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边的西塞罗
致命的内需，要紧的藏富于民。
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刚刚开打的时候，大洋彼岸的宗主国大英帝国出版了一本奇书《国富论》，在这本被后世认为指导了整个世界进行全球贸易和工业革命的名著中，作者亚当·斯密专门写了一段文字，苦口婆心的规劝美国人：“英属美洲殖民地，几乎把所有的资本都投在农业上。那里也就主要为了这个原因，才很迅速地日趋于富强。那里，除了家庭制造业和粗糙制造业，就没有制造业。……假使美洲人联合起来，或用其他激烈手段，阻止欧洲制造品输入，使能够制造同种物品的本地人有独占的机会，因而使本地大部分资本，转投到制造业上来，结果将不但不能加速他们年产物价值的增进，恐怕还会加以阻碍，不但不能使其国家渐臻富强，恐怕还会加以妨害。”
简而言之，就是亚当·斯密在劝美国人——你们搞啥工业化，尤其是工业明珠纺织业么！安心种你们的地就可以了，那才是你们的比较优势。
亚当·斯密
请别误会，亚当·斯密并不是因为他是英国本土人，对殖民地人民有歧视才会这样规劝美国人的。事实上，在英美当时为独立的事儿打仗的时刻，亚当·斯密反而是英国本土为数不多的主张应当同意殖民地独立建国的“英奸”。因为他觉得英国人为一块去意已决的殖民地打仗，在经济上是不划算的；而即便放任美国独立，新生的美国在未来也一定会继续购买英国的工业品，并售卖原材料。既然如此，英国政府花大价钱、违背殖民地人民的意愿强行进行镇压和统治又有什么必要呢？不如放美国人自去，这样宗主做不成，但买卖还会在。英国依然可以通过工业优势独占全球经济霸权的鳌头，至于美国人搞工业化？不必担心，他们没有比较优势，想搞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作为自由主义经济之父，亚当·斯密的很多预见堪称卓绝。可是唯独在这个关乎英美霸权交替的判断上，亚当·斯密却被打脸了——事实是，在之后的一百多年中，美国不仅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而且搞成了。到19世纪80年代，从独立战争开始，仅用了100年的时间，当时还如日中天的大英，就不得不将全球GDP第一的位置让位给了美国。又过了数十年，凭借两次世界大战的契机，英美之间彻底完成了世界霸权的易主。
《帝国联盟：表现1886年英帝国幅员的地图》
并且，在世界史上颇为独特的奇景是，英美之间这场霸权交接，是以彼此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争霸战争为前提的。英国甚至没有得到机会，像遏制德国或沙俄这样的挑战者一般，去给崛起中的美国人上眼药。
那么，亚当·斯密的失算究竟是为何呢？英国又为什么不得不拱手让出了世界霸权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是最近读过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英美纺织业史——企业、网络与商业价值》后，才恍悟其中的答案的。
1
英美霸权的交接，根本动因是工业实力的此消彼长，而在19世纪，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又主要体现在纺织业这个工业革命的发轫行业上，那么美国纺织业是怎样完成对英国的赶超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在简中互联网上，曾经广为流传过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认为美国纺织业的崛起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依靠工业间谍从英国那里“偷师”过来的。你看那个被美国人尊为“工业之父”那个塞缪尔·斯莱特，他在英国就被称为是“叛国者”。英国当时有法令，严禁掌握先进纺织工业技术的企业家或技工出国半场，可是斯莱特这个人，他少年时在英国学会棉纺织工艺。在熟记机器详图后立马润到了美国，复制了纺纱机。1793年在罗得岛建立美国第一座棉纺织厂。1817年开始毛纺生产。美国的工业技术，不就是他这么“偷”来的么？
美国沃尔瑟姆：世界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工厂沃尔瑟姆纺织厂所在地
可是这种叙事，其实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它没有回答亚当·斯密提出的那个问题——作为一个工业上的后发国家，美国确实可以在工业的发轫阶段“摸着大英过河”，依靠斯莱特们从正经或不正经的渠道学到很多先进技术。但问题是，英国作为先发国的“比较优势”是无法通过工业间谍学来的，作为工业革命的发祥地，英国有当时最成熟的工厂和配套设施，有熟练的产业工人，有与工厂生产相配套、工业革命前已经运行数百年的成熟商贸体系和产业链主导权。这些东西，光靠斯莱特们“偷”来的图纸，可是没有办法带给美国的。就像今天的我们，即便有一份成熟的芯片制造图纸摆在面前，想要实现产业化，对美欧“弯道超车”，也不那么轻松。
