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4日星期五

中国炒菜的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源的

炒菜,贵为国民美食,素以色泽光鲜,香气醉人著称,不仅在当代人中颇受欢迎,在古代更是引得八方饕餮竞相为之折腰。然而,如今看来俯拾即是的炒菜,对于烹饪物料相对匮乏的古代人来说,却是件新奇玩意。

那咱们老祖宗大概是什么时候吃上炒菜的呢?

我们都知道,炒菜不同撸串烧烤,想要翻炒食材,首先需要有容器盛放。然而在古代,弄口锅子并不容易。制作美味炒菜,重点在于要使用导热性好的容器。古代青铜器导热性较好[1],适合用作烹饪容器,因此春秋战国时期也有了“钟鸣鼎食”的说法。

优质容器的出现,为炒菜的诞生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由于青铜器价格昂贵,且具有其独特的政治意义,因此难以在民间普及。普通百姓所能用者,不过陶器土瓦,导热性较差,菜很难爆炒,自然与美味炒菜无缘。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在廉价的烹饪工具普及之前,炒菜尚未在民间市场大规模推广开来,“舌尖上的味道”仍掌控在少部分人手里。

到了魏晋南北朝,情况有所改观。北齐知名农学家贾思勰在《齐名要术》中,明确记载了炒鸡蛋和炒鸭子的步骤,以炒蛋为例:打破(鸡蛋),著铜铛中,搅令黄白相杂。细军葱白,下盐米,浑鼓。麻油炒之。甚香美。细品!你细品!是不是有“味道”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文字中明确提到了“炒”字,这也侧面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炒菜的“声量”,较之前有了一定的提升。此外,魏晋时期,北方多地已能够提供制热良好,且传热快的铁釜,这无疑加速了炒菜在民间的推广。

进入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活跃,加速瓦解了限制市民自由的“里坊制度”,夜禁开始被放宽,“夜市文化”蓬勃兴起[2],政策变化无形间提升了炒菜在大众间的“曝光量”,不过这也带来了实际问题:夜禁放宽后,出门打牙祭的客人越来越多,对饭馆上菜速度自然有了更高的要求。导热性良好的铁锅,自然成为各大“饭店”的炒菜优选工具。尤其是宋朝,赶上了钢铁冶炼大发展的“高速列车”,学者刘森在《宋代的铁钱与铁产量》一文中指出宋代铸铁钱、生产兵器、农具、日常用品以及制造船等,对铁需求量日益增大,宋代产铁量也大大超越前代…这也为各大城市“步行街”炒菜馆提升“翻桌率”创造了有利条件。

不过值得推敲的一点是:宋朝的钢铁铸造技术并不算出色,这也使得铁锅是否实现民间普及遭到质疑。《宋史》记载:

“(宋朝兵器)天下岁课弓弩、甲胄入充武库者以千万数,乃无一坚好精利实可为备者 ...所作之器,但形质而已……所积虽多,大抵敝恶。“

翻成白话就是:宋铁质量欠佳,制造出来的盔甲兵器不结实,都脆生脆生的。兵器尚且如此,铁锅质量自然不容乐观。当时技术条件下制造出的铁锅,是否能为普通百姓接受并广泛使用;这样的铁锅又能否做出美味炒菜?小金觉得,都要打一个问号。

不过宋朝钢铁铸造技术的进步,为日后炒菜飞入千家万户奠定扎实基础。到了元朝,导热性更好的薄铁锅开始流行。进入明清时代,花生油传入国内,这种入锅后香气四溢的植物油,成功为炒菜挣得更高的人气。

与此同时,当时的气象条件也“不遗余力”推了炒菜一把。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指出:15世纪~19世纪(宋、元、明、清时代)的中国的冬季相对寒冷。这一气候直接导致北方地区植被退化,老百姓生火所用耗材出现短缺。出于节省耗材考虑,讲究“短平快”的炒菜,相比费时又费柴的炖煮,显然更加“节能”。众多偶然因素交织,将炒菜推入鼎盛时期。清代南北地区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炒菜,这些炒菜被笔记、食谱收录,数以百计,洋洋大观[3]。举个栗子,我们很熟悉的清代“美食大佬”袁枚在《随园食单》里,就收有生炒甲鱼、酱炒甲鱼、炒鳝、炒虾、梨炒鸡、炒羊肉丝、炒肉丝等多道炒菜…不胜枚举,一时间中国炒菜呈现出“百花齐放”态势。

 

上下五千年,炒菜始于春秋战国,兴于唐宋,盛于明清,真正普及距今尚不足千年。古人从种植、耕作、收获、翻炒,再到美食上桌,人想取悦自己何其不易。好在为“取悦自己”所踏出的每一步,都成为了“人生值得”的完美脚注,也赋予了生活更多积极意义。可惜现在越来越多背井离乡的现代人,执着于所谓奋斗,却将饮食这样的人生“头等大事”抛诸脑后。生活环境的改善,外卖行业的兴起,油烟厚重,逼仄闷热的厨房也让越来越多讲究清洁人士敬而远之,下班自己炒菜吃逐渐沦为“无稽之谈”。

故乡的炊烟味道,是长留心间的乡愁与感动。能嗅闻到故乡美食香气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灵魂在这座城市的寄寓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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