。
在此，预祝“桃谷六仙”凭借着《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偷窃历史》、《黑色雅典娜》、《白银资本》等畅销秘籍，及那些命里与《Nature》、《science》八字不合的分子人类学家的研究，哦，还有俄罗斯纪录片。以“维基地道战”、“百科地雷战”的游击方式早日围剿刘小枫这个“反动学术后台”，完成学术北伐。
之前，我看到一些网上的声援杜钢建教授的评论，不无遗憾，又带点轻蔑的指出，学术界对于杜钢建教授的观点，没有回应。更有甚者，杜钢建的头马枕戈更是避重就轻的将相关的批评和冷场做一个政治化的解释，认为这里涉及到意识形态之争。错了，要知道连《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之一刘仰，也在微博上毫不留情的批评了杜钢建是“高级黑”。这里无关“左右”，只是真诚与反智的对立，他“杜奉先”实在是对不住学术伦理，配不上正经的学术回应。
陈寅恪先生在《寒柳堂集.赠蒋秉南序》自况：“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这是一个顶级知识分子的傲骨。但是很遗憾，杜钢建教授的知识生产，只是一幕学术为资本包养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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