想要克服这个后发国家“纸上得来终觉浅”的难题，就必须有另外一种“优势”。
于是有人又说了——美国有啊！那就是相比英国的体量优势。美国地比英国大、人口比英国多，利用廉价劳动力压低产品价格，不怕你英国卖的精，我比你卖的便宜，这不就能帮助美国实现赶超了么？
想法看上去很美，但实则是把中国过去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经验，照搬给了当年的老美。实际上，说独立初期的美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绝对是一个伪概念。1775年独立战争爆发的时候，全美洲殖民地即便算上加拿大，也不过只有300万人，同期英国可光本土就有900万人口（法国当时1500万，大清4亿）。所以独立后的美国其实压根没有什么“廉价劳动力”优势。甚至连国土面积也只有沿着东海岸一字排开的那十三个州。后来美国的庞大人口和广袤国土，都是依靠此后大量吸纳移民，并通过赎买、扩张领土一步步“长”出来的。
可是美国的这种生长模式，又天然否定了它依靠廉价劳动力优势击败英国的可能性——因为纺织工人的用工缺口需要移民来填充么。从非洲装船运来的黑奴，充其量只能在种植园里去种棉花，想在纺织工厂里拴上铁链子让他们进行强迫工业劳动是不可能的。北方产业工人必须是从欧洲移民过来的自由人，可是如果当时的美国工厂给出的时薪远低于英国乃至欧陆，产业工人们又有什么理由费劲巴力的从欧洲移民过来，受你美国资本家的剥削呢？再说，即便到了北美，土地那么多，如亚当·斯密设想的一般，安心种田当小地主不好么？工资低了谁去工厂啊？
所以美国产业工人又必须维持高工资，以吸纳移民并与本国的农业争夺人口。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终整个十九世纪，美国纺织业工人的平均工资都一直维持在英国同期的1.5倍以上，相对购买力的差距则更大。也正因如此，当时的美国较少发生英国乃至整个欧陆频繁出现的工人运动，劳资关系一直维持在相对缓和的状态。
但这就需要一个新的解释了——既然当时的美国，既没有工业革命的先发优势，技术都是学来的；又不能够压低工人工资，靠廉价劳动力降低工业成本；国际市场还被制霸海权的大英所垄断，一时自己说了不算。那美国到底凭什么在短短一百年内实现“超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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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英美纺织业史》一书对历史的还原，其实答案藏在一个今天在中国舆论场上特别热的词汇里——内循环。
但请别误会，美国的这个“内循环”是有其独特含义的。
19世纪早期，与英国当时兴起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针锋相对的。美国当时崛起了以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鼻祖的经济学上“美国学派”。汉密尔顿在其《制造业报告》中首次提出：“只有在所有必要经济产品能够自给自足之后，美国才能完全独立。”
简而言之，美国学派主张把亚当·斯密所谓“新大陆不要搞工业，你们根本搞不过英国”的劝谏当成了耳旁风。主张放手发展自己的工业。
汉密尔顿，美国经济崛起的领航员
可具体怎么干呢？美国学派的学者在研究后发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问题——自由经济学派把低工资成本看作是工业实现廉价生产的前提，认为工厂主在可能的情况下，给工人开的工资越低越好，这样商品才能够实现廉价。廉价的商品才能够打开市场。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工业化走的是依靠廉价商品和自由贸易政策打开全球市场，尽可能多地实现薄利多销的“外循环”套路。可是这套思路是有代价的，由于长期的低工资政策，英国本土虽然人口稠密，但其内需是相对狭小的，想要获得市场必须依靠以炮舰作为后盾的海上霸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十九世纪，英国在全球到处搞“开门，送自由贸易”，从工人工资里省下的那点血汗钱，最后都化为了军费，用于维持其帝国霸权上。这不得不说，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百密一疏。
英国的棉纺织工厂
而美国学派的看法则另辟蹊径，他们认为高工资才是工业化廉价大生产的标志。19世纪20年代的美国经济学者马修·凯里就举过这样的一个形象的例子：
