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台湾的民主化浪潮并不是从无到有，而是已经孕育、萌发了半个世纪之久。毕竟，民主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过程。
May 21, 2024
撰文 徒步的骑手
编辑 湖水
平台编辑 覃山
2020年初，我第一次在台湾环岛骑行，正值总统大选。当时，香港学生和市民争取民主的“反送中”抗争被平息不久，台湾选民群情激愤，大街小巷，田间地头，空气中弥漫着不愿重蹈香港命运的悲情。投票前的晚上，一位萍水相逢的高雄年轻人说：“我好焦虑啊……只是希望下次您来，台湾依然怡人。 ”
那时我想，不久就会再来。在台湾骑行，似曾相识的人文和熟悉的语言，处处感受到陌生人的友善，让人油然而生亲情与敬意，尚未离开已经想回来的事了。离开台湾时却出现了不详之兆，新闻说对岸的武汉爆发神秘肺炎。回美国的飞机上，已经人人戴着口罩。不久，神秘肺炎演变成一场横扫全球的大瘟疫，世界进入了事实上的隔绝状态。
当台湾重新向世界开放，已经是几年后了。2023年初，我第二次环岛骑行，重新踏上这片土地时，按捺不住久别重逢的喜悦。经历了旷日持久的疫情，不断加剧的政党纷争，来自对岸日复一日的威胁，这里依然怡人。同年末，我在日本走完四国遍路，再度来到台湾，徒步加乘车，第三次环岛，结束时又到了总统大选时节。
最安全，也是最危险的地方
“台湾就在中国旁边，跑也跑不掉，漂也漂不走。中国那么大，它到底怕什么呢？现在每天来威胁，让台湾人对中国的好感越来越少。两岸经济来往也会越来越少。”
两次环岛骑行，我都是从台北出发，乘东北季风，沿海峡一侧南下。几天后，进入枋山地界，满眼热带风情，海水变得清澈湛蓝，路上的卡车少了许多，心境也随之轻松下来。东北季风吹到这里已经没有寒意，通往垦丁只剩下一条道路——屏鹅公路。路边零星有卖本地特产的小摊，橙色的帆布招牌上印着“菱角·花生”的蓝色大字，远远地可以看见。
第一次环岛时，曾在屏鹅公路边一家水果店停下来吃芒果冰。店主是位戴眼镜的老人，雪白的短发，短衣短裤。寒暄之后，他拿出一份台湾游览图送给我，上面注明了各地的美景和物产。记得他说，台湾除了海就是山，山里的物产都是宝，言谈中流露出对家乡的自豪感。
相隔三年，第二次环岛，又路过此地。大瘟疫中，沿途一些生意关闭了，但老人的水果摊顽强地生存下来。他看上去消瘦了很多，见面就说：“欢迎来到世界上最安全，也是最危险的地方。”我们各自会心一笑。台湾犯罪率很低，无论是在台北街头，还是在偏远的乡村，人们都可以半夜出门行走，不必担心被抢劫，被伤害。危险来自海峡对岸。那里有上千枚飞弹瞄准这个相隔100多公里的岛屿，每天派战机绕行威胁，使台海成为世界上最有可能爆发战争的热点地区之一。
跟三年前一样，我说要一杯芒果冰。 老人说：“芒果没有新鲜的了，都是冰冻的，口感不好。喝别的吧，有新鲜西瓜。”他榨了一杯西瓜汁，放上碎冰，又拿出一支香蕉送给我。看着我们三年前的合影，他说，“你瘦了”，然后又说，“我也瘦了，三年做了三次手术”。他年轻时在总统府做宪兵，祖上大清时就来到台湾，家族经历了日治、国府、戒严、解严和民主化。
说起台湾，他像三年前一样，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不只为各地的物产自豪，也为台湾的民主自豪：“我们有了民主，民不再怕官，不同族群学会了和平共处。”他似乎没有鲜明的党派倾向，批评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对民进党近年的执政也颇有微辞：“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失利。本来老百姓对它期望很高，但它执政太久了，自行其事，不再理会选民的诉求。”我说：“这可能就是权力的傲慢吧。”他说：“对，就是傲慢。老百姓在很多地方把它选下来，惩罚它，让它吸取教训。这就是民主。”
