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笛
十八世纪末，英国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扩张其殖民地势力，并试图将中国纳入其贸易网络。在这种背景之下，中英关系出现明显的对抗，中国竭力封闭自身，稳定统治；而英国则强调贸易，殖民扩张。尽管存在冲突，但这也是中西交流的一个重要时期，通过贸易、宗教和外交，西方对中国的了解逐渐加深，当然，同时也伴随着误解和偏见。清廷在面对外部压力时，采取了对外来经济、文化和宗教的抵制态度以及被动的外交政策，这反映了清朝在面对现代化挑战时的困境和无奈。一七九三年，英国派遣乔治·马戛尔尼作为使节前往中国，旨在改善英中之间的贸易关系和传递英国的外交政策。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翻译的危险：清代中国与大英帝国之间两位译者的非凡人生》（下引该书只标注页码），便是讲述这种历史大背景下李自标和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两位翻译者的故事，探讨翻译在中英关系中的重要性与复杂性。这个研究告诉我们，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桥梁，然而这座桥梁在历史的洪流中，常常面临巨大的风险与挑战。
《翻译的危险：清代中国与大英帝国之间两位译者的非凡人生》封面（来源：book.douban.com）
一、翻译的危险与不同文化的交流
李自标的成长背景使他具备了良好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理解力。一七七三年，他抵达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时年仅十三岁。他在这座城市里长大，在那不勒斯学院接受古典欧式
教育，因其精通中文和西方语言而被选为马戛尔尼的翻译和随行人员，成为这个重要事件的参与者。小斯当东是马戛尔尼副手老斯当东的儿子，随使团访华，两人因此认识，也开启了两人在随后几十年的交往和不同的人生经历。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访中国时，还原马戛尔尼首次觐见乾隆皇帝场景的绘画（来源：wikipedia.org）
李自标作为使团的翻译，面临着巨大的责任。他知道，清朝官员对外来者持有警惕态度，任何一个翻译错误都可能导致外交关系的紧张。他必须在清朝官员的要求和马戛尔尼的诉求之间妥协，确保获得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他还需要解释马戛尔尼提出的请求，尤其是在涉及礼节这样的分歧时，沟通就变得非常棘手。李自标的智慧和灵活性，使他能够在危险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他的经历引发沈艾娣对翻译者身份和角色的思考，分析其在面对文化差异和外交纷争时，作为翻译者如何保持中立和准确，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翻译的危险体现在文化误解与身份认同的复杂性上。李自标的身份既是中国人，又是英方的译员，双重身份使他在翻译时充当着尴尬的角色。他在翻译马戛尔尼使团的请求时，常常需要隐晦地表达英国的意图，以避免引起清朝官员的不满。这种隐晦的表达不仅是对语言的挑战，更是对文化理解的考验。沈艾娣在书中指出，李自标在翻译过程中，常常需要迎合清朝官员的期望，而这些期望往往与马戛尔尼的真实意图相悖，这使得翻译者经常陷入困境。
翻译的危险不仅限于文化和身份的冲突，更涉及个人的安全。在清朝的政治环境中，翻译者似乎是在走钢丝。李自标在翻译过程中，面临着被误解、被指责的风险，翻译者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解读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这种环境使得翻译者不得不小心翼翼，生怕陷入政治的漩涡。此外，翻译的危险还体现在信息的呈现上。沈艾娣指出，翻译者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往往需要对信息进行筛选与重组。这种选择不仅影响了信息的准确性，也可能改变信息的意义。这种调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沟通，但也可能导致表达意思的失真，进而影响双方的信任与合作。