假如使用机器的A国资本的生产率是B国体力劳动生产率的几十倍甚或上百倍，那么，即使是A国的工资水平比B国高几倍甚至几十倍，那么它所生产的产品的单位成本以及产品价格仍然可以比乙国更低，因此，正是资本和技术使得A国的高工资劳动力在价格上可以比B国的低工资劳动力更“廉价”。而由于A国维持的高工资有利于让工人实现富裕，让他们用闲钱去购买更多的商品，所以A国的市场会表现得更加活跃，工厂投放在市场上的商品会更迅速地卖出，重新转化为资本进一步促进更“廉价”的生产。
可以看出，美国学派独到的经济见解，其实是在美国工业中指出一条亚当·斯密无法给出的“不可能的道路”——后发大国要想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就必须尊重资本、保护资本，同时抓住科技创新的窗口、鼓励工人在报酬递增的情况下进行高质量生产，同时通过实现民众的共同富裕，在国内创造广阔、稳定、统一的大市场。
当这个内部大市场中的劳资双方通过分享科技进步的成果使利润和工资水平提高时，工资的提高将反过来刺激市场的扩大和科技进步。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国家是可以为了保护本国市场和工业的发展执行高关税壁垒政策，这无可厚非。“美国的制造商不能企望那些较老的国家供给一个大市场，而必须在国内自己创造一个更庞大的市场，同外国的产品进行竞争。”
所以，经济学家赫德森曾在《19世纪美国思想中的经济学和技术：被遗忘的美国经济学家》指出：“正是这些（美国学派）经济学家制定了指导美国工业、农业和商业政策的大政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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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了这层背景，我们就能理解一件看似匪夷所思的事情——19世纪，工业霸主英国的确曾经尝试过通过“贸易战”遏制美国发展，但却失败了。而美国（尤其是共和党执政时期）在很长时间之内，不仅执行了外交上的门罗主义，也在商业贸易奉行孤立主义，也就是高关税壁垒保护下的内部大市场、大产业发展的“内循环”政策。
事实上，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在共和党长期执政的时期内，美国以纺织品为代表的工业品关税一直非常高——1816年(35%)、1820年 (35%-45%)、1828年(50%)、1875年(40-50%)、1914年(44%)……
但正是这个让亚当斯密的嫡系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了直摇头的高关税政策，反而助推了美国经济的崛起。
是的，现代经济学常识本来告诉我们，高关税、高贸易壁垒的进口替代政策往往会导致国家的失序与崩溃。比如20世纪后半叶的阿根廷，在“贝隆主义”的影响下就跌入了陷阱。但我们却发现，19世纪的美国却是一个特例。高关税、高贸易壁垒的内循环，非但没有扼杀美国经济，反倒让美国实现了很多发展中大国梦寐以求的“弯道超车”。
19世纪的美国与20世纪的阿根廷，一成一败的关键，其实就在于那个词：内需。或者说的更简单直白一些：藏富于民。
19世纪美式内循环，不是一个关起门来后让联邦政府或企业主从工人那里获得更多“抽水”的体系。而是一个劳资双方合理博弈、达成彼此妥协，分享技术进步的系统。正如美国学派代表人物马修·凯里指出的：工业化的本质不是基于剥削劳动力，而是要以资本驱动的科技进步开发大自然，再通过合理、公正的分配由社会各阶级公平分享技术进步的成果，这就是所谓的“利益和谐论”。
值得主义的是，在这个循环过程中，由于当时美国联邦政府奉行的是“小政府”模式，公权力对市场的抽水是极低的。因此，高关税、高工资、低税收；大内需、大市场、小政府。成为了美国工业崛起、接替英国成为世界霸主的秘诀。
其实你参照一下前些年特朗普当政时期美国所推行的经济政策，会发现这套心法其实仍存留在美国人的思维当中，经济一旦不好的时候，就会有人想要拿出来用用。
当然，十九世纪美国学派为了实现后发国家工业化开出的药方，能不能治今天美国经济的病，这是一件两说的事情。特朗普执政4年时间，搞了很多酷似19世纪美国贸易高边疆时期的政策，但其对今日美国的药效是好是坏，尚有待时间的检验。
但透过《英美棉纺织业史——企业、网络与商业价值》这本书中展现的美英工业博弈故事，有一个道理我觉得依然是至今颠扑不破的——一个崛起中的国家的经济发展，确实没有一定之规，以纺织工业而论，无论是英国当年遵循的全球化“外循环”，还是美国的“内循环”，都是成功的道路。
但工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满足需求，如果一个国家，有幸拥有了庞大而广阔的内部市场潜力，科技在不断进步、营商环境稳定而少折腾，政府和企业又愿意或不得不分享更多的利润给劳动者。那么即便遭遇世界霸权的脱钩与围堵，那么内循环也的确依然可以给它以天高任鸟飞的空间。
只是这个内需，不是刺激出来的，是培育出来的。
美国19世纪纺织业发展的故事，就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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