老人健谈，又把话题转到中国：“可惜中国还没有民主。一个人独裁会害苦老百姓。这三年防疫，他说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他又不是防疫专家，怎么能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那是专家的工作。台湾有经验，也有教训。中国将来可能也会像台湾一样民主化，但谁知道呢？中国不尊重智慧产权，美国要求中国尊重智慧产权，中国说是打压它发展。中国太心急了，要发展高科技，造芯片，学台积电。但台积电是在台湾民主化之后，开始尊重智慧产权，才成了气候。”
在台湾的电视上和社交媒体上，随处会感受到中国发出的武力威胁。但在日常生活中，似乎感觉不到这种威胁的影响。我说：“好像台湾老百姓不是很惧怕武力威胁？反倒是外界比较担心。”他说：“我们习惯了。这么多年下来，不习惯也得习惯。”他批评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太心急：“台湾就在中国旁边，跑也跑不掉，漂也漂不走。中国那么大，它到底怕什么呢？中国释放善意的时候，两岸经济越来越密切，几代人之后，就很难再分开了。现在每天来威胁，让台湾人对中国的好感越来越少。两岸经济来往也会越来越少。威胁适得其反。”
我说：“他可能是想在他的任期内实现统一吧。至少很多人是这么看。”老人说：“那怎么可能呢？大部分台湾人不想统一，看到疫情期间中国不拿老百姓当人对待，想统一的人就更少了。如果武力犯台，台湾人不可能束手就擒。虽然中国的体量大，但台湾毕竟有先进技术和武器。美国也不会不管。但美国毕竟离得很远，台湾还是要靠自己。”
台美关系经历过起伏波折，是台湾老代人难以释怀的痛点，也让不少人怀疑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是否三心二意。不过，老人显然不是疑美论者，他言谈中透出冷峻的务实态度：“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不能轻易忘了，但也不能过于纠缠。我母亲年轻时学日语，还挨过美军飞机的轰炸，那时候是日治时期。历史恩怨是纠缠不完的，也不能以美国过去的错误来判断它以后的做法。我们总要面对现实。”停顿片刻，他缓缓地问：“如果美国靠不住，台湾又能靠谁呢？”
台东池上乡
政治是文化的下游
从女总统到女立委、女市长、女县长、女镇长，都是选民一人一票选上去的。她们在竞选中表现出来的自主、自立、自强等素质，还有选民对她们的认可和支持，显然不是出自原生的中国文化，而是西风东渐带来的社会开放和政治民主化的结果。
2023下半年，“皮尤研究中心”在台湾展开历时三个月的民调，结果显示：台湾人中有67%认为自己首先是台湾人，有28%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只有3%认为自己首先是中国人。在18到34岁的台湾年轻人中，认为自己首先是台湾人的高达83%，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有15%，只有1%认为自己首先是中国人。
简体中文世界对台湾的一个流行印象是文化跟中国一样，只是有了民主选举。多年以前，我通过文章、书籍、影视和流行歌曲了解台湾，在美国也偶尔遇到来自台湾的移民，曾经有类似的印象。这几年，在台湾环岛，骑行、徒步、搭船、乘车，辗转几千公里，近距离接触不同阶层、族群和年龄的人之后，我发现那种印象已经过时。经过近130年分治，包括50年日治、55年国民党独裁、20多年政党轮替，台湾不但在政治上已跟苏俄式制度的中国分道扬镳，而且在文化上也跟党国化的中国传统渐行渐远，只剩些残存的历史相似性。毕竟，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的博物馆陈列品。
第一次环岛时路过台南，我去拜访司法博物馆，就像进入了一部浓缩的台湾法律和司法史。大清国时代，台湾是帝国大陆的一座离岛，朝廷任命的官员集“行政公检法司”于一身。甲午战争中，大清国战败，跟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日本殖民当局终结了中国传统的统治方式，开始在台湾建立现代司法制度，台湾有了第一位职业律师、检察官和法官。同时，殖民当局聘请著名建筑师设计建造法院，包括台南法院。那是一座很气派的欧洲古典风格建筑，如今成了司法博物馆。法院建成前，殖民当局安排在城隍庙和孔庙开庭审理案件，一方面是因为那两处公共场所能容纳众多旁听者，另一方面也是有意根据本地传统和民情树立法律和司法的权威。