在中英谈判中还出现这样一个插曲：马戛尔尼向清政府提出了六项书面请求，但是收到答复后，却吃惊地发现被驳回了七项，原来是李自标在其信仰的推动下，擅自加上了对天主教徒宽容的条款。他意识到这是十分危险的，“几乎要被发现时，这一刻令人心惊肉跳”，此后李自标不得不重新思考他的角色，“越来越多地以马戛尔尼的声音讲话，而非去解释马戛尔尼的所求所请，他将这一转变理解为要成为言词的翻译者，而非事务的阐释者”。在进入十九世纪以后，译员在中英冲突的外交背景下，其地位更是复杂多变又岌岌可危，因此李自标写道；“就连愚蠢透顶的人理解了其中的凶险后也会退避三舍。”
乾隆皇帝颁送乔治三世的第二道敕谕，驳斥马戛尔尼使团提出的全部要求，现藏英国皇家档案馆（来源：gpp.rct.uk）
清朝和大英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念。因此，在交往的过程中，双方都需要在两个文化之间寻找平衡点，参与历史的人物，都要为其使命服务。在这样的使命中，翻译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因为他们需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首先是怎样保护自己并生存下来，然后才是理解并传达两个文化的精神内涵或者是阐述清楚所代表国家的政治诉求。
二、从译者人生经历看中西方关系
通过李自标和小斯当东的故事，沈艾娣探讨了十八至十九世纪中英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作为翻译者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以及应对的策略。中国官员和马戛尔尼使团就怎样面见乾隆皇帝的方式争论不休，在李自标写给那不勒斯的一封信中（119页），深刻反映了中英关系的复杂性，尤其是在外交谈判和文化理解方面的挑战。马戛尔尼作为特使，对清朝的礼仪和文化背景缺乏足够的理解，而清朝官员则对英国的外交方式感到困惑和不满。这种文化差异导致了双方在谈判中产生了摩擦。李自标在信中提到他并不愿意直接传达特使的意见，作为翻译，他不仅要忠实于语言的转换，还要考虑到双方的文化背景和情感。这种角色的复杂性使得他在处理信息时不得不小心翼翼，以避免引发更大的争执。他的借口“身子有些累了”实际上是对自己处境的无奈表达，显示出他在中英关系中所承受的压力。不过，李自标最终还是选择了向清朝官员解释特使的想法，这一决定体现了他在两国之间的调解角色。他意识到，尽管他可能并不完全同意特使的观点，但为了促进谈判的顺利进行，他必须找到一种能够被双方接受的表达方式。信中李自标提到给马戛尔尼安排的下榻之所“有任何不好或是配不上特使的尊贵身份则远非实情”，透露了清朝官员对外来使者的尊重与礼遇，同时也反映了中英双方在礼仪上的较量。
记录清军为马戛尔尼使团举行欢迎操演的绘画，现藏大英博物馆（来源：wikipedia.org）
李自标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自幼接受天主教 教育，这为他后来的翻译工作奠定了基础。然而，作为一名基督教徒，李自标在清朝的环境中面临巨大的挑战。在马戛尔尼的使命结束之后，他留在中国传教，东躲西藏，冒着生命危险传播他的信仰。第十七章以“李自标四处藏匿的晚年”为题，就是他后半生命运的一个高度概括。清朝对外来宗教高度警惕，天主教的传播受到限制，传教士常常被视为潜在的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李自标的信仰与身份认同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传教士现在被当作头号逆匪，只要提及他们的名字，官府便会悬赏，将他们捉拿归案。”他本人则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时常患病，躲在山上的小村落；居无定所，从一家转至另外一家；为了躲避官府的打压，基督教的仪式必须在夜间秘密举行。他的两位来自那不勒斯学院的同侪被判发配新疆，终生戴着卡住他们脖子的沉重枷锁。
作为一名传教士，李自标肩负着传播基督教信仰的使命，但他的信仰常常与当地文化发生冲突。他的经历也反映了基督教徒在政治环境中的脆弱，基督教徒的身份常常使他们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李自标的侄子李炯放弃天主教而改从儒教，与广东的天主教教士发生了争端，决定带着父亲的灵柩回凉州，并且违背了天主教的教规，按照儒教的全套礼仪下葬。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基督教家庭中的矛盾，也揭示了基督教徒在面对传统文化时的对抗与挣扎。
相反，小斯当东的人生轨迹，比李自标平稳得多。在马戛尔尼使华时，由于太年少，没有承担多大的责任，因此也谈不上压力了。然而，老斯当东在他于一七九七年出版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居然将儿子置于与乾隆皇帝会面的中心位置，给人们造成是小斯当东承担了大部分翻译工作的错觉，这显然是为了将儿子推进上流社会的圈子。他把这本书赠予许多身居高位的人士，还带着小斯当东四处登门拜访。通过这番操作，成功地促使东印度公司给了儿子一个位置，给他这个肥缺的理由便是他精通汉语。
