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15日星期日

国家的困境与前途


文/清和社长

在2024年的新年演讲上,我说:“转轨国家,一定要在中产、企业家、知识精英和技术官僚大批崛起,以及年轻人特别旺盛的时期,完成关键转型”。

不少社友对这句话颇有感触,这篇文章我展开来讲。

很多人分析老龄化少子化的风险,比如消费下降、创新活力不足、养老负担和债务压力等等,这些观点固然没大问题,但对于一个转轨国家来说,老龄化少子化的最大风险,不是经济挑战,而是无法、难以完成国家转型。

本文不是严谨的推理文章,而是经验式的探索文章,探讨人口变量与国家转型的关系。

本文逻辑

一、俄国的人口危机与国家困境
二、韩国的汉江一代与国家跨越
三、越南的人口结构与国家前途

【正文6500字,阅读时间15',感谢分享】



01 国家困境 俄国的人口危机

什么是转轨/转型国家?

英国、法国、美国等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属于最早探索国家现代化之路的领先国家,日本、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印度、越南等新兴国家,属于跟随国家现代化之路的转轨国家。

国家转轨,主要指从传统国家转向现代化国家,具体来说,从王权政治、威权政治转向民主政治、宪法政治,从农业经济、计划经济转向工业经济、市场经济,从等级社会转向公民社会,意识形态上转向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与法治。

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转轨国家。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从苏联体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新的国家,从而开启现代化转型之路,政治上转向民主政治,经济上转向市场经济。

但是,之后30多年,俄罗斯经济并未如中国一样借着全球化和互联网的浪潮快速崛起。相反,期间,俄罗斯爆发了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卢布危机,经济越来越依赖石油出口。在近十年的两次战争中,俄罗斯逐渐被欧美国家经济封锁、政治孤立,与欧洲石油产业链硬脱钩,如今几近从全球化市场和国际政治舞台中脱离。

俄罗斯的市场经济为什么失败?

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解释俄罗斯的经济或国家困境,比如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改革失败,“资源诅咒”,国内政治腐败,在国际政治上的关键失误,等等。

实际上,俄罗斯市场经济的失败,根本上来说是国家转型的失败。俄罗斯的国家转型为何失败?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只要打开国门,外资与技术源源不断地流入,经济自然快速增长。过去30多年,中国连续高增长其实有几分幸运。俄罗斯打开国门,经济并未如愿持续增长,甚至与国际市场渐行渐远。这是为何?

人,是最根本的因素,尤其对转轨国家而言。

俄罗斯国家转型失败的因素有很多,本文只讲人口的因素。

很少人关注到,俄罗斯在成立之初,其生育率已经跌到非常低的水平,甚至低于当时的日本。俄罗斯生育率从1987年的2.22快速下降,到1993年跌到1.39,低于中国1.69,低于韩国的1.65,低于日本的1.46。从1993年到2007年,俄罗斯的生育率都低于1.5。

俄罗斯生育率低导致少子化,14岁以下人口比重从成立之初的22%下降到2007年的14%左右,到2022年回升至16.9%。从1992年到2012年,俄罗斯的14岁以下人口比重都低于中国、韩国,稍微高于日本。

俄罗斯老龄化的程度要比想象中更重,进入老龄化的时间比很多国家都早。从1993年到2018年,俄罗斯的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2%,比韩国、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更高。从1992年到2010年左右,俄罗斯的年龄中位数持续上升,长期高于韩国、中国。

近些年,俄罗斯老龄化程度被韩国赶超、被中国紧逼,主要原因是除了后者老龄化加速外,俄罗斯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增长缓慢。根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俄罗斯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0.06岁,低于世界平均值,其中男性寿命仅为65.51岁,远低于中国、韩国的水平。

老龄化少子化给俄罗斯国家转轨带来哪些问题?

首先是路径依赖。

在俄罗斯之前,苏联实行了五六十年的严格计划经济,对经济系统进行条条块块管理,扼杀了一切经济自由、创新与冒险精神。90年代,俄罗斯打开国门引入市场经济时,接受计划经济严格训练的几代俄罗斯人形成了路径依赖,习惯了吃公家、磨洋工与搭便车,排斥市场与竞争。

在中国,计划经济的实施程度远低于苏联,广大农村尤其是南方农村,并未严格纳入计划经济的范畴。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并未受到任何计划经济好处的农民渴望突破这种体系。改革开放后,他们大胆涌入城市打工、做手工业、做贸易,东南地区的农民是最早拥抱市场经济的群体。相反,那些受到计划经济严格保护的地区,搭便车与官僚主义盛行,市场经济发展缓慢,年轻人纷纷外流。