台南司法博物馆
那天，司法博物馆有个临时展览，介绍“法律扶助基金会”的工作。这个民间组织向没钱打官司的民众提供义务法律咨询，为穷苦人出资聘请律师代理，还帮弱势人群写法律文书。15年间，已经有4000多位律师参与，提供了数十万次法律咨询，代理民众打了数万起官司。“法律扶助基金会”的口号是“法扶在，希望就在”，它向大众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如果你家境穷苦，遇到不幸或受到不公对待，别走上绝路，这个社会有人关心你，会帮助你维护权益，讨回公道。这给不幸的人和遭遇不公的人带来希望，让社会多些融洽，少些戾气。人群一旦失去希望，社会就会日益腐烂，腐烂到一定程度，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法律和司法固然解决不了所有问题，化解不了所有矛盾，但如果司法不彰，无数社会问题就会爆发出来，社会矛盾将难免趋于激化。
比台南法院更古老的是孔庙，始建于17世纪明郑时代，重修于日治时期。孔夫子倡导“学以成人”，开创用念书改变命运的传统，至今仍然是台湾政治人物竞选能打动选民的典型故事。大选期间，街头、田间、路边常有候选人的竞选广告牌，有两个突出的特色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是候选人喜欢把自己的学历醒目地印在广告牌子上，比如“台大法律硕士”、“留美医学博士”等。有位候选人的竞选广告像求职简历：“剑桥博士后、伦敦经济博士、台大政治学士”。跟我比较熟悉的美国选举中候选人的竞选广告相比，这种强调学历的做法可能体现了一种中国文化传统特色吧。
第二个特色则迥异于中国文化传统：女性候选人众多。这反映了当今台湾社会现代文明化转型后政坛的性别生态：现任总统是女性，候任副总统是女性，国会立委40%多是女性，无数县长、市长、镇长是女性。从女总统到女立委、女市长、女县长、女镇长，都是选民一人一票选上去的。她们在竞选中表现出来的自主、自立、自强等现代文明人素质，还有选民对她们的认可和支持，显然不是出自原生的中国文化，而是西风东渐带来的社会开放和政治民主化的结果。
第二次环岛骑行结束后，我转道韩国前往日本。骑经东京时，一位东京大学的教授朋友说明治大学有个讲座，邀请了台湾两位法律活动人士讲同性婚姻合法化问题，有两位日本法学教授现场对谈。那天在现场听讲的多是年轻学生，分别来自日本、中国和台湾。
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后，日本正在努力跟进，但还没有实现修改法律的目标。按照台湾法律，公民要跟同性外国人结婚，同性婚姻必须在外国人的国家也合法。来自台湾的讲者讲述了为一对台湾-日本同性配偶打官司的故事。台湾民法规定，违反公序良俗的外国法律可以不予承认。她们引用民法这一条款，主张日本不承认同性婚姻的法律违反台湾的公序良俗，所以台湾法院可以不予承认，从而准许台湾公民跟日本同性配偶结婚。台湾法院采纳了她们的主张，裁定日本相关法律违反台湾的公序良俗，判决日本公民跟台湾配偶的同性婚姻有效。
2022年7月21日，由“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律师团义务代理的台日跨国同婚“阿树有吉案”胜诉，这是台湾跨国同婚第四起胜诉判决。2023 年1月，台湾行政院公告最新函释，说明同性婚姻已是台湾的公共秩序，以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香港澳门关系条例为婚姻准据法的跨国同性配偶，可以在台湾登记结婚。