不过，最终小斯当东成为一名优秀的翻译者，因为在中国的逗留，给了他许多珍贵的机会。当贸易旺季结束，英国人退居澳门，小斯当东便利用这个空闲时间努力提升汉语水平。他晚间与同事一起用餐，清晨去骑马或者在海中游泳，在漫长而炎热的日间学习。小斯当东请了一位天主教教师，每天花两个小时交谈和阅读汉语。他们最常读的是《京报》，这是朝廷处理的最重要的报告和通信的定期汇编。通过这种方式，小斯当东了解了那个时期清朝发生的若干大事件，如白莲教起义、和珅的倒台，以及嘉庆皇帝的新政。他还翻译了一本农业手册中关于种植棉花的章节以及针对输入鸦片的禁令。他的这些经历，可以说是展示了十九世纪初期英国对中国的殖民野心与文化探索，他的翻译也需要迎合英国政府的外交政策。
《京报》存照（来源：ora.ox.ac.uk）
李自标和小斯当东既是文化的传播者，也是文化的接受者，在他们身上，反映了个体在文化认同上的紧张。前者作为一个在西方长大的西化的中国人，却要在清朝的敌视和压迫以及信仰的束缚下，在贫穷的西北山区过完余生；后者作为一名在中国生活多年的英国人，在中西文化之间游走，在与清朝官员的交流中，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表达方式，以适应中国文化的需求。他既努力忠实地传达英国的意图，又不希望因此引发清朝官员的反感，这种矛盾的心态使他的翻译工作充满了挑战。
三、语言、冲突与文化
在《翻译的危险》结论部分，沈艾娣引用刘禾在《帝国的话语政治》中关于翻译的讨论：“刘禾论证了在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早期的中国，翻译的进程创造了一些衍指符号（super-signs），亦即一些配了对的中英词汇，而围绕着这些词汇，两种语言中都聚集了一连串的含义，这些超级符号在政治上也产生了冲击。”（291页）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是文化认同与权力动态的体现。沈艾娣的这本书可以和刘禾的《帝国的话语政治》形成有趣的对话，从不同的视角探讨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揭示语言如何在冲突中塑造文化，并影响文化认同的构建。
刘禾强调帝国之间的冲突不应被误解为文明的冲突，历史上的重大冲突主要发生在帝国之间。她探讨了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符号学理论与帝国军事电信技术的共生发展，指出理解现代帝国需要将语言、战争、国际法和技术发明等因素纳入同一历史进程。以往的帝国史研究往往过于依赖欧美的学术传统，忽视了技术与跨文化意义的关联，刘禾则探讨了帝国间的权力动态与符号的作用，揭示了语言和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她特别探讨了“野蛮人”（barbarian）一词在大英帝国与大清国军事冲突中的跨文化和跨语言定位。通过对中英《天津条约》及相关官方档案的分析，发现汉字“夷”的翻译与英文的“barbarian”紧密相关。英国人认为这一汉字的使用意在侮辱外国人，因此在《天津条约》第五十一款中要求禁用“夷”字。这一争议不仅关乎字面翻译，更引发了对“等义”概念的深入思考。书中提出两个核心问题：首先，汉字“夷”如何对欧美国际法及帝国秩序构成威胁；其次，该字的禁忌反映了怎样的心理焦虑。刘禾还进一步探讨了“夷”字在汉语中的历史变迁及其重要性。在朝贡体系和满族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中，“夷”具有特殊的地位。通过对比十八世纪雍正皇帝因曾静案引发的文字狱，她指出清朝统治者与英国人的做法截然不同。满族统治者并非简单禁用“夷”字，而是赋予其新的地理政治解读，以扩展自身的帝国版图。“夷”不仅是对异族或外国人的称谓，更是界定和命名统治者主权边际的工具。刘禾通过“夷”字的禁忌探讨权力在语言中的体现，强调语言与权力的关系，揭示了文化和历史在翻译和理解过程中的深远影响。
《帝国的话语政治》也详细探讨了十九世纪国际法的翻译与传播，重点分析了亨利·惠顿的《国际法原理》及其一八六四年中文译本《万国公法》。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R. Martin）是该书的主要译者，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末期同时担任翻译官和外交官，服务于大清总理衙门，同时又为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办事。丁韪良翻译和出版《万国公法》成为一个重要历史事件，标志着十九世纪大清国与西方列强、日本和朝鲜之间外交关系的逐步形成。通过分析《万国公法》中跨文化的认知方式，刘禾探讨了帝国间、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互动，从而加深了对现代主权理念和国际法的理解。