在国家转轨期间,中国人口出生率依然很高,新一代的70后、80后,每年新增规模超过2000万人,他们更少计划经济的包袱,积极拥抱市场,敢于参与竞争。而俄罗斯新增人口少,没有足够的新生力量突破路径依赖,最终走向资源依赖型经济。

其次是开放不足。

什么推动转轨国家打开国门?美元和技术。

但是,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有能力换取美元和技术。靠的是比较优势,主要是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

中国靠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吸引外资和技术进入,发展出口制造业,赚取了大量的外汇,相比俄罗斯更高程度地融入国际市场。换言之,大量的青年人口是吸引外资和技术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动国门开放的核心力量。

俄罗斯缺乏足够的青年人口发展出口制造业,他们靠出口石油赚取外汇。严格上来说,这无可厚非。但对于转轨国家来说,这种开放格局是不稳定的。如果以外贸就业人口占比来衡量,俄罗斯的对外开放程度远低于中国。这使得中国必须保持对外开放,维护贸易关系的稳定,而俄罗斯容易关上国门或被关上国门。由于战争容易推动油价上涨,这种资源型国家对和平贸易维护力度不强。所以,一旦劳动力人口下降,对外依赖度可能下降,开放程度也容易降低。

最后是改革疲弱。

胡适说,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同理,国家现代化转型不可能靠一群抱残守缺的人。

俄罗斯在90年代就引入了民主选举,但投票人中老一代人居多,新一代年轻人少,他们多数人对现代化和国际社会的规则理解不足。这些人如何正确选择根本上决定了国家的前途,而非民主制度。

就大众而言,思想的进步,不靠教育,靠迭代。在国家转轨过程中,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是推动观念与社会改革的重要力量。老一代人只会骂国民性,新一代人更敢直面问题。老一代人有资产,沉没成本高,最怕不稳定性,新一代人没有包袱更敢表达诉求、推动改革。

当然,下一代未必比上一代更开放,但没有足够多的下一代,国家转轨难以成功。


02 国家跨越 韩国的汉江一代

韩国是一个转轨成功的典型国家。

作为转轨国家,韩国的历程几乎是完美的:引入外资、出口制造业、经济起飞、政治改革、应对金融危机、经济平缓降落、跻身发达经济体(收入与技术)、福利社会构建、实现国家现代化。这个国家转轨的每一步,都与人口形势完美契合。

韩国独立于李承晚,兴起于朴正熙。

1961年,军人出身的朴正熙发动政变,推翻了李承晚建立的政权。在当时美苏争霸的大格局下,朴正熙政府吸收了来自美国的援助红利,同时在日美贸易战中左右逢源。

1965年,在美国的撮合下,日韩经过七轮谈判最终实现外交正常化。日韩签署了“日韩请求权协定”。根据这一协定,日本向韩国提供5亿美元经济援助。

1969年,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尽显疲态,尼克松政府在关岛提出了美在东亚的新政策,即关岛主义。尼克松希望缓和东亚局势,与日结成“伙伴关系”,带上韩国,拉拢中国,共同制衡苏联。

1973年1月,朴正熙在新年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重工业化宣言”,宣称韩国在1980年代初人均国民收入将达到1000美元。同月31日,朴正熙听取了经济第二首席秘书官吴源哲的报告,报告指出,要改造工业结构,扩大工业基础;发展化学工业、造船、机械工业;引进新技术,建设大型工厂。朴正熙指示,要大力引入外资和技术。

同时,朴正熙的秘书长金正濂和重化工业企划团长吴源哲提出,各领域选定一两个私人企业,在选址、公路、资金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这就是韩国财阀经济的开端。

朴正熙政府的金融机构大力支持财阀集团。70年代,现代、三星、LG、SK等大财阀获得的金融机构贷款,一度超过韩国信贷总量的70%。1970-1975年,现代、大宇和双龙的增长速度分别达到33%、35%和34%。

七八十年代,美国对日本的家电、半导体及电子产业发起贸易调查,韩国三星、LG、现代以及大宇四大财阀,抓住了这次产业转移和贸易替代的历史性机遇,主动吸收、模仿日美技术,加强对设备及人才的投资,韩国的电子产业却快速崛起,并成为首屈一指的主导产业。

在朴正熙时代,韩国经济腾飞与财阀深度捆绑。1979年,韩国GDP从1962年的全球第101位跃居到第49位;人均GDP从1965年的108美元跃升至1783美元。1980年,韩国前十大财阀营收的GDP占比已达48.1%,财阀根深叶茂,富可敌国。

就在韩国经济腾飞的1979年,执掌青瓦台达18年之久的朴正熙被其心腹、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枪杀。

朴正熙突然被刺杀,韩国何去何从?