文化和政治都是个动态过程，处在起伏跌宕的变化之中。200年前，台湾是大清国的偏远离岛，文化和政治落后，没有现代法律和司法，也没有律师、检察官和法官。100多年前，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伴随着被殖民的屈辱而到来的是现代法律和司法，从器物到制度开启了融入现代世界的进程。70多年前，台湾成了中国合法政府的逃难地，延续了中华民国的存在。30多年前，台湾最后一位独裁者去世，在中华民国宪法的框架下进入全方位民主化转型。经历了几代人的血泪和挣扎，成功和挫折，台湾的法律和司法从无到有，如今不但能跟发达国家比肩，而且在同性婚姻合法化等方面走在了曾经的宗主国日本前面。
台湾的法律和司法体现了文明或文化的动态发展。文明也好，文化也好，都不是死物，都在不断分流和融汇的变迁中。历史大变动时代，曾经史上同源的文化共同体，往往几代人下来就分流得面目全非了，而政治也跟着变。在这个意义上，安德鲁·布雷巴特（Andrew Breitbart）说：“政治是文化的下游”。历史的阴差阳错让本来同源的中国文化分流，在台湾汇入了现代文明世界，成功地完成政治民主转型；在海峡对岸却维持僵化停滞状态，跟现代文明秩序格格不入，政治则从威权走向极权，呈日益恶化之势。
从离散到疏离
他们不愿再做历史的囚徒——既不愿做中国历史的囚徒，也不愿做台湾历史的囚徒，而是希望拥抱现代文明，把民主、自由、宽容、多元当成自己的生活方式。
台湾曾经是战争和流离的产物。曾做过副总统的吕秀莲形象地说，台湾就像件战利品，日本打赢了，就送给日本，日本战败了，又送回中国，成了中华民国的幸存和偏安之地。独特的历史造就了台湾独特的现实：几分中国、几分日本、几分欧美，几层东洋、几层西洋、几层传统、几层现代，层层叠叠，让人处处感受到不易辨识和言传的离散与融合。作为离散的中国人，徜徉其中，总能感受到几分亲情，几分敬意，也不免有几分失落和遗憾。
南方澳海滩面朝东南的有一段叫情人湾。海滩尽头有座凉亭，凉亭对面有家“海神咖啡馆”。第一次环岛时曾在咖啡馆门前，遇到一位讲标准国语的中年女士。她说，听我讲话有北方口音。我说我出生在山东，生活在得克萨斯。她说她父亲也是山东人，女儿也住得克萨斯，在休斯顿的安德森癌症中心工作。她父亲曾在山东当中学校长，解放军打过去之前，带着学生逃离家乡。当时，山东有几十名中学校长和老师，带领7000多名中学生逃亡，一路南下，风餐露宿，直到广州。逃亡的山东师生在广州找不到去台湾的船，眼看解放军兵临城下，他们以答应“半训半读”为条件，被败退的国军转运到澎湖。到达澎湖后，17岁及以上男生全部被强征入伍，不从者被拘押审判，一名校长和几名学生被枪决。
澎湖笃行十村眷村文化保存园区
当年，随国民政府败退台湾的是100多万流离的中国人。那位女士说，她父亲那代人和学生经历了逃亡的苦难，但留在大陆的亲戚、同事和学生遭遇更悲惨。几十年后，他父亲退休了，当年跟他逃亡到台湾的一些学生每逢节日会去看望他，有的成了商人、科学家、医生、老师，有的甚至成了将军。如今，那波逃亡师生的后代遍布台湾和美国。近十几年，台湾陆续出版了一些书籍，讲述1949年那场波澜起伏的逃离，有回忆录，有非虚构纪实，也有学术研究。澎湖县组织走访了山东逃难师生的后代，把访谈编成回忆录，书名就叫《成为台湾人---山东师生到台湾的流离与扎根》。经历了几代人，曾经逃离中国的山东人成了台湾人，曾经的故国成了异域。
《成为台湾人---山东师生到台湾的流离与扎根》，澎湖县政府文化局出版
7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经历了新一轮政治高压和疫情期间的野蛮管控，又出现大批国民去国逃离的状况。跟不同年龄段的朋友聊天，离散又成了一个避不开的话题。一位台湾文化界的长者说，1949年那场逃离还留下中华民国孤悬海外，偏安离岛，总归延续了华夏传统的一些余音；而当下这波逃离，除了离散还是离散。
当年离散到台湾的一代有着斩不断的中国情结，通过家庭和党派传承下来。但离散一代的中国情结遭遇当今两岸的政治现实却往往顾此失彼，捉襟见肘。2024年大选前，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接受德国媒体采访，说在两岸关系上要相信中国领导人，引起轩然大波。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做出澄清，说他的看法跟马英九不一样，选前之夜的造势大会也不再邀请马英九参加。那位文化界的长者说，“马英九总是在错误的时间对错误的听众说错误的话”。这可能是中国情结在当今现实中难以避免的结果吧。毕竟，离散一代的中国情结在年轻的台湾人中还能找到多少合适的听众呢？