《翻译的危险》讲述了小斯当东把翻译文本近三千页的清法典《大清律例》，作为“闲暇时光的‘愉快消遣’，实际上却是一项严肃的事业，尤其是在首部汉英字典问世之前”（190页）。这一过程涉及对法律文本的深刻理解与准确表达，尤其是在首部汉英字典问世之前，翻译者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法律文本的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与制度的再现。《大清律例》作为清朝的法律体系，蕴含了丰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小斯当东在翻译时，必须深入理解这些法律条款的意义和适用范围，以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和合法性。这种对法律语言的把握，要求翻译者具备扎实的法律知识和文化敏感性。另外，翻译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对原文的解读与再创造。小斯当东不仅需要忠实于原文，还需考虑到读者的理解能力和文化背景，这种双重要求使得翻译工作变得异常复杂。刘禾与沈艾娣讨论翻译带来的文化选择和权力影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共同揭示了翻译其实是历史与权力动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小斯当东翻译的《大清律例》书影（来源：ora.ox.ac.uk）
总之，书中涉及的若干重大问题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是文化理解与跨文化交流。李自标和小斯当东的经历展示了翻译者在中西交流中的重要性。通过李自标和小斯当东的故事，读者可以看到在不同文化之间建立理解和信任的必要性，这种跨文化的合作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尤为珍贵，李自标和小斯当东之间的交往，展示了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
其次是历史与个人命运的交织。沈艾娣描绘了中西文化在十九世纪的碰撞与冲突，尤其是在外交谈判中局势紧张的时候，揭示了文化差异如何影响国际关系和外交策略。李自标和小斯当东在不同文化中生活和工作的经历，使他们感到既是外来者，又是某种文化的代表，这种身份的复杂性引发了对归属感和文化认同的讨论，体现了在文化交汇点上的个体如何在微观的层面上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最后是权力与知识的问题。翻译并不仅仅是语言的交流，更是文化和权力的转化。翻译者在选择翻译的内容和方式时，实际上是在构建特定的知识框架。不同的翻译策略会导致对同一文本的不同解读，从而影响受众的理解和认知，因此可以通过控制翻译来维护自己的话语权。通过传播特定的知识，权力可以巩固其地位，甚至改变公众对现实的看法。知识在政治和外交中是一个强大的工具，本书所讲述的历史说明了翻译者在外交谈判中握有一定的权力，他们经常能够影响信息的传递和解读，引发我们对知识、权力和文化之间关系的思考。
沈艾娣通过李自标和小斯当东的故事，深刻揭示了翻译在中英关系中的重要性与复杂性。翻译承载着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与误解。李自标在清朝的翻译经历，体现了他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所面临的压力与挑战，而小斯当东的翻译工作则展示了在法律与文化交融中的重要角色。两位译者的经历不仅反映了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也揭示了翻译在促进跨文化交流中的潜力与风险。
（《翻译的危险：清代中国与大英帝国之间两位译者的非凡人生》，［美］沈艾娣著，赵妍杰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二〇二四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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