朴正熙死后,陆军中将全斗焕发动政变夺权,全斗焕、卢泰愚先后执掌韩国。这两位都曾经是朴正熙的警卫,他们掌权后依然按照朴正熙的经济思路往前走。

在警卫执政时代,韩国经济和财阀经济继续高歌猛进,创造了震惊世界的“汉江奇迹”。韩国人均GDP从1980年的1715美元增加至1989年的5817美元,1992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963年的9倍。

但是,“汉江奇迹”的底色依然是威权政府支撑的财阀资本主义。早在1972年,朴正熙颁布维新宪法,禁止一切政党及全体国民的政治活动,实施新闻审查,推行维新体制。维新宪法发布后,高丽大学学生爆发示威游行运动,朴正熙派军队镇压反抗,逮捕学生,不经过法院直接判刑。

“强人”政府倒台后,韩国维新体制与自由市场的矛盾愈演愈烈。这是国家转轨中最重要的一道坎。

朴正熙被刺杀后,韩国民主化运动乘机兴起,一度出现“汉城之春”。金大中、金泳三率领民主人士发表《促进民主化国民宣言》,引爆大规模的示威运动,要求全斗焕下台。

1980年5月,全斗焕宣布紧急戒严令,禁止一切政治活动,逮捕了金大中、金泳三等人,造成4000多人伤亡。这就是著名的光州事件。

尽管经济持续增长,但朴正熙和全斗焕政府都面临政权合法性的挑战。为了强化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荣耀,全斗焕决定举办1988年汉城奥运会。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汉城奥运会给了韩国民主化运动千载难逢的契机。

1987年6月,因汉城大学学生朴锺哲被拷打致死事件,韩国再度掀起民主化运动的高潮。国际媒体高度关注,国际奥委会发出取消韩国奥运主办权的警告,以施压全斗焕政府。全斗焕不得不退居幕后,推举卢泰愚出面平息事端。

6月29日,退无可退的卢泰愚面对记者们宣布一系列妥协措施。其中包括修改宪法,实行总统直接选举制;赦免金大中;保障民权;主张言论自由。这就是八点民主化宣言(六二九特别宣言)。

1988年,汉城奥运会如期召开。这一年,韩国宪法修订,规定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汉城奥运会改变了韩国的国运,韩国成功跨越了格林尼治时间。

1992年大选,金泳三当选总统。这次大选具有标志性意义。金泳三是韩国第一位非军人总统,是民主化运动的胜利。金泳三上台后彻查了全斗焕和卢泰愚时期的政治资金问题,将全卢二人投入大牢。从此,韩国平民势力与财阀势力在总统舞台上赤裸交锋,血腥争斗,一次次上演“青瓦台诅咒”。

同时,金泳三政府推动韩国经济全球化,逐步开放金融市场,加入经合组织(OECD);废除了“经济计划”,推动财阀资本主义转向市场化、全球化。

复盘韩国的国家转轨,每一步的时间节点踩得都非常准。1979年,如果朴正熙没有被刺杀,1988年即便召开汉城奥运会,韩国大概率不可能走向民主政治。如果韩国没有走向民选政府,1998年韩国大概率破产。

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韩国经济下跌5.13%,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历史最高点的110%,违约企业数量高达22828家。危险的是,外汇储备只有50亿美元,而短期外债高达583.7亿美元,外汇市场岌岌可危。

韩国政府紧急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寻求援助。不过,后者开出的条件是,改革财阀体系,整顿金融系统,开放外商投资。

所幸的是,金泳三下台后,又一平民总统上台。当时金大中总统承诺实施自由化、国际化改革。IMF给韩国政府提供了570亿美元一揽子贷款,将韩国从破产的边缘拉了回来。

金大中政府修改了金融法案,清理整顿了600家金融机构,关闭了11家自有资本率不到8%的银行;禁止财阀旗下公司之间相互提供贷款担保;注入公共资金,帮助金融系统排毒;切断政府对商业银行的信贷干预;开放金融市场,实施外汇交易自由化。

从六七年代到现在,在韩国人口红利时代,发展出口制造业积累财富;在经济与人口巅峰,完成了国家现代化的关键一步;在金融危机时期,民选政府拯救了国家;在经济减速时期,民选政府跟财阀斗争,完成了经济结构改革;在老龄化时代,构建了社会福利制度;在低增长时代,跻身了全球发达经济体行列。

其实,国家转型的机会,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关键一步就在一两代人身上。韩国六七十年代经济快速增长,韩国生育率在3%以上,大批青年、知识精英、中产、企业家成长起来,我称他们为“汉江一代”。他们在1988年推动了政治改革,完成了韩国现代化国家的关键一步。今天,韩国出生率滑入极低水平,老龄化程度高,如果韩国一直没有完成政治改革,未来的韩国也难以实现国家转轨。

转轨国家的关键一步,应该也只能落到“汉江一代”身上。


03 国家前途 越南的人口结构

俄罗斯与越南,你更看好哪个国家?