尽管有强烈的中国情结，马英九在执政时也不得不采取现实主义的两岸政策，即“不统不独不武”。他上台时，中国是胡温执政，在两岸关系上秉承不折腾的原则；他下台时，中国现任领导人还没有完全掌握权力。那个特定时段，台海局势相对稳定。如今中国的政策变了——它不仅跟台湾的关系不再稳定，而且跟周边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都不再稳定。在澎湖时，曾跟一位回乡创业的年轻人谈到中国的武力威胁，他说：“对中国来说，战争是一种选择；中国要发动战争，台湾没有选择。”
如果说台湾离散的一代仍然背着历史包袱在两岸关系中挣扎，疏离中国的年轻一代台湾人正在抛弃这个历史包袱。他们不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而是认同台湾人的身份。他们不再用“中国大陆”指称中国，而是直接把中国叫“中国”。近年，中国的武力威胁愈发加剧了台湾年轻一代对中国的疏离感。比之充满怀旧色彩的离散一代，他们对中国的政治有着更清醒的认知。因为没有经历过1970年代末被美国断交的那段历史，他们也比上一代台湾人更倾向于相信美国。
我第一次环岛时，在台北乘坐计程车。司机是位看上去70多岁的老者。当时，一些参加过香港“反送中”抗争的港人逃到台湾，寻求庇护。临近大选，民进党主打的竞选口号之一是“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开车的老者显然不买民进党的帐，说“阿共”打过来，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靠美国都是徒劳：“美国抛弃过南越，它靠不住，也抛弃过台湾。”说起美国抛弃台湾，他声音颤抖。1979年圣诞节，美国政府宣布跟台湾的中华民国断交，转而跟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显然，老者仍然对那段历史耿耿于怀。
2024年大选前不久，一些台湾学者签署《反战声明》，反对台湾做美国的棋子，主张要跟美国和中国“等距外交”，避免备战刺激中国。针对这种主张，一位台湾学界朋友说：“‘与美中等距外交’几乎是痴人说梦。没有韩战爆发以降的美国支持，中华民国早就灭亡了，更不可能民主化。在胡温时代，就连马英九也都是亲美的，所谓不统不独不武，不统是第一位。”一位亲历了香港近几十年变迁的朋友说：“我有个观察，台湾不少朋友，从大学教授到的士司机，对于共产党统治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大陆及香港人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他曾经对中国充满希望和期待，相信通过学习和交流，让大陆人更多了解香港，经过日积月累的改善，一两代人之后，大陆会变得像香港那样自由开放。但大陆没有被香港改变，没有走上更加自由开放的现代文明化道路，反而是大陆改变了香港，成功地对香港实施去现代文明化。2019年，“反送中”运动被残酷镇压，他对大陆的美好期望化为泡影。
中国的教育用古代历史的悠久培养国民傲慢自大，用近代历史的屈辱培养国民愤怨仇恨，成功地把很多年轻人打造成历史的囚徒。观察台湾年轻人的言行，无论是在日常接触中，还是在媒体上和网络上，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们不愿再做历史的囚徒——既不愿做中国历史的囚徒，也不愿做台湾历史的囚徒，而是希望拥抱现代文明，把民主、自由、宽容、多元当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海峡对岸，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拒绝融入现代文明世界的中国，不但挟自己的国民对抗现代文明价值和秩序，而且日益变得具有进攻性，破坏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自由、民主诉求。台湾年轻人不认同这样一个中国。一位学界朋友说：“中国的很多精英都选择逃离中国，不愿跟中国有认同，何况从来没有受过中国统治的台湾年轻一代？”显然，跟对中国满怀乡愁的离散一代相比，台湾的年轻人更着眼于现实和未来，更加决绝地疏离中国。
2024年大选结束后，曾在中国工作过的一位台北女孩子说：“虽然台湾跟中国曾经有过共同的历史，但是，如果不是实际上长期脱离中国，我们不可能有现在的民主；如果被中国统一了，我们也不可能保住现在的民主。”谈到两岸年轻人精神世界和行为方式的差别，尤其是中国的“小粉红”现象时，她说：“这不是中国年轻人的错，是国家给他们太多限制。”她不喜欢柯文哲的民众党，更反感国民党，认为国民党跟中国的共产党一样，都摆脱不了历史包袱，也都擅长给民众洗脑。大选后，她对民进党失去立法院表示失望，但她说：“这就是民主社会……可以投票真的很幸福。”我说：“可以感受到台湾人能用选票自由表达的自豪。”她说：“看看香港，他们已经失去这个机会了。而且民主这件事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路上有多少人争取。”
在当今台湾，民主是个选举时的话题。在当今中国，民主是个被禁止的话题。在新一代离散海外的中国人中，民主是个永久的话题，说起来令人失落，令人伤心。台湾人抗争过，得到了民主；香港人抗争过，失去了民主；35年前，中国人也抗争过，如今民主更加遥遥无期。
台北自由广场
政治-文明断层线
台湾的民主转型也不是突然开始于1980年代解除戒严，而是在那之前半个世纪就已经出现制度建设的萌芽。
不少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台湾跟中国文化同源，族群同宗，并以此把台湾民主作为“华人之光”，期望台湾民主化能够带动中国的民主化。他们羡慕台湾的和平民主转型，期望中国遇到蒋经国那样开明的统治者，加上民间抗争，就能像台湾一样实现民主。但历史和现实却难以支撑这种期望。如果把台湾民主化放到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中看，蒋经国更像是台湾现代文明化转型的一个环节，而不是动因。在现代历史上，台湾从未有过当代中国那种苏俄式制度加中华帝国皇权式的独裁。台湾的民主转型也不是突然开始于1980年代解除戒严，而是在那之前半个世纪就已经出现制度建设的萌芽。
早在1935年日治时期，在台湾人的力争之下，殖民当局开始实施州市街庄议会选举，允许一半议员由民选产生。当时并非普选，只有年满25岁并每年交纳5日元税金的男性才有选举权。一些竞选材料显示，侯选人组织松散，经常是临时集会，没有麦克风，站到街头宣讲政策主张。投票时，选民在选票上写下候选人的名字，因为文化水平有限，不少选民写错别字。只要字迹能辨识，殖民当局允许写错候选人名字的选票计为有效票。那时离日本投降，国府接管台湾还有20年。
中华民国接管台湾后，于1946年举行第一次省内普选。3年后，民国政府在大陆被推翻，败退台湾，实施戒严。虽然国民大会选举名存实亡，但国府继续举行正常的市县选举，在戒严时期没有中断。由此可见，1980年代台湾的民主化浪潮并不是从无到有，而是已经孕育、萌发了半个世纪之久。毕竟，民主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过程。如果没有日治时期建立的现代国家底子、法律和司法制度、政治基础设施、几十年未曾中断的地方选举和深入人心的选举理念，还有中美建交后被日益孤立的国际压力，很难想象台湾会在短期内顺利完成民主转型。
台北中正纪念堂