可能多数人的回答是:越南。

为什么?

人口鼎盛且走向开放的越南,给人感觉更有希望。

在中国提出改革开放8年之后,即1986年12月,越六大召开,正式提出革新开放的国策,主张发展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政策。

但是,最初十年,越南高层就发展路线斗争激烈,越南的革新开放之路推进缓慢且反复。整个90年代,被越南称为“保卫社会主义的十年”,经济发展受意识形态及政治博弈牵绊。

2001年4月越九大召开,农德孟取代黎可漂当选为中央总书记。这是一个关键转折点。

农德孟放弃了以前的错误政策,采取政治与经济协同改革、同步推进的政策,加大了政治革新,将国家的重心拨回到经济发展上。

农德孟执政这十年,越南的经济战略是发展外向型经济。越南确定了三大外交目标:积极融入国际秩序、发展大国关系和发展周边关系。

成功而实用的外交政策,是越南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2006年,越南出台了《投资法》,宣布对国内与外商投资实施统一管理,取消了此前《外国投资法》的诸多限制,进一步开放了市场。这一年,越南成功加入WTO。2007年,越南非国有经济的增速开始超过国有部门,市场活力开始释放,私有企业及外商投资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在21世纪头十年,越南经济增长保持了6%左右的增速。这个增速,在亚洲国家长期位列前三甲,继中国、印度之后。2001年越南人均GDP只有388美元,但2008年已达到1024美元,不到十年便摆脱了低收入国家的帽子。

2011年阮富仲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后,越南上下都将精力聚集于经济发展以及对外开放。

2015年,为了进一步融入国际秩序,适应TPP等国际贸易及投资规则,越南对投资法进行了较大范围的补充修改,出台了新的《投资法》。新的投资法对外商投资给予更大的优惠。

2018年,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后,越南加大了开放步伐,同时加强了与美国、中国的经贸合作。次年,《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CPTPP)在越南正式生效,越南对外贸易又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机遇。

目前,越南给人的感觉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充满着渴望与希望。

这个国家拥有9300万人左右,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由于长期战乱的原因,越南在1980年代初只有5000多万人,其中男性偏少。到了八九十年代,越南迎来婴儿潮,人口大规模增长。

越南拥有5400多万青壮年劳动力,其中大部分为二三十岁的八零后、九零后。2017年的预估数据显示,越南的人口中位数年龄仅有30.5岁,而且生育率依然保持在2%以上。所以,越南的人口结构非常优质,大量的青年人口是越南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及加工制造业的重要优势。

目前,越南的制造业以贸易出口为导向。从进出口品类可以看出,越南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充分发挥其廉价劳动力的天然禀赋优势。出口品主要包括机械设备及配件、电子产品及配件、纺织、鞋类、水产。越南第一大出口国是美国,第一大进口国是中国。

最近20年,越南的经济成果令人瞩目,经济增速都维持在5%-10%,成为经济增长最快的、最稳定的新兴国家之一。2019年,越南政府提出了越南2045年的国家愿景,即在独立100周年之际,越南发展成为高收入发达国家。

越南能否成为下一个韩国?

从产业转移的角度,越南具备这样的机遇。中美特殊关系定然会持续多年,甚至十几二十年,这对越南来说是极佳的发展机遇。中美两个大国的贸易博弈必然促进全球产业链重组以及产业迁移,与泰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相比,越南更具备产业承接的优势,尤其是劳动力优势。

但是,最关键的是,越南能否在经济高速增长、年轻人最为鼎盛、企业家与知识精英大批崛起的时期,抓住机会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关键一跃。

越南,南方经济实力强,北方政治力量强,二者存在一定的制衡与博弈,未来存在不确定性。

如果无法实现这一个关键跨越,越南难以将经济增长带来的大部分财富落到家庭部门,贫富差距扩大,经济内生增长动力衰退,还可能伴随着老龄化风险和债务风险,同时外部贸易冲突、国家间冲突也将增加,与国家现代化、经济全球化渐行渐远。

在国家转轨的历史上,经济和政治的组合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福泽谕吉给出的顺序是:第一是人心的改变,即思想启蒙;第二是制度的改变,即政治改革;第三才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即经济改革。

不过,弗里德曼的顺序是:先有经济自由,后有政治自由。他认为,经济自由可以分散政治权力,进而推动政治改革。

福泽谕吉的道路是根本性的道路,也是更艰难风险更高的道路。弗里德曼的道路是门槛更低的道路,当顺道走完后,留下的定然是反复曲折的道路。

很多人都清楚通往彼岸的道路,却难以抵达。这是这个时代的集体行动的困境。

最后,本文不是催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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