跟中国的苏俄式体制不同，台湾曾经有过的独裁可以说是宪政民主框架中的独裁，它的民主转型是在现有政治框架内的转型。中国不存在那种政治框架，更不存在台湾实行民主普选前已经历时几代人的选举理念和实践。至于民主转型前台湾的土地私有、民营企业主导经济、不小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空间等，这些条件中国一个都不具备。中国的统治者不仅拥有全国的土地、主导全国经济命脉的企业、全面禁锢言论，而且在几代人中彻底消灭了所有政治选举，国民从爷爷到孙子既没有选举的理念，也没有选举的实践。从台湾的情况看，在具有民主因素的政治框架中，民主转型才有可能，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才能变成现实。在中国那种没有任何民主因素的极权政治框架中，实现民主无异于从“无”中到创造“有”，“转型”无从谈起。
经过一百多年的隔膜、疏离、对抗，甚至敌对，台湾海峡形成一条事实上的“政治-文明断层线”，把两个“政治-文明”板块分开：一个板块是现代政治秩序和现代文明价值，追求法治、自由、民主，政府官员和民意代表由国民选举产生，有受监督和负责任的行政，有多个政治党派竞争，也有独立的司法。另一个板块则集古代与现代的亚文明意识形态和控制手段于一身，建立起对抗现代政治秩序和反现代文明价值的巨无霸堡垒。
近20年，随着台湾民主日趋成熟和日益融入现代文明世界，两个“政治-文明”板块加速渐行渐远。共同的语言和曾经有过的共同文化传统越来越难以掩饰国民精神的落差。在骑行路上，我遇到的大部分普通台湾人，不管是支持哪个党派，普遍认同民主、自由、多元、开放，亲近欧美现代文明国家。而在中国接触到的很多人，包括不少知识分子，言行中往往表现对这些现代文明价值的陌生感，不认同个人自由，反对多元化和开放观念市场，甚至主张跟现代文明世界对抗。
回顾东亚的现代历史，人们很难不正视一个基本的发展脉络：中国周边的现代文明化进程逐渐抛弃中国转向西方同步。最早这么做的是日本，推行“脱亚入欧”；后来有韩国，推行“去中国化”；如今又有台湾。10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像一只回旋镖，在空中飞翔一圈，又回到原地僵化的故态，苏俄式极权主义扎根后急剧强化了以僵化的意识形态对抗现代文明的态势。但是，周边国家不想做它对抗现代文明的跟班和陪葬品，它们选择抛弃中国，融入世界。中华帝国的辉煌时代早就结束了，无论它的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还是它的制度，对周边都不再有吸引力。除非它自己现代文明化起来，否则周边的离心趋势还会日益加速。
2020年大选时，一位台湾年轻人对着电视镜头说“中国很大，但世界更大。”2024年大选前，一位年轻选民说：“中国人慢慢觉醒吧，不要拖垮我们台湾。”中国不乏觉醒的人，但势单力薄，或者被打压噤声，或者选择逃离。现代中国也曾有过让人看到希望的时段：晚清的宪政改革、辛亥革命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抗战胜利后召开国民大会制宪、文革结束后实行改革开放……但每一次希望的曙光乍现，僵化、停滞、自大的古老帝国病症就痼疾复萌，致使现代文明化进程脱轨。一而再，再而三，直到如今，海面下的“政治-文明断层线”越加深不可测。
台北街头是车水马龙和交通噪音的世界，但却有一份花莲和台东没有的“沉静”。在花东街头吃面，飞行训练的战机时而超低空飞过，震耳欲聋。人们吃面的吃面，头也懒得抬，年轻妈妈推着婴儿车从容地在街上走，一位大叔坐在街边美发店的椅子上理发……离开台北前，跟一位朋友讲起对花莲和台东那一幕的观感，他说：“70多年每天都这样，生活总是要继续。”
在这个世界上最安全，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喧嚣和沉静交替起伏，让人处处感受到无奈和隐忍压抑的希望和倔强。又到告别的日子，但愿来年重相聚，台湾的一切依然怡人。
图为徒步环岛拜谒全台妈祖庙的艺术家黄朱平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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